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3年底，“大师”王林的又一“信徒”陈安众落马，在此之前，陈安众官拜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居要职的他在任时颇喜欢挥毫题词，因此省内不少单位都留有他的墨宝。如今一朝落马，题词何去何从成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从目前情况来看，江西省内大多数单位在其落马后都作了同一个决定——撤下陈安众的题词。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官场中，喜欢挥毫泼墨的“才子官员”不在少数，而官员们基于艺术与权力的各种题词，很多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不规范的“政治工具”，甚至成为腐败的温床。尽管中央一再对领导干部题词做出严格规定，但仍需要用法律和具体监督将这种外化的权力滥用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字随人倒是官场“潜规则”
身陷字随人倒之炎凉态势的远不止陈安众一人。曾与陈安众同省为官的江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代表胡长清，于2000年3月因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依法执行死刑，其在任时就以热衷题词而广为人知，许多企业老板和下级官员都以重金求其书法——倒台后，该市多数酒店、商场、汽车站、夜总会、药铺等纷纷“铲字”。同样的遭遇也出现在王立军身上，在他落马之后，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王立军所题写的“剑”“盾”二字已经不见踪影，剩下两个光溜溜的巨大石球兀自矗立。
除此以外，2002年被公开审理的湖北省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在天门、丹江口等地任职期间，从政府机关到闹市旺铺，他的书法处处可见。某些低级官员甚至以获得市委书记的一幅字为升官进阶的信号。某装裱店老板曾对媒体爆料称，以前很多人拿张二江的字来裱，多是招牌名，现在基本更换。
尽管出自落马官员之手的题词下场多半凄凉，但是在基层官场，题词一度成为不可或缺的“领导工作方法”。
2011年， 江苏某县委专门发文谈领导题词， 不仅将其定位为“领导的工作方法”，并称“适当应用有利于开展和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而领导题词不仅要“力求风格、格式和提名对象协调一致”，还称“决定领导题词分量和价值的主要因素是领导者的身份和威望， 而题词内容、书写效果对领导题词的价值也会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此外，领导题词也并不是外界想象的大笔一挥那么简单。《贵州政协报》曾描述过一个领导题词的过程：镇里为了庆祝某工程完工，本想请县领导来题词，听说市长要来视察，便改而让市长题词，因为官职越大，越能体现这招牌的“含金量”。于是，硕大的牌柱打好，作校样的花岗岩板就绪， 笔墨伺候， 还搭起了一个风雨台。
更有网友补充称：领导开始写的时候你必须保持肃静。领导写了第一个字完毕，可以轻声叫好！声音不能太高，不能吵到领导，声音不能太低，至少要让领导知道是你叫的。领导写完要赶紧鼓掌，还要加几句“气韵生动”之类的有技术含量的赞语。总之，题词是门学问，“围观”领导写字更是一门学问。
领导题词成了“敛财要诀”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已在全国范围发布《关于对广告中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的通知》并指出，个别企业在销售点广告中借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自吹自擂，暗示企业影响力大，严重误导消费者。而领导题了词，不仅为事件本身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证，更能够从某些角度说明“上面”已经认可了，这意味着该组织部对此项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此解释称：“这种肯定对于下级政府官员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可能被放大，让人与可能的升迁联系起来。”
作为“拥有资源和人脉象征”的领导题词一旦被用作牟利，自然破坏了公平竞争。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所有对领导题词等信息的解读中，“有背景”是被公众重复最多的分析。而这些跟领导有关的信息，对经销商很有说服力。例如此前全国大兴农业生态园，投入从百万至千万元不等。其成败牵系当地官员的政绩，请领导题词被理解为“体现了上面对此事的肯定”。它不仅可以在与省内其他农业园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还可以在申请贷款以及级别评比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往往效果甚佳。
当领导题词成了下级官员政治正确的保证和商人们“好乘凉的大树”，领导题词也就离“敛财”二字不远了。比现在官场内流行的雅贿（即不直接收现金，改收玉石字画）更隐秘的受贿方式，就是通过出售自己的“墨宝”来获取不菲的“报酬”。胡长清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就有不少是有关部门和单位通过请他题词、送“润笔费”的方式行贿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领导题词的敛财之术竟催生了一批红红火火的造假市场。近年来，因为看准了领导题词的“价值”，中介公司伪造领导题词骗钱的事例层出不穷：2003年，北京某公司用假冒领导题词先后两次骗走山东某科研公司人民币65万元。而北京古玩市场潘家园，也曾有一家公司伪造6幅中央领导的题词，成功骗得近70万元。
这些伪造的题词，除了流向商家和个人，也流向了“中调委”之类的非法机构，其主要本质是搞政治诈骗，造成他们。“有背景”“有来头”的假象，吓唬“神经脆弱者”，其手段既隐蔽、又有效，轻易达到经济诈骗、非法敛财的目的。
>>山西晋城一中摘薄一波所题校名匾引争议
官员题词、摘匾皆属政治行为，而不同的是，与题词相比，摘匾带来的社会影响往往更甚，摘匾比题词更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目前山西晋城一中摘薄一波所题校名匾的做法就在微博上了引发了网友热议。
晋城一中是山西名校，六十周年校庆时曾请祖籍山西的薄一波题写校名，做成匾挂在校门上。不过一年多前，校方将该匾撤下珍藏于校史馆内，对此学校的一位老师解释道，“薄老题写的校名匾太小，一直想更换但没有换，后来新校匾造好，就换上了。”他还补充道，“新校匾是电脑写的字。
毛泽东、朱镕基亲证题词不等于祸水
尽管领导题词成了新型腐败的温床，但客观来看，领导题词如果恰当运用， 有利于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 推进某项工作和活动的开展。好的适当的题词， 还有利于改善和提高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1963年3月《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大篇幅，报道雷锋事迹。随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元帅、大将等都来题词表态。从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自定“五戒”：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一时传为佳话。1998年10月7日，他到中央电视台视察，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极大地激发了新闻从业者的热情。由此可见，并非所有领导题词都是“负面效应”。
在中共中央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八项规定”中有明确要求，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个人不题词。这无疑给规范领导题词带了个好头。领导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领导题词规范的必要性。官员的题词， 是一种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方式。在一个法治经济的社会里，规范领导题词能避免公共权力通过题词而突破边界， 延伸到市场中来， 也就可以斩断市场和官场的一条联系纽带，减少一条导致官员腐败的隐藏渠道。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官场中，喜欢挥毫泼墨的“才子官员”不在少数，而官员们基于艺术与权力的各种题词，很多时候已经成了一个不规范的“政治工具”，甚至成为腐败的温床。尽管中央一再对领导干部题词做出严格规定，但仍需要用法律和具体监督将这种外化的权力滥用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字随人倒是官场“潜规则”
身陷字随人倒之炎凉态势的远不止陈安众一人。曾与陈安众同省为官的江西省原副省长、省人大代表胡长清，于2000年3月因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依法执行死刑，其在任时就以热衷题词而广为人知，许多企业老板和下级官员都以重金求其书法——倒台后，该市多数酒店、商场、汽车站、夜总会、药铺等纷纷“铲字”。同样的遭遇也出现在王立军身上，在他落马之后，重庆市公安局大门口石球上，王立军所题写的“剑”“盾”二字已经不见踪影，剩下两个光溜溜的巨大石球兀自矗立。
除此以外，2002年被公开审理的湖北省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在天门、丹江口等地任职期间，从政府机关到闹市旺铺，他的书法处处可见。某些低级官员甚至以获得市委书记的一幅字为升官进阶的信号。某装裱店老板曾对媒体爆料称，以前很多人拿张二江的字来裱，多是招牌名，现在基本更换。
尽管出自落马官员之手的题词下场多半凄凉，但是在基层官场，题词一度成为不可或缺的“领导工作方法”。
2011年， 江苏某县委专门发文谈领导题词， 不仅将其定位为“领导的工作方法”，并称“适当应用有利于开展和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 而领导题词不仅要“力求风格、格式和提名对象协调一致”，还称“决定领导题词分量和价值的主要因素是领导者的身份和威望， 而题词内容、书写效果对领导题词的价值也会产生重要而直接的影响”。
此外，领导题词也并不是外界想象的大笔一挥那么简单。《贵州政协报》曾描述过一个领导题词的过程：镇里为了庆祝某工程完工，本想请县领导来题词，听说市长要来视察，便改而让市长题词，因为官职越大，越能体现这招牌的“含金量”。于是，硕大的牌柱打好，作校样的花岗岩板就绪， 笔墨伺候， 还搭起了一个风雨台。
更有网友补充称：领导开始写的时候你必须保持肃静。领导写了第一个字完毕，可以轻声叫好！声音不能太高，不能吵到领导，声音不能太低，至少要让领导知道是你叫的。领导写完要赶紧鼓掌，还要加几句“气韵生动”之类的有技术含量的赞语。总之，题词是门学问，“围观”领导写字更是一门学问。
领导题词成了“敛财要诀”
2006年，国家工商总局已在全国范围发布《关于对广告中使用党和国家领导人名义的违法行为进行检查的通知》并指出，个别企业在销售点广告中借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名义自吹自擂，暗示企业影响力大，严重误导消费者。而领导题了词，不仅为事件本身提供了“政治正确”的保证，更能够从某些角度说明“上面”已经认可了，这意味着该组织部对此项工作的肯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对此解释称：“这种肯定对于下级政府官员来说至关重要，甚至可能被放大，让人与可能的升迁联系起来。”
作为“拥有资源和人脉象征”的领导题词一旦被用作牟利，自然破坏了公平竞争。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所有对领导题词等信息的解读中，“有背景”是被公众重复最多的分析。而这些跟领导有关的信息，对经销商很有说服力。例如此前全国大兴农业生态园，投入从百万至千万元不等。其成败牵系当地官员的政绩，请领导题词被理解为“体现了上面对此事的肯定”。它不仅可以在与省内其他农业园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还可以在申请贷款以及级别评比中成为重要的因素，往往效果甚佳。
当领导题词成了下级官员政治正确的保证和商人们“好乘凉的大树”，领导题词也就离“敛财”二字不远了。比现在官场内流行的雅贿（即不直接收现金，改收玉石字画）更隐秘的受贿方式，就是通过出售自己的“墨宝”来获取不菲的“报酬”。胡长清收受的数百万元贿赂中，就有不少是有关部门和单位通过请他题词、送“润笔费”的方式行贿的。
更令人意外的是，领导题词的敛财之术竟催生了一批红红火火的造假市场。近年来，因为看准了领导题词的“价值”，中介公司伪造领导题词骗钱的事例层出不穷：2003年，北京某公司用假冒领导题词先后两次骗走山东某科研公司人民币65万元。而北京古玩市场潘家园，也曾有一家公司伪造6幅中央领导的题词，成功骗得近70万元。
这些伪造的题词，除了流向商家和个人，也流向了“中调委”之类的非法机构，其主要本质是搞政治诈骗，造成他们。“有背景”“有来头”的假象，吓唬“神经脆弱者”，其手段既隐蔽、又有效，轻易达到经济诈骗、非法敛财的目的。
>>山西晋城一中摘薄一波所题校名匾引争议
官员题词、摘匾皆属政治行为，而不同的是，与题词相比，摘匾带来的社会影响往往更甚，摘匾比题词更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目前山西晋城一中摘薄一波所题校名匾的做法就在微博上了引发了网友热议。
晋城一中是山西名校，六十周年校庆时曾请祖籍山西的薄一波题写校名，做成匾挂在校门上。不过一年多前，校方将该匾撤下珍藏于校史馆内，对此学校的一位老师解释道，“薄老题写的校名匾太小，一直想更换但没有换，后来新校匾造好，就换上了。”他还补充道，“新校匾是电脑写的字。
毛泽东、朱镕基亲证题词不等于祸水
尽管领导题词成了新型腐败的温床，但客观来看，领导题词如果恰当运用， 有利于动员和组织各方力量， 推进某项工作和活动的开展。好的适当的题词， 还有利于改善和提高领导者的形象和威望。1963年3月《人民日报》以前所未有的大篇幅，报道雷锋事迹。随后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并要求中央政治局常委、解放军元帅、大将等都来题词表态。从此，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学习雷锋先进事迹的热潮。
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自定“五戒”：不题词、不受礼、不吃请、不剪彩、不批条子，一时传为佳话。1998年10月7日，他到中央电视台视察，破例为《焦点访谈》题词：“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极大地激发了新闻从业者的热情。由此可见，并非所有领导题词都是“负面效应”。
在中共中央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八项规定”中有明确要求，除中央统一安排外，中央政治局全体同志个人不题词。这无疑给规范领导题词带了个好头。领导权力的公共性决定了领导题词规范的必要性。官员的题词， 是一种政治资源和权力资源的分配方式。在一个法治经济的社会里，规范领导题词能避免公共权力通过题词而突破边界， 延伸到市场中来， 也就可以斩断市场和官场的一条联系纽带，减少一条导致官员腐败的隐藏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