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照片时，看到一张1998年在美国和老友刘昶以及周勤的合影，于是想起许多往事。那时刘昶在麻省理工学院（MIT）任教，周勤则在哈佛大学做她的博士论文。我从香港回美国休假，在波士顿和他们会合，然后一起开车去缅因州吃龙虾。刘昶和周勤都是80年代上海青年史学家中的翘楚，80年代末先后出国留学。到了90年代初，我们又相遇在美国。
　　刘昶还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年级生的时候，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整版的文章，探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由此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他读完硕士后留校任教，“走向未来丛书”中的《人心中的历史》就是其最早的著作。这大概也是我们这一代大学生中最早出版的一本史学著作。我在市委宣传部组织中青年学者的“思想沙龙”，他作为史学界代表被邀参加，因此就熟悉起来。 1988年，我和刘昶一起发起筹建民间研究机构“东方文化研究所”，但不久他就到美国UCLA攻读博士去了。

　　等到我和他成为UCLA黄宗智教授门下的师兄弟时，那已是1991年了。他帮我渡过了初到美国的那些艰辛日子，很多事是他手把手地教我。最难忘的是那年的9月30日。前一天，我搬入朋友帮忙找到的一个犹太老妇家，约定每月交200美元的租金，但只能在厨房打地铺，早晨要把铺盖卷起，不能煮饭，也不能洗澡。朋友借给我一辆旧自行车，说骑车到学校只要半小时。岂料她自己从来没有骑车走过这段路，而是根据里程数除以自行车时速推算出来的。我想想继续住在这里是不可能每天去上学的。但身上既无余钱，也无时间，可以再去寻找新的藏身之所，真是到了告天天不应、求地地不灵的地步。此时唯有向刘昶求助了，找到一家小店借电话打给他。刘昶立刻驾车赶来帮我搬家，但搬到哪里去呢？他们夫妇带着孩子和父母5人挤在一室一厅的学校宿舍里，显然是无法收留我的。他说，原先复旦中文系的陈建华也刚来UCLA读博士，看看他能不能帮上忙。我和建华素不相识，但他接到电话马上一口答应。到了建华家才知道，他们的住处也不宽裕，但我总算能在客厅里打个地铺，解决了燃眉之急。陈建华后来转到哈佛大学取得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到香港科技大学当教授。刘昶在美国几所大学教了十几年的书，2004年回到上海，现在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他俩都成为我的终生挚友。
　　周勤是我的老同学，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才女。她在大三时写了一篇研究墨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社科院主办的《未定稿》上，并被邀请出席全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座谈会。一个女大学生居然在此领域独辟蹊径，这在当时的学界是很轰动的。我们在一起读研究生，她专攻先秦思想史，毕业后主动要求去了深圳大学任教。在80年代的“文化热”讨论中，她也是个活跃人物，后来去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在美国留了下来。我到美国后，刘昶帮我们恢复了联系，才知道她经历了一段艰难岁月，此时已经否极泰来。经商成功的周勤毅然放下生意，重返校园，考入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所学横跨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3个领域，成为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最得意的女弟子。初进哈佛，教授对她说，你学我这门课，一天就只能睡两小时，但周勤一下子就选了4门课。哈佛有100个图书馆，图书馆的每张书桌下都有插头，可以插上电脑。周勤在哈佛5个图书馆签下归她用的书桌，可以想见她的勤奋。
　　暑假的一天，她打电话来要我在洛杉矶帮着购买一批货物出口到中国，让我赚了三千多美元。我还以为做贸易不难，后来自己试了几次，屡试屡败。这才明白过来，其实周勤根本不需要通过我去做这笔生意，而是知道我当时捉襟见肘，但又心高气傲，不会愿意接受朋友的资助，就用了这个办法帮我解困。最初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周勤取得博士学位后，曾经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工作了一年，此后就销声匿迹，和所有的朋友断绝了来往。我相信，她正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默默耕耘，不愿浪费时间在社交应酬中。早先在哈佛访问过她的作家陈祖芬曾写道：“我相信周勤的知识号巨轮正在建起，而且一定会撞倒面前的重重冰山。”因为一个真正有雄心的学者是不屑于与世浮沉，在一个媚俗的时代抛头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