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16日清晨，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穿着睡衣，跪倒在床边，用双手掐死挚爱的妻子，然后来到庭院里，大喊起来：“我勒死了埃莱娜！”
　　至此，阿尔都塞的个人史被生硬地切分开来：前一半是“马克思主义的守夜人”，理论阵地上精神充沛的战士，撰写《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的先锋旗手，“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后一半则是被精神疾病困扰的弑妻者，在崩塌的精神废墟里寻求告解。
　　事件公布后，人们高呼：“阿尔都塞主义随着阿尔都塞一起死了！”阿尔都塞因患有精神疾病，所以并未因此遭受裁决。这部从精神分析角度撰写的自传《来日方长》，是他的一部忏悔之书。他从内部记录、反省自己的疯狂行为，不仅回顾其成长、学习及研究经历，也详述了他与妻子二人的生活与情感关系，试图藉此获取“未曾到来”的审判。前言里，他绝望地说：“想要平息一种内心的不安，只能没完没了地招致别的不安，这就是我的命运。”
　　杀妻事件发生后，精神病院、法院、院校、学术界、媒体等联合起来对他诘问，阿尔都塞认为，这点更彰显出这些机构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种充斥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作用于社会空间之中，国家权力与生产关系通过它得以保障，但同时，它无时无刻不在渗透到私人领域之中。阿尔都塞希望人们可以从意识形态的暴力与胁迫中走出来，做到真正支配自己。
　　阿尔都塞1945年离开战俘营，次年结识比他大8岁的埃莱娜。与她的交往对于阿尔都塞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两人的关系始终未获家人认可，但他们深爱着对方，许多痛苦与伤害因此而滋生出来。
　　晚年的阿尔都塞，锐气与野心均有褪色，但这种剖心自食的行为却让人感动，其诚恳与不安、腐朽与隐忍、天真与罪责、疲惫与矛盾，在这部书里和盘托出。他曾囚于理论之境，作为精神分析与黑格尔的信徒，最终却不得不回到中世纪基督教，去寻求相应说法——“全有即无有”。何等悲壮，一个被时代碾压过的灵魂，明知已深陷黑洞却仍奋力跳脱。

“公民不服从”与媒体表达

　　夔麟龙
　　虽然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弘扬，“公民不服从”这一概念却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这一概念的广泛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理性的全面提升，也成为社会公民寻求拓宽意见表达的渠道、形成强大舆论凝聚力，在自身的正常利益遭遇侵害却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违抗和不支持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性遭遇挑战。公民不服从的可贵在于这种精神是公民权利意识的雏形，它直接对抗制度设计中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严正的质疑。
　　梭罗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为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汉娜·阿伦特、德沃金、约翰·罗尔斯等学者也对其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尤其是汉娜·阿伦特写于1970年的《公民不服从》对于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精辟阐述，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在她看来，公民不服从体现的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是美国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是对法律和政府权威的挑战，却因它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不同于背地进行的犯罪活动，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不过，汉娜·阿伦特也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反面即危险性进行了阐释，特别是稳定的公共世界和法理秩序将会遭遇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她的一番言辞对于公民社会逐渐发育的中国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鉴戒和训导作用。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使用，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话题被制造、渲染、评价、讨论和转述，各种声音和观点的力量以巨大的潜势集结在一起。网络空间的隐秘性以及微博的强大技术支撑特点，使得公民在表达不服从意见时，完全可以采用区别于现实空间里的直接对抗，转而用汉娜·阿伦特总结的“非暴力”的形式。这不是传统媒体报道权的自然让渡，而是技术赋权，是新媒体技术被人轻易掌握后，公民对原本属于专业媒介的话语权的抢夺和竞争。
　　当然，真实社会里的话题向虚拟空间转移，一方面消解了社会暴力对抗也就是以暴制暴的可能，但另一方面，网络围观造成的对现实人物和事件的过度介入、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干扰等问题，也凸显了阿伦特提到的那种危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