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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1946年11月，胡适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时，将“偶”字改为“略”字，“微”字改为“已”字。在另一些版本中，又将“卒子”改为“小卒”，“只能”改为“只许”，表现出他对此诗的反复斟酌。由于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讥评，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就是以这种“过河卒子”的心态，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
出使前的犹豫
胡适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和是否赴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迟疑反复的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最初的两个月，胡适一直主张“忍痛求和”，建议汪精卫、蒋介石“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胡适亲往蒋介石处，提出他的和议主张。据王世杰8月6日日记：“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当时，社会上传出胡适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预备以三千万人之自由来换‘和平’”。对此，陶行知先生曾致函胡适提出诘问，说他“不大相信（但也不大放心）”。直至同年9月胡适才完全改变态度，提出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欲派胡适赴美进行宣传。据王世杰8月21日日记：“蒋院长意欲胡适之赴美宣传，促予与之商宣传纲要”。对于蒋介石的委派，胡适曾多次推诿。他对蒋介石表明的理由是“性情能力不相宜”，对王世杰表明的理由是“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台湾李敖先生收藏了一份8月30日王世杰给蒋介石的秘密呈文：“谨密呈者：日前蒙示，与胡君适之商洽赴美宣传事。近曾一再遵示，与之商酌，胡君现已病愈，对于赴美宣传，则以与彼本人性情能力不相宜为理由，迄今犹豫。应否另觅他人赴美，与应否兼派他人赴欧工作之处，乞公裁定（现时抵京教授能担任此等工作者就杰所知有张彭春、钱端升两君）。至赴美宣传计划，兹就愚见所及，拟定纲要数则，是否有当，谨附奉核夺。”
虽然胡适一度犹豫，但蒋介石立意已决，无可回旋。8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京字第26853号，对王世杰下达了命令：“卅日函件均悉。仍须请胡先生赴美，并多派二三员如钱端升君等同行更好。至所拟宣传计划纲要，准予照办。”
9月初，王世杰跟蒋介石商定，加派钱端升、张忠绂与胡适一起赴美宣传。经傅斯年等友人劝说，胡适接受了这一使命。9月8日，他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临行前，他明确告诉汪精卫、高崇武和陶希圣，说他抛弃了求和的梦想。9月13日，他从武汉乘飞机抵达香港；23日，经多次转机抵达美国檀香山。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胡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海外宣传工作，充当非正式的外交使节。足迹所至，从檀香山至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又从美国至法国、英国、瑞士。讲演的场所有团体、电台、大学。胡适当时指出：日本在中国侵占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沸腾的仇恨，而美国当时却冀求置身于此事之外，这种愿望虽然值得同情，但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决不能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促我集体安全。
1938年7月20日，胡适在法国夏浦港口接到从美国转来的蒋介石签名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并说已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专电敦劝”。胡适颇为犹豫，曾想以“二十余年疏懒已惯”为由谢绝，并推荐曾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重担此任。但一些朋友（如林斐成、傅斯年等）力劝他不要推辞，胡适便采取了“既不能辞，‘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伸头更爽快的态度”。7月27日，他回复蒋介石一电：“……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想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胡适在电文中说他“素无外交经验”，陈述的是实情，不是故作谦虚。历任中国驻美大使，如施肇基、王正廷、魏道明、顾维钧、周书楷等，均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叶公超、蒋廷黻、董显光、沈剑虹等人此前也有外交经历或从政经历，只有胡适是从学界直接步入政坛的。
上任后的困境
胡适的大使任命经过了一番波折。自蒋介石拍发签名电报之后，大约又经过两个月，直到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才正式颁发命令，免去王正廷的驻美大使，特任胡适接替此职。同年10月5日，胡适正式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国书。
由于胡适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上任就获得了广泛好评。1938年9月2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胡适的新任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在数月之后出版的《InsideAsia》杂志上，约翰·根室介绍说：“胡适，毫无疑问，是当代最为出色的中国人，从各方面看，并非只从狭窄的政治方面看，……在思想上也是一位巨人……是最为睿智明断的国家主义。”
然而，胡适上任之后却面临着不少困难。开始时，使馆经费入不敷出。使馆创办的太平洋通讯社和聘用的美国雇员均欠资。馆无定址，只有一位女管家照料生活。然而，比物资条件更艰难的，是胡适肩负的外交使命。在国民政府赋予胡适的外交任命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争取美援。1938年10月22日外交部致电胡适，要求胡适会晤美国总统或外长时，“切望予我更大之协助”。11月15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以私人名义致电胡适：“此间政府同人对美态度最为关心，每周集会二次，咸愿听闻兄处消息。”但是，当时美国朝野上下却力求避战，保持中立。受美国制定的《中立法》限制，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不愿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界限，也不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国民政府要求胡适促成美国修订《中立法》，然而完成这项使命比克服使馆的经济窘境更艰巨万倍，因为美国制定国策依据的是本国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其他。正如王世杰所言：“我不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移的。”这自然给胡适的外交活动带来巨大障碍。
1939年，美国决定修订《中立法》。胡适对此事表示“日夕注意”。从胡适当时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往返的电报看，他跟某些有影响的参议员——如毕德门进行了沟通。毕德门有“重欧轻亚”的倾向，他提出的修正意见多有对中国不利之处。经胡适指出，毕德门修正了自己提案的要旨。胡适在1939年7月22日致国民政府电文中说明：“此次中立法之争，虽无结果，然亦不无进步。毕德门原案之打消，实为一大幸事。”胡适还专门为此事谒见罗斯福。罗斯福说：“依据现在的形势，众议院可望直接通过废止中立法，但参议院形势稍复杂。”后经过修订的《中立法》撤销了武器禁运条款，采取现金购买、自行运输原则。美国外交部长赫尔表示：“美国立法避免牵入国际战争固属重要，而谋维持世界和平使战争不致发生尤为根本要图。美国在今日决不能孤立，如此一个大国所立法令之内容不独影响本国，亦是影响其他各国，吾人切勿妄想普遍而无弹性之原则可以随时应付一切新兴之境地。”可见美国中立政策的松动，与胡适施加的影响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为讲演险些付出生命
胡适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讲演的中文译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庆的《大公报》上连载。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次住院共77天，全都静养。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医生特别优惠，住院费给他打6折，只收了3000多美元。但胡适当时月薪只有540美元。这一场病花了他8个月的俸金。胡适出院时，医生说，静养好了，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1939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抗战两年来的情况作了检讨。为了宣传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胡适于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发表题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的讲演。胡适列举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战果，证明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战略的意义，并援引统计数字揭示日本军事、经济上的弱点。胡适还非常策略、客观地介绍了苏、英、法、美援助中国的情况，在对苏俄援华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美国援华的更大期望，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应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军需物资。
胡适虽然尽力宣传中国的抗战，但有时仍遭到猜忌和误解。如1938年11月26日晚，胡适出席一个集会，听一位英国名人的演说，集会主席宣称，会上的谈论均不发表。当时在座的还有苏俄代表和西班牙大使，听众多为左派人士。不料会后有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揭发胡适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对日动摇，军队已不能再作战。1939年1月27日，外交部致胡适电进行质问。胡适在复外交部和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文中两次辟谣，并“请转呈蒋总裁”。
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偏室，若非家主与老板娘时刻关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1942年7月1日王世杰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胡适之来信，力称我政府领袖对于盟邦务取大度，不可因其意识不能充分估计我之需要而多所责难，并以政府中无人为诤言为可虑。”胡适的书生之见，当然不会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认同，反而激起蒋介石的更大不满。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责任编辑谢文雄）
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
这是胡适1938年10月31日在赠送陈光甫先生照片背面题写的一首诗。1946年11月，胡适把这首诗写成条幅时，将“偶”字改为“略”字，“微”字改为“已”字。在另一些版本中，又将“卒子”改为“小卒”，“只能”改为“只许”，表现出他对此诗的反复斟酌。由于诗中“过河卒子”的提法受到讥评，胡适后来在诗后加了一段短跋加以说明：“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从1937年9月至1942年8月，胡适就是以这种“过河卒子”的心态，在美国度过了5年外交生涯。
出使前的犹豫
胡适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和是否赴美国从事外交活动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迟疑反复的过程。卢沟桥事变后最初的两个月，胡适一直主张“忍痛求和”，建议汪精卫、蒋介石“向日本作最后之和平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之条件”。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胡适亲往蒋介石处，提出他的和议主张。据王世杰8月6日日记：“蒋甚客气，但未表示意见”。当时，社会上传出胡适在国防参议会上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主张，“预备以三千万人之自由来换‘和平’”。对此，陶行知先生曾致函胡适提出诘问，说他“不大相信（但也不大放心）”。直至同年9月胡适才完全改变态度，提出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1937年8月下旬，蒋介石欲派胡适赴美进行宣传。据王世杰8月21日日记：“蒋院长意欲胡适之赴美宣传，促予与之商宣传纲要”。对于蒋介石的委派，胡适曾多次推诿。他对蒋介石表明的理由是“性情能力不相宜”，对王世杰表明的理由是“战争已经发生，我不愿在这时候离开南京，我愿与南京共存亡。” 台湾李敖先生收藏了一份8月30日王世杰给蒋介石的秘密呈文：“谨密呈者：日前蒙示，与胡君适之商洽赴美宣传事。近曾一再遵示，与之商酌，胡君现已病愈，对于赴美宣传，则以与彼本人性情能力不相宜为理由，迄今犹豫。应否另觅他人赴美，与应否兼派他人赴欧工作之处，乞公裁定（现时抵京教授能担任此等工作者就杰所知有张彭春、钱端升两君）。至赴美宣传计划，兹就愚见所及，拟定纲要数则，是否有当，谨附奉核夺。”
虽然胡适一度犹豫，但蒋介石立意已决，无可回旋。8月3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快邮代电京字第26853号，对王世杰下达了命令：“卅日函件均悉。仍须请胡先生赴美，并多派二三员如钱端升君等同行更好。至所拟宣传计划纲要，准予照办。”
9月初，王世杰跟蒋介石商定，加派钱端升、张忠绂与胡适一起赴美宣传。经傅斯年等友人劝说，胡适接受了这一使命。9月8日，他乘船离开南京前往武汉。临行前，他明确告诉汪精卫、高崇武和陶希圣，说他抛弃了求和的梦想。9月13日，他从武汉乘飞机抵达香港；23日，经多次转机抵达美国檀香山。
从1937年9月至1938年9月，胡适进行了为期一年的海外宣传工作，充当非正式的外交使节。足迹所至，从檀香山至旧金山、华盛顿、纽约、芝加哥等地；又从美国至法国、英国、瑞士。讲演的场所有团体、电台、大学。胡适当时指出：日本在中国侵占的领土面积相当于欧洲的五分之一，激起了全体中国人沸腾的仇恨，而美国当时却冀求置身于此事之外，这种愿望虽然值得同情，但仅靠消极的绥靖主义决不能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促我集体安全。
1938年7月20日，胡适在法国夏浦港口接到从美国转来的蒋介石签名电报，要他出任驻美大使，并说已由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专电敦劝”。胡适颇为犹豫，曾想以“二十余年疏懒已惯”为由谢绝，并推荐曾任驻美大使的施肇基重担此任。但一些朋友（如林斐成、傅斯年等）力劝他不要推辞，胡适便采取了“既不能辞，‘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不如伸头更爽快的态度”。7月27日，他回复蒋介石一电：“……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想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决心受命。”胡适在电文中说他“素无外交经验”，陈述的是实情，不是故作谦虚。历任中国驻美大使，如施肇基、王正廷、魏道明、顾维钧、周书楷等，均为职业外交官出身，叶公超、蒋廷黻、董显光、沈剑虹等人此前也有外交经历或从政经历，只有胡适是从学界直接步入政坛的。
上任后的困境
胡适的大使任命经过了一番波折。自蒋介石拍发签名电报之后，大约又经过两个月，直到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才正式颁发命令，免去王正廷的驻美大使，特任胡适接替此职。同年10月5日，胡适正式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10月27日，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呈递了国书。
由于胡适在美国享有很高的威望，他一上任就获得了广泛好评。1938年9月20日，《纽约时报》在一篇社论中说：“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胡适的新任命而欢呼。……胡适的同胞很少能比胡适更宜于代表新旧两派中国文化的精华。很少中国人能如此适于沟通中美两国的情形。”在数月之后出版的《InsideAsia》杂志上，约翰·根室介绍说：“胡适，毫无疑问，是当代最为出色的中国人，从各方面看，并非只从狭窄的政治方面看，……在思想上也是一位巨人……是最为睿智明断的国家主义。”
然而，胡适上任之后却面临着不少困难。开始时，使馆经费入不敷出。使馆创办的太平洋通讯社和聘用的美国雇员均欠资。馆无定址，只有一位女管家照料生活。然而，比物资条件更艰难的，是胡适肩负的外交使命。在国民政府赋予胡适的外交任命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争取美援。1938年10月22日外交部致电胡适，要求胡适会晤美国总统或外长时，“切望予我更大之协助”。11月15日，外交部长王宠惠又以私人名义致电胡适：“此间政府同人对美态度最为关心，每周集会二次，咸愿听闻兄处消息。”但是，当时美国朝野上下却力求避战，保持中立。受美国制定的《中立法》限制，美国政府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不愿区分侵略国与被侵略国的界限，也不敢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援助。国民政府要求胡适促成美国修订《中立法》，然而完成这项使命比克服使馆的经济窘境更艰巨万倍，因为美国制定国策依据的是本国的切身利益而不是其他。正如王世杰所言：“我不相信，美国外交政策是容易被他国外交官转移的。”这自然给胡适的外交活动带来巨大障碍。
1939年，美国决定修订《中立法》。胡适对此事表示“日夕注意”。从胡适当时与国民政府外交部往返的电报看，他跟某些有影响的参议员——如毕德门进行了沟通。毕德门有“重欧轻亚”的倾向，他提出的修正意见多有对中国不利之处。经胡适指出，毕德门修正了自己提案的要旨。胡适在1939年7月22日致国民政府电文中说明：“此次中立法之争，虽无结果，然亦不无进步。毕德门原案之打消，实为一大幸事。”胡适还专门为此事谒见罗斯福。罗斯福说：“依据现在的形势，众议院可望直接通过废止中立法，但参议院形势稍复杂。”后经过修订的《中立法》撤销了武器禁运条款，采取现金购买、自行运输原则。美国外交部长赫尔表示：“美国立法避免牵入国际战争固属重要，而谋维持世界和平使战争不致发生尤为根本要图。美国在今日决不能孤立，如此一个大国所立法令之内容不独影响本国，亦是影响其他各国，吾人切勿妄想普遍而无弹性之原则可以随时应付一切新兴之境地。”可见美国中立政策的松动，与胡适施加的影响多少也有一些关系。
为讲演险些付出生命
胡适在美国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是讲演，内容当然是宣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为此，他险些付出了生命。
1938年12月4日，胡适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发表了题为《日本在中国之侵略战》的讲演。当时，中国已经历了16个多月的全面抗战，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上海、杭州、南京、芜湖、九江、厦门、武汉和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中国所有的海口通通被日本占领。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向全中国和全世界表达了一个新的决心：“中国决定继续其持久全面抗战的方针。因为抗战已经真正变成‘全面的’了，敌人已经被我们诱入内地了，在地理上和时间上，我们都站在有利的地位。十六个月的抗战，已经达到我们延迟敌人西进的目的。因此我们能够发展广大后方的交通和运输，若干的工业，也能安然的迁到内地。必须经过绝大的艰难和牺牲，我们才能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必须认清这次的抗战，是个革命的战争，正像美国的独立战争、法俄的革命战争、土耳其的解放战争一样。在这种革命战争的过程中，民族精神必定获得最后的胜利。”
为了让美国朝野各界了解、同情并支持中国抗战，胡适参阅了费斯克的《美国革命》和贝密史的《美国外交史》等论著。他在讲演中援引了1777年冬天华盛顿统率美军在福奇山谷与殖民军鏖战的生动战例：当时士兵吃不饱，赤足在雪地行军，冻疮流出来的脓血印在洁白的积雪上……经过四年的顽强奋斗，终于在1781年10月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当时的处境正好比华盛顿军队当年在福奇山谷的处境。最后，胡适呼吁美国各界人士受公正观念和人道正义的驱使，阻止武器和重要军需原料继续输入日本这个不人道的国家。胡适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美国听众的共鸣，讲演的中文译稿在1939年2月10日至11日重庆的《大公报》上连载。
12月4日讲演之后，胡适与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荷洛德·雷格曼律师到一位朋友家宵夜。其时，雷格曼兼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法律顾问。他们同坐在一张小沙发上，胡适忽然站起来，说他胸口疼痛，脸上汗流如注。有人递给胡适一杯白兰地，他一饮而尽。雷格曼委托另一位朋友彼得·格林送胡适回到旅馆。胡适睡下之后，仍然大汗淋漓。12月5日晨，他推辞了上午的约会，一直休息到11点。午饭后又抱病出席了纽约中国文化协会的活动，发表了题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的讲演，为时30分钟。回到旅馆，请医生检查，又做了心电图，才知道胸口痛的原因是心脏的一根血管受伤，一时梗塞，凝结了一个小血块。这是很危险的疾病，他被立即抬进了医院。医生说，昨晚的那杯白兰地也许救了胡适的命。所以后来胡适出远门，车上常放着一小瓶白兰地。这次住院共77天，全都静养。这是胡适首次犯心脏病。医生特别优惠，住院费给他打6折，只收了3000多美元。但胡适当时月薪只有540美元。这一场病花了他8个月的俸金。胡适出院时，医生说，静养好了，还可以工作二三十年。胡适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距离此次犯病24年。
1939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抗战两年来的情况作了检讨。为了宣传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胡适于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发表题为《中国目前的情势》的讲演。胡适列举中国正规军和游击队的战果，证明蒋介石“以空间换取时间”、“集小胜为大胜”战略的意义，并援引统计数字揭示日本军事、经济上的弱点。胡适还非常策略、客观地介绍了苏、英、法、美援助中国的情况，在对苏俄援华表示充分肯定的同时，也委婉表达了对美国援华的更大期望，再次呼吁禁止向日本供应铁、石油、铜、镍、棉花与其他军需物资。
胡适虽然尽力宣传中国的抗战，但有时仍遭到猜忌和误解。如1938年11月26日晚，胡适出席一个集会，听一位英国名人的演说，集会主席宣称，会上的谈论均不发表。当时在座的还有苏俄代表和西班牙大使，听众多为左派人士。不料会后有消息传到中国国内，揭发胡适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对日动摇，军队已不能再作战。1939年1月27日，外交部致胡适电进行质问。胡适在复外交部和致外交部长王宠惠的电文中两次辟谣，并“请转呈蒋总裁”。
与宋子文之间的龃龉
1939年10月，报纸传说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将改组各部，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或贸易部长，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听到传闻深感疑虑，于11月7日给国防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陈布雷发一密电，请转呈蒋介石：“鄙意对行政各部改组消息，颇有顾虑：（一）虑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二）虑报纸所传贸易委员会改由宋子良代光甫之说如属实，则光甫所办事业，恐不能如向来之顺利。（三）子文今年夏间，曾向美财部重提棉麦借款，美财部疑为有意另起炉灶，印象颇不佳。以上各种情形，国内恐无人为介公详说，故弟不敢避嫌疑，乞吾兄密陈，供介公考虑。”后来，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并没有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采纳了胡适的意见。因为蒋宋之间在解决西安事变问题上原有矛盾，而且英国驻华大使克拉克·卡尔希望宋子文的复出跟张学良、宋庆龄的复出联系起来，向外界显示牢固的对日统一阵线。这当然是蒋介石无法接受的，不过蒋介石赋予了宋子文另外一个使命。
1940年，蒋介石委任宋子文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并派他为处理对外借贷的“私人代表”出使美国。宋子文的美籍顾问杨格随行。同年6月14日，蒋介石在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中表达了他对宋子文的完全信任：“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给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之完全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胡适是国民政府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大使，宋子文是蒋介石派赴美国的特命全权代表。在这种人事安排下，两者之间不产生摩擦是完全不可能的。更何况胡适一向对孔祥熙、宋子文等皇亲国戚不满，而对宋子文的印象尤差。
宋子文赴美之后的情况，胡适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灏、王世杰的信中表述得相当直白：“某公（宋子文——作者注）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12月8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这说明，胡适和宋子文的关系，已经势同水火冰炭，毫无调和余地。不过，宋子文到美国之后，通过与美国签订《钨砂借款》、《金属借款》、《中美平准基金协定》三个协定，一连争取到三笔贷款。以上三笔美援的取得，当然会反衬出胡适外交工作的低效，也因之增添了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
1941年3月，美日政府之间开始进行谈判,试图就两国在亚洲的利益达成某种妥协。11月22日，赫尔国务卿约见胡适，出示了美国准备跟日本达成临时妥协的一份草案。24日，美日之间的妥协方案临近通过。胡适急电重庆当局：“情势紧迫，难于遏阻”。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大为震怒，宋美龄也介入此事。蒋介石和外交部于25日密电胡适，训令他表示反对态度。26日，胡适代表国民政府向赫尔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又与宋子文一起拜谒了罗斯福总统。蒋介石对胡适在日美谈判过程中表现出的软弱极为不满。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本月反省录》中写道：“倭派专使来栖赴美交涉，彼仍抄袭甲午战争时迁就列强，而独对中国之故智，以售狡计。果尔，美国务院主张妥协，几乎为其所算，且其势已成百分之九十九，只差妥协条件尚未提交来栖而已……当千钧一发之际，转败为胜，内助之力，实非鲜也。妻云：无论商家与偏室，若非家主与老板娘时刻关注业务，则必不成。其言以鉴于历次外交部与驻美大使胡适对于彼使命与任务之成败，几乎毫不在意而发也。此等官僚与政客，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在这里，蒋介石视胡适为官僚、政客，对其在外交事务上无胆、无能的不满已见诸笔端。
“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1942年1月，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订了《对法西斯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然而，一度因这种形势而欢欣鼓舞的胡适的个人命运却发生了逆转。胡适愿为国民政府做“过河卒子”，如今“河”已过，胡适这个“卒子”就可以舍弃了。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以“心脏衰弱，不胜繁剧”为由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由魏道明接任。其实，不论是辞职还是被免职，胡适继续留在美国已经丝毫发挥不了作用。被免职的当晚，胡适致蒋介石电：“蒙中枢垂念衰病，解除职务，十分感激。”在致蒋介石电文中，胡适又力称魏道明“庸劣”，美国报纸已有指摘，并推荐郭泰祺或蒋廷黻取代魏道明，以此表现他的“诤臣”气度。然而木已成舟，蒋介石不可能采纳胡适的意见。为了对胡适稍加抚慰，9月初，国民政府行政院给了他一个“高等顾问”的虚位。孔祥熙又给胡适发电，问他是否缺钱花，归国川资够不够。胡适于9月14日复电婉谢。
胡适被免去驻美大使一职，美国舆论界曾对此表示震惊和遗憾。1942年7月2日，重庆《大公报》转载了一则《华盛顿邮报》的消息：“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最近六个月来曾遍游美国各地，行程达三万五千里，造成外国使节在美旅行之最高纪录。胡大使接受名誉学位之多，超过罗斯福总统；其发表演说次数之多，则超过罗斯福总统夫人；其被邀出席公共集会演说之纪录，亦为外交团所有人员所不及。”9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美国政府对于以魏道明继任中国驻美大使事，虽照例表示同意，实则颇感不满。美国舆论亦然。适之已向国务院及白宫辞行，并一面以上述情形报告蒋先生。当三星期前，蒋先生嘱（陈）布雷向予言：驻美使节更动问题，予曾力称魏君不适宜于此职。”王世杰9月8日的日记又说：“政府发表以魏道明继胡适之为驻美大使，中外均感失望。”
也有人分析胡适被免职的深层原因。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司坦·侯恩百克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大使侵犯了外交部长（宋子文于1941年12月出任外交部长——笔者注）的权限所致。他由中国驻美大使馆获得了确切消息，说胡适与宋子文曾拟定了双方的权限。据说国民政府最高当局嫌胡适在华盛顿为美国政府的政策辩护得多，而为重庆政府的政策向美国解释得少。于是胡适成为这种猜忌的牺牲品。
说胡适一直站在体谅美方的立场并为之辩解，这恐怕是事实。直到被免职前不久胡适还说：“眼前第一要义，在于弘大度量，宽恕待朋友，体谅朋友在大患难之中，有时顾不到我们，切不可过分责备朋友。英美大强国，岂自甘心情愿失地丧师？岂不关心我们的痛痒？我们总得体恤朋友，朋友明白我们够得上做患难朋友，将来才有朋友永远和我们同安乐……今日我们所受困难，只是因为英美自己也受更大困难，更大耻辱。他们顾不到我们，他们的领袖心里实在认为最大耻辱。但他们日夜图谋雪耻，嘴里说不出，只是咬牙苦干。我们必须体谅他们的苦衷，才够得上患难朋友。”1942年7月1日王世杰的日记也有这方面的记载：“胡适之来信，力称我政府领袖对于盟邦务取大度，不可因其意识不能充分估计我之需要而多所责难，并以政府中无人为诤言为可虑。”胡适的书生之见，当然不会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认同，反而激起蒋介石的更大不满。
胡适向国民政府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也引起蒋介石的不满。1941年初，蒋介石以“整饬军纪”为借口，动用数十万大军“围剿”新四军，制造了被称之为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消息传到美国，引起不同反响。1941年3月，胡适在致陈布雷电中转达了美国政府表示反对的意见。这些意见，在蒋介石看来也是用美国政府压国民政府，他是不希望听到这些逆耳之言的。
免去胡适驻美大使职务显然有多种因素，但最终拍板的是胡适愿意为之效命的蒋介石。1942年10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上星期反省录》中对胡适作出“毫无贡献”的评价：“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彼使美四年，除为其个人谋得名誉博士十余位以外，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甚至不肯说话，恐其获罪于美国，而外间犹谓美国之不敢与倭妥协，终至决裂者，是其之功，则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前，如其尚未撤换，则其功更大，而政府令撤更为难矣！文人名流之为国乃如此而已。”这就是蒋介石对胡适外交生涯所作的结论，也是胡适“忠而获咎”的可悲结局。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