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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年秋拍，北京保利古画夜场中的夜场“百代标程”要上拍一件重量级拍品，元代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
此画2009年在香港佳士得以4600多万港币成交曾吸引圈内很多注意力。元代著名画家任仁发的手卷，在全世界也不过十数卷，而在佳士得以这样“比较便宜”的价格落槌，实在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遐想：到底是“漏”，还是“雷”？
把事情说清楚，需要专业的书画鉴定过程。7年过去，多方查阅资料，小心求证，谜团似乎已经不再重重。在此请保利拍卖的副总李雪松先生细细剖析此画。
元代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描绘的是登基之前的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四个兄弟出游饮酒，喝醉后骑马回家的情景，画中共有五个王爷，四个侍从，九骑九乘。
在元甚至更早，五王醉归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被文学上，绘画上广泛地使用了。
鉴定第一步：对比是一切的基础
画事君（以下简称“画”）：首先介绍一下任仁发。
李雪松（以下简称“李”）：任仁发是元代一流的鞍马画大师，他不光是画家，还是个水利家，也做官。他画马学北宋李公麟，在元代和赵孟頫一样厉害。
对古人来讲，马太重要了。又是交通工具，又是战马，保卫疆土，与将士一样重要。古代帝王名将特别珍爱名马，就跟现在人们爱好车一个道理。特别厉害的，立过战功的马匹，甚至会被画下来、塑成像传世。比如昭陵六骏、韩斡《照夜白图》，都是非常顶级的艺术品。
画：任仁发是元代画家，可元代文人画是主流啊？
李：对，但是别忘了，元代是蒙古人政权，他们可是很爱马的，因此画马在元代是盛极一时。任仁发画马继承唐宋技法，是当时的画马大师。
李：传为任仁发的作品现在存世的只有十几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我们先看看其中几件公认的真迹精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三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第一件《张果老见明皇图》，画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面见张果老的故事。张果老现场表演变驴神技。
第二件：《二马图》，画了一胖一瘦两匹马，肥的暗指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瘦马暗指清正廉洁的清官。第三件：《出圉图》，圉的意思是马厩，意思是这些马刚从马圈里放出来。
美国还有两件精品。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九马图》。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有《三骏图》。其他博物馆藏的任仁发没有精彩的鞍马人物，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没有重要作品。
画：那拍卖的这件《五王醉归图》和前面几件作品比较起来如何？
李：对比要有效，还要看细节。我们把《五王醉归图》的细节和上面这些作品中类似的部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先看人物开脸。
很明显，任仁发笔下的人物脸盘子都比较圆比较大，这是古代标准美男子的脸型。这几个人物开脸和五官处理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
画：还真都是大圆脸双下巴，原来这叫美男子，感觉还是这画里的马脸比较符合我的审美。
李：马都很俊美。你看《五王醉归图》中马脸的结构概括、用笔特征、渲染技法和《二马图》几无二致。
画：他这马画得真好，是跟唐人学的？
李：画马技术，从传说中的曹霸到韩斡，李公麟到任仁发，都是用勾勒线条，再施以淡色，这种染色是有层次的，古代叫“吴家样”，意思是吴道子所创。这一路技法到了明清应该说是失传了，明清没有一人鞍马的造型线条水平达到元人以及之前的水平，被视乎神技的仇英也不行。任仁发不仅线条功夫了得，染色功夫也是了得，你看那匹乌骓马，不是一片死黑，而是油光发亮的黑。
画：据说日本另有一卷《五王醉归图》，跟这卷长得一样吗？
李：日本的确藏有一卷《五王醉归图》，图片并不清晰。日本人说这卷作者是元代的赵雍，就是赵孟頫的儿子，也是个画鞍马人物的好手。但从图片看，这风格和赵雍并不像。
画：我发现日本的这件《五王醉归图》很多构图造型和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很相似啊！你看这个喝醉了的玄宗需要两个仆人搀扶，这些人的动作几乎一样。
李：日本卷与任仁发《五王醉归图》有部分人物形态构图相似，又有些不同的人马形态，说明二者可能源于相同的祖本。因为北宋的《宣和画谱》记载说，李公麟画过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也可以猜测，日本这套作品和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或许都是照着李公麟的那个祖本画的。
两年前我曾经看过日本这件作品原件，水平与任仁发相差甚远。再说日本那卷是白描，《石渠寶笈》里面说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是设色的啊。
画：说到颜色，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任仁发看起来要色彩比故宫那个《张果老见明皇图》鲜亮许多？
李：因为这件《五王醉归图》是我们发现的唯一的纸本，其他都是绢本。绢本容易氧化发暗，纸本手卷不太容易氧化，其实绢本原来的色彩也是靓丽的。另外东西的保存条件不同，也是原因。
鉴定第二步：查著录查文献
画：这件《五王醉归图》若是元代的作品，应该在古人的书籍中出现过吧。
李：有。明中期程敏政（唐寅科场作弊案的主考官）的《篁墩文集》里有一首诗，叫做“任月山五王醉归图”，根据诗中描述的场景，应该就是这件作品。这应该是最早出现任仁发作者名的《五王醉归图》文献记载。程敏政诗是这样描述的：“缓策乌骓衣拓黄，颜赪不奈流霞浆。”拓黄是淡黄，颜赪是醉红色，诗人描述的正是这位身着淡黄衣，骑乌骓马、面部醉红的宋王。诗中另一句“二郎旧是临淄王，大醉不醒危欲醉，双拥官奴却鞍座”，描述的正是这位未来做了皇帝的唐玄宗，画上被两位侍从扶着。“申王伏马思吐茵，丝缰侧控劳奚人”，是下面这位需要侍从侧骑服侍、伏鞍欲吐的申王，注意马的缰绳，果然是由侍从牵着。“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风调，前趋后拥奉诸兄，临风仿佛闻呼召”，描写的是这两位顾盼前后的年轻王爷。
画：诗词说起来还是有点勉强，也许是画照着诗画的呢？有没有专门的著录类书籍记载过这件作品，有详细描述尺寸印章的？ 李：有，古代的收藏家会专门编写著录书，其中工程最为浩大的就是乾隆皇帝的《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续编》和嘉庆皇帝的《石渠宝笈三编》，这三本书几乎记载了皇室所有的重要书画收藏，其中就有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石渠宝笈》一共著录了九件任仁发的作品，《五王醉归图》只是其中之一。
“宋笺本，纵一尺一寸横六尺六寸三分，画五王伏鞍鼓侧而挟，且从者四人。”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和今天是相符的，内容是五个王爷，四个随从，这个也是相符的。还有很多的钤印，如清初梁清标、耿昭忠收藏章，还有晚明陈继儒、王永吉题跋的内容，我們也都可以——核对。
除了乾隆编的这套《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过，阮元在他的《石渠随笔》中，也提到了这件东西，而且花了大量笔墨：“一红衣伏鞍二人挟之；二淡黄衣黑马；三碧衣骢马；四红衣据鞍点子马；五绿衣枣红马后从骑二。设色鲜明可爱，人物态度规矩入神”。
他的这部书里面还提到了任仁发另一件《出圉图》，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马出栏的那幅。不过阮元只写了一句：任仁发《出圉图》卷与《五王醉归图》法格相同。可见阮元对于《五王醉归图》比较看重。
画：《石渠宝笈续编》中对这件东西记载过，就能说明《五王醉归图》是真迹吗？
李：《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东西，都是当时的国家收藏，包括了大量的历史名作。现在全世界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有相当比例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今天在市面上，出现一件“石渠宝笈”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经过《石渠》著录也不一定是真迹，事实证明，乾隆也收藏了不少赝品。相比较而言，梁清标、耿昭忠都是眼力超群的大收藏家，他们的鉴赏水准远高于乾隆皇帝。《石渠宝笈》著录的九件任仁发，有三件是梁清标的收藏——就是故宫的《出圉图》、克利夫兰的《三骏图》，还有这件《五王醉归图》，他们都看好并收藏这件作品，也说明这件东西的价值。
画：《五王醉归图》在民国以来的书中出现过吗？拍场好像比较重视民国著录。
李：因为民国开始出现图像著录，比之前的文字著录更靠谱。但这件东西并没有多少出版物提到，这里面有个原因。
大约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幅画的收藏者变成了美国的侯士泰。侯是德裔美国人，为人低调。但他和王季迁打过官司，打输了，就不愿意跟中国书画圈往来。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件东西才又出现在拍卖场里面，所以之前连照片都没有流出来。不过后来我们从侯士泰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件《五王醉归图》的黑白照片。
侯士泰于2007年去世，香港佳士得于2009年第一次拍卖了这件名画，当年4658万港元成交，在当时因有人对真伪有疑义，成交价格远低于其应有价值。七年过去，此件国宝重归市场，相信有更多人可以看得懂了。
鉴定第三步：材料是不会说谎的
画：《石渠宝笈》说这卷子是宋纸，你能看出来是不是宋纸呢？
李：《石渠宝笈》上这卷的材质著录是“宋笺”，宋笺品种很多，很难用文字描述，有经验的鉴定者能看出来。但这卷的宋笺纸，正巧是最容易说清楚的，因为它有二指宽的帘纹，我们可以从背面打光图片上看到这个细节，帘纹间距达到34毫米。后世造纸的帘纹一般不会这么宽。
画：没有帘纹就不是宋笺吗？
李：那不是。宋笺的面目非常多，有的看不到帘纹，也不等于窄的帘纹就都不是宋笺，但达到二指宽的一定是宋笺。
画：这件《五王醉归图》的装裱是什么年代的？
李：至少在明末重新装裱过。看陈继儒的题跋就可以知道，明末以前的题跋当时就失去了。
梁清标可能重装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乾隆没有大动过这个装裱，因为现在这幅画前后隔水还保留了原装的云鹤纹绫子，这是梁清标经常使用的绫子。
画：这种古代的装裱材料也很有收藏价值。
李：讲究的古代装裱都是用上好的材料，当然有收藏价值。这件《五王醉归图》上曾经有个乾隆原装玉别子，本来是在卷子上的，但被原藏家拿了下来，在201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的时候单独拿出来拍卖。可见这个别子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可惜玉别子是在古董场出来的，现藏家完全不知道上拍之事，就没有与手卷合璧了。
鉴定第四步：题跋印章，不可忽视的辅助依据
画：《五王醉归图》上有不少印章，我发现其中有清代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的收藏印，印泥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啊？
李：乾隆很喜欢在他收藏过的书画作品上盖印。我们知道，《石渠宝笈重编》应该会有八个印章，号称“乾隆八玺全”，这些印章盖的位置也有规范。
画：我知道，乾隆特别爱盖印，所以拿出来盖一次又一次。
李：他最开始打算编《石渠宝笈》的时候，整理出作品，就在上面盖收藏印。那时候规制还不严格，所以有钤印宝玺五枚、三枚、二枚，甚至一枚的。根据这些年陆续发现的实物来看，也有作品盖了印，没编入《石渠宝笈初编》的。乾隆五十八年，《石渠宝笈重编》书成，这次规矩就多了，要详细标注作品信息，还要加盖收藏宝玺。
画：任仁发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又被盖了一次？
李：是的。这件《五王醉归图》，乾隆先钤印五枚，为卷前“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卷后“乾隆鉴赏”圆印，“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这一对儿。钤印时间应该在乾隆十年之前，也就是1745年之前。而“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及“乾清宫鉴藏宝”这三枚是后来盖的，应该是乾隆五十八年。时间不一样，印色不一样，这很正常。
画：那为什么后盖的印章颜色深，先盖的颜色浅呢？
李：较早时期盖的“宜子孙”这枚，印色有颗粒感，而且很明艳，这种颜色的印泥很罕见，这是乾隆宫中专用的印泥，后代伪造不出来。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后，“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清宫鉴藏宝”这三方印，用的印泥就有点不一样了，但这也是宫中特有的印泥。再看嘉庆帝盖的“嘉庆御览之宝”和溥仪盖的“宣统御览之宝”，颜色差异更大，或许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印油。 画：所以是印泥质量“一代不如一代”咯。这种现象在别的《石渠宝笈》作品里有没有？
李：经常在清宫旧藏中看到这种现象，正好故宫博物院所藏《元欧阳玄春晖堂记》中有和《五王醉归图》同样的印章，尽管印刷品颜色偏差严重，但还是很容易看出右边“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这两方印颜色浅一点。还有米芾的《行草诗牍册》，也是这样。
画：我发现画心前后，有好几方半印，还能认出来是谁吗？
李：这些半方印章其实原本是全的，应该是梁清标之前的收藏章，都是骑缝章。但明末清初的重新装裱，前后隔水换掉了，只剩画心的半枚印章。目前除了“朱尚宾印”这枚，朱尚宾是万历初年举人，与董其昌相熟，其余半印暂时未能考证出是什么人的了。
画：任仁發自己在作品上盖了两处印？
李：对，两方。一方“任氏子明”对着光看像是有挖补痕迹，另一方“月山道人”，也是任仁发的印章，与周边纸纹相同，未经挖补。“任氏子明”“月山道人”印章背光照显示，其中一方疑是挖补。
画：为什么名章要挖补？这看起来很奇怪。
李：挖补的可能性有很多，现在判断，从作品中其它位置移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作伪，那就直接重新刻一方印章直接盖上去不就得了？何必如此麻烦，还会漏出破绽？所以很可能古人重新装裱的时候把画后题字破损的地方给裁了，但这个地方有任仁发名章，名章对一幅画来说太重要了，重装裱的人不舍得扔，就通过挖补的方法放上去了。
画：那为什么任仁发只盖了印章，而没有题款？
李：只盖印章不题跋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但我猜任仁发很可能题过。之前我们提过北京故宫的《二马图》，是在画幅后面另起一张纸题款的，所以这件《五王醉归图》也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只是题款部分在后世的装裱中被割掉了。
画：说到印章，还有一件事也是疑问比较多的，就是你说这耿信公的收藏，为啥上面他的收藏印，和上博编的那本“印鉴款识”书里的不一样呢？
李：你说是这枚耿信公收藏22字大印对吧？
画：恩，“耿昭忠信公氏一字在良别号长白山长收藏书画印记”。这是他最重要的收藏印吧，都是盖在极重要的作品上的。
李：这个问题也很好说明，只要参考材料多一点就明白了。上博编的“印鉴款识”收入的印面样式，是从辽博所藏的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上裁下来的。确实不是同一方，最明显你看耿字，任仁发这件上面耳字最上面的一横是一直拉到最右，像个盖子，但上博书里的是正常写法，还有“别”字也明显不同。
画：所以呢，哪个是对的？
李：那你多看看耿信公别的收藏，这个章出现过不只一次。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斡照夜白》，上面就有这方印。然后你再看《唐寅垂虹别意》图卷。
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马远十二景水图》，也是他的收藏。再看其他作品上的印，我们摘出来搁一块儿对比着看。
这些重要的国宝级藏品上所钤的这方章，与《五王醉归图》上的是同一方，所用印泥都是晚明清初的水油性印泥。你把它们放一起看看，就算有色差，看上去感觉也是一样的。
画：那难道“印鉴款识”上这个印是假的吗？
李：这个取白《夏景山口待渡图》的印，反而像是个孤例。但是由于耿信公其他印章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是伪印，可能是耿信公曾经使用原来的印石重刻了一次。
鉴定第五步：看看先贤怎么说
画：《五王醉归图》曾经被老一辈鉴定家们鉴定过吧？
李：《五王醉归图》曾经被徐邦达先生目鉴。徐先生至少两次著录了这件任仁发。首先他在1960年代编写的《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这部书中对“亲眼看过”的作品作出了鉴定评语。
归纳起来，徐邦达对清宫旧藏几件任仁发评语如下：
《五王醉归图》：（美国）真迹上上，有印无款
《二马图》：故博，真迹上上
《出圉图》：故博，真迹上上
《贡马图》：故博，
《三骏图》：（美国），真迹
《花村春庆图》：故博，伪
《横琴高士图》：故博（台北），伪劣
“真迹、上上”是徐先生对于古画鉴定结论的最高评语。
在最新出版的《徐邦达集第九卷·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绘画》一书中，任仁发《五王醉归图》条后面按语则写道：“此画颇精妙。画上明有任仁发印记，而陈继儒竞题为唐人，糊涂可笑已极。一九四八年问经琉璃厂郝葆初售于美人杜博思，想已携去美洲矣。”
画：为什么陈继儒会看不见任仁发的章啊？
李：按道理陈继儒博学多识，不会不知道任仁发。我想他可能认为任氏印章是收藏印，画面中的高超技巧让他误以为是唐宋时代的水平。尤其是画马，唐代是典范，这也就能说明他对这件东西很看好，仅此而已。
画：有没有可能陈继儒看到这个卷子时，并没有任仁发的章？
李：如果卷后只有陈继儒这段题跋，这种推测也不无可能。但是紧接着有一段王永吉的题跋，他发现了李日华的文章里提到任仁发，才发现这卷有可能是任仁发作品，而不是唐人作品。于是他在题跋中对陈继儒的说法做了修正。
画：那有没有可能是陈继儒看的时候没有印章，然后王永吉看的时候有人给添上去了？毕竟中间有时问差，又不是同一天题的。
李：如果换个人题跋，有可能，但王永吉不可能。因为王是这个卷子的收藏者，是他爷爷留给他的，等于他拿给陈继儒看这个卷子，意思是让陈继儒来鉴别作者是谁。陈继儒看完，他就收起来了，不会经过其他人的手。退一万步，如果说，这个卷子是后人托名，那我们也要看看明代的人能不能画到这个水平。现在的美术史上明代鞍马人物画家能到这个水平的，我还找不出来。
画：我看这件东西还经过宣统皇帝的手，是不是溥仪将这件东西卖出宫去了？
李：这个卷子出故宫，是由宣统帝溥仪于1922年11月4日以赏赐溥杰为名，偷运出宫。后来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凡是被溥仪带到长春的《石渠宝笈》书画，在市场上都被称为“东北货”。这《五王醉归图》也是典型的“东北货”。《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清晰地记载了此卷被赏赐的时间，而在同一日被赏赐名单中，还包含了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件国宝级文物。由此可见这一批赏赐作品的珍贵性。
画：《五王醉归图》的命运真是坎坷了，这件东西也经过了很多大藏家的手吧？
李：我们能追溯到最早的收藏者是明代朱尚宾，后来到了王麟郭手里，王麟郭又传给了孙子王永吉。清初归了大收藏家梁清标，又到了耿昭忠父子手里，后来就进宫归了乾隆，一直是清代宫廷收藏。直到宣统，给带出宫去了，带出去后卖给了卢芹斋，卢芹斋的女婿杜博思带到美国去，最终归于侯士泰。这些人无不是中国文物鉴藏史中的大师级人物。好东西能够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今天我们能够目睹这件佳作，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护佑。
画：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古画鉴定，您最想说什么？
李：古画鉴定首先要看时代风格，再看个人水准，前人做的这些仿制赝品，无非是靠各种作伪技巧，蒙骗见识不够广博之人，拍卖市场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不断展览、出版真迹的二十年，市场上有不少高明者的眼光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虽然真伪之辨是个永恒的题目，2009年这卷出现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七年过去，一些没有看明白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白。时间越久，真相一定会越来越清晰。能够流传七百多年的艺术珍品，卖多少钱是其次，关键是它的面世可能会引发学术界新的研究，带给世人新的艺术震撼，其中的意义是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
此画2009年在香港佳士得以4600多万港币成交曾吸引圈内很多注意力。元代著名画家任仁发的手卷，在全世界也不过十数卷，而在佳士得以这样“比较便宜”的价格落槌，实在不能不让人产生很多遐想：到底是“漏”，还是“雷”？
把事情说清楚，需要专业的书画鉴定过程。7年过去，多方查阅资料，小心求证，谜团似乎已经不再重重。在此请保利拍卖的副总李雪松先生细细剖析此画。
元代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描绘的是登基之前的唐明皇李隆基和他的四个兄弟出游饮酒，喝醉后骑马回家的情景，画中共有五个王爷，四个侍从，九骑九乘。
在元甚至更早，五王醉归已经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题材被文学上，绘画上广泛地使用了。
鉴定第一步：对比是一切的基础
画事君（以下简称“画”）：首先介绍一下任仁发。
李雪松（以下简称“李”）：任仁发是元代一流的鞍马画大师，他不光是画家，还是个水利家，也做官。他画马学北宋李公麟，在元代和赵孟頫一样厉害。
对古人来讲，马太重要了。又是交通工具，又是战马，保卫疆土，与将士一样重要。古代帝王名将特别珍爱名马，就跟现在人们爱好车一个道理。特别厉害的，立过战功的马匹，甚至会被画下来、塑成像传世。比如昭陵六骏、韩斡《照夜白图》，都是非常顶级的艺术品。
画：任仁发是元代画家，可元代文人画是主流啊？
李：对，但是别忘了，元代是蒙古人政权，他们可是很爱马的，因此画马在元代是盛极一时。任仁发画马继承唐宋技法，是当时的画马大师。
李：传为任仁发的作品现在存世的只有十几件，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手中，我们先看看其中几件公认的真迹精品。
北京故宫博物院有三件，都是难得一见的。第一件《张果老见明皇图》，画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面见张果老的故事。张果老现场表演变驴神技。
第二件：《二马图》，画了一胖一瘦两匹马，肥的暗指搜刮民脂民膏的贪官，瘦马暗指清正廉洁的清官。第三件：《出圉图》，圉的意思是马厩，意思是这些马刚从马圈里放出来。
美国还有两件精品。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九马图》。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有《三骏图》。其他博物馆藏的任仁发没有精彩的鞍马人物，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没有重要作品。
画：那拍卖的这件《五王醉归图》和前面几件作品比较起来如何？
李：对比要有效，还要看细节。我们把《五王醉归图》的细节和上面这些作品中类似的部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来。先看人物开脸。
很明显，任仁发笔下的人物脸盘子都比较圆比较大，这是古代标准美男子的脸型。这几个人物开脸和五官处理都具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
画：还真都是大圆脸双下巴，原来这叫美男子，感觉还是这画里的马脸比较符合我的审美。
李：马都很俊美。你看《五王醉归图》中马脸的结构概括、用笔特征、渲染技法和《二马图》几无二致。
画：他这马画得真好，是跟唐人学的？
李：画马技术，从传说中的曹霸到韩斡，李公麟到任仁发，都是用勾勒线条，再施以淡色，这种染色是有层次的，古代叫“吴家样”，意思是吴道子所创。这一路技法到了明清应该说是失传了，明清没有一人鞍马的造型线条水平达到元人以及之前的水平，被视乎神技的仇英也不行。任仁发不仅线条功夫了得，染色功夫也是了得，你看那匹乌骓马，不是一片死黑，而是油光发亮的黑。
画：据说日本另有一卷《五王醉归图》，跟这卷长得一样吗？
李：日本的确藏有一卷《五王醉归图》，图片并不清晰。日本人说这卷作者是元代的赵雍，就是赵孟頫的儿子，也是个画鞍马人物的好手。但从图片看，这风格和赵雍并不像。
画：我发现日本的这件《五王醉归图》很多构图造型和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很相似啊！你看这个喝醉了的玄宗需要两个仆人搀扶，这些人的动作几乎一样。
李：日本卷与任仁发《五王醉归图》有部分人物形态构图相似，又有些不同的人马形态，说明二者可能源于相同的祖本。因为北宋的《宣和画谱》记载说，李公麟画过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也可以猜测，日本这套作品和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或许都是照着李公麟的那个祖本画的。
两年前我曾经看过日本这件作品原件，水平与任仁发相差甚远。再说日本那卷是白描，《石渠寶笈》里面说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是设色的啊。
画：说到颜色，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任仁发看起来要色彩比故宫那个《张果老见明皇图》鲜亮许多？
李：因为这件《五王醉归图》是我们发现的唯一的纸本，其他都是绢本。绢本容易氧化发暗，纸本手卷不太容易氧化，其实绢本原来的色彩也是靓丽的。另外东西的保存条件不同，也是原因。
鉴定第二步：查著录查文献
画：这件《五王醉归图》若是元代的作品，应该在古人的书籍中出现过吧。
李：有。明中期程敏政（唐寅科场作弊案的主考官）的《篁墩文集》里有一首诗，叫做“任月山五王醉归图”，根据诗中描述的场景，应该就是这件作品。这应该是最早出现任仁发作者名的《五王醉归图》文献记载。程敏政诗是这样描述的：“缓策乌骓衣拓黄，颜赪不奈流霞浆。”拓黄是淡黄，颜赪是醉红色，诗人描述的正是这位身着淡黄衣，骑乌骓马、面部醉红的宋王。诗中另一句“二郎旧是临淄王，大醉不醒危欲醉，双拥官奴却鞍座”，描述的正是这位未来做了皇帝的唐玄宗，画上被两位侍从扶着。“申王伏马思吐茵，丝缰侧控劳奚人”，是下面这位需要侍从侧骑服侍、伏鞍欲吐的申王，注意马的缰绳，果然是由侍从牵着。“岐王、薛王年尚少，酒力禁持美风调，前趋后拥奉诸兄，临风仿佛闻呼召”，描写的是这两位顾盼前后的年轻王爷。
画：诗词说起来还是有点勉强，也许是画照着诗画的呢？有没有专门的著录类书籍记载过这件作品，有详细描述尺寸印章的？ 李：有，古代的收藏家会专门编写著录书，其中工程最为浩大的就是乾隆皇帝的《石渠宝笈》《石渠宝笈续编》和嘉庆皇帝的《石渠宝笈三编》，这三本书几乎记载了皇室所有的重要书画收藏，其中就有任仁发的《五王醉归图》。《石渠宝笈》一共著录了九件任仁发的作品，《五王醉归图》只是其中之一。
“宋笺本，纵一尺一寸横六尺六寸三分，画五王伏鞍鼓侧而挟，且从者四人。”这个尺寸，换算下来和今天是相符的，内容是五个王爷，四个随从，这个也是相符的。还有很多的钤印，如清初梁清标、耿昭忠收藏章，还有晚明陈继儒、王永吉题跋的内容，我們也都可以——核对。
除了乾隆编的这套《石渠宝笈续编》著录过，阮元在他的《石渠随笔》中，也提到了这件东西，而且花了大量笔墨：“一红衣伏鞍二人挟之；二淡黄衣黑马；三碧衣骢马；四红衣据鞍点子马；五绿衣枣红马后从骑二。设色鲜明可爱，人物态度规矩入神”。
他的这部书里面还提到了任仁发另一件《出圉图》，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马出栏的那幅。不过阮元只写了一句：任仁发《出圉图》卷与《五王醉归图》法格相同。可见阮元对于《五王醉归图》比较看重。
画：《石渠宝笈续编》中对这件东西记载过，就能说明《五王醉归图》是真迹吗？
李：《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东西，都是当时的国家收藏，包括了大量的历史名作。现在全世界博物馆的重要收藏有相当比例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今天在市面上，出现一件“石渠宝笈”也是了不得的事情。当然，经过《石渠》著录也不一定是真迹，事实证明，乾隆也收藏了不少赝品。相比较而言，梁清标、耿昭忠都是眼力超群的大收藏家，他们的鉴赏水准远高于乾隆皇帝。《石渠宝笈》著录的九件任仁发，有三件是梁清标的收藏——就是故宫的《出圉图》、克利夫兰的《三骏图》，还有这件《五王醉归图》，他们都看好并收藏这件作品，也说明这件东西的价值。
画：《五王醉归图》在民国以来的书中出现过吗？拍场好像比较重视民国著录。
李：因为民国开始出现图像著录，比之前的文字著录更靠谱。但这件东西并没有多少出版物提到，这里面有个原因。
大约20世纪50年代以后，这幅画的收藏者变成了美国的侯士泰。侯是德裔美国人，为人低调。但他和王季迁打过官司，打输了，就不愿意跟中国书画圈往来。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件东西才又出现在拍卖场里面，所以之前连照片都没有流出来。不过后来我们从侯士泰的档案里找到了这件《五王醉归图》的黑白照片。
侯士泰于2007年去世，香港佳士得于2009年第一次拍卖了这件名画，当年4658万港元成交，在当时因有人对真伪有疑义，成交价格远低于其应有价值。七年过去，此件国宝重归市场，相信有更多人可以看得懂了。
鉴定第三步：材料是不会说谎的
画：《石渠宝笈》说这卷子是宋纸，你能看出来是不是宋纸呢？
李：《石渠宝笈》上这卷的材质著录是“宋笺”，宋笺品种很多，很难用文字描述，有经验的鉴定者能看出来。但这卷的宋笺纸，正巧是最容易说清楚的，因为它有二指宽的帘纹，我们可以从背面打光图片上看到这个细节，帘纹间距达到34毫米。后世造纸的帘纹一般不会这么宽。
画：没有帘纹就不是宋笺吗？
李：那不是。宋笺的面目非常多，有的看不到帘纹，也不等于窄的帘纹就都不是宋笺，但达到二指宽的一定是宋笺。
画：这件《五王醉归图》的装裱是什么年代的？
李：至少在明末重新装裱过。看陈继儒的题跋就可以知道，明末以前的题跋当时就失去了。
梁清标可能重装过，但可以肯定的是乾隆没有大动过这个装裱，因为现在这幅画前后隔水还保留了原装的云鹤纹绫子，这是梁清标经常使用的绫子。
画：这种古代的装裱材料也很有收藏价值。
李：讲究的古代装裱都是用上好的材料，当然有收藏价值。这件《五王醉归图》上曾经有个乾隆原装玉别子，本来是在卷子上的，但被原藏家拿了下来，在2015年香港佳士得秋拍的时候单独拿出来拍卖。可见这个别子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可惜玉别子是在古董场出来的，现藏家完全不知道上拍之事，就没有与手卷合璧了。
鉴定第四步：题跋印章，不可忽视的辅助依据
画：《五王醉归图》上有不少印章，我发现其中有清代乾隆皇帝、嘉庆皇帝的收藏印，印泥的颜色好像不太一样啊？
李：乾隆很喜欢在他收藏过的书画作品上盖印。我们知道，《石渠宝笈重编》应该会有八个印章，号称“乾隆八玺全”，这些印章盖的位置也有规范。
画：我知道，乾隆特别爱盖印，所以拿出来盖一次又一次。
李：他最开始打算编《石渠宝笈》的时候，整理出作品，就在上面盖收藏印。那时候规制还不严格，所以有钤印宝玺五枚、三枚、二枚，甚至一枚的。根据这些年陆续发现的实物来看，也有作品盖了印，没编入《石渠宝笈初编》的。乾隆五十八年，《石渠宝笈重编》书成，这次规矩就多了，要详细标注作品信息，还要加盖收藏宝玺。
画：任仁发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又被盖了一次？
李：是的。这件《五王醉归图》，乾隆先钤印五枚，为卷前“石渠宝笈”、“乾隆御览之宝”、卷后“乾隆鉴赏”圆印，“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这一对儿。钤印时间应该在乾隆十年之前，也就是1745年之前。而“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及“乾清宫鉴藏宝”这三枚是后来盖的，应该是乾隆五十八年。时间不一样，印色不一样，这很正常。
画：那为什么后盖的印章颜色深，先盖的颜色浅呢？
李：较早时期盖的“宜子孙”这枚，印色有颗粒感，而且很明艳，这种颜色的印泥很罕见，这是乾隆宫中专用的印泥，后代伪造不出来。到了乾隆五十八年后，“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清宫鉴藏宝”这三方印，用的印泥就有点不一样了，但这也是宫中特有的印泥。再看嘉庆帝盖的“嘉庆御览之宝”和溥仪盖的“宣统御览之宝”，颜色差异更大，或许用的是当时流行的印油。 画：所以是印泥质量“一代不如一代”咯。这种现象在别的《石渠宝笈》作品里有没有？
李：经常在清宫旧藏中看到这种现象，正好故宫博物院所藏《元欧阳玄春晖堂记》中有和《五王醉归图》同样的印章，尽管印刷品颜色偏差严重，但还是很容易看出右边“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这两方印颜色浅一点。还有米芾的《行草诗牍册》，也是这样。
画：我发现画心前后，有好几方半印，还能认出来是谁吗？
李：这些半方印章其实原本是全的，应该是梁清标之前的收藏章，都是骑缝章。但明末清初的重新装裱，前后隔水换掉了，只剩画心的半枚印章。目前除了“朱尚宾印”这枚，朱尚宾是万历初年举人，与董其昌相熟，其余半印暂时未能考证出是什么人的了。
画：任仁發自己在作品上盖了两处印？
李：对，两方。一方“任氏子明”对着光看像是有挖补痕迹，另一方“月山道人”，也是任仁发的印章，与周边纸纹相同，未经挖补。“任氏子明”“月山道人”印章背光照显示，其中一方疑是挖补。
画：为什么名章要挖补？这看起来很奇怪。
李：挖补的可能性有很多，现在判断，从作品中其它位置移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作伪，那就直接重新刻一方印章直接盖上去不就得了？何必如此麻烦，还会漏出破绽？所以很可能古人重新装裱的时候把画后题字破损的地方给裁了，但这个地方有任仁发名章，名章对一幅画来说太重要了，重装裱的人不舍得扔，就通过挖补的方法放上去了。
画：那为什么任仁发只盖了印章，而没有题款？
李：只盖印章不题跋其实也不是不可能。但我猜任仁发很可能题过。之前我们提过北京故宫的《二马图》，是在画幅后面另起一张纸题款的，所以这件《五王醉归图》也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只是题款部分在后世的装裱中被割掉了。
画：说到印章，还有一件事也是疑问比较多的，就是你说这耿信公的收藏，为啥上面他的收藏印，和上博编的那本“印鉴款识”书里的不一样呢？
李：你说是这枚耿信公收藏22字大印对吧？
画：恩，“耿昭忠信公氏一字在良别号长白山长收藏书画印记”。这是他最重要的收藏印吧，都是盖在极重要的作品上的。
李：这个问题也很好说明，只要参考材料多一点就明白了。上博编的“印鉴款识”收入的印面样式，是从辽博所藏的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上裁下来的。确实不是同一方，最明显你看耿字，任仁发这件上面耳字最上面的一横是一直拉到最右，像个盖子，但上博书里的是正常写法，还有“别”字也明显不同。
画：所以呢，哪个是对的？
李：那你多看看耿信公别的收藏，这个章出现过不只一次。比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韩斡照夜白》，上面就有这方印。然后你再看《唐寅垂虹别意》图卷。
还有故宫博物院的《马远十二景水图》，也是他的收藏。再看其他作品上的印，我们摘出来搁一块儿对比着看。
这些重要的国宝级藏品上所钤的这方章，与《五王醉归图》上的是同一方，所用印泥都是晚明清初的水油性印泥。你把它们放一起看看，就算有色差，看上去感觉也是一样的。
画：那难道“印鉴款识”上这个印是假的吗？
李：这个取白《夏景山口待渡图》的印，反而像是个孤例。但是由于耿信公其他印章都是一致的，所以也不是伪印，可能是耿信公曾经使用原来的印石重刻了一次。
鉴定第五步：看看先贤怎么说
画：《五王醉归图》曾经被老一辈鉴定家们鉴定过吧？
李：《五王醉归图》曾经被徐邦达先生目鉴。徐先生至少两次著录了这件任仁发。首先他在1960年代编写的《重订清故宫旧藏书画录》这部书中对“亲眼看过”的作品作出了鉴定评语。
归纳起来，徐邦达对清宫旧藏几件任仁发评语如下：
《五王醉归图》：（美国）真迹上上，有印无款
《二马图》：故博，真迹上上
《出圉图》：故博，真迹上上
《贡马图》：故博，
《三骏图》：（美国），真迹
《花村春庆图》：故博，伪
《横琴高士图》：故博（台北），伪劣
“真迹、上上”是徐先生对于古画鉴定结论的最高评语。
在最新出版的《徐邦达集第九卷·古书画过眼要录·元明清绘画》一书中，任仁发《五王醉归图》条后面按语则写道：“此画颇精妙。画上明有任仁发印记，而陈继儒竞题为唐人，糊涂可笑已极。一九四八年问经琉璃厂郝葆初售于美人杜博思，想已携去美洲矣。”
画：为什么陈继儒会看不见任仁发的章啊？
李：按道理陈继儒博学多识，不会不知道任仁发。我想他可能认为任氏印章是收藏印，画面中的高超技巧让他误以为是唐宋时代的水平。尤其是画马，唐代是典范，这也就能说明他对这件东西很看好，仅此而已。
画：有没有可能陈继儒看到这个卷子时，并没有任仁发的章？
李：如果卷后只有陈继儒这段题跋，这种推测也不无可能。但是紧接着有一段王永吉的题跋，他发现了李日华的文章里提到任仁发，才发现这卷有可能是任仁发作品，而不是唐人作品。于是他在题跋中对陈继儒的说法做了修正。
画：那有没有可能是陈继儒看的时候没有印章，然后王永吉看的时候有人给添上去了？毕竟中间有时问差，又不是同一天题的。
李：如果换个人题跋，有可能，但王永吉不可能。因为王是这个卷子的收藏者，是他爷爷留给他的，等于他拿给陈继儒看这个卷子，意思是让陈继儒来鉴别作者是谁。陈继儒看完，他就收起来了，不会经过其他人的手。退一万步，如果说，这个卷子是后人托名，那我们也要看看明代的人能不能画到这个水平。现在的美术史上明代鞍马人物画家能到这个水平的，我还找不出来。
画：我看这件东西还经过宣统皇帝的手，是不是溥仪将这件东西卖出宫去了？
李：这个卷子出故宫，是由宣统帝溥仪于1922年11月4日以赏赐溥杰为名，偷运出宫。后来由天津转长春伪满皇宫，凡是被溥仪带到长春的《石渠宝笈》书画，在市场上都被称为“东北货”。这《五王醉归图》也是典型的“东北货”。《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赏溥杰书画目》清晰地记载了此卷被赏赐的时间，而在同一日被赏赐名单中，还包含了宋徽宗《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这件国宝级文物。由此可见这一批赏赐作品的珍贵性。
画：《五王醉归图》的命运真是坎坷了，这件东西也经过了很多大藏家的手吧？
李：我们能追溯到最早的收藏者是明代朱尚宾，后来到了王麟郭手里，王麟郭又传给了孙子王永吉。清初归了大收藏家梁清标，又到了耿昭忠父子手里，后来就进宫归了乾隆，一直是清代宫廷收藏。直到宣统，给带出宫去了，带出去后卖给了卢芹斋，卢芹斋的女婿杜博思带到美国去，最终归于侯士泰。这些人无不是中国文物鉴藏史中的大师级人物。好东西能够一代代传下来不容易，今天我们能够目睹这件佳作，还要感谢老天爷的护佑。
画：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古画鉴定，您最想说什么？
李：古画鉴定首先要看时代风格，再看个人水准，前人做的这些仿制赝品，无非是靠各种作伪技巧，蒙骗见识不够广博之人，拍卖市场发展的这二十多年，也是世界各大博物馆不断展览、出版真迹的二十年，市场上有不少高明者的眼光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虽然真伪之辨是个永恒的题目，2009年这卷出现的时候，会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但七年过去，一些没有看明白的问题，现在已经明白。时间越久，真相一定会越来越清晰。能够流传七百多年的艺术珍品，卖多少钱是其次，关键是它的面世可能会引发学术界新的研究，带给世人新的艺术震撼，其中的意义是不能单纯用金钱来衡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