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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通过对传统叙事的颠覆，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结构，在重复叙事中实现了“用敌对的态度看待现实”，在文本思想和表达上均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特点。
【关键词】余华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文革
《一九八六年》中作者用疯子的眼光展现了“文革”后异化的世界，人物、事件、情节都是处于非理性，非常态的现实生活之中，在创作主体的死亡——作家的零度写作和故事主体的解构——中学历史教师身份的消解之基础上实现了二元结构的消解和意义的不确定，体现了“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的解构主义特点。
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
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设置了一位本是知识分子﹑启蒙者的中学历史教师变成一位疯子的形象，通过由疯子一条线及其妻女个和众人一条线这两条平行而又纠结的复线贯穿，一面形成紧张的对峙关系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面同时进行了解构，实现了对传统“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1]二元结构的消解，万事万物都是处在相互平等，相互补充的地位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2]。
（一）清醒与浑噩
该小说中的疯子不是传统意义上浑噩的代名词，相反是彻底沉醉在虚假的永恒的“春天”的众人缺乏了感知的能力。“十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云烟，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3]，余华在影院和展销会上尽情描画了迷失在物欲享受的众人。而疯子清楚地记得过往的一切，在他眼前的世界还是和从前一个色调，充满着血腥和暴力。对周围也有着最灵敏的感觉，太阳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楼房是“一座坟墓”，水泥路“像一根新鲜的白骨横躺在那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街头一次次痛苦的自戕中，让众人听到从不知方向的遥远的地方传来“在昏黑的夜间行走是听到的骇人的声音”。这声音正是他在十年前被人半拖半拉的声音，也是现在已经麻木沉醉在新世界的“没有皮肉只有骨骼的人”行走的声音。
（二）刑者与被刑者
疯子的自戕行为建构起了两组刑者与被刑者：疯子和他自己，疯子与众人。疯子自身是在像“吹着口风琴”一样陶醉的施刑者，在影院里﹑展销会上，疯子以启蒙者的姿态，用臆想和街头的酷刑表演，他挥舞着手中的“刀”，尽情地向施用着“劓刑”﹑“斩首”、“刖刑”、“烹煮”、“剥皮”及“剖腹观心”各种酷刑。作为“文革”的唯一铭记者，他臆想着惩罚健忘的众人，同时也是“浑身像筛谷般抖动着”一样痛苦不可自持的受刑者。面对要将他捆绑起来的众人，他只是费劲地微微抬起头来看着他们，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他的启蒙是失败的，是悲哀的，无论他经受了多大的折磨，给众人带来怎样强烈的震撼，却敌不过善于“健忘”和麻木的看客。
通过两组刑者与被刑者构成了权利者与反权利者的悖论关系，消解了刑者的权威。权力摧残人的肉体以昭显权威之时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在的无力与懦弱，无法征服反抗者的精神与思想，既在说文革，也具当今意义。
（三）历史与现实
该小说有三组叙事时间，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文革，当下的初春，还有这十多年来的间隔。作者并没有按正常的时间发展顺序展开，而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三组时间穿插进行，甚至对时间地点的切换都没有清晰的交代，作者任意切换镜头，不仅仅是为了语言表达的游戏，增添情节的紧张感。
在疯子的眼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地点都处在同一个结点，呈现的是疯子眼中已然混乱的时空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碰撞和痛感。文章主人公在同一个瞬间“他看到自己在洗脚，有看到自己正在师院内走着。同时有看到自己坐在这里”，在家里的温馨，突然被带走的张皇失措，被惩罚的当下三个画面同时浮现，强烈表现了主人公遭受“文革”直接打击的突然与无措，表现了文革中瞬息万变的世界给他带来的反应力缺失。十年后回到故乡街头的他，看到的马路上人们的行走竟是“他们的脚踩在满地的头颅和血肉模糊的躯体上”。他将对国人文化的关怀和对过去了十多年的“文革”与当下的现实生活融为一炉。历史、刑罚并不是外在于主人公的历史事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已经彻底遗忘在过去的概念，历史就是现在，历史也是将来。
二、意义的不确定
解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或对终极意义的否定。这个特点在余华的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语言在本质上是修辞的、隐喻的，而不是指称和表达的。首先表现在如前文所讲的具有游戏性的“疯子”的概念，意义的不明确还体现在余华的重复叙事，以此拆解了作品权威的、固定的意义内核，使作品呈现完全无法归纳和统一在一个中心的多种意义，从而将文本分解成碎片。
《一九八六年》处处充满隐喻和象征，最突出地表现在意象的使用上。除了最显著的刑罚这一意象的使用，通过疯子在街头的刑罚表演，连接了历史和现实，沟通了文明、秩序与人性、暴力，是打开诡秘世界的钥匙。寓意丰富的还有贯穿全文的窗口意象。一开始主人公在被关着的房子里感到彻骨的寒冷，可是看到窗户明明是关着的，再认真一看，原来是一块破了的窗玻璃让风灌了进来，再仔细一看，原来这块玻璃是仅存的一块，那些干净得像不存在的窗户原来真的不存在。反反复复一来一去，让读者的阅读体验随着主人公的精神状态跌起滑落，最后在窗口中看到的吊死的人一幕把人彻底逼疯，以缓和渐进的方式构成了对苦难的消解，没有强烈的冲突之感，但实际上也蕴含着“文革”对人深刻的伤害。而后文革结束了，新的春天和过去的文革之对比也是通过窗口这一意象实现的，余华讽刺着健忘的现在。他女儿所看到的“自己家中那敞开的玻璃如何闪闪烁烁了”的窗户就像有了屏障和保护的现在与呼啸着寒风的过去彻底绝决。但在窗边的女儿看到了疯子在街上进行的自戕表演，就像他之前在窗户看到的残忍一幕，疯子向窗口里的人重演了令人颤栗的过去。窗口连接起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了他和女儿，连接起了真实与虚伪。
“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使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4]。余华通过对中学历史教师这一人物身份的颠覆，淡化了小说情节，浓墨重彩地渲染血腥，采用了“虚伪的方式”，透过疯子来呈现他眼中的文革和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把“文革”这一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为个人化的理解，用敌对的态度对现实进行解构，“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参考文献】
[1]高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初探》，出国与就业理论探讨，2011年第18期）
[2]王洪涛：《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文学观》，山东大学，2008年）
[3][4]余华：《余华中短篇小说集》，青海人民出版社。
【关键词】余华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文革
《一九八六年》中作者用疯子的眼光展现了“文革”后异化的世界，人物、事件、情节都是处于非理性，非常态的现实生活之中，在创作主体的死亡——作家的零度写作和故事主体的解构——中学历史教师身份的消解之基础上实现了二元结构的消解和意义的不确定，体现了“反成规，反理性、反传统”的解构主义特点。
一、二元对立结构的消解
余华在《一九八六年》中设置了一位本是知识分子﹑启蒙者的中学历史教师变成一位疯子的形象，通过由疯子一条线及其妻女个和众人一条线这两条平行而又纠结的复线贯穿，一面形成紧张的对峙关系而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面同时进行了解构，实现了对传统“绝无两个对项的和平共处，其中一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另一项，高居发号施令的地位”[1]二元结构的消解，万事万物都是处在相互平等，相互补充的地位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渗透关系[2]。
（一）清醒与浑噩
该小说中的疯子不是传统意义上浑噩的代名词，相反是彻底沉醉在虚假的永恒的“春天”的众人缺乏了感知的能力。“十年前那场浩劫如今已成了过眼云烟，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被一次次粉刷彻底掩盖了。他们走在街上时再也看不到过去，他们只看到现在”[3]，余华在影院和展销会上尽情描画了迷失在物欲享受的众人。而疯子清楚地记得过往的一切，在他眼前的世界还是和从前一个色调，充满着血腥和暴力。对周围也有着最灵敏的感觉，太阳是“一颗辉煌的头颅，正在喷射着鲜血”，楼房是“一座坟墓”，水泥路“像一根新鲜的白骨横躺在那里”……他用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街头一次次痛苦的自戕中，让众人听到从不知方向的遥远的地方传来“在昏黑的夜间行走是听到的骇人的声音”。这声音正是他在十年前被人半拖半拉的声音，也是现在已经麻木沉醉在新世界的“没有皮肉只有骨骼的人”行走的声音。
（二）刑者与被刑者
疯子的自戕行为建构起了两组刑者与被刑者：疯子和他自己，疯子与众人。疯子自身是在像“吹着口风琴”一样陶醉的施刑者，在影院里﹑展销会上，疯子以启蒙者的姿态，用臆想和街头的酷刑表演，他挥舞着手中的“刀”，尽情地向施用着“劓刑”﹑“斩首”、“刖刑”、“烹煮”、“剥皮”及“剖腹观心”各种酷刑。作为“文革”的唯一铭记者，他臆想着惩罚健忘的众人，同时也是“浑身像筛谷般抖动着”一样痛苦不可自持的受刑者。面对要将他捆绑起来的众人，他只是费劲地微微抬起头来看着他们，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他的启蒙是失败的，是悲哀的，无论他经受了多大的折磨，给众人带来怎样强烈的震撼，却敌不过善于“健忘”和麻木的看客。
通过两组刑者与被刑者构成了权利者与反权利者的悖论关系，消解了刑者的权威。权力摧残人的肉体以昭显权威之时也恰恰反映了其内在的无力与懦弱，无法征服反抗者的精神与思想，既在说文革，也具当今意义。
（三）历史与现实
该小说有三组叙事时间，发生在十多年前的文革，当下的初春，还有这十多年来的间隔。作者并没有按正常的时间发展顺序展开，而是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三组时间穿插进行，甚至对时间地点的切换都没有清晰的交代，作者任意切换镜头，不仅仅是为了语言表达的游戏，增添情节的紧张感。
在疯子的眼中过去、现在和未来，不同地点都处在同一个结点，呈现的是疯子眼中已然混乱的时空世界。给我们带来了强烈的碰撞和痛感。文章主人公在同一个瞬间“他看到自己在洗脚，有看到自己正在师院内走着。同时有看到自己坐在这里”，在家里的温馨，突然被带走的张皇失措，被惩罚的当下三个画面同时浮现，强烈表现了主人公遭受“文革”直接打击的突然与无措，表现了文革中瞬息万变的世界给他带来的反应力缺失。十年后回到故乡街头的他，看到的马路上人们的行走竟是“他们的脚踩在满地的头颅和血肉模糊的躯体上”。他将对国人文化的关怀和对过去了十多年的“文革”与当下的现实生活融为一炉。历史、刑罚并不是外在于主人公的历史事件，不是一个抽象的或者已经彻底遗忘在过去的概念，历史就是现在，历史也是将来。
二、意义的不确定
解构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或对终极意义的否定。这个特点在余华的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语言在本质上是修辞的、隐喻的，而不是指称和表达的。首先表现在如前文所讲的具有游戏性的“疯子”的概念，意义的不明确还体现在余华的重复叙事，以此拆解了作品权威的、固定的意义内核，使作品呈现完全无法归纳和统一在一个中心的多种意义，从而将文本分解成碎片。
《一九八六年》处处充满隐喻和象征，最突出地表现在意象的使用上。除了最显著的刑罚这一意象的使用，通过疯子在街头的刑罚表演，连接了历史和现实，沟通了文明、秩序与人性、暴力，是打开诡秘世界的钥匙。寓意丰富的还有贯穿全文的窗口意象。一开始主人公在被关着的房子里感到彻骨的寒冷，可是看到窗户明明是关着的，再认真一看，原来是一块破了的窗玻璃让风灌了进来，再仔细一看，原来这块玻璃是仅存的一块，那些干净得像不存在的窗户原来真的不存在。反反复复一来一去，让读者的阅读体验随着主人公的精神状态跌起滑落，最后在窗口中看到的吊死的人一幕把人彻底逼疯，以缓和渐进的方式构成了对苦难的消解，没有强烈的冲突之感，但实际上也蕴含着“文革”对人深刻的伤害。而后文革结束了，新的春天和过去的文革之对比也是通过窗口这一意象实现的，余华讽刺着健忘的现在。他女儿所看到的“自己家中那敞开的玻璃如何闪闪烁烁了”的窗户就像有了屏障和保护的现在与呼啸着寒风的过去彻底绝决。但在窗边的女儿看到了疯子在街上进行的自戕表演，就像他之前在窗户看到的残忍一幕，疯子向窗口里的人重演了令人颤栗的过去。窗口连接起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了他和女儿，连接起了真实与虚伪。
“我的经验是写作可以不断地去唤醒记忆，我相信这样的记忆不仅仅属于我个人，这可能使一个时代的形象，或者说是一个世界在某一个人心灵深处的烙印，那是无法愈合的疤痕”[4]。余华通过对中学历史教师这一人物身份的颠覆，淡化了小说情节，浓墨重彩地渲染血腥，采用了“虚伪的方式”，透过疯子来呈现他眼中的文革和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把“文革”这一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变为个人化的理解，用敌对的态度对现实进行解构，“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
【参考文献】
[1]高燕：《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初探》，出国与就业理论探讨，2011年第18期）
[2]王洪涛：《论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文学观》，山东大学，2008年）
[3][4]余华：《余华中短篇小说集》，青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