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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催生出的理论体系。它从性别角度切入生态问题，认为女性所遭受的压迫与自然生态所遭受的破坏存在某种关联。生态女性主义者赞美女性和自然，对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等进行深入批判，他们主张伸张妇女权益、建立生态和谐。本文将从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女性意识的体现和和谐的生态女性观三个方面来分析亚历山大·库普林的作品《阿列霞》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关键词：生态女性 自然 和谐 父权制
上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她将女性主义阐述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联系，要想改变女性的地位，就需要依赖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与压迫”。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催生出的理论体系，它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认为社会上种种问题的根源是男性对于女性和自然的欺压，认为男性对女人的压迫和自然退化、环境恶化间有着某种联系。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如是说，“如果说男人是自然的君主，如果说他被赋予了统治自然的权力，那么他所控制的就不仅仅是自然，而且还控制着与之相似的女人，男人对自然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有可能同时施于妇女”。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世界观统治了妇女和自然，他们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批判父权制的价值观，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赞美女性和自然。这个概念不仅重新审视了当时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更重视了自然和女性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理论，并且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理论。
一 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在生理上如女性的月经、怀孕、妊娠以及生产过程都与自然生态的周期性循环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里，女性是“自然的”“情感的”“原始的”，是如大自然一般美好、值得赞扬的。库普林在他的作品中不仅表达了对女性与自然命运的双重关注，也体现了他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女性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库普林短篇小说《阿列霞》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勒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小村里，文章开头作者这样描述主人公伊万的生活环境：
“正月底的天气是那样糟，要打猎也不可能。白天总是刮大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着怒吼的狂风不由得感到非常无聊。”
遇到阿列霞之前伊万的生活是无趣的，天气也是糟糕、令人不愉快的。而当遇到阿列霞之后，大自然变为另一幅画面：
“成群的麻雀散落在路旁的柳树上，啾啾地叫得那么响亮，那么激越……到处都感到生命的欢腾和快乐。”
女性角色与自然形象相关联，阿列霞的出现使得伊万心境大变，由此大自然也彻底变为了另外一副模样。伊万已经悄悄喜欢上阿列霞，而此时的大自然是温暖、令人愉悦、纯净和不被玷污的，正如阿列霞在伊万心目中的形象一样。阿列霞从小就生活在森林中，她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体现了互相尊重的生态伦理思想。当伊万带着猎枪来到森林时，阿列霞说道，“我不喜欢武器……您为什么要杀鸟杀兔呢？他们并不伤害谁，他们也和您我一样愿意活着”。作者将阿列霞的喜怒哀乐形象地体现在了对大自然的描写中，在描写她的形象时与自然万物相联系、比较。她就像是大自然的女儿一样，正直、无拘无束、生机勃勃得如同春天努力生长的小树。当伊万渐渐意识到自己要失去阿列霞的时候，大自然酝酿的风暴“爆发了”，闪电使“房间玻璃窗震得摇来晃去地乱响”，冰雹打光了树上的树叶，打碎了房间的窗玻璃，“碎玻璃随着响亮的断裂声散落在室内地板上”。自然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造成了村庄和房屋的一片狼藉。天气的突变奠定了阿列霞与伊万间爱情与命运的悲剧结局。
二 女性意识的体现
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推翻父权制世界观，解构二元论的统治，创建新的以女性经验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创造新型的女性文化以激励人们来解放女性和自然界，激励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
阿列霞是一个善良、纯净的大自然之子。阿列霞与姥姥因为被当地愚昧的村民认定是“女巫”而被迫隐居在森林深处的鸡脚小屋里，从此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村民对祖孙二人有着极大的敌意，认为她们是“不祥”。所以阿列霞从小在森林中长大，对外界社会一无所知。而从彼得堡到这个偏僻小村庄出差的伊万的出现却扰乱了阿列霞与姥姥原本平静的隐居生活。
阿列霞的形象是独立、高尚的，她在这个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村落里没有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地生活，而是选择了远离纷扰的世故，独居于大自然中。当主人公问道她害怕猎枪吗，她说“我为什么害怕呢？我是什么都不怕的”。阿列霞有着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她“稳重而自尊”，没有对男权惟命是从，她面对男人的质问，不但没有感到不自在和卑微，反而在她身上散发着强大而独立的女性气质。
同时作者也塑造了阿列霞的刚强、坚决的一面。当村里人殴打、辱骂阿列霞时，她没有屈服，没有软弱，而是“在愤恨、恐惧、绝望情绪的促使下，向着那些折磨她的人冲去”，并且她对威吓村民的话带着“那么强烈的愤恨，带着那么坚决的警告口气，以致整个人群一时都呆住了”。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唯唯诺诺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刚强的、已经诞生了反抗压迫和不公的意识的带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她决绝、坚定、勇于反抗，甚至在暴力面前都努力争夺着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尊严。尽管她的悲剧抨击了当时的男权社会，但是阿列霞生活在这种男权社会下注定就要受压迫和控制，无法改变她的悲剧命运。然而阿列霞却开始了不屈的反击，从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她的反抗意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反抗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她以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坚强高尚的品格，来对抗男权社会的控制和压迫，表示自己渴望追求爱情和自由平等的意志。 作者最终安排了阿列霞与伊万的悲剧结局。阿列霞代表着自然，伊万代表着文明，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和文明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自然与文明相遇而无法相融。阿列霞曾试图让文明接受她，但文明排斥阿列霞;伊万则无法摆脱文明的制辖，在现实面前放弃了对自然的理想追求。在小说《阿列霞》中随处体现“二元论”之中的对立观点：人/自然，男性/女性，文明/自然，理智/情感……作者精心塑造的爱情悲剧，其实是对二元论变相的批判，以美的消亡呼唤善的回归，以悲剧的令人痛心而引发人们的深思。
三 和谐的生态女性观
生态女性主义者研究发现，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和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根源。二元论中的对立理论不仅把男性与女性、理智和情感对立起来，并且把男性置于女性和自然之上，认为男人优于女人。那么在这种以父权制和男权意识为中心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与自然都被称为“他者”，她们只能处于一种次要、附属的地位，她们必须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发展观下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服务。在这种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和自然是一同被统治、被压迫的，女性和自然一样成为一种可划分、可侵占的资源。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西方父权制过度强调发展，才导致了原本和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本应相互依存的生命关系变得疏离，导致人与自然也变得互相对立起来。
库普林于1898年创作《阿列霞》，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阶段。文明与自然发生冲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席卷而来的工业革命解放了资本却没有解放思想，急剧的资本扩张却带来环境的恶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质化，正值世纪之交的人们思想混沌、迂腐，有些人被利益冲昏头脑，社会人的普遍人格发生着剧烈又微妙的变化。文学家们作为文化思想革新的先锋部队，更早并且更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得到扩散和继承，文学家们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生态问题和女性问题的重要性。作者借阿列霞之口说道，“我就是惦念着树林，真想把什么都扔下，跑开，连头也不回一下”，他将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伦理思想有机融合，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态环境的关心，更表现了对广大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伦理秩序更迭的呼唤。
在库普林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用他那细腻的文笔来刻画女性形象与自然形象，他们都是那么的纯洁、美好、惹人喜爱。而故事情节发展急转而下，由最初的“温暖”、“可喜”、“令人销魂”发展为“苦闷”、“恐惧”、“ 怪诞可怖”。由于村民的无知、冷漠、麻木，阿列霞惨遭村民殴打并被逐出村落。作者通过阿列霞一前一后的形象的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的冷漠，表达了作者对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人精神状态、生存环境的深深的疑虑和对人性、人的情感和尊严的确认的追求。阿列霞的精神和肉体由于这种父权制文化而备受摧残，尽管自始至终她一直坚韧不屈地为自己的命运和爱情抗争，甚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命和尊严，但最终还是被遏制在父权制的社会统治之下。自然始终没能融入文明，而是被文明驱赶、压制。作者安排了阿列霞的悲剧命运深深地刺痛人心令人深思，更是发起了对父权制社会伦理制度的挑战，表达了对力图建立男性、女性与自然和谐社会的愿望。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二元论，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女性与自然的解放，更是一切被欺压者的解放，他们主张消除一切歧视观念、等级观念，主张建立一个平等共生、和谐共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库普林的小说侧重于探讨人、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小说中，他把自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自然被人格化了，并和人联系在一起。他强调的是打破权利的压抑，男性应该与女性及自然和谐共生。本文将库普林的生态女性观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阿列霞和自然的形象以及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库普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和深化，他关注弱势群体及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命运，主张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剥削、压迫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和谐平等地共同存在。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万比洛夫戏剧研究》（Y121109W）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李林译：《阿列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F·d·Eaudbonne.Le Feminisme ou La Mort[J] Pierre Horay.1974.
[4] 米兰达·弗里克等，肖巍等译：《女性主义哲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 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8] 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9] 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孙大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教授;张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4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生态女性 自然 和谐 父权制
上世纪70年代，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西丝娃·德·奥波妮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毁灭》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一词。她将女性主义阐述为：“对妇女的压迫与对自然的压迫有着重要联系，要想改变女性的地位，就需要依赖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统治与压迫”。生态女性主义是妇女解放运动和生态运动相结合催生出的理论体系，它从性别的角度切入生态问题，认为社会上种种问题的根源是男性对于女性和自然的欺压，认为男性对女人的压迫和自然退化、环境恶化间有着某种联系。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如是说，“如果说男人是自然的君主，如果说他被赋予了统治自然的权力，那么他所控制的就不仅仅是自然，而且还控制着与之相似的女人，男人对自然可能采取的所有行动，都有可能同时施于妇女”。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世界观统治了妇女和自然，他们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批判父权制的价值观，探讨女性角色、女性价值，赞美女性和自然。这个概念不仅重新审视了当时西方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结构、社会结构，更重视了自然和女性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女性主义理论，并且是一种独特的生态理论。
一 女性与自然的内在关系
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和自然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在生理上如女性的月经、怀孕、妊娠以及生产过程都与自然生态的周期性循环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在文明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里，女性是“自然的”“情感的”“原始的”，是如大自然一般美好、值得赞扬的。库普林在他的作品中不仅表达了对女性与自然命运的双重关注，也体现了他对于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理解——女性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库普林短篇小说《阿列霞》中的故事发生在波勒西边界一个偏僻的小村里，文章开头作者这样描述主人公伊万的生活环境：
“正月底的天气是那样糟，要打猎也不可能。白天总是刮大风……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听着怒吼的狂风不由得感到非常无聊。”
遇到阿列霞之前伊万的生活是无趣的，天气也是糟糕、令人不愉快的。而当遇到阿列霞之后，大自然变为另一幅画面：
“成群的麻雀散落在路旁的柳树上，啾啾地叫得那么响亮，那么激越……到处都感到生命的欢腾和快乐。”
女性角色与自然形象相关联，阿列霞的出现使得伊万心境大变，由此大自然也彻底变为了另外一副模样。伊万已经悄悄喜欢上阿列霞，而此时的大自然是温暖、令人愉悦、纯净和不被玷污的，正如阿列霞在伊万心目中的形象一样。阿列霞从小就生活在森林中，她与大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平等地看待一切生命，体现了互相尊重的生态伦理思想。当伊万带着猎枪来到森林时，阿列霞说道，“我不喜欢武器……您为什么要杀鸟杀兔呢？他们并不伤害谁，他们也和您我一样愿意活着”。作者将阿列霞的喜怒哀乐形象地体现在了对大自然的描写中，在描写她的形象时与自然万物相联系、比较。她就像是大自然的女儿一样，正直、无拘无束、生机勃勃得如同春天努力生长的小树。当伊万渐渐意识到自己要失去阿列霞的时候，大自然酝酿的风暴“爆发了”，闪电使“房间玻璃窗震得摇来晃去地乱响”，冰雹打光了树上的树叶，打碎了房间的窗玻璃，“碎玻璃随着响亮的断裂声散落在室内地板上”。自然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造成了村庄和房屋的一片狼藉。天气的突变奠定了阿列霞与伊万间爱情与命运的悲剧结局。
二 女性意识的体现
生态女性主义者倡导推翻父权制世界观，解构二元论的统治，创建新的以女性经验为中心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创造新型的女性文化以激励人们来解放女性和自然界，激励女性主义意识的崛起。
阿列霞是一个善良、纯净的大自然之子。阿列霞与姥姥因为被当地愚昧的村民认定是“女巫”而被迫隐居在森林深处的鸡脚小屋里，从此祖孙二人相依为命，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村民对祖孙二人有着极大的敌意，认为她们是“不祥”。所以阿列霞从小在森林中长大，对外界社会一无所知。而从彼得堡到这个偏僻小村庄出差的伊万的出现却扰乱了阿列霞与姥姥原本平静的隐居生活。
阿列霞的形象是独立、高尚的，她在这个以男权主义为中心的村落里没有卑躬屈膝、委曲求全地生活，而是选择了远离纷扰的世故，独居于大自然中。当主人公问道她害怕猎枪吗，她说“我为什么害怕呢？我是什么都不怕的”。阿列霞有着对自己力量的自信，她“稳重而自尊”，没有对男权惟命是从，她面对男人的质问，不但没有感到不自在和卑微，反而在她身上散发着强大而独立的女性气质。
同时作者也塑造了阿列霞的刚强、坚决的一面。当村里人殴打、辱骂阿列霞时，她没有屈服，没有软弱，而是“在愤恨、恐惧、绝望情绪的促使下，向着那些折磨她的人冲去”，并且她对威吓村民的话带着“那么强烈的愤恨，带着那么坚决的警告口气，以致整个人群一时都呆住了”。作者塑造的女性形象不同于人们印象中唯唯诺诺的传统女性形象，而是刚强的、已经诞生了反抗压迫和不公的意识的带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女性形象。她决绝、坚定、勇于反抗，甚至在暴力面前都努力争夺着本应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和尊严。尽管她的悲剧抨击了当时的男权社会，但是阿列霞生活在这种男权社会下注定就要受压迫和控制，无法改变她的悲剧命运。然而阿列霞却开始了不屈的反击，从故事的一开始我们就能感受到她的反抗意识，随着故事的发展，这种反抗意识也在逐渐增强，她以自己独立自主的精神和坚强高尚的品格，来对抗男权社会的控制和压迫，表示自己渴望追求爱情和自由平等的意志。 作者最终安排了阿列霞与伊万的悲剧结局。阿列霞代表着自然，伊万代表着文明，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和文明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自然与文明相遇而无法相融。阿列霞曾试图让文明接受她，但文明排斥阿列霞;伊万则无法摆脱文明的制辖，在现实面前放弃了对自然的理想追求。在小说《阿列霞》中随处体现“二元论”之中的对立观点：人/自然，男性/女性，文明/自然，理智/情感……作者精心塑造的爱情悲剧，其实是对二元论变相的批判，以美的消亡呼唤善的回归，以悲剧的令人痛心而引发人们的深思。
三 和谐的生态女性观
生态女性主义者研究发现，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和哲学理论的基础和根源。二元论中的对立理论不仅把男性与女性、理智和情感对立起来，并且把男性置于女性和自然之上，认为男人优于女人。那么在这种以父权制和男权意识为中心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女性与自然都被称为“他者”，她们只能处于一种次要、附属的地位，她们必须为以男性为中心的发展观下的政治体系、社会体系服务。在这种父权制的社会中，女性和自然是一同被统治、被压迫的，女性和自然一样成为一种可划分、可侵占的资源。在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正是由于西方父权制过度强调发展，才导致了原本和谐的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本应相互依存的生命关系变得疏离，导致人与自然也变得互相对立起来。
库普林于1898年创作《阿列霞》，此时正值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阶段。文明与自然发生冲突，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贫富差距依然明显。席卷而来的工业革命解放了资本却没有解放思想，急剧的资本扩张却带来环境的恶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物质化，正值世纪之交的人们思想混沌、迂腐，有些人被利益冲昏头脑，社会人的普遍人格发生着剧烈又微妙的变化。文学家们作为文化思想革新的先锋部队，更早并且更强烈地意识到了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得到扩散和继承，文学家们希望人们能够意识到生态问题和女性问题的重要性。作者借阿列霞之口说道，“我就是惦念着树林，真想把什么都扔下，跑开，连头也不回一下”，他将女性主义思想与生态伦理思想有机融合，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对生态环境的关心，更表现了对广大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伦理秩序更迭的呼唤。
在库普林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他用他那细腻的文笔来刻画女性形象与自然形象，他们都是那么的纯洁、美好、惹人喜爱。而故事情节发展急转而下，由最初的“温暖”、“可喜”、“令人销魂”发展为“苦闷”、“恐惧”、“ 怪诞可怖”。由于村民的无知、冷漠、麻木，阿列霞惨遭村民殴打并被逐出村落。作者通过阿列霞一前一后的形象的鲜明对比凸显了人性的冷漠，表达了作者对世纪之交的俄罗斯人精神状态、生存环境的深深的疑虑和对人性、人的情感和尊严的确认的追求。阿列霞的精神和肉体由于这种父权制文化而备受摧残，尽管自始至终她一直坚韧不屈地为自己的命运和爱情抗争，甚至最后几乎失去生命和尊严，但最终还是被遏制在父权制的社会统治之下。自然始终没能融入文明，而是被文明驱赶、压制。作者安排了阿列霞的悲剧命运深深地刺痛人心令人深思，更是发起了对父权制社会伦理制度的挑战，表达了对力图建立男性、女性与自然和谐社会的愿望。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二元论，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他们追求的不仅是女性与自然的解放，更是一切被欺压者的解放，他们主张消除一切歧视观念、等级观念，主张建立一个平等共生、和谐共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
库普林的小说侧重于探讨人、自然、环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小说中，他把自然作为事件发生的背景，自然被人格化了，并和人联系在一起。他强调的是打破权利的压抑，男性应该与女性及自然和谐共生。本文将库普林的生态女性观和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结合起来，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分析阿列霞和自然的形象以及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库普林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小说中得以体现和深化，他关注弱势群体及在社会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命运，主张消除一切不平等的剥削、压迫关系，主张人与自然、人与人、男人与女人和谐平等地共同存在。
注：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万比洛夫戏剧研究》（Y121109W）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库普林，李林译：《阿列霞》，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2] 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艾晓明译：《女性主义思潮导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F·d·Eaudbonne.Le Feminisme ou La Mort[J] Pierre Horay.1974.
[4] 米兰达·弗里克等，肖巍等译：《女性主义哲学指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 郑湘萍：《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性与自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6] 凌晨光：《当代文学批评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7] 西蒙娜·德·波伏娃，郑克鲁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
[8] 肖巍：《生态女性主义及其伦理文化》，《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第4期。
[9] 陈小红：《什么是文学的生态批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孙大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学院教授;张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2014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