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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罗斯精神哲学的思考路径始终依托于精神的形而上追问的理论视域与现实路径，将精神作为哲学的时代主题进行探讨成为重建形而上学的新的突破口，其在对精神世界进行重构的过程中，改变了传统形而上学还原式的思维方式，在“如何是”的探索中赋予了哲学以实践改造功能，使形而上学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新的勾连;立足于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自然性与神性的二重化特征来厘清“形上”与“形下”界限的同时，不断为“形上”维度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并加以切身实际的捍卫;通过精神体验的内在感悟来唤起人的感知神圣的能力，从而发起永恒的精神性追问，来达到克服虚无和信仰上帝的最终归宿，异质性要素在其中得以真正显现并开启了自由的可能性空间。
关键词：俄罗斯精神哲学;精神性;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重建
从西方形而上学的演变逻辑来看，“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二元论以及超越论等规定都是对人性阐发的本质说明，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对人性的一种间接印证和迂回的说明，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和人性规定本身的逻辑的历史证明”。因而，随着现代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创造本质得到充分展开，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和现代意义有所变迁，但却永远无法摒弃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趋向，在不断实现精神的内在自由和现实的弹性空间的过程中，能够对精神规定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做出符合时代内涵的有效阐释，从而推移着人类寄托于终极关怀的各种可能性方案及出路。因此，形而上学具有在现当代的精神境界中进行重建的合法性和可能性。20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哲学家致力于形而上学的重建，并将其作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基本途径。实际上，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独立并成熟起来的俄罗斯精神哲学所思考与解决的同样是整个西方文化语境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并试图寻找一条新的研究哲学的模式和道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逐渐白热化，围绕俄罗斯未来的道路选择问题所展开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促使斯拉夫主义者以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为动力，尝试建立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并将精神注入俄罗斯思想最富独创性和最有价值的哲学运动中去，以此确认了在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对有机性与完整性来加以说明的俄罗斯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并完成了其初始奠基。随后，索洛维约夫通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原理和知性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理性霸权展开深刻的批判，形成了关于宇宙、自然、人、上帝等的多样性统一的宗教一宇宙学形而上学，他的万物统一哲学体系和神人学说哲学理念的创立，标志着俄罗斯形而上学体系的基本建立。之后，“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等哲学家则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俄罗斯哲学进行独特的思考，并同20世纪的西方哲学展开类比研究，他们将认识论和新的本体论与存在的生命维度、伦理学维度和美学维度有机统一起来，其中人格主义的存在主义与宗教原理的结合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一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俄罗斯精神哲学从未脱离于西方，虽然寻求的方法和路径有所不同，但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俄罗斯形而上学一直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框架内不断地对精神进行解读和规定，希望重新阐释东正教精神的基础，“以信仰至上的原则来恢复人自身的精神性在其本真存在中的位置，从而使科学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精神哲学首先是一种精神哲学，一种关于精神及其发展并与神相联系的学科”。精神哲学的思考路径始终依托于精神的形而上追问的理论视域与现实路径，将精神作为哲学的时代主题进行探讨成为重建形而上学的新的突破口，这既在现实性理想上表征着哲学对人的本性的现代阐释的转变，又在现代性批判上彰显着对精神实在性根据的思维转型。这种俄罗斯所特有的形而上学在对精神世界进行重构的过程中，站在现代高度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思考范围和运思途径三个方面对“形上之思”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了确切的把握，在哲学只是无能为力地听命于理性所揭示的物质现实和观念现实的现代社会为形而上学的重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以还原式的思维方式将目标指向超验世界的本原性实体。然而，随着古典形而上学的破产及本体之不可言说，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外在的崇高的本原也自然而然陷入虚构、独断和怀疑之中，以至遭到全面解体。因此，进行形而上学的重建，首先要接受本原性实体被颠覆的教训，改变还原式的思维方式。然而，“哲学是永无休止的追问，是永无满足的、永不熄灭的‘对智慧的爱”’，只要是追根问底就会涉及本原，且短暂的人生总是需要有一个能够使人安身立命的终极解释来开启特定的意义的世界，因而本原的问题无法回避。面对这个难题，俄罗斯精神哲学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将本体论的提问方式转变为过程式的提问方式，不再去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本应当“如何是”。俄罗斯形而上学所重视的从来不是纯理论意义上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反对理性主义全部抽象的认识，“以其自己的语汇来阐释对现实的直觉把握和对信仰之默想所发现的一切”，推崇直接经验，拒绝概念逻辑的推演和思辨性结构体系的营造，为哲学家的思想带来了一种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俄罗斯精神哲学能够很好地把人引向对于人和存在的宗教性思考，反思哲学在人类精神深处发现的事物，努力澄清生命的奥秘，宗教理想的末世渴求所赋予的有机完整性与理想性使其依赖对存在物的直觉的、内在的认识体验来系统论证认识主体如何直接领悟超主观的现实，以此来打破西方反理性主义必须用理性去反对理性的形式背谬。
具体来看，内心自由的渴望与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呼唤使俄罗斯精神哲学从斯拉夫派的探索开始，就试图在对基督教进行俄罗斯式的解释的基础上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反叛，西方文化的概念性、抽象性和分裂性恰恰唤起俄罗斯文化指向精神性、具体性、完整性的理想生活。在基列耶夫斯基看来，纯粹理性认识只有在完整参与作为原初现实的真理时才是合法的，逻辑推理知识的普遍性无法替代只有遵循基督之爱这种达到真理的法则才能够企及的最为深邃的秘密。霍米亚科夫也认为，真理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人作为生命整体的承载是在如神赐般的社会有机体的教会中寻求个体性的充实的，也就是以自身参与到存在中来获得启示真理的。基于这一想法，霍米亚科夫批判了依靠逻辑推理来认识对象的抽象理性，并将其视为无法获得关于整体的人的认识和无法获得关于基督教真理的重要原因，提出了对真理的认识是依靠“完整精神”来实现的重要论断。在此之后，系统地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批判的工作是由索洛维约夫进行的，他深入分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所以走向自我否定和逻辑终结的原因，指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真正本原既不是现象世界的真实存在，也不是主体理性中的观念存在，而是一种具有超宇宙和超人因素的、生动而现实的完满性本原。“它所研究的是存在物及其生命的内在秩序，该秩序是由存在物和原初存在物的关系决定的。”索洛维约夫认为，虽然自在者在神秘主义中被看作真正知识的对象，但是自在者的直接本体性仅仅在于作为直觉体验或信仰时才具备，而作为理念的自在者的客观性演进过程却总是处于漠视和非肯定性之中，将理性思维的内容和感觉经验的内容排除在知识对象的来源之外，显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哲学高度，反之会走向否定全部哲学的绝对性的怀疑主义。由此看来，神秘主义只能成为真正哲学的基础，而不是全部。索洛维约夫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三种哲学类型的客观内容作为从属的要素包含于自身之中来明确定位：神秘主义具有第一性意义的绝对性，决定着哲学知识的最高原理和最高目的;最高原理的外在基础和应用实现体现在经验主义的质料性当中;而理性主义因素的形式性则成为一切体系的中介或一般联系。他对神学、哲学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综合，形成了足以包容完整真理的最高形态的完整知识认识论，这种完整知识认识论不仅提出了使人成为人的关于认识与人的完整的内在经验的联系问题，而且在基本宗旨上“试图脱离西方古典哲学的旧有模式，对哲学的任务进行重新界定”，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以建立一种不仅能够为世界预设理想模式，还能够为人提供行为准则的完整的世界观。从这一宗旨出发，索洛维约夫批判主客对立二元思维的局限性使哲学的任务只局限在把握存在的普遍原理和事物的永恒本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问题，而忽视了实践主体的“应有”之义。“我想要什么？该做什么？信仰什么和依靠什么而生活？对这些问题理论哲学实质上不能给出任何回答。实际上，现有的东西，从前只是应有的，现实的东西当时只是所愿望的;但意愿转化成了行动，而行动产生了物质结果。”因此，索洛维约夫确认，在存在与应有之间、现实与愿望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和固定的界限，而是处于不断过渡之中。历史正是人依靠自己的活动不断实现自己原初的、主观的、非现实的、理想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人通过向上的飞跃来重建生命的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以此来达到将现有状态的现实提高到最大完善的目的。现代哲学的使命就是求索解决思想与现实、知与行、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践之脱离的出路与方法。“索洛维约夫给自己提出了闡明我们尘世生活的精神基础的任务”，并赋予了哲学以实践改造功能，使形而上学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新的勾连。因此，从索洛维约夫开始，俄罗斯精神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不再限于思辨思维本身，而是与生活世界的人生实际息息相关。虽然在此之后，精神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态，主要哲学家分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共同不懈地探索着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中的定位及其前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中强烈的救世主义使“他们不满于既定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渴望变革，渴望完满的新世界的出现”。“向何处去”与“怎么办”始终是俄罗斯哲学家所探讨的主要论题，他们的每一次追问都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形而上学探问。
传统形而上学的至高无上性通过设定永恒不变、完满自足的“形上”本体来实现“此岸”和“彼岸”的分界，而形而上学先验性内容与经验性内容的裂痕使其在一定因素的制约下会呈现出重心下移的内在趋向，现实因素的限制使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重新奠基的可能。现代西方哲学认为，本原性实体制约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及其变化发展，故将其彻底否定，只承认相互贯通且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中的现实世界。由此，“此岸”与“彼岸”的悬隔逐渐消解，神人、主客、心物之间找到了沟通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同于真正取消形而上学和思考的“形上”维度，而是要赋予形而上学以新的定位并重新予以界说，从而为“形上”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由“设定”形而上学的理论架构到走向“维护”被形而上学的解释原则所遮蔽乃至窒息的蕴含着精神价值的“形上”维度。因此，基于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的哲学表达方式、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赋予了形而上学以永恒的精神性追问这一前提，形而上学的重建虽然在思维方式上有所转变，但哲学思考的“形上”维度却依然存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的界限也依然需要厘清，如此才能抵御以物化的实有来填补精神之匮乏的虚无主义。
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短暂的存在，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克服有限性，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类生活的“内在悲剧”。“人的秘密在于，他不仅是自然生物，是不能用自然界来加以解释的;他也是个性，也即是自身具有上帝形象的精神性生物。因此，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悲剧性的。”俄罗斯精神哲学旨在超越当下现实、转向彼岸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力图找到一条真正的拯救的道路。成长于东正教母体中的俄罗斯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神学思考方式和人文主题，集中体现在精神哲学的两个指向上面，一是重新诠释神，一是重新理解人。这一哲学类型反对将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主义渗透到传统基督教神学之中来将对存在的理解用于对神的理解，并且反对在这种神观念之下对人的贬低与轻视。俄罗斯哲学家普遍认为，精神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况，是人具有神性的根本原因，人的存在证明着高于人的东西的存在，人的优点也在于此。整全的世界连同永恒的生命之流，与现实个体的存在是连成一体且休戚相关的，同时又是超出现实个体的有限性的，是实际经验所无从掌控的。“人是克服着自己的局限性向更高存在物超越的生物”，对有限的东西的不满足，对无限的东西的向往，是人身上的神的东西的显现，也是对上帝的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存在的人的证明。“如果没有作为真理和意义的上帝，一切都将成为平面，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谁是人向之提升接近的。”离开上帝，就没有精神，因而要想克服人的孤独和有限性，必须回到人的精神生活中，依靠人身上的神性力量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看，形而上学只能建于人的精神性经验之上，精神完全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它是自由，而不是存在，是对现有世界的根本改变，是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力量。然而，精神的悲剧就在于，“精神不能始终是自身中的存在，精神不能不从自己走向他者、走向世界”。精神与自身相异化，与人相异化，世界也随之处在不应当的精神和道德状态之中。对康德而言，出路只能是通过实践理性向现象世界之外突破，而俄罗斯精神哲学反对客体化统治的斗争是通过反对现象的精神革命来实现的，通过赋予精神本体以摆脱外在性和必然性的强迫统治的职能，“以获得作为实在生存之完满的精神性和自由”。创造行为可以说是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是超越现象界的精神指向，它不仅是人的事情，也是神的事情。“从不懂得意义的感觉和理解中可以获得认识，从自发的潜意识本能和欲望中可以获得美丽的道德形象，从丑陋的世界里可以获得美。”从整体性和宇宙和谐的角度来看，“美是存在的最高素质状态，是生存的最高成就”，创造的艺术意义使自身具有某种奇迹的性质。创造行为总是引起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形象产生，在自身中想象比某个具体的东西，比给定的东西更高、更好、更美丽，而这种形象的产生源自人身上的神秘力量。至此，精神哲学通过人对神的事业之创造性的不断挖掘，使形而上学不仅仅局限于旧有的“人文维度”“神学维度”和“知识维度”，并赋予其“审美维度”的丰富内涵。
这种从自身立足的“有限性”进入直面“无限性”的思考路径，仍然属于“形上”对“形下”的超越，有所转变的是这种超越不再是由“现象”超升至“本体”，而是在现实世界的范围内，由“在场”延伸到“不在场”，由局部提高为整全，赋予其某种终极指向和形上意味。俄罗斯精神哲学不仅预言了现代人所面临的信仰缺失和意义世界失落的困境，并且为克服这一状态给出了方案，即重建精神世界，通过还原精神的实在性、重构形而上的真理观和恢复上帝的应有之义来找寻神圣在人的存在中的意义。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渗透”、索洛维约夫的与神圣本原相结合，还是别尔嘉耶夫的主体问的真正交往、弗兰克的神谕和启示，都不是拘泥于旧有的对“形上”维度的设定，而是对神秘的无限的精神世界的切身实际的捍卫。“形上”维度的持存寄托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种种可能性出路，形而上学的超越性也因此成为现代人摆脱日常实用功利关系的困境，走出虚无和无意义状态的精神力量。
西方哲学传统在对世界二重化架构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通过理念论的规定将所有关于存在的事实全部作为理论加以把握的对象，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从古典形而上学通过概念路径对超然本体进行提纯，到近代知识论以意识同一性对“自我”与“世界”进行弥合，一直奉同一性为至尊，差异性受到压制，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互交融和各自分离的过程中呈现出对异质性的排斥，却又内隐着异质性要素的包容和增长。随着世俗因素的不断侵蚀，形而上学对知识的信赖逐渐遮蔽了对形而上信仰的青睐，异质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向经验世界与现实的人自身下移。現代哲学对逻辑同质性的态度转变使哲学家所关注的已不再是远离人生实践的永恒的、抽象的、超时空的、无限性概念，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东西。承认有限制就是承认差异和非规定性，然而推崇和承认有限的现代哲学并不是强调静止和自封，而是一种不断拆除自身的边界和屏障，以否定性、非规定的思维方式来倡导多元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欲与万物相统一的哲学。因此不断地对异质性要素及其价值进行挖掘成为找寻现代形而上学逻辑建构的新基点。 曾经以“逻各斯”为本位的思辨哲学，总是企图凭借人的先验理性来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然而其所转向的纯粹的超验世界是既无从验证亦无从体认的。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对运思途径的探讨，新的“形上之思”是一种直面无限的悟性之思，它并不依赖于先天的思辨来超越具体的经验，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经验来进行直觉和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精神哲学不是从世界的存在中推出人的存在，而是由人的最直接、最贴切和切身的体验中推出万物的存在和意义。这是现代形而上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彻底颠倒和转换立场的最深刻的动机。在这里，“作为概念体系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只有作为精神体验的象征的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俄罗斯形而上学将神圣与神秘因素视为关于人的所有价值序列中的最高层次的存在，同时也将其作为人身上最根本的精神存在要素而赋予灵魂以真理的意义，因此，俄罗斯精神哲学提出的克服虚无的唯一途径就是唤起人的感知神圣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打破了人的常规理性和自觉意志，以心来体验，把人释放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和完全的自由之中。他将神秘的心理空间同合理的、有序的现实空间相渗透和融合，揭示了人性的无限深度和复杂性。无限隐藏在有限里，因此有限对于人来说并不构成束缚，反而扩展了人生领域的在场，超越性在此是对有限性的直觉和体验。体验的内容不再是从前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外在的对立的经验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经验、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样，人的生存空間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更深刻的展示，进入了神秘现实的世界。布尔加科夫直接指出“神秘”的含义和条件，“使我们能够和精神世界、神的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神秘）感悟，以及对我们自然世界的内在（而不仅是外在）认识，就叫做神秘体验。神秘体验之可能性，其前提是人有一种直接的、超理性的和超感觉的特殊直觉能力，我们也把这种直觉叫做神秘直觉”。由此可以看出，神秘体验的主要目的在于突出主体的精神性贯通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能动作用，这是改变现代社会的平面化、工具化、物化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别尔嘉耶夫的理解则多了一份人性的亲近感，将精神在人身上所发生的内在作用看作人的精神体验。“在精神里超验的东西是自己自身的东西。上帝是超验的，深渊使人与上帝分开。但上帝的超验性是我们的内在体验。”因而，这种精神体验具有个体性、独特性，是别人无法复制、参与和分享的。个体因素的渗透更强化了在自身追寻过程中的对人的自由创造的认知，不同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其在自身的体验中领会到的“形上之思”为前提。体验使个体的存在和生活在时空中发生了实在性的改变，但却无法揣测和规定它的确定性的意义。它带给现实世界的是一种深度的模糊和自在的奥秘，是一种非规定性、非统治性的思考，它更多的是倾听、感受和领悟。“特定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建构和形而上学的消解乃是异质性要素不断翻腾的过程。”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存在着根本不同，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同一性，竭尽全力排斥一切有限性，从而将自身确立为一元论。而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则强调有限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以致将自身归结为多元论，但绝不是禁锢和停留于个别的有限之物，而是让有限的东西葆有各自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葆有各自的多姿多彩和生命力。
俄罗斯精神哲学中非理性因素的强烈的宗教感所带来的对规定性与同一性的偏斜，使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中的异质性要素得以真正显现并开启了自由的可能性空间。异质性要素的不断增长使俄罗斯精神哲学不仅要求对形而上学理性的设定进行重新估量和定位，并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价值与意义，而非绝对性的真理。俄罗斯精神哲学始终没有丧失对人自身崇高性的信仰，“信仰使形而上学拥有了价值论，赋予它价值的方向”。追求至善、期待家园的感觉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按照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建构理路，只有献身于至善，才能走向信仰上帝的真理之路，使人的精神和灵魂获得不断提升，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是永远无法消解的，只能不断推倒和重来。因此，体验式的悟性思维作为新的“形上之思”的运思途径，或许能够在当代形而上学重建中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以实现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重建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认识建立在精神体验的基础上，赋予其实践与解放的特征，使之摆脱客体化世界的统治和无法忍受的奴役，在肯定人之本性的超越性追求的基础上引领精神世界的重塑和终极关怀的根本指向。
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不乏美与善的途径，其所带来的深刻启示无疑有助于为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重塑生存信仰和价值体系提供一种超越性、理想性、批判性与自由性的精神根据。但若与现实关联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很难真正从精神领域走向实践和生活，对神学的过多期待使其无法彻底摒弃超时空的思维模式，宗教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与追求浪漫的精神生活的气质，从而将人的全部的生命活动形式都加以神圣化。这种形而上学类型虽然强调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独特内涵，但却缺乏一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在末世论的立场上以人的精神上的宗教体验来展开对人的未来归宿的理解，忽略了人的存在的物质基础，无法从人的实践活动所不断展开的现实历史运动中加以说明。因此，这种对形而上学重建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精神层面。
关键词：俄罗斯精神哲学;精神性;形而上学;形而上学重建
从西方形而上学的演变逻辑来看，“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二元论以及超越论等规定都是对人性阐发的本质说明，从某种角度上看这是对人性的一种间接印证和迂回的说明，同时也是对形而上学的内在逻辑和人性规定本身的逻辑的历史证明”。因而，随着现代实践的发展，人的自我创造本质得到充分展开，形而上学的表现形式和现代意义有所变迁，但却永远无法摒弃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种内在的必然趋向，在不断实现精神的内在自由和现实的弹性空间的过程中，能够对精神规定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做出符合时代内涵的有效阐释，从而推移着人类寄托于终极关怀的各种可能性方案及出路。因此，形而上学具有在现当代的精神境界中进行重建的合法性和可能性。20世纪以来的一些西方哲学家致力于形而上学的重建，并将其作为解决现代性困境的基本途径。实际上，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独立并成熟起来的俄罗斯精神哲学所思考与解决的同样是整个西方文化语境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并试图寻找一条新的研究哲学的模式和道路。随着近代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逐渐白热化，围绕俄罗斯未来的道路选择问题所展开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之争促使斯拉夫主义者以俄罗斯传统文化精神为动力，尝试建立独立的真正意义上的作为精神生活的形而上学，并将精神注入俄罗斯思想最富独创性和最有价值的哲学运动中去，以此确认了在东正教文化的基础上对有机性与完整性来加以说明的俄罗斯形而上学的基本主题并完成了其初始奠基。随后，索洛维约夫通过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抽象原理和知性思维方式所导致的理性霸权展开深刻的批判，形成了关于宇宙、自然、人、上帝等的多样性统一的宗教一宇宙学形而上学，他的万物统一哲学体系和神人学说哲学理念的创立，标志着俄罗斯形而上学体系的基本建立。之后，“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弗兰克、洛斯基、弗洛连斯基等哲学家则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俄罗斯哲学进行独特的思考，并同20世纪的西方哲学展开类比研究，他们将认识论和新的本体论与存在的生命维度、伦理学维度和美学维度有机统一起来，其中人格主义的存在主义与宗教原理的结合占有一席之地”。从这一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俄罗斯精神哲学从未脱离于西方，虽然寻求的方法和路径有所不同，但作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俄罗斯形而上学一直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框架内不断地对精神进行解读和规定，希望重新阐释东正教精神的基础，“以信仰至上的原则来恢复人自身的精神性在其本真存在中的位置，从而使科学回到其应有的位置上”。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精神哲学首先是一种精神哲学，一种关于精神及其发展并与神相联系的学科”。精神哲学的思考路径始终依托于精神的形而上追问的理论视域与现实路径，将精神作为哲学的时代主题进行探讨成为重建形而上学的新的突破口，这既在现实性理想上表征着哲学对人的本性的现代阐释的转变，又在现代性批判上彰显着对精神实在性根据的思维转型。这种俄罗斯所特有的形而上学在对精神世界进行重构的过程中，站在现代高度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思考范围和运思途径三个方面对“形上之思”如何可能的问题提出了确切的把握，在哲学只是无能为力地听命于理性所揭示的物质现实和观念现实的现代社会为形而上学的重建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一、改变还原式的思维方式：从“是什么”到“如何是”
发端于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以还原式的思维方式将目标指向超验世界的本原性实体。然而，随着古典形而上学的破产及本体之不可言说，与现实世界相脱离的外在的崇高的本原也自然而然陷入虚构、独断和怀疑之中，以至遭到全面解体。因此，进行形而上学的重建，首先要接受本原性实体被颠覆的教训，改变还原式的思维方式。然而，“哲学是永无休止的追问，是永无满足的、永不熄灭的‘对智慧的爱”’，只要是追根问底就会涉及本原，且短暂的人生总是需要有一个能够使人安身立命的终极解释来开启特定的意义的世界，因而本原的问题无法回避。面对这个难题，俄罗斯精神哲学并没有选择逃离，而是将本体论的提问方式转变为过程式的提问方式，不再去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本应当“如何是”。俄罗斯形而上学所重视的从来不是纯理论意义上对世界的认知，而是反对理性主义全部抽象的认识，“以其自己的语汇来阐释对现实的直觉把握和对信仰之默想所发现的一切”，推崇直接经验，拒绝概念逻辑的推演和思辨性结构体系的营造，为哲学家的思想带来了一种更大的自由和灵活性。俄罗斯精神哲学能够很好地把人引向对于人和存在的宗教性思考，反思哲学在人类精神深处发现的事物，努力澄清生命的奥秘，宗教理想的末世渴求所赋予的有机完整性与理想性使其依赖对存在物的直觉的、内在的认识体验来系统论证认识主体如何直接领悟超主观的现实，以此来打破西方反理性主义必须用理性去反对理性的形式背谬。
具体来看，内心自由的渴望与俄罗斯自我意识的呼唤使俄罗斯精神哲学从斯拉夫派的探索开始，就试图在对基督教进行俄罗斯式的解释的基础上对西方的理性主义哲学进行反叛，西方文化的概念性、抽象性和分裂性恰恰唤起俄罗斯文化指向精神性、具体性、完整性的理想生活。在基列耶夫斯基看来，纯粹理性认识只有在完整参与作为原初现实的真理时才是合法的，逻辑推理知识的普遍性无法替代只有遵循基督之爱这种达到真理的法则才能够企及的最为深邃的秘密。霍米亚科夫也认为，真理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理论领域，人作为生命整体的承载是在如神赐般的社会有机体的教会中寻求个体性的充实的，也就是以自身参与到存在中来获得启示真理的。基于这一想法，霍米亚科夫批判了依靠逻辑推理来认识对象的抽象理性，并将其视为无法获得关于整体的人的认识和无法获得关于基督教真理的重要原因，提出了对真理的认识是依靠“完整精神”来实现的重要论断。在此之后，系统地对传统形而上学展开批判的工作是由索洛维约夫进行的，他深入分析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之所以走向自我否定和逻辑终结的原因，指出形而上学所追求的真正本原既不是现象世界的真实存在，也不是主体理性中的观念存在，而是一种具有超宇宙和超人因素的、生动而现实的完满性本原。“它所研究的是存在物及其生命的内在秩序，该秩序是由存在物和原初存在物的关系决定的。”索洛维约夫认为，虽然自在者在神秘主义中被看作真正知识的对象，但是自在者的直接本体性仅仅在于作为直觉体验或信仰时才具备，而作为理念的自在者的客观性演进过程却总是处于漠视和非肯定性之中，将理性思维的内容和感觉经验的内容排除在知识对象的来源之外，显然没有达到真正的哲学高度，反之会走向否定全部哲学的绝对性的怀疑主义。由此看来，神秘主义只能成为真正哲学的基础，而不是全部。索洛维约夫将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神秘主义三种哲学类型的客观内容作为从属的要素包含于自身之中来明确定位：神秘主义具有第一性意义的绝对性，决定着哲学知识的最高原理和最高目的;最高原理的外在基础和应用实现体现在经验主义的质料性当中;而理性主义因素的形式性则成为一切体系的中介或一般联系。他对神学、哲学和科学三者的有机综合，形成了足以包容完整真理的最高形态的完整知识认识论，这种完整知识认识论不仅提出了使人成为人的关于认识与人的完整的内在经验的联系问题，而且在基本宗旨上“试图脱离西方古典哲学的旧有模式，对哲学的任务进行重新界定”，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统一起来，以建立一种不仅能够为世界预设理想模式，还能够为人提供行为准则的完整的世界观。从这一宗旨出发，索洛维约夫批判主客对立二元思维的局限性使哲学的任务只局限在把握存在的普遍原理和事物的永恒本质，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问题，而忽视了实践主体的“应有”之义。“我想要什么？该做什么？信仰什么和依靠什么而生活？对这些问题理论哲学实质上不能给出任何回答。实际上，现有的东西，从前只是应有的，现实的东西当时只是所愿望的;但意愿转化成了行动，而行动产生了物质结果。”因此，索洛维约夫确认，在存在与应有之间、现实与愿望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和固定的界限，而是处于不断过渡之中。历史正是人依靠自己的活动不断实现自己原初的、主观的、非现实的、理想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是人通过向上的飞跃来重建生命的创造活动的最高形式，以此来达到将现有状态的现实提高到最大完善的目的。现代哲学的使命就是求索解决思想与现实、知与行、目的与手段、理论与实践之脱离的出路与方法。“索洛维约夫给自己提出了闡明我们尘世生活的精神基础的任务”，并赋予了哲学以实践改造功能，使形而上学与现实之间产生了新的勾连。因此，从索洛维约夫开始，俄罗斯精神哲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实现的目标就不再限于思辨思维本身，而是与生活世界的人生实际息息相关。虽然在此之后，精神哲学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势态，主要哲学家分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但是他们却共同不懈地探索着俄罗斯在整个世界中的定位及其前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神的本质与人的本质等一系列问题。俄罗斯民族精神深处中强烈的救世主义使“他们不满于既定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渴望变革，渴望完满的新世界的出现”。“向何处去”与“怎么办”始终是俄罗斯哲学家所探讨的主要论题，他们的每一次追问都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形而上学探问。
二、丰富和保持“形上”维度：从“设定”到“维护”
传统形而上学的至高无上性通过设定永恒不变、完满自足的“形上”本体来实现“此岸”和“彼岸”的分界，而形而上学先验性内容与经验性内容的裂痕使其在一定因素的制约下会呈现出重心下移的内在趋向，现实因素的限制使形而上学始终存在着重新奠基的可能。现代西方哲学认为，本原性实体制约了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及其变化发展，故将其彻底否定，只承认相互贯通且处于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中的现实世界。由此，“此岸”与“彼岸”的悬隔逐渐消解，神人、主客、心物之间找到了沟通的可能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并不等同于真正取消形而上学和思考的“形上”维度，而是要赋予形而上学以新的定位并重新予以界说，从而为“形上”注入新的内容和活力，由“设定”形而上学的理论架构到走向“维护”被形而上学的解释原则所遮蔽乃至窒息的蕴含着精神价值的“形上”维度。因此，基于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的哲学表达方式、人的存在的悲剧性赋予了形而上学以永恒的精神性追问这一前提，形而上学的重建虽然在思维方式上有所转变，但哲学思考的“形上”维度却依然存在，“形上”与“形下”之间的界限也依然需要厘清，如此才能抵御以物化的实有来填补精神之匮乏的虚无主义。
作为宇宙中的一个短暂的存在，人最大的困扰就是如何克服有限性，这就是别尔嘉耶夫所说的人类生活的“内在悲剧”。“人的秘密在于，他不仅是自然生物，是不能用自然界来加以解释的;他也是个性，也即是自身具有上帝形象的精神性生物。因此，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悲剧性的。”俄罗斯精神哲学旨在超越当下现实、转向彼岸去追问人生的意义，力图找到一条真正的拯救的道路。成长于东正教母体中的俄罗斯形而上学从一开始就具有独特的神学思考方式和人文主题，集中体现在精神哲学的两个指向上面，一是重新诠释神，一是重新理解人。这一哲学类型反对将希腊哲学的本体论主义渗透到传统基督教神学之中来将对存在的理解用于对神的理解，并且反对在这种神观念之下对人的贬低与轻视。俄罗斯哲学家普遍认为，精神性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状况，是人具有神性的根本原因，人的存在证明着高于人的东西的存在，人的优点也在于此。整全的世界连同永恒的生命之流，与现实个体的存在是连成一体且休戚相关的，同时又是超出现实个体的有限性的，是实际经验所无从掌控的。“人是克服着自己的局限性向更高存在物超越的生物”，对有限的东西的不满足，对无限的东西的向往，是人身上的神的东西的显现，也是对上帝的而不仅仅是世界的存在的人的证明。“如果没有作为真理和意义的上帝，一切都将成为平面，没有什么东西，也没有谁是人向之提升接近的。”离开上帝，就没有精神，因而要想克服人的孤独和有限性，必须回到人的精神生活中，依靠人身上的神性力量的指引。从这个意义上看，形而上学只能建于人的精神性经验之上，精神完全成为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现实，它是自由，而不是存在，是对现有世界的根本改变，是改造世界的创造性力量。然而，精神的悲剧就在于，“精神不能始终是自身中的存在，精神不能不从自己走向他者、走向世界”。精神与自身相异化，与人相异化，世界也随之处在不应当的精神和道德状态之中。对康德而言，出路只能是通过实践理性向现象世界之外突破，而俄罗斯精神哲学反对客体化统治的斗争是通过反对现象的精神革命来实现的，通过赋予精神本体以摆脱外在性和必然性的强迫统治的职能，“以获得作为实在生存之完满的精神性和自由”。创造行为可以说是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联系，是超越现象界的精神指向，它不仅是人的事情，也是神的事情。“从不懂得意义的感觉和理解中可以获得认识，从自发的潜意识本能和欲望中可以获得美丽的道德形象，从丑陋的世界里可以获得美。”从整体性和宇宙和谐的角度来看，“美是存在的最高素质状态，是生存的最高成就”，创造的艺术意义使自身具有某种奇迹的性质。创造行为总是引起另外一个世界里的形象产生，在自身中想象比某个具体的东西，比给定的东西更高、更好、更美丽，而这种形象的产生源自人身上的神秘力量。至此，精神哲学通过人对神的事业之创造性的不断挖掘，使形而上学不仅仅局限于旧有的“人文维度”“神学维度”和“知识维度”，并赋予其“审美维度”的丰富内涵。
这种从自身立足的“有限性”进入直面“无限性”的思考路径，仍然属于“形上”对“形下”的超越，有所转变的是这种超越不再是由“现象”超升至“本体”，而是在现实世界的范围内，由“在场”延伸到“不在场”，由局部提高为整全，赋予其某种终极指向和形上意味。俄罗斯精神哲学不仅预言了现代人所面临的信仰缺失和意义世界失落的困境，并且为克服这一状态给出了方案，即重建精神世界，通过还原精神的实在性、重构形而上的真理观和恢复上帝的应有之义来找寻神圣在人的存在中的意义。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神秘渗透”、索洛维约夫的与神圣本原相结合，还是别尔嘉耶夫的主体问的真正交往、弗兰克的神谕和启示，都不是拘泥于旧有的对“形上”维度的设定，而是对神秘的无限的精神世界的切身实际的捍卫。“形上”维度的持存寄托着人类终极关怀的种种可能性出路，形而上学的超越性也因此成为现代人摆脱日常实用功利关系的困境，走出虚无和无意义状态的精神力量。
三、明晰“形上之思”的运思途径：从“同质性”到“异质性”
西方哲学传统在对世界二重化架构进行诠释的过程中，通过理念论的规定将所有关于存在的事实全部作为理论加以把握的对象，组成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从古典形而上学通过概念路径对超然本体进行提纯，到近代知识论以意识同一性对“自我”与“世界”进行弥合，一直奉同一性为至尊，差异性受到压制，在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相互交融和各自分离的过程中呈现出对异质性的排斥，却又内隐着异质性要素的包容和增长。随着世俗因素的不断侵蚀，形而上学对知识的信赖逐渐遮蔽了对形而上信仰的青睐，异质性因素也随之不断向经验世界与现实的人自身下移。現代哲学对逻辑同质性的态度转变使哲学家所关注的已不再是远离人生实践的永恒的、抽象的、超时空的、无限性概念，而是生活世界中的个别的、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东西。承认有限制就是承认差异和非规定性，然而推崇和承认有限的现代哲学并不是强调静止和自封，而是一种不断拆除自身的边界和屏障，以否定性、非规定的思维方式来倡导多元性、差异性和非同一性，欲与万物相统一的哲学。因此不断地对异质性要素及其价值进行挖掘成为找寻现代形而上学逻辑建构的新基点。 曾经以“逻各斯”为本位的思辨哲学，总是企图凭借人的先验理性来获得关于世界的永恒真理，然而其所转向的纯粹的超验世界是既无从验证亦无从体认的。重建形而上学离不开对运思途径的探讨，新的“形上之思”是一种直面无限的悟性之思，它并不依赖于先天的思辨来超越具体的经验，而是立足于现实的经验来进行直觉和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精神哲学不是从世界的存在中推出人的存在，而是由人的最直接、最贴切和切身的体验中推出万物的存在和意义。这是现代形而上学对传统形而上学彻底颠倒和转换立场的最深刻的动机。在这里，“作为概念体系的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只有作为精神体验的象征的形而上学才是可能的”。俄罗斯形而上学将神圣与神秘因素视为关于人的所有价值序列中的最高层次的存在，同时也将其作为人身上最根本的精神存在要素而赋予灵魂以真理的意义，因此，俄罗斯精神哲学提出的克服虚无的唯一途径就是唤起人的感知神圣的能力。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先打破了人的常规理性和自觉意志，以心来体验，把人释放到自己的自然本性和完全的自由之中。他将神秘的心理空间同合理的、有序的现实空间相渗透和融合，揭示了人性的无限深度和复杂性。无限隐藏在有限里，因此有限对于人来说并不构成束缚，反而扩展了人生领域的在场，超越性在此是对有限性的直觉和体验。体验的内容不再是从前为人所认识和改造的外在的对立的经验对象，而是内在于人的存在经验、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样，人的生存空間被扩大了，人的内心世界得到了更深刻的展示，进入了神秘现实的世界。布尔加科夫直接指出“神秘”的含义和条件，“使我们能够和精神世界、神的世界进行交往的内在（神秘）感悟，以及对我们自然世界的内在（而不仅是外在）认识，就叫做神秘体验。神秘体验之可能性，其前提是人有一种直接的、超理性的和超感觉的特殊直觉能力，我们也把这种直觉叫做神秘直觉”。由此可以看出，神秘体验的主要目的在于突出主体的精神性贯通超验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能动作用，这是改变现代社会的平面化、工具化、物化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别尔嘉耶夫的理解则多了一份人性的亲近感，将精神在人身上所发生的内在作用看作人的精神体验。“在精神里超验的东西是自己自身的东西。上帝是超验的，深渊使人与上帝分开。但上帝的超验性是我们的内在体验。”因而，这种精神体验具有个体性、独特性，是别人无法复制、参与和分享的。个体因素的渗透更强化了在自身追寻过程中的对人的自由创造的认知，不同个体的精神自由以其在自身的体验中领会到的“形上之思”为前提。体验使个体的存在和生活在时空中发生了实在性的改变，但却无法揣测和规定它的确定性的意义。它带给现实世界的是一种深度的模糊和自在的奥秘，是一种非规定性、非统治性的思考，它更多的是倾听、感受和领悟。“特定形态的形而上学的建构和形而上学的消解乃是异质性要素不断翻腾的过程。”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奠基存在着根本不同，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同一性，竭尽全力排斥一切有限性，从而将自身确立为一元论。而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则强调有限的真实性和具体性，以致将自身归结为多元论，但绝不是禁锢和停留于个别的有限之物，而是让有限的东西葆有各自的多元性和差异性，葆有各自的多姿多彩和生命力。
俄罗斯精神哲学中非理性因素的强烈的宗教感所带来的对规定性与同一性的偏斜，使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中的异质性要素得以真正显现并开启了自由的可能性空间。异质性要素的不断增长使俄罗斯精神哲学不仅要求对形而上学理性的设定进行重新估量和定位，并且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价值与意义，而非绝对性的真理。俄罗斯精神哲学始终没有丧失对人自身崇高性的信仰，“信仰使形而上学拥有了价值论，赋予它价值的方向”。追求至善、期待家园的感觉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按照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建构理路，只有献身于至善，才能走向信仰上帝的真理之路，使人的精神和灵魂获得不断提升，形而上学在这个意义上是永远无法消解的，只能不断推倒和重来。因此，体验式的悟性思维作为新的“形上之思”的运思途径，或许能够在当代形而上学重建中逐渐得到普遍认可，以实现人生在世的最高价值，达到最高的精神境界。这种重建意义与价值的形而上学将哲学的认识建立在精神体验的基础上，赋予其实践与解放的特征，使之摆脱客体化世界的统治和无法忍受的奴役，在肯定人之本性的超越性追求的基础上引领精神世界的重塑和终极关怀的根本指向。
结语
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重建不乏美与善的途径，其所带来的深刻启示无疑有助于为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重塑生存信仰和价值体系提供一种超越性、理想性、批判性与自由性的精神根据。但若与现实关联加以审视，我们会发现俄罗斯精神哲学的形而上学很难真正从精神领域走向实践和生活，对神学的过多期待使其无法彻底摒弃超时空的思维模式，宗教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具有的理想主义色彩与追求浪漫的精神生活的气质，从而将人的全部的生命活动形式都加以神圣化。这种形而上学类型虽然强调了人的精神价值和独特内涵，但却缺乏一定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在末世论的立场上以人的精神上的宗教体验来展开对人的未来归宿的理解，忽略了人的存在的物质基础，无法从人的实践活动所不断展开的现实历史运动中加以说明。因此，这种对形而上学重建的启示在某种程度上还停留在精神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