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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NKI的数据进行计量可视化分析，观察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状况，结果显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涵逐渐被认识，思想不断丰富、发展，以致影响、渗透到相关学科;且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具有方法论意义，能够指导民族关系实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计量可视化;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20）01-0005-06
语言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语言本身很复杂，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语言可以超越其形式上升到宏观层面，属于思维问题，它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互纠缠。在语言学界已经召开了三次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关的会议。201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当代语言学前沿：第三届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会上多位学者做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语言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主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生态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等[1]。由此可见，语言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什么会成为语言研究的前沿？“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价值如何？它在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及研究现状如何？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梳理了近二十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相關文献，分析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以管窥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面貌。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
笔者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检索词，在CNKI数据库主题栏中，默认文献模式，共检索到相关文献93篇，包括学术论文、会议纪要、学位论文。剔除会议纪要2篇，1998年以前的文献4篇，实际研究对象为87篇①。选取87篇文献绘制成折线图，横轴为年度（2000—2018年）②，纵轴为发文数量（0—15篇）。年度文献数量情况及总体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的数量在2010年之前起伏变化不大，相对比较平稳。2010年以后研究成果的数量起伏变化比较大，图1中出现两个峰值，2012年研究成果数量第一次出现最大值11篇，此后开始跌落，2015年出现第二次峰值11篇，此后又开始跌落，2018年重回11篇。从图1中节点之间的绝对距离看，2005年之前节点间的绝对距离比较长，2005年之后节点间的绝对距离比较短，这反映了2005年之前的某个年份没有研究成果。
分析87篇文献的类型，我们发现其中主要有期刊论文、辑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等，文献来源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从图2文献的分布类型来看，期刊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这些文献分别属于不同学科，有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人文科学所占的比重为一半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成果还处于其原本的学科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也能看出，研究成果有向经济与管理科学、基础科学等其他学科延伸的趋势。这些研究成果的来源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来自吉林大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排名第一，其次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国外理论动态。其中吉林大学不是刊物，而是作者的学位授予权单位，因为我们统计文献时没有剔除学位论文。发表在这些刊物的作者单位如图5所示。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中山大学的作者发表的成果最多，其次是华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这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作者地域分布并不均匀，其中华南地区的作者最多，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比较少。那么，哪些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呢？如图6所示。
图6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成果数量。通过图6我们可以看出，何远秀、付莉、袁文彬三位作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一样多，占研究成果总数的3.3%，赵睿夫以2篇研究成果占研究成果总数的2.2%。以上数据表明，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成果数量并不多，缺乏对其进行深入、集中研究。
二、数据分析及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 从文献的数量来看，CNKI在1998—2018年收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只有93篇。二十年的时间，研究成果还不到百篇，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还是在语言学领域都不是研究的热点。但是通过年发表成果的数量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并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这就表示学界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关注。语言学界已经连续三次召开了“当代语言学前沿：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认识语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它会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2. 从文献的类型来看，研究成果有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文献类型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所认识。学位论文占总研究成果的31.2%，这是通过数据分析显示出的一大特点。我们认为这或多或少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面貌。在16篇硕士学位论文，11篇博士论文中，有的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相关问题。这些学位论文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及其相关问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学术论文的数量占一半以上，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但在其宏观的观念之下，仍然有一些微观的问题值得专门深究，由此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较强的研究张力。
3. 从学科分布类型来看，属于“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占一半以上。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本质上属于“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因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主阵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相关研究成果属于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基础科学等学科。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大，不但在本学科内开花结果，还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这也间接表明，不仅是“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其他学科领域内的学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从学科价值来看，我们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具有理论价值的“哲学与人文科学”仍然是研究的中心领域，但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已经向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学科方向渗透，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4. 从文献来源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学位授予权单位、综合性大学学报、专业期刊和辑刊，其中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研究成果约占总数的30%。从中我们看出，虽然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是研究成果的质量却很好。虽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是研究热点，但是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数量较多，这说明有关“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问题是学术前沿。
5. 从作者和作者单位来看，何远秀、付莉、袁文彬三位学者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成果数量都是3篇，赵睿夫的研究成果为2篇，其他作者的研究成果为1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还没有学者专门就“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发表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者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只是一时兴起，并没将其作为长久的研究方向。从作者单位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的区域相对集中，其中华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多。
三、研究内容
李宝贵、刘家宁（2018）梳理了二十年来国内关于语言观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应当建立新时代的语言观，关注当代国内外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的语言观研究[2]。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的著作中透露的语言学思想我们不可忽视。纵观“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其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涵阐释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讨论语言的著作，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多少都有一些关于语言的思想论述，我们把这些对语言的看法、观点称作“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理论价值的讨论中，代表性成果有：袁文彬（2007）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建立及其理论价值，他认为马克思语言哲学能够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3]。赵睿夫（2018）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如何切入语言研究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精髓[4]。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它的意义是对当代语言哲学的指导。如华立群、殷猛（2012）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凸显不同的语言观[5]。殷猛、熊丽君（2012）指出探讨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当代特征不仅是对时代哲学主题的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6]。陈雷（2010）从四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当代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内涵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科学性;二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解决西方语言哲学的困境;三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时代理论品性;四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当代实践价值[7]。赵力（2012）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能够使得西方语言哲学走出困境[8]。孔令婷（2016）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转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理論意义和当代价值[9]。张冰霜（2018）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人本维度、语言起源的“劳动说”以及语言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同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0]。
（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思想流变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思想流变体现为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如杜世洪、秦中书（2015）认为西方语言哲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辩证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马尔科维奇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物，人的语言具有社会属性，而语言的意义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对意义的考察就是要考察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关系[11]。该文提到了马尔科维奇观点，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通过不同哲学家的思想注入得以不断更新发展。如：王哲、袁文彬（2010）认为，詹明信的多重视角及其突破语言牢笼，实现从语言批判到话语（意识形态）批判的叙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开辟了新的航线，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中的科学，预示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王玉华、南丽军（2015）指出让·雅克·勒赛克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作的贡献，他所建构的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语言观的基础上，勒赛克尔也对德勒兹语言哲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认为德勒兹独特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的构建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13]。
（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跨学科性
1. 语言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思想。如形式语言学派的索绪尔、乔姆斯基，功能学派的韩礼德等。付莉（2015）指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主义思想，表现为话语主体之间的二元辩证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4]。付莉（2016）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观与马克思语言哲学观有一定的相似性，该文从索绪尔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思想出发，比较两者的语言观，从而探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以揭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阐释其语言思想在当代的理论价值[15]。万成宾、陈琼、杨雪银（2008）认为乔姆斯基“天赋”假设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普遍语法存在的坚定信念上，“天赋”假设具有唯物思想和辩证法的合理成分，同时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存在很大区别[16]。功能语言学派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如李忠华（2013）认为韩礼德的语言观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存在一致性，例如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语言的进化，语言与实践的关系等[17]。何远秀（2017）认为韩礼德有关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研究思想，即以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研究思想[18]。何远秀、杨炳钧（2014）认为韩礼德的语言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例如关于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19]。胡安奇、曾蕾（2014）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研究置入社会语境，以话语为支点，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凸显语言和语言学的适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高度契合的[20]。 2. 文艺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文艺学家的一些著作理论中透露了马克思主义语言思想，如巴赫金、斯图亚特·霍尔等。李曙光（2006）指出巴赫金在论述语言问题时，尤其是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哲学上的梳理与批判时，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实践论以及辩证法，深刻揭示了话语主体之间的对话性辩证关系[21]。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潘兆一、王永祥（2012）认为巴赫金的一系列语言理论表明，其语言观的理论核心是既注重语言系统自身普遍性，又注重语言在不同关系中的关系性，并且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辩证统一的语言本质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本质观有着惊人的一致性[22]。王斌（2012）指出霍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文化传播领域的语言问题，他的主导精神和未竟问题几乎涵盖和启发了霍尔后来文化研究的所有领域，而且其中的理论发现也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同时发展[23]。
（四）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其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于处理民族相关问题具有实践意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田鹏（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人权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有利于消除语言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24];谭志满（2006）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产物，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划与保护具有指导意义[25];李旭练（2016）指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应当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语言平等观的精神，以法治处理民族语文工作[26];温婷（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将民族语言作为民族的根本性特征之一，这一基本观点对中国民族语言观的形成、发展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在中国的灵活运用与实践[27]。
四、结语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问题不再局限于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社科领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内容。但是，马克主义语言观的核心内涵是否只有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否认同？是否持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跨学科研究的前景如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意义是否只是指导民族语言文字实践？这些疑问都是今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我们之所以研究二十年以来的文献，一是如果时间跨度小，不足以体现其研究现状;二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
②1998—1999年论文发表数量为零。因此，图1中的时间横轴从2000年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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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 岚
Research Progress on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1998-2018）
Zhu Gao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With 20 years of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CNKI， observ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arxist linguistic view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linguistic view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and the thought has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so as to influence and penetrate into related disciplines. Meanwhile， it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guide the practice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linguistic philosophy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计量可视化;语言哲学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20）01-0005-06
语言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语言本身很复杂，关于语言本质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语言可以超越其形式上升到宏观层面，属于思维问题，它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互纠缠。在语言学界已经召开了三次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关的会议。2018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当代语言学前沿：第三届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会上多位学者做了从马克思主义视角看语言问题的报告。报告的主题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生态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等[1]。由此可见，语言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视角已经成为语言学研究的前沿。“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什么会成为语言研究的前沿？“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价值如何？它在学术界的研究进展及研究现状如何？针对以上问题笔者梳理了近二十年来有关马克思主义语言问题的相關文献，分析学术界对其的研究，以管窥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面貌。
一、数据来源及统计
笔者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检索词，在CNKI数据库主题栏中，默认文献模式，共检索到相关文献93篇，包括学术论文、会议纪要、学位论文。剔除会议纪要2篇，1998年以前的文献4篇，实际研究对象为87篇①。选取87篇文献绘制成折线图，横轴为年度（2000—2018年）②，纵轴为发文数量（0—15篇）。年度文献数量情况及总体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的数量在2010年之前起伏变化不大，相对比较平稳。2010年以后研究成果的数量起伏变化比较大，图1中出现两个峰值，2012年研究成果数量第一次出现最大值11篇，此后开始跌落，2015年出现第二次峰值11篇，此后又开始跌落，2018年重回11篇。从图1中节点之间的绝对距离看，2005年之前节点间的绝对距离比较长，2005年之后节点间的绝对距离比较短，这反映了2005年之前的某个年份没有研究成果。
分析87篇文献的类型，我们发现其中主要有期刊论文、辑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等，文献来源的具体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从图2文献的分布类型来看，期刊论文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这些文献分别属于不同学科，有哲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等。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
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哲学与人文科学所占的比重为一半以上。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成果还处于其原本的学科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也能看出，研究成果有向经济与管理科学、基础科学等其他学科延伸的趋势。这些研究成果的来源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在这些研究成果中，来自吉林大学的研究成果数量排名第一，其次是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和国外理论动态。其中吉林大学不是刊物，而是作者的学位授予权单位，因为我们统计文献时没有剔除学位论文。发表在这些刊物的作者单位如图5所示。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中山大学的作者发表的成果最多，其次是华南师范大学和吉林大学。这表明：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作者地域分布并不均匀，其中华南地区的作者最多，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比较少。那么，哪些作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呢？如图6所示。
图6向我们展示了作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研究成果数量。通过图6我们可以看出，何远秀、付莉、袁文彬三位作者的研究成果数量一样多，占研究成果总数的3.3%，赵睿夫以2篇研究成果占研究成果总数的2.2%。以上数据表明，作者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成果数量并不多，缺乏对其进行深入、集中研究。
二、数据分析及结论
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 从文献的数量来看，CNKI在1998—2018年收录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只有93篇。二十年的时间，研究成果还不到百篇，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无论在马克思主义学科领域，还是在语言学领域都不是研究的热点。但是通过年发表成果的数量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有所增加，并在一定范围内上下波动。这就表示学界开始加强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关注。语言学界已经连续三次召开了“当代语言学前沿：语言、社会及意识形态”研讨会，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认识语言，我们有理由相信，伴随着研究成果的增加，它会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
2. 从文献的类型来看，研究成果有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文献类型的分布可以帮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所认识。学位论文占总研究成果的31.2%，这是通过数据分析显示出的一大特点。我们认为这或多或少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面貌。在16篇硕士学位论文，11篇博士论文中，有的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有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相关问题。这些学位论文的出现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及其相关问题有广阔的研究空间。此外，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学术论文的数量占一半以上，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虽然是一个庞大的概念，但在其宏观的观念之下，仍然有一些微观的问题值得专门深究，由此表现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较强的研究张力。
3. 从学科分布类型来看，属于“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占一半以上。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本质上属于“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因此，其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主阵地。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相关研究成果属于社会科学、经济与管理科学、基础科学等学科。这表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范围已经扩大，不但在本学科内开花结果，还延伸到其他学科领域。这也间接表明，不仅是“哲学与人文科学”领域内的学者关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其他学科领域内的学者也关注“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从学科价值来看，我们还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具有理论价值的“哲学与人文科学”仍然是研究的中心领域，但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已经向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学科方向渗透，这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还具有实践价值和应用价值。 4. 从文献来源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学位授予权单位、综合性大学学报、专业期刊和辑刊，其中发表在CSSCI来源期刊的研究成果约占总数的30%。从中我们看出，虽然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成果并不多，但是研究成果的质量却很好。虽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是研究热点，但是在高水平的期刊上发表数量较多，这说明有关“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问题是学术前沿。
5. 从作者和作者单位来看，何远秀、付莉、袁文彬三位学者发表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成果数量都是3篇，赵睿夫的研究成果为2篇，其他作者的研究成果为1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还没有学者专门就“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发表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或者还没有出现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的专家。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只是一时兴起，并没将其作为长久的研究方向。从作者单位来看，研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问题的区域相对集中，其中华南地区的研究成果最多。
三、研究内容
李宝贵、刘家宁（2018）梳理了二十年来国内关于语言观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应当建立新时代的语言观，关注当代国内外语言学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的语言观研究[2]。马克思作为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他的著作中透露的语言学思想我们不可忽视。纵观“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其相关研究成果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内涵阐释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专门讨论语言的著作，但是在他的著作中多少都有一些关于语言的思想论述，我们把这些对语言的看法、观点称作“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理论价值的讨论中，代表性成果有：袁文彬（2007）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建立及其理论价值，他认为马克思语言哲学能够为我们重新审视英美经验主义语言学和欧陆先验语言学传统提供超越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3]。赵睿夫（2018）提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如何切入语言研究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才能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时代精髓[4]。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成果发现，“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是实践唯物主义，它的意义是对当代语言哲学的指导。如华立群、殷猛（2012）认为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是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外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凸显不同的语言观[5]。殷猛、熊丽君（2012）指出探讨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的当代特征不仅是对时代哲学主题的回应，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要求[6]。陈雷（2010）从四个方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当代价值，一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内涵的丰富性、多样性和科学性;二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解决西方语言哲学的困境;三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时代理论品性;四是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当代实践价值[7]。赵力（2012）从实践的角度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基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能够使得西方语言哲学走出困境[8]。孔令婷（2016）以“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为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转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理论地位，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理論意义和当代价值[9]。张冰霜（2018）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人本维度、语言起源的“劳动说”以及语言与生活的关系等问题，同时揭示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10]。
（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思想流变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思想流变体现为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如杜世洪、秦中书（2015）认为西方语言哲学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马尔科维奇的人道主义思想的意义辩证论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马尔科维奇认为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存在物，人的语言具有社会属性，而语言的意义离不开人的实践活动。对意义的考察就是要考察人在社会实践中的各种关系[11]。该文提到了马尔科维奇观点，这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继承。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通过不同哲学家的思想注入得以不断更新发展。如：王哲、袁文彬（2010）认为，詹明信的多重视角及其突破语言牢笼，实现从语言批判到话语（意识形态）批判的叙事，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开辟了新的航线，拓宽和加深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问题建立了新的里程碑，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中的科学，预示了其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12]。王玉华、南丽军（2015）指出让·雅克·勒赛克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所作的贡献，他所建构的系统化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语言观的基础上，勒赛克尔也对德勒兹语言哲学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他们认为德勒兹独特的解域化语言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体系的构建增添了理论活力，提供了借鉴作用[13]。
（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跨学科性
1. 语言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不同的语言学流派都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学思想。如形式语言学派的索绪尔、乔姆斯基，功能学派的韩礼德等。付莉（2015）指出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主义思想，表现为话语主体之间的二元辩证关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14]。付莉（2016）认为索绪尔的语言观与马克思语言哲学观有一定的相似性，该文从索绪尔与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思想出发，比较两者的语言观，从而探讨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以揭示其马克思主义语言观，阐释其语言思想在当代的理论价值[15]。万成宾、陈琼、杨雪银（2008）认为乔姆斯基“天赋”假设语言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普遍语法存在的坚定信念上，“天赋”假设具有唯物思想和辩证法的合理成分，同时与马克思主义语言观也存在很大区别[16]。功能语言学派韩礼德的语言理论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语言学思想。如李忠华（2013）认为韩礼德的语言观和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存在一致性，例如语言的社会本质属性，语言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语言的进化，语言与实践的关系等[17]。何远秀（2017）认为韩礼德有关语言研究的方法论体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研究思想，即以实践为基础的总体性辩证研究思想[18]。何远秀、杨炳钧（2014）认为韩礼德的语言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哲学思想，例如关于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属性，语言的研究方法等问题[19]。胡安奇、曾蕾（2014）指出系统功能语言学把语言研究置入社会语境，以话语为支点，识解语言的意义和功能，凸显语言和语言学的适用性，这与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是高度契合的[20]。 2. 文艺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文艺学家的一些著作理论中透露了马克思主义语言思想，如巴赫金、斯图亚特·霍尔等。李曙光（2006）指出巴赫金在论述语言问题时，尤其是在对以往的研究进行哲学上的梳理与批判时，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实践论以及辩证法，深刻揭示了话语主体之间的对话性辩证关系[21]。在某种意义上应该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潘兆一、王永祥（2012）认为巴赫金的一系列语言理论表明，其语言观的理论核心是既注重语言系统自身普遍性，又注重语言在不同关系中的关系性，并且将二者统一起来的辩证统一的语言本质观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本质观有着惊人的一致性[22]。王斌（2012）指出霍尔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文化传播领域的语言问题，他的主导精神和未竟问题几乎涵盖和启发了霍尔后来文化研究的所有领域，而且其中的理论发现也丰富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代同时发展[23]。
（四）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应用
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其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于处理民族相关问题具有实践意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两个方面。田鹏（2013）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对人权理论的贡献在于提出了各民族语言平等的思想，有利于消除语言领域长期存在的不平等现象[24];谭志满（2006）指出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语言文字观是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中国化的产物，认为马克思主义语言观对中国民族语言文字的规划与保护具有指导意义[25];李旭练（2016）指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应当继承发扬马克思主义语言平等观的精神，以法治处理民族语文工作[26];温婷（2013）认为马克思主义将民族语言作为民族的根本性特征之一，这一基本观点对中国民族语言观的形成、发展以及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工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语言观在中国的灵活运用与实践[27]。
四、结语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问题不再局限于哲学、文艺学、语言学等社科领域，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研究内容。但是，马克主义语言观的核心内涵是否只有实践唯物主义语言观？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语言观是否认同？是否持批判的态度？马克思主义语言观跨学科研究的前景如何？马克思主义语言观的方法论意义是否只是指导民族语言文字实践？这些疑问都是今后应该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我们之所以研究二十年以来的文献，一是如果时间跨度小，不足以体现其研究现状;二是为了保证研究对象的完整性。
②1998—1999年论文发表数量为零。因此，图1中的时间横轴从2000年开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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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艾 岚
Research Progress on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1998-2018）
Zhu Gao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bstract： With 20 years of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quantitative visualization analysis of CNKI， observing the research status of Marxist linguistic view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Marxist linguistic view has been gradually recognized， and the thought has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so as to influence and penetrate into related disciplines. Meanwhile， it has methodological significance and can guide the practice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Marxist view of language， measurement visualization， linguistic philoso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