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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陶希圣两人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将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刊登在《大公报》上，揭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这就是当时引起海内外轰动的“高陶事件”。
1940年1月，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被披露，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民国外交界的“日本通”高宗武便是其主角之一。
一篇短评改变人生命运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八年。1931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25岁。他不仅熟悉日本的人情风物，而且对日本的国事和政情有着切身体察，自称“日语讲得和日本人一样好”。
回国后，他先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政治学。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官邸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高宗武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日本之法西斯蒂运动》，投稿南京《中央日报》。时值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这篇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和关注，报社进而聘请他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可以说，日本首相犬养毅的意外之死，改变了他的命运。
此后，高宗武在报刊上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总理大臣斋藤实》等，同时，又在官办刊物《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很欣赏高宗武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别邀请他去官邸长谈，并有意安排这位同乡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高宗武考虑到“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最终婉言谢绝。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33年底，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看中了他，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学日本八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风，同时认为自己在“外廷”行走要比在“内廷”任事好得多，便欣然从命，于1934年初进人外交部，从此在民国外交界平步青云。
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高宗武的外交生涯其实很短暂。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这三年。1934年，高宗武奉派前去日本调研，回程时又往伪满洲国观察情势。9月，奉派往北平谈判关内外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不满30岁，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三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发行的邮票，使用伪满年号的日戳，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继续与之通邮，等于事实承认伪满的合法性。国民政府指令东北邮局所有员工撤退，关内外邮务因此断绝。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高宗武凭借智慧，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规定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用特制之邮票；邮件、包裹、汇兑单据等，均不得盖有“满洲国”字样。关内外通邮问题绕过了政治障碍得以解决，高宗武一时被称“对日外交的能手”。
其后，高宗武还参与了因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本人被袭事件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导致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沉着应对，手段成熟，深获蒋介石的嘉许。
汪精卫投敌的始作俑者
作为行政院和外交部直接上司的汪精卫一直对高宗武十分关照，高宗武任司长的薪俸是每月300元，汪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又特批给他300元补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和主战，而高宗武则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胜败未分之际，最好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与汪精卫、周怫海等人主张的妥协退让不谋而合，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周佛海为了重新打通向日本的“求和”之门，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虽然没有觉察到周怫海隐秘的内心动机，但深知，在中日官方正式渠道已经被阻隔的情况下，派一个与日方相熟的外交人员作为秘密沟通渠道，并非坏事，即所谓的“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承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每月2000美元。
让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高宗武并不甘心做一个严格执行上锋命令的传声筒，而是书生意气地认为，凭借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乾坤，让日本停战撤兵。7月5日，在没有得到蒋介石许可的情况下，高宗武私赴日本，会见了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在会谈中，日本军方丝毫没有表现出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高宗武认识到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没有可能了，于是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日本方面随即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权宜之计，可以把汪精卫作为谈判对象。
深知得到日本方面的反馈可能会触怒蒋介石，高宗武便没有亲自回去报告，而是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首先看到报告的汪精卫大喜过望，认为这是逼蒋介石下野的天赐良机，嘱咐周怫海立即将其呈送蒋介石。蒋介石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斥责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下令停发活动经费，断绝一切关系，并丝毫不提下野之事。
蒋介石的态度让汪精卫下定了投敌叛国的决心。1938年11月20日，汪精卫指使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本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协议》，该协定后来由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支持汪组建“新中央政府”，高宗武从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同年12月底，汪精卫和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搭机逃往河内，不久发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日，对日乞和。
“高陶事件”始末
“艳电”发布后，举国哗然，海内 外同胞纷纷挞伐。1939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以汉奸罪通缉汪精卫及高宗武等汪的追随者。其时，随汪精卫出走的人马也分为了两派。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认为汪精卫如出面组织新政府，应将其建立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干扰；而以周怫海为首的一派，则认为汪精卫既缺资金又无兵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政府。高宗武坚持不在沦陷区组织政府的底线。他认为，在敌区外组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卖国投敌，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然而，事与愿违，自重庆枪手暗杀汪精卫未遂后(高宗武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日本为挑唆汪蒋矛盾而制造的)，汪精卫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高、陶等人的主张遭到排挤，高的心情开始消沉低落。
期间，高宗武曾两次东渡日本，与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首脑人物进行接触，便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讲了很多不切实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这些谎话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只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1939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关于组建伪政府的谈判开始，高宗武的心情随之更加矛盾彷徨，并借机偷拍了《汪日密约》及其附件。在汪精卫在《汪日密约》上签字之前，高宗武最后一次奉劝其悬崖勒马，但以失败告终。加之，汪政府外交部长一职给了不懂外交的褚民谊，让他屈居次长之职，更加剧了他的离心倾向。
1939年12月2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没有参与，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参与。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其有何打算。此时陶希圣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宗武。两人当下决定相偕出逃。经杜月笙的安排，两人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将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刊登在《大公报》上，揭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并劝告汪精卫及其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已无益，于国无益之运动”。这就是当时引起海内外轰动的“高陶事件”。
汪精卫派对此恨之入骨，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蒋介石则对高、陶的表现甚为满意，称赞迷途知返的高宗武为“浙中健儿”。然而，经过此番波折，高宗武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已经心灰意冷。不久，奉蒋介石之命出国“考察”，远遁美国，从此在华盛顿隐居下来。蒋介石嘱咐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对他“多予照拂并维护”。高宗武则在美谨小慎微，低调做人，以炒卖股票为生，对往事三缄其口，直至1994年在华盛顿病逝。
1940年1月，在汪伪政权成立前夕，《日汪密约》在香港《大公报》被披露，震惊海内外，史称“高陶事件”。民国外交界的“日本通”高宗武便是其主角之一。
一篇短评改变人生命运
高宗武(1906～1994)，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八年。1931年，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时年25岁。他不仅熟悉日本的人情风物，而且对日本的国事和政情有着切身体察，自称“日语讲得和日本人一样好”。
回国后，他先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教授政治学。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在官邸被少壮派军人刺杀身亡。高宗武针对此事写了一篇约六百字的短文《日本之法西斯蒂运动》，投稿南京《中央日报》。时值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国的外交政策主要以日本为战略目标。这篇文章短小精悍，见识卓然，引起报社高层的兴趣和关注，报社进而聘请他为《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可以说，日本首相犬养毅的意外之死，改变了他的命运。
此后，高宗武在报刊上相继发表《日本法西斯运动发生之原因及将来》、《日本新内阁的人物——总理大臣斋藤实》等，同时，又在官办刊物《外交评论》上一连发表了14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一时名声大噪。蒋介石很欣赏高宗武分析日本问题的文章，特别邀请他去官邸长谈，并有意安排这位同乡任侍从室上校秘书。但高宗武考虑到“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最终婉言谢绝。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身份被延聘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1933年底，以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的汪精卫也看中了他，力邀其到外交部工作。高宗武自恃自己曾留学日本八年，熟悉日本政情民风，同时认为自己在“外廷”行走要比在“内廷”任事好得多，便欣然从命，于1934年初进人外交部，从此在民国外交界平步青云。
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高宗武的外交生涯其实很短暂。他的事业高峰是1934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的这三年。1934年，高宗武奉派前去日本调研，回程时又往伪满洲国观察情势。9月，奉派往北平谈判关内外邮案。1935年，升任亚洲司司长，时年不满30岁，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三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日交涉，大大小小的谈判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时间。他在亚洲司副司长任内，以邮政总局主任秘书的身份，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事务。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发行的邮票，使用伪满年号的日戳，如果中国其他地区继续与之通邮，等于事实承认伪满的合法性。国民政府指令东北邮局所有员工撤退，关内外邮务因此断绝。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关内外通邮问题。高宗武凭借智慧，与日伪方面议定了关内外《通邮协定大纲》，规定在山海关及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用特制之邮票；邮件、包裹、汇兑单据等，均不得盖有“满洲国”字样。关内外通邮问题绕过了政治障碍得以解决，高宗武一时被称“对日外交的能手”。
其后，高宗武还参与了因四川成都和广东北海日本人被袭事件引起的中日谈判。谈判内容涉及甚广，双方剑拔弩张，几乎导致兵戎相见。高宗武在这轮谈判中沉着应对，手段成熟，深获蒋介石的嘉许。
汪精卫投敌的始作俑者
作为行政院和外交部直接上司的汪精卫一直对高宗武十分关照，高宗武任司长的薪俸是每月300元，汪以他“对日交涉繁忙、应酬也多”为由，又特批给他300元补贴。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对日态度趋向强硬和主战，而高宗武则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主张胜败未分之际，最好以外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与汪精卫、周怫海等人主张的妥协退让不谋而合，成为“低调俱乐部”的重要成员。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关闭了和平谈判之门，要一直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气焰极其嚣张。周佛海为了重新打通向日本的“求和”之门，向蒋介石进言：“高宗武是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汉口是没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报。”蒋介石虽然没有觉察到周怫海隐秘的内心动机，但深知，在中日官方正式渠道已经被阻隔的情况下，派一个与日方相熟的外交人员作为秘密沟通渠道，并非坏事，即所谓的“有功则君任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
1938年初，高宗武征得蒋介石同意后赴香港，表面上以“宗记洋行”名义办理商务，暗中则操纵隶属国民党宣传部的“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利用其中的“日本问题研究所”，代蒋介石承担对日联络与觅取情报的工作，其活动经费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列支，每月2000美元。
让蒋介石万万想不到的是，高宗武并不甘心做一个严格执行上锋命令的传声筒，而是书生意气地认为，凭借一己之力可以扭转乾坤，让日本停战撤兵。7月5日，在没有得到蒋介石许可的情况下，高宗武私赴日本，会见了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海相米内光政、国会议员犬养健、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今井武夫等人。在会谈中，日本军方丝毫没有表现出撤兵的打算，而是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高宗武认识到以蒋介石为中心来打破僵局是没有可能了，于是主动向日本人推出了汪精卫。日本方面随即表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近卫声明不能随便取消，作为权宜之计，可以把汪精卫作为谈判对象。
深知得到日本方面的反馈可能会触怒蒋介石，高宗武便没有亲自回去报告，而是将自己的东渡日记、会谈记录及个人观感送回，交周佛海转呈蒋介石，以试探蒋介石的态度。首先看到报告的汪精卫大喜过望，认为这是逼蒋介石下野的天赐良机，嘱咐周怫海立即将其呈送蒋介石。蒋介石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斥责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下令停发活动经费，断绝一切关系，并丝毫不提下野之事。
蒋介石的态度让汪精卫下定了投敌叛国的决心。1938年11月20日，汪精卫指使高宗武和梅思平与日本代表今井武夫、影佐桢昭在上海签订《重光堂协议》，该协定后来由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决定日本以汪精卫为谈判对手，支持汪组建“新中央政府”，高宗武从此迈出了危险的一步。同年12月底，汪精卫和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等人搭机逃往河内，不久发表历史上臭名昭著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日，对日乞和。
“高陶事件”始末
“艳电”发布后，举国哗然，海内 外同胞纷纷挞伐。1939年元旦，中国国民党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以汉奸罪通缉汪精卫及高宗武等汪的追随者。其时，随汪精卫出走的人马也分为了两派。高宗武、陈公博、陶希圣等人认为汪精卫如出面组织新政府，应将其建立在日军占领地区之外，以避免日本的干扰；而以周怫海为首的一派，则认为汪精卫既缺资金又无兵力，不能不靠日本支持在沦陷区南京建立政府。高宗武坚持不在沦陷区组织政府的底线。他认为，在敌区外组府，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反之便是卖国投敌，这是他绝不能容忍的。然而，事与愿违，自重庆枪手暗杀汪精卫未遂后(高宗武在其回忆录中认为这是日本为挑唆汪蒋矛盾而制造的)，汪精卫一头扎进了日本人的“怀抱”，高、陶等人的主张遭到排挤，高的心情开始消沉低落。
期间，高宗武曾两次东渡日本，与日本的政府和军部首脑人物进行接触，便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人讲了很多不切实际、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谎话。这些谎话令他“深信日本不诚实，日本理应懊悔中日战事，但那只是某些特殊军人的外交辞令，不可信任”。1939年11月，汪精卫与日本关于组建伪政府的谈判开始，高宗武的心情随之更加矛盾彷徨，并借机偷拍了《汪日密约》及其附件。在汪精卫在《汪日密约》上签字之前，高宗武最后一次奉劝其悬崖勒马，但以失败告终。加之，汪政府外交部长一职给了不懂外交的褚民谊，让他屈居次长之职，更加剧了他的离心倾向。
1939年12月20日，汪精卫在密约上签字。高宗武没有参与，发现陶希圣也借故生病没有参与。当晚，他去陶宅，用试探的语气探问其有何打算。此时陶希圣已决定出走，同样试探高宗武。两人当下决定相偕出逃。经杜月笙的安排，两人秘密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将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及其附件刊登在《大公报》上，揭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并劝告汪精卫及其旧友“悬崖勒马，放弃此于已无益，于国无益之运动”。这就是当时引起海内外轰动的“高陶事件”。
汪精卫派对此恨之入骨，周佛海在日记中写道：“高、陶两动物，今后誓当杀之也。”蒋介石则对高、陶的表现甚为满意，称赞迷途知返的高宗武为“浙中健儿”。然而，经过此番波折，高宗武本人对自己的仕途已经心灰意冷。不久，奉蒋介石之命出国“考察”，远遁美国，从此在华盛顿隐居下来。蒋介石嘱咐当时的驻美大使胡适对他“多予照拂并维护”。高宗武则在美谨小慎微，低调做人，以炒卖股票为生，对往事三缄其口，直至1994年在华盛顿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