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作为一名防化士兵，有幸被选拔开赴新疆，去参加一次原子弹的试验。
　　1977年12月初，北京军区所属防化部队的业务骨干和培养对象集中到北京康庄的防化团进行强化培训，我是其中一员。一个月的紧张培训结束后，1978年1月初，一列由铁闷罐车厢和平板列车组成的专列停靠在康庄专用线上。随后，各军参战的四人小组成员分别迅速地将本组携带的北京吉普车固定在平板列车上，一切就绪后，分组进入了铁闷罐车厢。我们69军的和北京卫戍区、65军的战友分配到一节车厢内。
　　车厢内铺着厚厚的一层稻草，我们打开背包，将毡垫子和褥子铺在稻草上，一个“卧铺”形成了。专列伴随着一声响亮的汽笛声启动了，急速地向着祖国大西北行驶，离北京越来越远。
　　大家躺在各自的“卧铺”上，专列车轮的咣当声、寒风的呼啸声笼罩着整个车厢，气氛很是沉闷。不久，车厢领队北京卫戍区张参谋动员大家每人讲一个笑话，还规定如果逗不笑大家就要重新讲，顿时车厢内活跃起来了，欢声笑语不断。每到吃饭时间专列都停靠下来，沿途兵站给大家准备了可口的餐饮。就这样沿途走了五天六夜才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新疆哈密。
　　各部队的成员卸下自己的北京吉普车，按照编队一字排开，浩浩荡荡朝马兰基地指挥部驶去。
　　不久车队进入了空旷的戈壁，厚厚的一层积雪还没有融化，白茫茫一片，远处的天山山脉蜿蜒起伏，犹如一条银蛇盘绕大地，白色的山，白色的地，一个洁净的世界。人的心灵也好像一下子得到了净化！戈壁滩上长着密密麻麻一簇簇矮小的植物躯体，后来听当地人讲它叫“骆驼刺”，它不需要过多的水分和营养，深深地植根于这片土地上，从没有迁移的动摇，一到开春将无际的戈壁装点成一片绿洲。
　　基地指挥部也和其他军营相同，一座座营房楼整齐地排列在大围墙之内。我们按编制住进了宿舍，几天的路途漂泊使我们在宿舍就像回到了家一样亲切，轻松地休整了两天。
　　向核试验场出發前，基地司令员给我们讲述了历次核试验的基本情况和这次核试验的重要意义，并嘱咐大家对核试验的具体情况要绝对保密：“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带进棺材里！”
　　车队按照原有的编队次序向核试验场进发了，经过一段漫长的路途后看到了一片矮小的房子，那就是核试验场的营区——我们临时的家。这些房子是用山石砌成的，里面是上下铺，每间房子能住八个人，因为我年轻被分配到上铺，近两个月的非正常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首先是进行整天佩戴防毒面具的适应性训练，除了吃饭，其他时间都是带着防毒面具度过。
　　有一天，基地指挥部给大家送来一批报纸，我拿到的那份报纸上显赫地登着一个大标题《哥德巴赫猜想》，作者徐迟。我默默地读了起来，越读越兴奋，越读越觉得血流急促，心潮澎湃，被书中主人公的事迹所感动。“四人帮”专横时期，政治上乌云密布，文化艺术单调干枯，人们的心情压抑恐慌。徐迟的这篇文章不仅让我看到了祖国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也感到了社会政治生活春天的黎明。
　　我们这次的任务是负责侦查测量原子弹爆炸后的辐射级分布状况。
　　一个星期后我们驱车开始了熟悉侦查路线的训练。从预定的原子弹爆炸弹心往一个方向延伸数公里，每一百米做一次测量动作的模拟演示，为实战时快捷准确地测量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个试验场是一片戈壁滩，方圆几十万平方公里没有人烟、没有建筑，是个学习驾驶的好机会。课余时间司机教我开车，只顾油离配合和档位选择，不用考虑有障碍物的碰撞，十分钟我就学会了汽车驾驶，很是上瘾，好像是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个玩具，此后一有机会我就开一会儿，驾驶技术慢慢娴熟起来。
　　每天都是简单重复的实地模拟测量训练。熟能生巧，巧能生快，实战时就需要一个快字。原子弹的四大杀伤威力是光辐射、冲击波、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如果过多地接受核辐射和放射性沾染，会造成人员的残疾乃至死亡，所以实战时既要完成任务又要尽量缩短测量时间，这两点都至关重要！
　　新疆有早穿皮袄午穿纱，抱着火炉吃西瓜之说，天气变化无常。一天，风和日丽，像往常一样我们出发到试验场进行日常训练，不久，刮起了风，而且越刮越大，最后狂风大作，卷起沙石铺天盖地地向我们袭来。我们坐进车里躲避，大块的沙石敲打着车厢，整个车体不停地摇摆着，一片恐怖。一个小时后，风才渐渐停了下来，我们钻出车门，哇！车体的漆皮一块一块地被打掉，形成一片坑凹的麻点。以前只在小说和评书中听到过飞沙走石的描述，这次真是身临其境了。
　　这里没有水源，水成了奇缺的物资，近两个月没有刷过牙，没有洗过脸。运水车送来的一点点水仅仅保障大家的饮食。近两个月没有吃过一口蔬菜，餐餐猪肉炖粉条成了下饭的菜肴。但大家的情绪还是很乐观的，正像军歌《咱当兵的人》歌词里所唱到的“咱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
　　这期间赶上了一年一度的春节，来自各军的战友聚集在一起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春节联欢会。
　　会场再简单不过了，大家整齐地排好队形，坐在“营区”的一块空地上，面对着的前方放了一张写字桌算是舞台了。
　　我代表69军表演了三个魔术。一个是“神气吹火”，我把一个装有汽油的小瓶子给坐在前排的战友闻，都证实是汽油后，我把“汽油”倒在一块干毛巾上，然后用火点燃，熊熊的火苗燃烧着毛巾，我对着火焰深深地吹了一口“神气”，火灭了，那块毛巾却完好无损，把大家看呆了。第二个魔术是拿出一个空火柴盒，然后口中念念有词并向空中一抛，接回手中再打开一看，整整的一满盒火柴。再有一个魔术就是把一块红绸子变成了鸡蛋。在一片掌声中我走下了舞台。
　　这个春节最让人难忘的是大年三十给每个人发了一瓶梨罐头。大家都细细地品尝，不舍得大口地吞咽，在这个时期，它是多么的珍贵啊，好多人都是慢慢地分好几天才吃完。 　　3月13日是预定的试验日期，我们的准备工作进入了倒计时。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长岛投掷了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爆心500米以内的受害者，有90%以上当场死亡或者当日死亡，500-1000米以内的受害者，超过60-70%的人当场死亡或者当日死亡，1945年8月-12月，共有9-12万人因此死亡。
　　原子弹的威力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参战情绪，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树立了随时为祖国的国防事业舍弃一切的决心，包括生命。所以没有彷徨，没有惊恐，只是静静地等待着那一声号令。
　　3月13日来到了，但是天公不作美，刮起了大风，卷起尘沙，昏天黑地，原子弹起爆时间不得不改变。
　　14日上午还是没有任何消息，下午接到了指挥部的通知，根据天气预测，本次核试验定于15日上午9点正式进行。
　　我们开始做最后的临战准备，司机彻底检查车辆的状态，一旦在执行任务途中抛锚那后果不堪设想。我检查我的武器——辐射级测量仪，看电源是否充足，档位开关是否灵敏，它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核心装备，一切数据都要由它来显示后登记。
　　3月14日的夜晚是个辗转反侧的夜晚，大多数人都在床上转辗反侧，夜不能寐。明天意味着什么？如果明天这颗原子弹试验成功，那将标志着中国的原子弹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战术核武器的成熟！我们的人生也将随着它的成功书写出光彩的一笔，又有多少人能有机会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做出如此贡献呢？心潮涌动，睡不着，期盼着天早一点亮起来。
　　3月15日早6点，随着一声哨音，大家迅速地起了床，没有了往常的说笑声，每个人仔细地准备着自己执行任务中必须携带的装备和用品。
　　早餐过后，20几辆北京吉普载着小组成员，按照执行任务时的梯队排列徐徐地向着预定的集结地点进发了。
　　8点我们准时赶到了集结地，它是离原子弹炸心8公里外的一个不高的山丘上，吉普车列队在山丘下，我们身穿防尘服头戴防毒面具密密麻麻地坐在了山丘。面对着原子弹爆炸的方向，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时刻。
　　现场的高音喇叭播放着流行的红色歌曲， 等待和期盼让时间走得好像比往常慢了许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走向预定的起爆时间：9点。8点50分的时候喇叭里传出现场指挥员的聲音：“请各个岗位的人员做好最后的准备！”8点55分时喇叭又传出现场指挥员的声音：“1号准备好了没有？”回答：“1号准备完毕！”“2号准备好了没有？”回答：“2号准备完毕！”……
　　此时的空气像凝聚了一般，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感到心脏剧烈的跳动。喇叭里传出现场指挥员果断而清晰的倒计时数字：10、9、8、7、6——觉得心脏在撞击着胸腔——5、4、3、2、1，起爆！
　　顿时前方出现一道明亮的闪光，而后一股灰黑色的云团腾空而起，翻滚着向上攀升，不久形成了一个蘑菇状，蔚为壮观。
　　5分钟后， 随着第一梯队出发的命令，我们第一梯队的小组成员乘车按照日常训练的路线直奔弹坑驶去！
　　哇！好大的一个弹坑，不可思议，据说这颗原子弹只有暖瓶大小，它怎会炸出如此大的坑体呢？不容多想，我快速地把测量探棒伸向弹坑，看到挂在胸前的测量仪表盘指针指到一个刻度上，我立刻把数据报给了身边的记录员，他也迅速地填写在相应表格里，然后登车按照原路返回。汽车离开弹坑100米后又停下来（根据里程表读数），我测量了一个数据，报给记录员记录，又开出100米停车，测量、报数、记录。以后每开出100米，我们重复着以上的动作，整个过程中我们争分夺秒，因为我们知道每多停留一秒将对我们多增加一分伤害，我们很快返回了出发地，圆满地递交了一份数据测量报告。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其他梯队的战友还在分期分批地重复着我们的工作。不同时间上报的数据反映着核辐射的衰减规律。
　　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拿出配发的别在胸前上衣兜的剂量照射测试笔一看，刻度上显示着3伦琴，还好，这次执行任务，我总共被照射了3个伦琴的核辐射，如果被照射5个伦琴那人就会报废了。
　　完成任务后的人员陆续赶到指挥部临时搭建的淋浴室进行冲洗，消除放射性沾染。近两个月仅仅洗了这一次澡。
　　经过全体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此次核试验圆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