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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黎庶昌是晚清时期的早期外交官，先后任中国驻英国、德国、法国和西班牙公使馆参赞，并两次出任驻日公使达六年之久。在日期间，他以酒文化和文字为纽带，使其外交思想得以彻底的体现，并代表中国和一个正在变法崛起的日本帝国以平等关系，增进彼此友好，不辱邦命，较好地完成了其外交使命。
【关键词】黎庶昌 外交思想 晚清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沙滩（今贵州省遵义县新舟镇禹门村沙滩）人，黎恺第四子。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散文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接触西方文明的外交家之一。他从1876年开始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任三等参赞）至1891年成功完成驻日使命（时为驻日钦差大臣），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国、德国、法国及西班牙四国公使馆参赞，后升任驻日公使，前后两任，被誉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①
黎庶昌思想发展历程
黎庶昌的思想大体经历了三次发展，从年少时家学影响下的埋头读书、潜心治学，到青年时通经致用、忧国忧民，再到接触洋务派后开始接受西方事物，这种变化和发展，为他出使西欧和日本奠定了基础。
黎庶昌出身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黎安理是乾隆朝乙亥年举人，晚年官至山东长山县知县，其伯父黎恂和父亲黎恺也是举人，皆通经读史；其师杨秀开是贵州绥阳县举人；其岳父莫与俦是贵州著名的经学大师，“日以朴学倡其徒”②；其姻兄郑子尹、莫友芝皆以朴学著称。年少时黎庶昌拜黎恂为师，刻苦攻读经史和古文，文尤其喜爱《宋史》，非常仰慕古代圣贤，但此时的黎庶昌潜心学问，对时事关注甚少。
青年时代的黎庶昌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开始留心世务，致力于经世之学。1861年，咸丰帝病逝，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改年号为同治，并下诏求言。黎庶昌怀抱忧国忧民之情，不顾安危，两次大胆上书言事，撰写了两篇《上穆宗毅皇帝书》，①主要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四大变”②和“三大害”，③提出一系列“因时变通”、“以创为守”③等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上书事件反映了黎庶昌这一时期通经致用、倡导改革和变法的思想，充分表明了他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爱国之心，清廷因此加恩任命他为知县，派往安庆曾国藩的军营，听候差遣，此时他仅二十六岁。
到曾国藩的营中后，黎庶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等洋务派人士朝夕相处，谈论天下大事，讲求时务，研究西方知识文化，因而受到洋务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此后十余年间，黎庶昌在曾国藩的提拔下在江淮一带做知县，时常接触西方事物，结交外国友人，了解西洋文化，这为他日后成为驻外公使奠定了基础。
黎庶昌外交思想概述
黎庶昌的外交思想是始终忠于国家和人民，竭尽职守，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以和为贵。黎庶昌在对外交往中以酒为外交铺垫，以文字为纽带，通过以文会友，广结民间善缘，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文化外交。
第一，黎庶昌的外交主张。黎庶昌主张与日本联盟，争取西欧的英法等一两个大国支持，防备沙皇俄国东侵。这个主张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
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以三等参赞身份随郭嵩焘出使西欧诸国。在深入了解各国情况，认真观察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黎庶昌认为西方各国之间纯以国势之强弱为是非，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因此他建议清廷利用各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制定内政外交的策略，“窃谓今日时势，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似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结纳，以为外交，殆未可一律相待，使无轻重厚薄之分。”这就是他后来所提倡的“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④的主张由来。
光绪五年（1879），黎庶昌出任参赞三年期满，循旧例本应回国担任知府级别的官员，但这次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公使陈兰彬电奏清廷大力挽留黎庶昌，获准同意后，他又在西班牙马德里担任参赞两年。所以，黎庶昌一共在欧洲呆了五年。这期间他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典、葡萄牙等国，所见所闻，举不胜举，他的思想也更趋于“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调和、折中立场，寻求两者之间的联系，这联系就是文化，为形成系统的外交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两次出使日本其外交思想得以形成。光绪七年（1881年），黎庶昌结束了在西欧的参赞工作，回国后以道员补用，并被授予二品顶戴，同年出使日本。1884年由于母亲病逝，遂回国为母亲守孝。三年后，黎庶昌再度受命出使日本，到光绪十七年（1891）初离任回国，前后两任，在日本共6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通过文学与酒文化交往，促进了两国友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即文化外交。
在日期间，黎庶昌与日本友人诗歌唱和、互跋文字、搜集中国国内早已亡佚的古代典籍，并汇编成书，深化了中日友谊和中日文化的交流。黎庶昌在日本结识的文人雅士有藤野海南、宫岛城一郎、三岛中洲等。他们之间的感情正如黎庶昌所写“异国不曾文字异，同洲尤愿泽袍同”。⑤
黎庶昌首次到达日本是在光绪七年十二月。日本文人喜爱诗文，因此，桐城派文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到达日本后，大受日本文人欢迎，而黎庶昌也以文会友，广交朝野文士，形成了文化外交。藤野海南就是黎庶昌在这些宴集中认识的。1883年的重阳宴会上，黎庶昌初识藤野海南，印象极好，对他也很尊重，此后俩人的交往开始频繁，次年七月二十八日，黎庶昌游访伊香保温泉时再次遇到了在此疗养的藤野海南，俩人常常在一起讲汉学的兴废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时见君”，“累日究论汉学兴废”⑥，相互引为知己。
1882年，朝鲜先后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日本向朝方打探条约内容，朝方不透露，而在中国驻朝道员马建忠这里也未获得相关内容，日本怀恨在心，想除之而后快。正在此时朝鲜国内发生李昰应之乱，波及到一些日本人。这让日本侵略者想借此机会侵占朝鲜，但朝鲜和中国是邻国，若日本侵占了朝鲜，那么中国也将面临被侵占的危险。因而，中国在处理朝鲜的此次内乱中能否取得主动权，是一件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正在这时，黎庶昌及时获得情报，使清政府在处理朝鲜危机中取得了先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因黎庶昌与宫岛城一郎深厚的友谊，使得他比较容易地获得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情报。黎庶昌在出使日本第三年（1883）的重阳节宴集上，结识了日本老儒宫岛城一郎，双方一见如故，诗文交往不断。有一天，宫岛城一郎来黎庶昌处品茶咏诗，喝到高兴处却举怀叹道：“我公奉使于此，而与我等好也，顷将别，奈何！”黎庶昌觉得他说的话很怪异，便派人仔细侦查，知道日本的密谋后急电回报。时任直督总督张树声收到黎庶昌的密报后，火速派水陆两军去朝鲜查看局势，“六月二十七日，丁汝昌、马建忠带快兵船到达朝鲜仁川。日本一艘兵船也于几小时后到达，次日，日本兵船继续到达，但都与丁汝昌等以礼往来，而且没有离船登岸。七月初八，马建忠带兵驰赴朝鲜首都王京（今首尔），丁汝昌留驻仁川，以顾后路。七月十六日，乱党平。”⑦从事发到平定，前后不到一个月。
黎庶昌在日本时，正值西学兴而汉学渐微的明治维新之后，所以日本的旧版秘籍不为书肆重视，他在这些旧版秘籍中发现了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黎庶昌痛惜中国文物古迹大量流失日本，所以不惜重金，极力收访。如《太平寰宇证补厥》，原藏于日本秘阁，黎庶昌找到日本的太政大臣，几经交涉，才以摄影之法而得；有的则“赠金币而刻之”，就这样，“上自王室秘府，下至寺观以及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而刊之，几经辛苦最终刊刻出了《古逸丛书》，这套《古逸丛书》共26种二百卷，刻印之精，超越前古，一时海内震动，洛阳纸贵，一再刊印。”⑧而刻印之资是黎庶昌个人“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筹集的，日本人对此极为钦佩。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当时的清政府国力衰弱，但他在外交事务中不卑不亢，在文化交往中，视日本人为好友、为知己，主张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两国文化事业，使他以一个日渐衰颓的清朝公使，能够和一个正在变法崛起的日本帝国以平等关系，增进彼此的友好，不辱邦命，较好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友好关系。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刘毅翔：“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9月号。
②任可澄：《贵州通志·人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③周荥寿：《续遵义府志》，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2000年，第3～５页。
④黎庶昌：《与李勉林观察书.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⑤黎庶昌：《枕流馆宴集.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6页。
⑥黎庶昌：《拙尊国丛稿（卷四）》，遵义市编撰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第36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属国·朝鲜》（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第14600页。
⑧姚必强：“清末外交家的出版情怀”，《光明日报》，2004年7月29日，第29页。
【关键词】黎庶昌 外交思想 晚清
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沙滩（今贵州省遵义县新舟镇禹门村沙滩）人，黎恺第四子。晚清时期著名的学者、散文家，也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接触西方文明的外交家之一。他从1876年开始随郭嵩焘出使英国（时任三等参赞）至1891年成功完成驻日使命（时为驻日钦差大臣），在长达15年的时间内先后出任中国驻英国、德国、法国及西班牙四国公使馆参赞，后升任驻日公使，前后两任，被誉为“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①
黎庶昌思想发展历程
黎庶昌的思想大体经历了三次发展，从年少时家学影响下的埋头读书、潜心治学，到青年时通经致用、忧国忧民，再到接触洋务派后开始接受西方事物，这种变化和发展，为他出使西欧和日本奠定了基础。
黎庶昌出身于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黎安理是乾隆朝乙亥年举人，晚年官至山东长山县知县，其伯父黎恂和父亲黎恺也是举人，皆通经读史；其师杨秀开是贵州绥阳县举人；其岳父莫与俦是贵州著名的经学大师，“日以朴学倡其徒”②；其姻兄郑子尹、莫友芝皆以朴学著称。年少时黎庶昌拜黎恂为师，刻苦攻读经史和古文，文尤其喜爱《宋史》，非常仰慕古代圣贤，但此时的黎庶昌潜心学问，对时事关注甚少。
青年时代的黎庶昌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他开始留心世务，致力于经世之学。1861年，咸丰帝病逝，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改年号为同治，并下诏求言。黎庶昌怀抱忧国忧民之情，不顾安危，两次大胆上书言事，撰写了两篇《上穆宗毅皇帝书》，①主要针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四大变”②和“三大害”，③提出一系列“因时变通”、“以创为守”③等兴利除弊的改革措施。上书事件反映了黎庶昌这一时期通经致用、倡导改革和变法的思想，充分表明了他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爱国之心，清廷因此加恩任命他为知县，派往安庆曾国藩的军营，听候差遣，此时他仅二十六岁。
到曾国藩的营中后，黎庶昌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和张裕钊、吴汝纶、薛福成等洋务派人士朝夕相处，谈论天下大事，讲求时务，研究西方知识文化，因而受到洋务思想和早期维新思想的影响。此后十余年间，黎庶昌在曾国藩的提拔下在江淮一带做知县，时常接触西方事物，结交外国友人，了解西洋文化，这为他日后成为驻外公使奠定了基础。
黎庶昌外交思想概述
黎庶昌的外交思想是始终忠于国家和人民，竭尽职守，在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以和为贵。黎庶昌在对外交往中以酒为外交铺垫，以文字为纽带，通过以文会友，广结民间善缘，深切体察驻在国情况，开创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文化外交。
第一，黎庶昌的外交主张。黎庶昌主张与日本联盟，争取西欧的英法等一两个大国支持，防备沙皇俄国东侵。这个主张是符合当时国际形势的。
光绪二年（1876），黎庶昌以三等参赞身份随郭嵩焘出使西欧诸国。在深入了解各国情况，认真观察国际形势的基础上，黎庶昌认为西方各国之间纯以国势之强弱为是非，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因此他建议清廷利用各列强之间的矛盾，来制定内政外交的策略，“窃谓今日时势，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少矛盾，似宜有一二强大之国，深与结纳，以为外交，殆未可一律相待，使无轻重厚薄之分。”这就是他后来所提倡的“东联日本，西备俄罗斯，而与英法等大邦择交一二，结为亲与之国”④的主张由来。
光绪五年（1879），黎庶昌出任参赞三年期满，循旧例本应回国担任知府级别的官员，但这次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的公使陈兰彬电奏清廷大力挽留黎庶昌，获准同意后，他又在西班牙马德里担任参赞两年。所以，黎庶昌一共在欧洲呆了五年。这期间他还游历了比利时、瑞典、葡萄牙等国，所见所闻，举不胜举，他的思想也更趋于“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的调和、折中立场，寻求两者之间的联系，这联系就是文化，为形成系统的外交思想奠定了基础。
第二，两次出使日本其外交思想得以形成。光绪七年（1881年），黎庶昌结束了在西欧的参赞工作，回国后以道员补用，并被授予二品顶戴，同年出使日本。1884年由于母亲病逝，遂回国为母亲守孝。三年后，黎庶昌再度受命出使日本，到光绪十七年（1891）初离任回国，前后两任，在日本共6年多时间。在此期间，他通过文学与酒文化交往，促进了两国友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即文化外交。
在日期间，黎庶昌与日本友人诗歌唱和、互跋文字、搜集中国国内早已亡佚的古代典籍，并汇编成书，深化了中日友谊和中日文化的交流。黎庶昌在日本结识的文人雅士有藤野海南、宫岛城一郎、三岛中洲等。他们之间的感情正如黎庶昌所写“异国不曾文字异，同洲尤愿泽袍同”。⑤
黎庶昌首次到达日本是在光绪七年十二月。日本文人喜爱诗文，因此，桐城派文人、曾门四弟子之一的黎庶昌到达日本后，大受日本文人欢迎，而黎庶昌也以文会友，广交朝野文士，形成了文化外交。藤野海南就是黎庶昌在这些宴集中认识的。1883年的重阳宴会上，黎庶昌初识藤野海南，印象极好，对他也很尊重，此后俩人的交往开始频繁，次年七月二十八日，黎庶昌游访伊香保温泉时再次遇到了在此疗养的藤野海南，俩人常常在一起讲汉学的兴废和当时的国际形势，“时时见君”，“累日究论汉学兴废”⑥，相互引为知己。
1882年，朝鲜先后与英、美、德、法四国签订了通商条约，日本向朝方打探条约内容，朝方不透露，而在中国驻朝道员马建忠这里也未获得相关内容，日本怀恨在心，想除之而后快。正在此时朝鲜国内发生李昰应之乱，波及到一些日本人。这让日本侵略者想借此机会侵占朝鲜，但朝鲜和中国是邻国，若日本侵占了朝鲜，那么中国也将面临被侵占的危险。因而，中国在处理朝鲜的此次内乱中能否取得主动权，是一件命运攸关的重大事件，正在这时，黎庶昌及时获得情报，使清政府在处理朝鲜危机中取得了先机，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因黎庶昌与宫岛城一郎深厚的友谊，使得他比较容易地获得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情报。黎庶昌在出使日本第三年（1883）的重阳节宴集上，结识了日本老儒宫岛城一郎，双方一见如故，诗文交往不断。有一天，宫岛城一郎来黎庶昌处品茶咏诗，喝到高兴处却举怀叹道：“我公奉使于此，而与我等好也，顷将别，奈何！”黎庶昌觉得他说的话很怪异，便派人仔细侦查，知道日本的密谋后急电回报。时任直督总督张树声收到黎庶昌的密报后，火速派水陆两军去朝鲜查看局势，“六月二十七日，丁汝昌、马建忠带快兵船到达朝鲜仁川。日本一艘兵船也于几小时后到达，次日，日本兵船继续到达，但都与丁汝昌等以礼往来，而且没有离船登岸。七月初八，马建忠带兵驰赴朝鲜首都王京（今首尔），丁汝昌留驻仁川，以顾后路。七月十六日，乱党平。”⑦从事发到平定，前后不到一个月。
黎庶昌在日本时，正值西学兴而汉学渐微的明治维新之后，所以日本的旧版秘籍不为书肆重视，他在这些旧版秘籍中发现了不少国内早已亡佚的古籍。黎庶昌痛惜中国文物古迹大量流失日本，所以不惜重金，极力收访。如《太平寰宇证补厥》，原藏于日本秘阁，黎庶昌找到日本的太政大臣，几经交涉，才以摄影之法而得；有的则“赠金币而刻之”，就这样，“上自王室秘府，下至寺观以及士大夫家，莫不网罗择要而刊之，几经辛苦最终刊刻出了《古逸丛书》，这套《古逸丛书》共26种二百卷，刻印之精，超越前古，一时海内震动，洛阳纸贵，一再刊印。”⑧而刻印之资是黎庶昌个人“节三年薪俸万数千金，耗二年心力”筹集的，日本人对此极为钦佩。
黎庶昌出使日本期间，当时的清政府国力衰弱，但他在外交事务中不卑不亢，在文化交往中，视日本人为好友、为知己，主张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两国文化事业，使他以一个日渐衰颓的清朝公使，能够和一个正在变法崛起的日本帝国以平等关系，增进彼此的友好，不辱邦命，较好地完成了外交使命，巩固和发展了两国友好关系。
（作者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注释
①刘毅翔：“贵州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黎庶昌”，《贵州社会科学》，1992年9月号。
②任可澄：《贵州通志·人物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8页。
③周荥寿：《续遵义府志》，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编辑出版，2000年，第3～５页。
④黎庶昌：《与李勉林观察书.西洋杂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46页。
⑤黎庶昌：《枕流馆宴集.贵州历代诗选·明清之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96页。
⑥黎庶昌：《拙尊国丛稿（卷四）》，遵义市编撰委员会编辑出版，1986年，第36页。
⑦赵尔巽等：《清史稿·属国·朝鲜》（第48册），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7年，第14600页。
⑧姚必强：“清末外交家的出版情怀”，《光明日报》，2004年7月29日，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