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没想到有关杨红樱的稿子竟会差点难产。
　　《非常老师》是我在小学反复读过的一本书，当时十岁的我已深刻意识到自己的某些底层价值观正在被她的作品塑形，比如从小胸无大志，认定做一个认真的普通人便是最难也足够有意義的人生活法，比如在被询问理想之时，习惯性地质疑“科学家”这种伟光正的答案，反而更愿意做一名小学老师，像书里塑造的米兰、蜜儿老师那样，在本该上课的时间带孩子们走出教室，做真正会影响另一个人生命的事。
　　我在很多年之后才知道成人社会对杨红樱这个名字的质疑和争议。
　　说她炒作，说她的作品没有文学性，说看马小跳会带坏小孩，造谣说她抄袭、偷税。她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不混圈子，找上门的求推荐她一律拒绝，从不管对方和她交情深浅;说她抄袭、偷税的，二话不说直接发律师函，拒绝调解;也顶不爱跟人交流文学，有人凑上来要找她谈，她就借口要洗头走掉，对方若还不识相坚持要等，她会说“噢那你就等吧”。
　　又或许，是因为那个所谓的中国作家富豪榜，诱发了许多阴暗的嫉妒心？
　　十年前她一个官司打赢了造谣媒体，为她澄清的消息却无处找见。她证明自己的方式也很直接——当年在微博上，她气得把自己的税单公之于众，连身份证号都曝光，被律师好生教育了一通。“我不懂嘛。”她委屈，却不示弱。
　　但六年下来，评不上职称、不受领导和其他老师待见的她带出了全区语文成绩最好的班级，有关系的人争着把孩子安插在她班上。她转身就走，宁愿去出版社三年不拿工资也绝不回头。
　　做了编辑，她也是当时四川出版界有名的“杨编花”，编的书不断重印，但从来进不了社里的重点书或评奖名单。那时她用业余时间写作，2004年前后已经开始因《女生日记》、《男生日记》《淘气包马小跳》火了起来，可曾经明明一起开笔会的人却把她当作从天而降似的，突然不认识她了。
　　采访时，杨红樱和我们说了很多很多。那些是故事的B面，是之前的报道里少被提及的，也是童书作家之外的杨红樱作为社会人的执拗和坚硬。
　　那才是完整的她。某种程度上，她是一个对自我形象输出控制欲极强的人——早在采访前，出版社就和我们打过预防针，在事业上，她是女强人，对各方面都要亲自掌控，比如若非事实错误，编辑随意改她的文字对她来说就是挖祖坟的事情，报道文章也一定要给她亲自过目审核。
　　乍一听，我心里有点发怵。那和我童年想象里温柔的作家杨红樱，反差太大了。好在见到真人后，整个采访过程异常顺利，她身上有四川人的热情，开口便夸，甚至让你联想到格外周到的女性长辈，绝不让客人感到尴尬，滔滔不绝，提问都需要见缝插针。
　　给稿后等了好些天，反馈是杨老师希望文章不要发表。我惊诧，进而理解——她低调了很多年，在种种风波之后，想明白自己根本无需理会外界的风雨，只需要维护好作品和孩子的阵地。而这样一篇以回顾争议开头的报道，无疑有可能再次把她推进舆论的腥风血雨中。
　　意识到这点后，我知道这不会是一场容易的谈判。想把文章发出来，唯一的可能是寻求妥协的中间点。于是它最终成了现在你们看到的样子。以岁月静好开头，淡化争议，看起来好像又一篇不痛不痒的颂文——那是受访者想为读者呈现的自己。
　　这样的拉扯是人物报道中的常事。我似乎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他人眼中的自我和自己眼中的自我总是存在距离，而全然不介意地接受他人打量的人，只存在于极少数心宽又放松自在的采访对象中。记者如何去处理这其中的差距及其导致的人际情绪关系，可能才是最终决定一个记者所产出的报道样貌的关键。有人习惯理解和妥协，擅长维护关系;但也总有人不害怕冲突，不畏惧交恶，只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性格决定命运”论。我近来觉得有点抱歉，懦弱的我好像总是在妥协。多亏这个栏目不上网，权当一点微不足道的纸刊福利，让我把这点懦弱呈现给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