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负责任的媒体和负责任的学者通力合作、不断努力，大众才有可能安心享用这份各类传媒贡献的“学术盛宴”
　　
　　媒体拥有公众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一种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一些媒体对专家学者有所偏爱，主要是为了借助专家的力量使节目（栏目）的权威性、公信力提高，既传达了权威声音，也提高了媒体的档次和品位；一些学者也喜欢通过媒体这个平台，将自己的学识和见地传达给更广泛的人群。
　　学者多在媒体露面，可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关注度、权威度，也是对自己学术成果的肯定。但值得注意的是，个别专家言论可能只是一家之言，缺乏全局性和普遍性，有的没有经过深入系统的思考、推理。
　　
　　学者是否应当在媒体上频频出现
　　
　　在媒体越来越多的将“话语权”授予学者的同时，也催生了经常跟媒体打交道的学者群体——“媒体学者”。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颇具远见的美国天文学家卡尔·萨根就运用新兴的电视媒体，主持拍摄的13集电视片《宇宙》，后被译成10多种语言在60多个国家上映。这部作品不仅在科普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成为学术与媒体合作的典范。之后，学术与媒体合作实现知识普及、信息传递及观点争锋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是在信息急剧膨胀的今天，我们更不该质疑学者是否应当在媒体上频频出现。正如一篇评论所言：站在媒体和公众立场上，往往则更多的是欢迎“媒体学者”的通俗亲民、敏锐痛快、仗义直言。
　　从《百家讲坛》受到百姓热捧即可见一斑，易中天、于丹等这些原本“锁”在三尺讲台授课的教师们，一夜之间成为比娱乐明星还受欢迎的“名人”，“媒体学者”热还带动起老百姓读书的热潮。暂且撇开对其商业运作的质疑，如果学术和媒体结合，能够找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能为群众喜闻乐见，还能实现双赢的传播渠道，何乐而不为？
　　
　　媒体打好“专家牌”尚需各方合力
　　
　　媒体需要深思的是学术和媒体结合的方式，作为受众的我们需要考虑是否因过度依赖“权威”而丧失了思考力？
　　一些学者非常乐于接受媒体的采访或为其撰稿，原因是他们认识到了亮相媒体的价值——一方面，为自己增加学术地位的砝码；另一方面，媒体的背后是公众，他们的行为服务了大众。
　　但服务归服务，服务的质量如何另当别论。有时学者遭炮轰，明显是面对媒体时的敷衍态度所致。一些专家称自己是“盛情难却”，推不掉媒体的热情邀约，或者是有过几次比较愉快的合作，希望继续维持关系。
　　再看其背后的原因，学者们大都供职于科研院校，他们的收入，包括研究经费，大都来自高校或政府教育部门的拨款，而这些款项又直接来源于国家的财政收入。所以学者在争取科研经费时只需要做好本职、与同行打好交道即可，不需要直接对公众负责。
　　而西方一些国家社会团体及个人捐助的名目颇多，是构成科研经费的重要来源，学者自然需要通过媒体这个渠道大力宣传自己的学术主张、观点、成果等，这样，他们自然而然的会对自己公开发表的观点、阐述的意见负责。所幸，我国有读书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美德，进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非常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愿意通过媒体渠道为国计民生建言献策，为自身研究领域贡献终身。道德约束之外，若有恰当的激励机制，如奖励为大众建言成效显著的学者，设立相应的奖项、基金等，相信学术“润色”媒体报道的氛围一定会愈发纯正和浓郁。
　　换个角度，媒体在选择学者“压阵”时，也应当在潜移默化中具备这样的意识：首先是慎重选择相关领域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而不是迷信其身份地位。然后是准确生动地将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不违背其原意，不因追求“新闻效应”在学者的原话上添油加醋。在具体操作中，应选择恰当的切入点，从百姓关注、社会需要的角度出发选择问题，让学者的学术观点起到答疑解惑、传播最新信息的作用。最后要保持理性中立的报道立场，不盲从，不跟风。比如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华南虎照”风波，相比国计民生的热点话题来说，重要性实在是微乎其微，但在媒体联袂专家学者的联合“炒作”下，它变成了一个街头巷议的热点话题。只有负责任的媒体和负责任的学者通力合作、不断努力，大众才有可能安心享用这份各类传媒贡献的“学术盛宴”，才能为建立学习型社会贡献力量。（作者单位：中央电视台总编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