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先生的灵堂前，儿子朱明远回忆起一件往事。少时的他和大院里的小伙伴聊天，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没人能答出来。大伙思量：咱们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爸爸妈妈们都不在北京？“一验证，果然都在出差，都去了西北地区。确认了这一事实，大家感到非常神圣，静静地坐了好长时间。”
　　朱光亚去世的那天夜里，“朱光亚星”在天际依稀可见。
　　1924年的冬天，朱光亚出生在宜昌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家。3岁那年，全家人随父亲搬到武汉南京路一栋有小木格窗子的红砖小楼里。家里没有电灯，两个哥哥总是羡慕他在夜幕降临前就能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工工整整地完成。他几乎从不出错。
　　好景不长，中学时，在躲避战乱的间隙坚持学习就变成了朱光亚生活的一部分。从武汉一路辗转，最终，他从昆明的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并留校担任了助教。
　　大学毕业那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终结了那场战争。蒋介石听取几位华人物理学家意见，决定支持一批一流的青年科技人才赴美学习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国内知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为这项计划精心挑选了自己的两个学生——朱光亚和李政道，前者是年轻的物理系助教，后者是物理系大二学生。
　　根据回忆，一开始，深受西南联大“左翼思想”影响的朱光亚得知是国民党政府选派他去美国，曾想拒绝。他始终认为国民党的消极抗日是中国战乱的根源。后经大哥劝阻，他才打定主意，“不考虑那么多，机会难得，各取所需，反正是先学技术嘛。”
　　1946年，朱光亚赴美，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很快，他发现外国人根本接近不了与原子弹有关的科研资料。一个月后，他转学去了吴大猷任教的密歇根大学，攻读核物理的博士学位——与原子弹之梦最接近的研究领域之一。
　　在密大的物理系，同学们都知道实验核物理专业的朱光亚是“做起实验来很拼命的人”。实验之外，他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能力同样惊人。1949年年底，作为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朱光亚牵头组织起草了《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号召广大留学生回国，他说：“学工的回去参加炼钢，筑路，建桥梁修河道的工作；学农的，回去建设中国的新农村；学医的，回去办医院，设诊所，训练卫生干部；学社会科学的，那就更该早点回去了，新中国需要改造社会环境的干部，由小说大，农村调查，合作社，工人福利，工业管理……”
　　1950年2月底，拒绝了美国经济合作署提供的救济金后，朱光亚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轮船回国。
　　那年他25岁，成为北京大学物理学系的一名副教授。他是当时北大最年轻的副教授，主讲光学和普通物理。
　　如果说初回国时繁重的教学任务几乎要让这个年轻人忘记了原子弹之梦，朝鲜战争则再一次提醒他，大国掌握超级武器的重要性——1952年，朱光亚被选作板门店谈判的翻译，亲眼见到美方谈判代表的嚣张。当时，虽然在常规战场上已经开始失利，但因为有核武器作底牌，美方代表仍非常强硬，谈判异常艰难。
　　1959年，一位二机部领导把朱光亚请到办公室，邀请他“到核武器研究所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很多年后，钱三强解释了当年举荐只有三十多岁，“资历不那么深，名气不那么大”的朱光亚进入第一颗原子弹研发计划组织与领导队伍的原因：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和判断力；有组织观念和科学组织能力；能团结人；年富力强，精力旺盛——这是当年参与原子弹研发工作的那批年轻人的普遍特征。
　　当时那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中国科学家深信，只有原子弹才能为中国赢得在大国政治力量博弈中的公平席位。他们利用仅有的基础科学储备，和当时能做到的最俭省的方式，把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发挥到了极致。
　　1964年，中国第一次核爆炸成功，令国际社会大为震惊——中国人的第一次核试验，没有选择钚弹，而是选择了更有难度的铀弹。
　　技术工作之外，朱光亚对世界核军备的形势具有惊人的直觉。早在1963年，他就分析指出，大国“核试验的停与否，主要是根据其核武器发展的需要来决定”。20世纪80年代，他与邓稼先等几位前辈就意识到，美国核武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很可能会加快军控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而此时，中国的核武器技术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阶段。他们提出，必须加快中国的核武器研发步伐——这个倡议，邓稼先提了一次，几年后，朱光亚又提了一次。两次建议带来的两次加快，使得我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前完成了必要的核试验，突破了先进核武器的关键技术，惊险地搭上了末班车。
　　所有这些，都是很多年后大家才知道的。
　　（部分资料引自顾小英、朱明远著《我们的父亲朱光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