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德行》中有这样一则：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曰：“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这条不长，却出现了5个人，需要先梳理一下人物关系。
　　太丘是指陈寔（音同实），他做过太丘县长，所以也叫陈太丘。
　　陈元方叫陈纪，是陈寔的大儿子。元方是字，元是“头”的意思，引申为“第一”，所以古代嫡长子叫“元子”。
　　陈季方叫陈谌，是陈寔的小儿子。季方是字，季字上面的“禾”是“稚”的省写，所以季就是稚子，也就是小儿子。
　　陈元方有个儿子叫陈群，字长文;陈季方有个儿子叫陈忠，字孝先。
　　这条讲的是，两个当孙子的比爸爸，争不出结果，觉得这个问题爷爷是权威，于是去问爷爷。
　　爷爷的回答：“元方難为兄，季方难为弟。”哥哥要给弟弟做榜样，但弟弟太优秀，这个榜样就很难做;弟弟要向哥哥学习，但哥哥也太优秀，弟弟学起来同样很难。所以这句话里的“难”要念nán。爷爷表示，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样优秀。
　　这个“难兄难弟”的家族，就是著名的颍川陈氏，汉末三国时代最成功的家族之一。
　　颍川（今河南禹州一带）是东汉三个人口最繁盛的大郡之一，也是门阀大族密度最高的郡。陈寔出身寒微，在阶层流动通道已经窄得只剩一条缝的时候，抓住了最后的机遇。他为人勤勉好学，又低调稳重，特别勇于承担责任，这样一点点升迁，终于熬到了颍川郡的功曹，即负责本郡公务人员考评的官员。
　　这时候，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提拔一个人。这个人是公认很不堪的，但侯览是权势熏天的大宦官，他提要求，高伦不敢不从，就写了委任状，交给陈寔去处理。当时，纸虽然已经发明，但流行的仍是竹木简，这种下行文书写在二尺长的简上，叫作“檄”。
　　如果是慷慨激烈的人，大概会把这个檄摔到高伦面前，拒不接受;换作尖酸刻薄的人，则会一边照指示做，一边吐槽世风日下。但陈寔的做法是，把檄藏在怀里，悄悄去找高伦。
　　陈寔说：“这个人是不该用，但侯常侍的请托也不能违抗。我请求假装侯常侍的请托根本不存在，由我提出任命这个人，和您就没什么关系了。”高伦当然没理由不同意。于是陈寔因为用人不当，挨了颍川士人好长时间的骂。
　　后来，高伦升官离职，对送行的士大夫们说明了真相：是我不敢对抗宦官，不得不用不该用的人;陈寔是帮我背锅，像他这样的人，可谓“善则称君，过则称己”了。这事传播开来，陈寔就“天下服其德”了。哪个做领导的，不喜欢这样的下属呢？
　　后来，陈寔做了太丘长，治理的作风是“修德清静，百姓以安”。《世说新语》讲了两件轶事。
　　有个小官吏为了请假，声称母亲有病。陈寔发现后，判了他死刑。主簿认为量刑过重，但陈寔说：为了请假而撒谎是欺君，这叫不忠;母亲没病却说生病，这叫不孝。“考求众奸，岂复过此”，没有比不忠不孝更大的罪过了。
　　今天干过类似事的人，不知道看到这条有没有毛骨悚然：一个小谎言上纲上线，就变得如此恐怖。而且陈寔的判决既没有法律依据，也不符合政府部门的潜规则，但架不住他道德激情澎湃，谁也拦不住。
　　还有一次，太丘县同时发生两个案子：一是一起抢劫杀人案，二是有人抛弃了刚出生的婴儿。
　　按照当时的观念，当然是杀人案严重。至于抛弃婴儿，是穷人家常见的事，因为养育负担重，朝廷还要征收一笔针对7—14岁未成年人的税，更是雪上加霜。

　　但陈寔说：“盗杀财主，何如骨肉相残？”强盗杀人，杀的是陌生人，当然不如父子亲人间相互残害严重，于是决定先处理后一个案子。
　　按照儒家传统，德治是主，刑罚是辅，在东汉魏晋，这个观点尤其深入人心。判案没有法律依据，不会被当作大缺陷。身为地方官，不仅管司法，还是当地民众的老师，要教导他们做人的道理。所以这两个例子，才会被《世说新语》珍而重之地记录下来。
　　桓帝末年，发生了第一次党锢之祸（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陈寔也被牵连进去。有人劝他逃走，陈寔说：“我不进监狱，别人无所依靠。”于是主动下狱。好在这一次迫害并不算残酷，陈寔很快被释放了。
　　但陈寔也不是高调和宦官对着干的人。汉灵帝时权倾天下的中常侍张让也是颍川人，张让父亲去世，归葬颍川，来吊唁的人山人海，名士却一个没来。张让感到深受羞辱，突然陈寔到了，算是给了他极大的面子。
　　到了第二次党锢之祸爆发的时候，因为陈寔，张让对很多人网开一面。就这样，在清流名士和宦官阉党两个尖锐对立的政治集团里，陈寔都是享有崇高声望的人物。
　　后来，党锢日益严酷，陈寔没再做官，朝廷多次聘请他担任要职，他都不去，这样既避免了卷入政治风波，清高的名望也越来越大。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84岁的陈寔在家中去世，当时权倾一时的大将军何进特意遣使吊祭，参加丧礼的有3万余人，披麻戴孝的数以百计。
　　凭借出类拔萃的德行，陈寔为儿子搭建了很高的平台。陈纪和陈谌这对“难兄难弟”和父亲一起，被当时人并称“三君”，各地地方官为了让人民有学习的榜样，把他们的画像贴得到处都是。
　　其中，陈谌早死，而陈纪的仕途虽不算显赫，却和三国时代的众多风云人物都扯上了关系。

　　总而言之，陈寔、陈纪、陈群三代人都称得上“人精”。在政治斗争惨烈险恶的环境下，总能正确站队或及时抽身，该做的事做到位，不该说的话不多说。

　　党锢期间，陈纪专心著书立说，对做官毫不热衷。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董卓进京。董卓执掌了汉朝大权，知道自己名声不好，特别想和名士搞好关系，专程派人到颍川郡来请陈纪出山。陈纪继承了父亲的政治智慧：别的事情可以高调，但别和惹不起的黑暗势力对着干，也就同意了。 　　但董卓要迁都长安的时候，陈纪表示了反对，不过两个人也没有公开闹崩，陈纪离开中央，到平原国做了国相。平原国是郡一级的行政单位，郡治是平原县，而当时的平原县令不是别人，正是后世在民间深受欢迎的刘备。
　　陈纪和刘备相处得很好。刘备对陈纪极其推崇，当了皇帝还对诸葛亮说，陈纪是怎样认识治国之道的，自己也要照着做。后来言必称先帝的诸葛亮，又引用陈纪的话，去教育后主刘禅。
　　陈纪的儿子陈群更是了不得的人物。刘备做豫州刺史时，征辟陈群做自己的别驾。徐州牧陶潜去世，把州牧传给刘备。陈群看出徐州内部矛盾重重，这块大肥肉，以刘备的实力根本吞不下。但刘备抵御不了诱惑，还是接受了徐州牧的位子，于是就在吕布、袁术的夹攻下，陷入极其狼狈的境地，后悔不已，“恨不用群言”。
　　陈群没有陪着刘备颠沛流离，而是归了曹操。曹操去世后，陈群制定了著名的“九品官人法”，把选任官员的大权转交到世家大族手里，换取他们對曹家的支持，为曹丕篡汉扫清障碍。
　　但曹丕当上皇帝后，陈群脸上却没有笑容。曹丕不大高兴，问他为何如此。陈群说，我曾经做过汉朝的官，陛下登基，我“心虽悦喜”却要“义形其色”。这是告诉曹丕，第一，我政治立场没问题，站在您这一边;第二，我是为您做价值导向工作，毕竟您也希望将来新王朝多一点忠臣啊。
　　这么会表态，他成为曹丕时代最重要的官员之一就不奇怪了。
　　陈群秘密向皇帝汇报了很多事，正式稿交上去，草稿就赶紧毁掉，连家里的子弟都不知道，外面的舆论甚至认为，陈群做官是混日子，话也不说、事也不干。直到陈群去世后，朝廷要编《名臣奏议》，这些奏章才公开，于是满朝官员“皆叹息焉”，不知道是佩服陈群做了很多事，还是觉得后背凉飕飕的。
　　总而言之，陈寔、陈纪、陈群三代人都称得上“人精”。在政治斗争惨烈险恶的环境下，总能正确站队或及时抽身，该做的事做到位，不该说的话不多说。当然，官做得越大，越难免得罪人，祖孙三代的名声是一代比一代差。陈寔只做过太丘长，陈纪做到了大鸿胪（九卿之一），陈群是曹魏司空（三公之一），但当时却流传这样的段子：“公惭卿，卿惭长。”
　　再之后，到了陈群的儿子陈泰，作风却大不相同。陈泰算是曹魏名将，和蜀国的姜维多次交手，往往占到上风。到了甘露五年（260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代，皇帝曹髦忍无可忍，攻击司马昭，司马昭让大将贾充封锁皇帝的前进路线，贾充又吩咐手下把皇帝捅了个“刃出于背”。
　　为了平息舆论，司马昭决定丢个替罪羊出去，就和陈泰商量。陈泰说，把贾充杀了吧。司马昭说，能不能换个级别低点的？陈泰说了句极有名的话：“但见其上，未见其下。”比贾充地位高的人谁该杀，我看在眼里;贾充手下的人谁该死，我根本不关心。这件事被收入了《世说新语·方正》，还有史料说，这之后，陈泰就呕血而亡。
　　陈泰这个态度，司马昭当然极不乐见。魏晋时期，皇权很少会用残酷的手段清洗世家大族，但冷处理是可以的。陈泰的儿子承袭了爵位，但颍川陈氏，从此在政治上就没多大重要性了。
　　《世说新语》一上来就标榜德行，但实际上对道德却有点虚无主义的态度，大约也和许多家族都是这样的命运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