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同队插友中，张某好诗词，带来了《唐诗三百首》；贺某想当画家，带来了石涛、林凤眠、关山月以及米开朗基罗的画册；我是造反习气未脱，带来了《联共（布）党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类，大家互通有无，交换着看。不要多久，交换范围又扩大到其他队，一直交换到很多书没有封皮和脱页散线的地步。
　　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知青下乡是接受“再教育”的，在农民面前得夹起尾巴做人。茶场有一党支部副书记，自觉责任重大，成天黑着一张脸骂人，晚上还到处巡查，查到知青房间里有声响就隔窗偷听，看是否有人说反动话，是否有人收听敌台。据说有一次某知青听收音机，听着听着睡着了。副书记不知情，竟把播音一直偷听到后半夜，冻得第二天咳嗽不已。
　　他也经常检查知青们读什么。好在他的文化水平不高，在辨别读物方面力不从心。有一次，他看见法捷耶夫的《毁灭》，先问“毁”是什么字，问明白了再一举诛心：“我们现在都在搞建设，你怎么成天搞毁灭？你想毁灭什么？”
　　我急忙辩解：“毛主席都说这本书好。”
　　见他狐疑，我便翻出《毛泽东选集》中的白纸黑字，这才让他悻悻地走了。
　　另一次，他冲着马克思的照片皱起眉头：“资本家吧？开什么铺子的？”
　　“亏你还是共产党员，连老祖宗都不认识了？”我抓住机会再将一军，使他脸上有点挂不住，只假装没听见，去找什么锄头。
　　有了这样一些经验，知青们发现乡下干部其实不难对付。一段时间里，有些女知青喜欢唱“卖国”电影《清宫秘史》里的插曲，比较粉色和小资的那种，被干部们询问唱什么，就说革命京剧样板戏啊。干部们不懂京剧，居然信以为真。有些知青传看司汤达的《红与黑》，被干部们询问看什么，就说是看两条路线斗争史，还说作者是马克思他舅。干部们不知马克思的舅和姨，也就马虎带过。
　　农村当然也兴阶级斗争，只因为干部们大多缺少文墨，文化封禁较难落实。即便在城市，禁区也是有缝隙、有缺口、有偷越暗道的，爱书人稍动心思，其实不难找到自保手段。比如《毁灭》、《水浒》、李贺、曹操这一类是领袖赞扬过的，可翻书为证，谁敢说禁？孙中山的大画像还立在天安门广场，谁敢说他的文章不行？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三大来源，稍经忽悠差不多就是马克思主义，你敢不给它们开绿灯？再加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有比较才有鉴别”“充分利用反面教材”一类毛式教导耳熟能详，等于给破禁发放了暧昧的许可证，让一切读书人有了可乘之机。中外古典文学就不用说了，哪怕疑点明显的爱情小说和颓废小说，哪怕最有理由查禁的希特勒、周作人以及蒋介石，只要当事人在书皮上写上“大毒草供批判”字样，大体上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收藏和流传。
　　我还读过一种油印小册子，不记得是哪个红卫兵组织印的，也不知他们印书的目的何在。小册子照例醒目地印有“大毒草供批判”的安全标志，正题是《新阶级》，作者为德热拉斯（后译为吉拉斯），一位被西方世界广为喝彩的南斯拉夫改革理论家。当80年代末一位美国人向我推荐此书时，我的回答曾让他一怔。
　　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二十年前就读过。
　　他还是斜盯着我。
　　我无法让他相信这一点，当然也没必要让他相信。
　　我记得自己就是在茶场里读到油印小册子的，两位外地来访的知青留下了它。我诈称腹痛，躲避出工，窝在蚊帐里探访东欧，如听到门外有脚步声，便要装出一些呻吟。这是知青们逃工的常用手法。不过既是病人就不能快步走，不能歌唱，更不能吃饭，以便让病态无懈可击。副书记一到开饭时就会站在食堂门口盯着，直到确认你没有去打饭，也没人代你打饭，才会克制一下揭穿伪装的斗志。不吃饭那就是真病了，这是农民们的共识。
　　这样，对于我的很多伙伴来说，东欧的自由主义以及各种中外文化成果，都常常透出饥饿者的晕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