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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原本只是一个价格,是货币政策的工具,但在现今这个世界上却逐渐演变成承载经济、政治、大国博弈等诸多内容的复杂议题。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本质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上台,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施政纲领,本质上都是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毫无疑义,其核心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本位币地位,削弱其它货币对美元的威胁,从而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于是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攻击欧元。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货币地位的只有欧元。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助机制,始终在强化美元地位必将下降,美元必将大幅贬值,投资美国国债必将大幅缩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都在调整外汇储备组合,减少美元,增加欧元占比,这一切都在威胁美国货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因此,攻击欧元,导致欧元短期贬值,中期震荡,长期解体,便成了美国国家策略的选择。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将希腊主权信用级别由“A-”降为“BBB+”,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大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债务危机的大门。伴随这场危机开始的,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一致的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的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均达不到要求。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的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推高希腊主权债利率,推高希腊主权债CDS价格,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对这场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也有分析家指出是高盛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有理由相信,这是美国有计划发起的针对欧元的货币攻击。通过打击欧元,美国实现了保持美元货币地位,促进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战略目标。
二是施压人民币升值。奥巴马政府有一条非常醒目的目标:5年内实现出口额翻一番。从美国几个最主要的出口国家看,加拿大、日本、英国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5年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墨西哥只是美国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最终产品消费国。真正能帮助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只有中国,而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是实现这一计划最有力的手段。美国为了实现其国家策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惜经济问题政治化,借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国际责任,引导人民币汇率问题由双边向多边升级,同时不断挑起贸易磨擦,别有用心的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企图实现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扼制目的。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没有消除较大贸易顺差之前,美国等西方大国将会始终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当今时代,国家利益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以往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于土地、海洋、资源和贸易等领域,现在则越来越集中于金融、货币领域。汇率对国家利益影响重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威胁到核心利益,所以一定要把汇改置于国家长远经济发展、国际政治斗争、应对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的背景及要求中思考和谋划,也就是说,汇改需要国家战略层面上相匹配的支持。汇改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由于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中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倒闭。2009年底,全国失业人口高达4000万。可见汇率对经济基本面影响极大,事关社会与国家的稳定。上世纪80年代日元大规模升值后,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国目前外贸依存度60%,汇率上升对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生存会造成强烈冲击。汇率问题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和美国等国家影响和控制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杠杆。2005年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后,导致大量热钱流入和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根据美国胡佛研究所估算,目前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少有一半是流入中国的国际投机热钱。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宣称:假如将房价列入CPI,2009年中国的CPI涨幅大大超过10%。很显然,中国经济现在处在多隐患之中,必须格外重视汇率的战略调整,因为这必将影响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资本和核心货币国家通过汇率杠杆剥夺弱国的货币主权,因为汇率关系资源、商品、服务价格的定价,关系各国间利益分配,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目前汇率机制是全球经济秩序不平等的表现,体现了中美经济及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汇率事关国家货币主权,因此国家力量必须介入。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金融货币的发展。
2010年6月25日至27日,八国集团(G8)和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财政巩固与金融改革是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中国选择在此次峰会前宣布重启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危机模式”转向“后危机模式”,突破危机时期实际盯住美元的特殊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显示了中国在汇改上的诚意,避免了一场可能会来的贸易战,有助于缓解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声誉和外交得分。从长远看,国家层面的金融战略也由此逐步展开。
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0.5%、5.0%、8.6%和11.9%。根据IMF的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4.2%,大幅高于2009年的-0.6%。全球经济步入复苏期,为中国汇改提供了契机。随着实体经济的普遍复苏,全球跨境资本流向的多元化特征进一步显现,不同于以往更多地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全球跨境资本倾向于在美国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建立分散化资产组合,以期在分享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利益的同时,减少不确定性丛生带来的风险。全球跨境资本流向多元化,也降低了人民币汇率由于跨境资本大进大出而宽幅波动的可能性,降低了汇改重启的市场风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扩散,导致美元币值大幅走强,截至2010年6月21日,美元指数收于85.94点,较2009年末上升了10.29%。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实行了实际盯住美元的特殊汇率制度安排,因此年初以来的美元升值导致其被动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根据BIS的数据,2010年5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19.99点,较4月上升3.36%,自年初以来上升5.49%。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元指数的同步上升,导致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预期有所下降。升值预期和升值压力的下降,为汇改重启打开了有利之门。此际重启汇改,时机非常恰当。
目前,中国正处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持续性得到增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改,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浮动汇率可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有助于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避免了汇率大起大落的干扰,从而保持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主要出口市场的平稳。重启汇改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减少央行被动投放货币的压力,保障物价水平和金融市场的中长期稳定。重启汇改有利于完善金融市场,提升其弹性与深度,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并最终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本质是美国模式内在矛盾所导致的结果。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上台,不论其提出怎样的变革口号、施政纲领,本质上都是要从缓解美国模式内在矛盾入手,从而继续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毫无疑义,其核心重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维持美元的核心本位币地位,削弱其它货币对美元的威胁,从而继续保持国际资本的超额净流入。二是如何缓解进出口的失衡,尤其是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国内消费对国际资本的依赖。
于是美国做了两件事。一是攻击欧元。当今世界唯一能威胁美元货币地位的只有欧元。2008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以及美国采取的“量化宽松”的救助机制,始终在强化美元地位必将下降,美元必将大幅贬值,投资美国国债必将大幅缩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国际资本流向欧洲。中国、日本、中东等国家和地区都在调整外汇储备组合,减少美元,增加欧元占比,这一切都在威胁美国货币中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可直接导致美国模式的破产。因此,攻击欧元,导致欧元短期贬值,中期震荡,长期解体,便成了美国国家策略的选择。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公司,将希腊主权信用级别由“A-”降为“BBB+”,希腊主权信用级别在过去10年中首次跌落到A级以下。惠誉称,这一降级决定反映了“对希腊中期公共财政状况的担忧”。全球股市应声大跌,欧元对美元汇率大幅下滑,开启了欧元债务危机的大门。伴随这场危机开始的,则是国际经济、金融界上下一致的逻辑:希腊财政赤字与GDP比率达12%,政府债务与GDP比率达110%,远超过欧元区的3%和60%的规定上限。以这一逻辑尺度衡量,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爱尔兰均达不到要求。在这一逻辑的引领下,国际游资不约而同的抛售希腊政府债券,推高希腊主权债利率,推高希腊主权债CDS价格,做空欧元(欧元汇率短短几个月下跌超过15%)。对这场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是希腊等国自身矛盾导致。也有分析家指出是高盛几家对冲基金为投机盈利而利用了希腊等国债务指标的失衡。但从国际经济的大局来分析,有理由相信,这是美国有计划发起的针对欧元的货币攻击。通过打击欧元,美国实现了保持美元货币地位,促进国际资本流向美国的战略目标。
二是施压人民币升值。奥巴马政府有一条非常醒目的目标:5年内实现出口额翻一番。从美国几个最主要的出口国家看,加拿大、日本、英国属于发达国家,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较深的国家,5年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不大;墨西哥只是美国的出口加工基地,并不是最终产品消费国。真正能帮助美国实现出口倍增计划的只有中国,而施压人民币升值就是实现这一计划最有力的手段。美国为了实现其国家策略,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不惜经济问题政治化,借此要求中国承担更多世界经济再平衡的国际责任,引导人民币汇率问题由双边向多边升级,同时不断挑起贸易磨擦,别有用心的指责中国的产业政策、发展模式和经济制度,企图实现对中国崛起战略的扼制目的。可以预见,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完成,没有消除较大贸易顺差之前,美国等西方大国将会始终抓住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放。
当今时代,国家利益出现了明显的金融化趋势。以往的国家利益,主要集中于土地、海洋、资源和贸易等领域,现在则越来越集中于金融、货币领域。汇率对国家利益影响重大,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威胁到核心利益,所以一定要把汇改置于国家长远经济发展、国际政治斗争、应对金融危机等重大问题的背景及要求中思考和谋划,也就是说,汇改需要国家战略层面上相匹配的支持。汇改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由于人民币升值的累积效应和金融危机的双重打击,中国共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倒闭。2009年底,全国失业人口高达4000万。可见汇率对经济基本面影响极大,事关社会与国家的稳定。上世纪80年代日元大规模升值后,造成了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中国目前外贸依存度60%,汇率上升对微利的出口企业的生存会造成强烈冲击。汇率问题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和美国等国家影响和控制中国经济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杠杆。2005年人民币开始单边升值后,导致大量热钱流入和中国经济的泡沫化。根据美国胡佛研究所估算,目前中国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少有一半是流入中国的国际投机热钱。高盛集团的研究报告宣称:假如将房价列入CPI,2009年中国的CPI涨幅大大超过10%。很显然,中国经济现在处在多隐患之中,必须格外重视汇率的战略调整,因为这必将影响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和未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金融资本和核心货币国家通过汇率杠杆剥夺弱国的货币主权,因为汇率关系资源、商品、服务价格的定价,关系各国间利益分配,实质上是弱肉强食。目前汇率机制是全球经济秩序不平等的表现,体现了中美经济及综合实力的巨大差距。汇率事关国家货币主权,因此国家力量必须介入。中国需要重新审视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金融货币的发展。
2010年6月25日至27日,八国集团(G8)和二十国集团(G20)联合峰会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财政巩固与金融改革是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中国选择在此次峰会前宣布重启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从“危机模式”转向“后危机模式”,突破危机时期实际盯住美元的特殊机制,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显示了中国在汇改上的诚意,避免了一场可能会来的贸易战,有助于缓解中国与贸易伙伴的紧张关系,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声誉和外交得分。从长远看,国家层面的金融战略也由此逐步展开。
2010年第一季度,美国、欧元区、日本、印度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0%、0.5%、5.0%、8.6%和11.9%。根据IMF的预测,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有望达到4.2%,大幅高于2009年的-0.6%。全球经济步入复苏期,为中国汇改提供了契机。随着实体经济的普遍复苏,全球跨境资本流向的多元化特征进一步显现,不同于以往更多地流入新兴市场经济体,当前全球跨境资本倾向于在美国市场、大宗商品市场和新兴市场建立分散化资产组合,以期在分享全球经济整体复苏利益的同时,减少不确定性丛生带来的风险。全球跨境资本流向多元化,也降低了人民币汇率由于跨境资本大进大出而宽幅波动的可能性,降低了汇改重启的市场风险。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扩散,导致美元币值大幅走强,截至2010年6月21日,美元指数收于85.94点,较2009年末上升了10.29%。由于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部分新兴市场货币实行了实际盯住美元的特殊汇率制度安排,因此年初以来的美元升值导致其被动对一篮子货币升值。根据BIS的数据,2010年5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为119.99点,较4月上升3.36%,自年初以来上升5.49%。实际有效汇率与美元指数的同步上升,导致新兴市场货币的升值预期有所下降。升值预期和升值压力的下降,为汇改重启打开了有利之门。此际重启汇改,时机非常恰当。
目前,中国正处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调整经济结构既是着眼于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也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增强经济发展的长期动力,使经济增长建立在结构优化的基础上,持续性得到增强。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改,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浮动汇率可灵活调节内外部比价,有助于引导资源向服务业等内需部门配置,推动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减少贸易不平衡和经济对出口的过度依赖。实施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政策,避免了汇率大起大落的干扰,从而保持贸易部门的竞争力和主要出口市场的平稳。重启汇改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减少央行被动投放货币的压力,保障物价水平和金融市场的中长期稳定。重启汇改有利于完善金融市场,提升其弹性与深度,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并最终为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