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最小的三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洞洞的大楼房里。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后，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以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和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张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她不再和我们———她的子女，以及任何人谈论父亲，以及与父亲相联系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煎熬着对于父亲以及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怀念。开始，她每逢过年，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安排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都取消，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不，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寒衣，到“大跃进”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举办学习班，全家人都不赞成，母亲毫无二话，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以后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客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却不作任何辩解。
　　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居然逃脱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
　　我的灵魂却受到了猛地一击：呵，母亲这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我们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
　　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