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下旬，在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我所在的志愿军三十一师接到上级指示向北撤退，敌军以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向我军疯狂反扑，突破我军的阻击线，企图分割包围、歼灭我军。
　　 当时，我在三十一师九十二团卫生队任指导员。5月24日，我九十二团卫生队在撤退途中，遭到敌坦克快速反应部队的追击包围，四名重伤员掉队，被敌人包围，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未能将他们抢救出来，四位英雄的战友永远留在了三八线以南的土地上。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向北撤离。
　　 由于携带伤员，卫生部行动迟缓，同部队失去联系，我们26个人掉队在敌后的三八线以南地区。这时，同志们所带的干粮已经吃完，而且每天同敌人周旋，身体已极度疲劳。为了使同志们能振作精神、恢复体力，尽快突出敌人的包围回归部队，我一面鼓励同志们坚持住，决不能让敌人俘虏，一面动员大家挖野菜充饥，填饱肚子。
　　 掉队的当天，我们避开大路上的敌人，走小路翻过一座大山，于下午3点多在山沟里找到几户人家。屋里没有人，但有水和饭锅，安排好伤员后，我马上派几个人到小麦地里找野菜。不一会儿，同志们抱着不少灰灰菜进来，我们就在老乡家煮了一大锅野菜，总算填饱了肚子。吃完饭，我们继续向北走。敌人的汽车和坦克在大路上也向北开进，我们在山上隐蔽前进，尽量避开敌人的搜索部队。到晚上，敌人的飞机在天空盘旋，不断打照明弹，把地上照得像白昼一样，敌机还在天空不断广播叫喊：“中共官兵们，你们不要跑了，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赶快投降吧……。”我们根本不理他们的叫嚣，就着敌人的照明弹一直向北走，向祖国的方向前进，只有一个信念：尽快回到祖国亲人的怀抱。
　　 我们不停地走了一个晚上，天快亮的时候，护士排长突然在我的耳边轻轻地说：“指导员，我听到山头上有镐头挖石头的声音。”我想可能是我们的部队在修筑防御工事，就立即命令护士排长和通信员去侦察一下情况，其他同志就地隐蔽休息。一会儿，他俩回来报告说：“情况不好，那些挖工事的人戴着钢盔，叽哩咕噜说外语，可能是美国鬼子。”听完汇报，我命令战士们照顾好伤员，立即悄悄地沿山沟向外突围，不能同敌人发生战斗，因为我们26个人基本上是伤员和卫生人员，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连跑带走了20多分钟，硬是从敌人的鼻子底下钻出来。幸好是在晚上，如果是在白天，我们可能被敌人发现，那就太危险了。
　　 第二天，我们继续向北走。到下午，大家实在饿得不行了，有人建议找人家搞点吃的东西，我说可以，但要注意群众纪律，卫生员李毅请示我能否用东西换老百姓的粮食，我同意了。同志们找到一个小村子，来到一个老乡家，看到一位50多岁的朝鲜老大爷，护士排长用朝鲜语喊了声“阿爸基”，老人看了我们胸前一眼，知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摆了摆手表示他不会说中文，但能写中国字，他用笔写到：“你们过去来征东，现在又来侵略我们。”护士排长也用笔写道：“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来抗美援朝，不是来征东，而是来打美国佬的。”因朝鲜人都知道历史上中国有一位薛仁贵征东的故事，在南朝鲜（今韩国），群众受李承晚的反动教育很深，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侵略军”。经过我们的解释，老大爷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们想让他给我们找点粮食吃，但进屋后，发现老人家很穷，我就让护士排长带人去挖野菜，大家找来不少野菜，洗干净正准备煮时，老大爷突然从屋里拿出一点大米约有六七斤让我们吃，大家连连摆手比划让老人把大米留下自己吃，可老人执意要给我们，卫生员李毅就拿一双新胶鞋送给老人，老人也连连摆手表示不要。可这一点大米也不够吃呀，还是掺了不少野菜，大家吃了一顿大米菜饭。临走时，我们向老人感谢、告别，老人用笔写到：向北再走200多里，就可以到三八线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们不分白天黑夜一直向北走，一路上翻山越岭，累了就地露宿休息，饿了就挖野菜充饥，发现敌人则绕道而行，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战斗。大家又是几天几夜没有吃上什么东西了，仅靠野菜充饥，也休息不好，都感到十分疲惫。我和同志们一样累，再加上正拉肚子，身体十分虚弱，浑身一点劲也没有，真想躺下来好好睡一觉，可我只能坚持和大家一起向前进。走着走着，我两眼一黑，一头栽倒在地上，嘴里直吐酸水。通讯员李华龙把我扶住，着急地说：“指导员，怎么啦？”我说：“没事，躺一会儿就好啦。”一个卫生员说道：“指导员，你不能躺倒，你还要带领我们找部队呀。”我说：“放心，我不会倒下，一定和同志们一起走。”我知道，在这个时候，一个指挥员的信心和坚强对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护士排长让通讯员拿水给我喝，护士长还拿了几粒盐块塞在我嘴里，我喝了两口水，觉得好了一点，又休息了一会儿，便挣扎着站起来，但身子还是直摇晃，只好让通讯员扶着我继续向前走。
　　 我一边走一边鼓励大家：我们这26个人要不怕苦，不怕累，要互相帮助，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一定能够平安回到部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一定能坚持住，再苦再累也要回到部队。”有一个担架员却说：“我们要是找不到部队，被美国人俘虏怎么办？”我说：“找不到部队我们就上山打游击，就是不能被敌人俘虏。”另一个担架员又说：“我们既没有枪又没有炮，怎样打游击呀？”我回答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两颗手榴弹，集中起来就是几十颗，碰到敌人还能抵挡一阵子，还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大家都赞成我的意见。我想：这两个担架队员都是在西南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是否经不起这艰苦环境的考验而动摇了，如果逃跑，则对部队很不利。我马上把护士排长和通讯员叫在一起，我们三个共产党员碰头研究了一下，决定一定要巩固好这26个人，防止个别人开小差，把队伍完整地带回部队。
　　 经过几天几夜的艰苦行进，在掉队的第六天，我们来到三八线附近地区。下午，我们正准备进入一个小村子找点吃的，突然发现从村子里出来几个带武器的人，因一时搞不清是同志还是敌人，我让部队先隐蔽起来，然后派通讯员和卫生班长去侦察一下情况。他们回来报告说：“从着装上看像是朝鲜人民军。”我不放心，又派护士排长再去看看，因为他会讲一点朝鲜语。他过去一看才肯定是朝鲜人民军，马上用朝语喊了声“道木”（中文为“同志”），人民军同志知道我们是志愿军，便派了几个人和护士排长一起来见我们，我同他们一一握手拥抱，并简要说明了我们在战斗中和部队失散、掉队的情况。一位会中文的姓申的朝鲜同志也介绍了他们的情况，原来他们是朝鲜人民军的游击队，以小组的形式在三八线周围分散活动，寻机打击敌人，我们听后像见到亲人一样高兴。我对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说：“我们现在找不到部队，就和你们一起打游击吧。”姓申的朝鲜同志考虑了一下说：“那不行，你们语言不通，跟着我们不方便，还是回到志愿军部队去，中国的妈妈还等着你们回去哩”，又说：“等了解情况后，我派人送你们回部队，这里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里。”我们听后十分高兴，总算可以回到自己的部队了。
　　 开快黑时，游击队的同志们把我们带回村子里，并让房东大妈给我们做饭吃。饭刚做好，一位出去侦察的游击队员回来说：“山杨里方向没有敌人，只能从这里走。”我和游击队的同志研究决定：他们派两位同志作向导给我们带路，为防止情况有变，我们马上出发。房东大妈给我们每人用菜叶子包了一团大米饭，让在路上吃，我们就摸黑出发了。经过一个晚上的急行军，走了100多里路，翻越了一座大山，于第二天天亮时，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朝鲜人民军游击队员的帮助下，我们于第七天的中午到达我志愿军三十一师的驻地文登里。
　　 我们历尽艰险又回到了部队，又见到了分别几天的首长和战友，真是太高兴了，当时那种激动的情景，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同志们热烈地拥抱祝福，有的战友把我们抬起来欢呼着抛向空中，战友们眼里充满了欢乐的泪水。有的同志说：“你们是怎么从敌人的肚子里钻出来的呢？”有的战友说：“我们以为你们都光荣了，再也见不到了，没想到你们又回来了。”在失散的几天里，团里一直没有我们的消息，已经向上级报告我们26人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失踪，我们能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连续行军七天，经过几百里敌占区平安归队，实在是太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