集中力量搞工业
　　工业化是建国后确立的既定目标,“一五”计划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集中力量搞工业建设的结果,是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开始建立起来,航空、钢铁、汽车工业都实现了历史性突破,现代工业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也得到初步改变。在这个时期成立的“一汽”是一个典型。
　　
　　口述者:吕彦斌
　　一汽设计科第一任科长,1920年生人。
　　
　　我是天津人,1948年9月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汽车制配厂(现在的天津拖拉机厂,下称“天津汽配厂”)。在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当中,汽车和拖拉机都是大项目。这个厂专门做汽车配件,我去的时候它还由国民党管制。
　　
　　就在送往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前一天,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东风轿车的车标是一条龙,“第一汽车制造厂”做成立体的,前头就放上“东风”两个字。最初,我们放的是“东风”两字的拼音,中央办公厅主任看了后说,这样会让人误解,好像是外国车子,还是改成中文好。于是,李岚清(时任652厂计划处科长)连夜赶到灯市口找修配厂的老师傅凿了这两个字。第二天送到八大二次会议现场的就是有中国字的那辆车,车后头还有两个宫灯。为什么设计宫灯呢?一位黄技术员做了一个小模型,说这样更具有民族形式,结果领导同意了。
　　尾灯用宫灯,前头是龙,两边是毛主席的题字,再加上“东风”两个中国字,这样一辆车行驶在大街上,人们看了都非常高兴,以前他们还没见过有中国字的车呢。
　　
　　“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造红旗车的气氛是在1958年8月开始出现的。要到哪里找样车呢?找来找去,找到了吉林工大,那里有一辆美国克莱斯勒高级车。一打听,才知道这辆车来自某大使馆,被人民日报社购买后用来送版,最后转到了吉林工大。我们就从学校借来当样车。
　　为了抢时间,我们省了一些工序,直接做成1∶1的大油泥模型。我们用了一个多月就做出了样车。孟少农也很清楚,他说:“我们的快速,是在正常规范情况下的加速,这样虽然程序少了,失误少了,但过程中的问题却多了。”
　　我们相当于重新设计了一款红旗高级轿车,并给它命名CA72型,之前的东风轿车叫CA71型。设计时,孟少农组织成立了28个突击队,解决了包括发动机在内的很多质量问题。尽管红旗轿车不是最好的,但也总算是升级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苏关系破裂,中央领导坐的吉斯110高级轿车需要更换零部件,但苏联“卡”我们脖子。中央就要我们做能代替吉斯110的高级轿车。红旗CA72型是两排座,中央需要的是排座,就这样,红旗CA72型停产。
　　1959年我们做第二辆红旗高级轿车时,我去印尼大使馆寻找样车,当时我们和印尼的关系不错。印尼大使馆很阔,门口有很多外国车,基本上是美国车。我在门口找到开这些车的司机,告诉他们,我们要做红旗车给中央领导用。这些司机一听,都很高兴,说“太好了。有了自己的车,省得再买外国车了。”
　　这些司机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让我研究。大概有20多辆车吧,有高级轿车也有中级轿车。我拍照花了两三天时间,拍了十几卷胶卷。回来后设计三排座时,这些资料很具有参考价值。
　　我们随后又买了两辆车,福特林肯和通用凯迪拉克,再加上原来的克莱斯勒。根据这三辆车的结构特点,我们在红旗轿车上采用了不少新元素。这也是我的主意,如前部基本上仿的是林肯,中部仿的是克莱斯勒,后部仿的是凯迪拉克。
　　1964年,史汝楫带了十几个人成立轿车厂,他任副厂长,我是设计科科长。我们在设计三排座高级轿车时,在仿照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进,融进了新的创新思想,让外形看起来更新。1964年我们做出了第一辆车,到北京给彭真(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看,他看后就留了下来,说:“我给你们宣传。”
　　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时美国国务卿黑格问是否需要从美国空运车队过来。周总理告诉他说:“不需要,你需要什么车我们都有。”
　　那时我们有大三排座车,后来又做了无隔音玻璃的小三排座、两排座、救护车以及老772防弹车。决定做救护车时我们就琢磨,从一个大车队里出来一辆救护车似乎不太协调,有些晦气,于是,我们设计的救护车外形跟红旗一样,里面有医疗设备和医务人员,使车队看起来更协调。
　　也许是受当时的生产状态影响,也许是认识上的问题,红旗高级轿车就是没做起来。但现在还有很多人怀念红旗轿车。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宋雪莲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