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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写到的相当多的民间俗信，涉及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式种类繁多，这既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情，也是作者借当时俗信劝讽人们向善积德的一种手段。这种传播礼教的方式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认可和支持，其形式、内容及传达的伦理精神都值得我们重视。
关键词：三言 民间俗信 功利性 随意性 广泛性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俗信属于那种神神道道、荒诞不经、不科学、不健康的东西。应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出有因，因为众多俗信中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但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就不能不了解民众的信仰。
一.民间俗信的内涵
民间俗信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它是民众从日常生活起步认识世界并且逐渐获得经验的印记，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并逐渐程式化，又反过来影响和规范社会生活。作为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心理信仰的表现，俗信是一种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能反映民众精神生活面貌的社会文化现象。
“简单地说，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异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都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就是俗信。[1]”
它的产生其中一部分发端于原始信仰，但又不等同于原始信仰和迷信。应当承认，俗信中的大多数，不同于纯迷信那样明显的危害社会，危害民众，而是有益于或无害于社会和民众。民间俗信特别是传统节日俗信、人生礼仪俗信等，主要展示了人们的求吉避祸心理，表达向往健康长寿、家人平安、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如祭灶、七月七乞巧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尽管其中有些俗信带有某种迷信的成分，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人民大众既娱神更娱己的丰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存在多少有害成分。如占卜，它所提供的，是对迷信者心灵的刺激与慰藉，内容不论吉凶，总离不了富贵发财与否和家室团聚与否。而这些内容，正是民众所最关切的。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时代，众多的人们对它深信不疑。到后来，有些人虽然并不一定相信，但为了图个吉利，也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姑且信之以求吉的心理去对待。
有的学者把民俗分为心理的民俗、行动的民俗、语言的民俗，认为“心理的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禁忌在内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习俗。它更多地表现为心理活动和信念上的传承”[2]。
明代后期，民间俗信非常兴盛，在通俗文学上的反映就是出现了很多言神志怪的小说，市民信仰的丰富与活跃促使他们喜欢读离奇的讲述神仙鬼怪的小说，所以“三言”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例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崔衙内白鹞招妖》、《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皂角林大王假形》等，但是作者的态度其实就是借因果报应警示人心，以达到风俗醇厚的目的。
二.民间俗信的特点
“三言”大多写的是市民的世俗生活，蕴涵着深层的民间文化内涵。民间俗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区别，民间俗信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比如祭拜先祖、岁时风俗、风水占卜、法术符咒等等，所以民间俗信对我国大众的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是主要生长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民间信仰，它有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比如：
（一）功利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由于宽容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占有严格的排他意义的“国教”地位。因此，许多宗教在民间信仰中已经大大走样，形成一种多元合一的、实用的、自成体系的民间宗教信仰系统。民间的宗教信仰系统不关心对世界的全面看法，也不试图解释人类的存在和未来的前景，它不是一种全面综合的、严格的学说体系，而只是种种“有用”的观念与有用的法术之集合。信仰者们平时并不特别关心神灵，只是在遇到了困难或进行抉择时才想到求拜，出于经济、政治、心理、生理或家庭的多方面原因，为寻求一定的个人利益满足而信仰。他们的要求很世俗：求福消灾、招财进宝、延年益寿、求婚送子、祭祖安魂、祈求风调雨顺等等。偶像的设置也完全根据各地、各人的需求，可大可小，可繁可简。信仰者并不专一，无论哪路神仙，都可求拜，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评价我国民间信仰时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信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3]”
“三言”中民间俗信的功利性表现：
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礼，祭赛关圣。善述立住脚头看时，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来闲看，问着众人道：“你們今日为何赛神？”众人道：“我们遭了屈官司，幸赖官府明白，断明了这公事。向日许下神道愿心，今日特来拜偿。”[4]（《滕大尹鬼断家私》）
施济不从，发心持诵《白衣观音经》，并刊本布施，许愿：“生子之日，舍三百金修盖殿宇。”期年之后，严氏得孕，果生一子。[5]（《桂员外穷途忏悔》）
可见，民间俗信的功利性，使人们与神灵之间仿佛再进行交易，但却是民间俗信得以流传不衰的重要原因，民众只要是灵验的神灵就信而不疑，并且产生敬畏的心理，读者虽然不会把“三言”中提到的民间俗信直接接受为自己的信仰，但是文中所贯穿的因果报应思想，是会对读者的功利性心理产生深刻影响的，好人好报的结果会使人产生羡慕的心理，而恶人严惩的后果也是令人毛骨悚然，进而在果报不爽的观念中达到净化民众心理，使民众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的效果。
（二）随意性
中国的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艰苦穷困，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经常承受着社会的各种苦难，因此他们有宗教信仰的强烈渴求，但对宗教哲学不感兴趣，而是易于相信生动形象的神灵保佑和简易方便的解脱之道，信仰的功利性也决定了他们的随意性。他们缺乏统一信仰体系，缺乏严密的教义教规、教职人员和组织系统，具有分散、自发、民间性质的一种信仰行为。我们观察一下“三言”中的信仰方式：
关键词：三言 民间俗信 功利性 随意性 广泛性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俗信属于那种神神道道、荒诞不经、不科学、不健康的东西。应该说，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出有因，因为众多俗信中的确存在一些这样的因素。但俗信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我们要了解一个时代就不能不了解民众的信仰。
一.民间俗信的内涵
民间俗信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它是民众从日常生活起步认识世界并且逐渐获得经验的印记，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并逐渐程式化，又反过来影响和规范社会生活。作为民众生产、生活经验的累积和心理信仰的表现，俗信是一种区别于官方文化、上层文化能反映民众精神生活面貌的社会文化现象。
“简单地说，俗信原来在古代民间传承中曾经是原始信仰或迷信的事象，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达，人们的文化程度的提高，一些迷信事象在流传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神异色彩，失去了神秘力量，人们在长期生产与生活的经验中找出了一些合理性，于是把这些事象从迷信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形成了一种传统的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无论在行为上、口头上或心理上都保留下来，直接间接用于生活目的，这就是俗信。[1]”
它的产生其中一部分发端于原始信仰，但又不等同于原始信仰和迷信。应当承认，俗信中的大多数，不同于纯迷信那样明显的危害社会，危害民众，而是有益于或无害于社会和民众。民间俗信特别是传统节日俗信、人生礼仪俗信等，主要展示了人们的求吉避祸心理，表达向往健康长寿、家人平安、生活美满、社会安定的良好愿望。如祭灶、七月七乞巧等，都体现了这种心理。尽管其中有些俗信带有某种迷信的成分，是不科学的，但它们在实质上已经成为人民大众既娱神更娱己的丰富精神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存在多少有害成分。如占卜，它所提供的，是对迷信者心灵的刺激与慰藉，内容不论吉凶，总离不了富贵发财与否和家室团聚与否。而这些内容，正是民众所最关切的。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时代，众多的人们对它深信不疑。到后来，有些人虽然并不一定相信，但为了图个吉利，也抱着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姑且信之以求吉的心理去对待。
有的学者把民俗分为心理的民俗、行动的民俗、语言的民俗，认为“心理的民俗，是以信仰为核心，包括各种禁忌在内的反映在心理上的习俗。它更多地表现为心理活动和信念上的传承”[2]。
明代后期，民间俗信非常兴盛，在通俗文学上的反映就是出现了很多言神志怪的小说，市民信仰的丰富与活跃促使他们喜欢读离奇的讲述神仙鬼怪的小说，所以“三言”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故事，例如《陈从善梅岭失浑家》、《杨谦之客舫遇侠僧》、《崔衙内白鹞招妖》、《白娘子永镇雷峰塔》、《皂角林大王假形》等，但是作者的态度其实就是借因果报应警示人心，以达到风俗醇厚的目的。
二.民间俗信的特点
“三言”大多写的是市民的世俗生活，蕴涵着深层的民间文化内涵。民间俗信与宗教有着很大的区别，民间俗信扩散到生活的各个方面，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所包括的内容相当广泛，比如祭拜先祖、岁时风俗、风水占卜、法术符咒等等，所以民间俗信对我国大众的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是主要生长在中国下层社会的一种民间信仰，它有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比如：
（一）功利性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由于宽容的态度和实用主义精神，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宗教可以占有严格的排他意义的“国教”地位。因此，许多宗教在民间信仰中已经大大走样，形成一种多元合一的、实用的、自成体系的民间宗教信仰系统。民间的宗教信仰系统不关心对世界的全面看法，也不试图解释人类的存在和未来的前景，它不是一种全面综合的、严格的学说体系，而只是种种“有用”的观念与有用的法术之集合。信仰者们平时并不特别关心神灵，只是在遇到了困难或进行抉择时才想到求拜，出于经济、政治、心理、生理或家庭的多方面原因，为寻求一定的个人利益满足而信仰。他们的要求很世俗：求福消灾、招财进宝、延年益寿、求婚送子、祭祖安魂、祈求风调雨顺等等。偶像的设置也完全根据各地、各人的需求，可大可小，可繁可简。信仰者并不专一，无论哪路神仙，都可求拜，多多益善，来者不拒。正如费孝通先生在评价我国民间信仰时说：“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信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为的是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祀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3]”
“三言”中民间俗信的功利性表现：
只见一伙村人抬着猪羊大礼，祭赛关圣。善述立住脚头看时，又见一个过路的老者，拄了一根竹杖，也来闲看，问着众人道：“你們今日为何赛神？”众人道：“我们遭了屈官司，幸赖官府明白，断明了这公事。向日许下神道愿心，今日特来拜偿。”[4]（《滕大尹鬼断家私》）
施济不从，发心持诵《白衣观音经》，并刊本布施，许愿：“生子之日，舍三百金修盖殿宇。”期年之后，严氏得孕，果生一子。[5]（《桂员外穷途忏悔》）
可见，民间俗信的功利性，使人们与神灵之间仿佛再进行交易，但却是民间俗信得以流传不衰的重要原因，民众只要是灵验的神灵就信而不疑，并且产生敬畏的心理，读者虽然不会把“三言”中提到的民间俗信直接接受为自己的信仰，但是文中所贯穿的因果报应思想，是会对读者的功利性心理产生深刻影响的，好人好报的结果会使人产生羡慕的心理，而恶人严惩的后果也是令人毛骨悚然，进而在果报不爽的观念中达到净化民众心理，使民众向着真、善、美的方向发展的效果。
（二）随意性
中国的下层民众的生活条件艰苦穷困，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但经常承受着社会的各种苦难，因此他们有宗教信仰的强烈渴求，但对宗教哲学不感兴趣，而是易于相信生动形象的神灵保佑和简易方便的解脱之道，信仰的功利性也决定了他们的随意性。他们缺乏统一信仰体系，缺乏严密的教义教规、教职人员和组织系统，具有分散、自发、民间性质的一种信仰行为。我们观察一下“三言”中的信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