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万提斯早就想让他的骑士到中国来了。一六一五年，他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献辞》里宣布，全世界都在等他的骑士，而其中最焦急的是“中国的大皇帝”。虽然他搞不清这“大皇帝”已是明朝的万历，说不定还以为是成吉思汗的子孙！堂吉诃德的确“穿上靴子出发”了，可西班牙离中国毕竟太远，他和桑丘一路颠顿，一走就走了三百年。
　　堂吉诃德到中国来，还是七十二年前的事，而且是从英、法诸国转道而来的。自一九二二年林纾和陈家麟的《魔侠传》始，各种装束的堂吉诃德和桑丘出现在熙熙攘攘的上海滩上。在建国前诸多译本中，最令人叹惋的是戴望舒未竟的《吉诃德爷》。因为这是建国前唯一的、也是在杨绛之前第一个据西班牙原文的译本。
　　戴译本终于毁于抗日战火，而杨译本历经“文革”劫火幸以传世。现在，继戴望舒、杨绎后，浙江文艺出版社又推出了董燕生译自西班牙文本的《堂吉诃德》。
　　对戴、杨、董三家译本的得失评议，且不说它，这里倒愿意换个角度来谈一谈，那就是翻译家的籍贯生地和他们的口音。这个问题好像没有人谈。堂吉诃德一到中国，啥叫法都有，周作人在一篇散文中就提到一些怪七怪八的译名：“块克苏替”(林纾)、“唐克孝”(陆祖鼎)、“唐夸特”(丁初我)。这些译名的出现，当然与转译有关，不过与译者的发音尤其是他们的口音更直接相关。译名的差异，是译者口音影响翻译最表层的也是最直接的标志。由此而下，译者对原著的体味和自己表达的韵味，都整体性地受到和译者生命浑为一体的方言的影响。诚然，译者都用规范、统一的汉字在写作，可以自觉防范乡音的繁复和干扰。但是鬓毛衰时都不改的乡音还像呼吸一样伴着他们，非常深微、奇妙地影响他们的理解和表达。而且，翻译的水准越高，这种影响往往越明显。一九O五年，刘师培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南北文学不同论》。从语音的轻重浅浊入手，辨别南、北文风阴柔阳刚之别，所谓“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他引了《切韵》序的话：“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刘师培讲的是文学创作，但对于文学翻译来说，有无类似的情况呢？就《堂吉诃德》而言，中译者，戴望舒、杨绎、傅东华都属于吴方言区的。在上文提到的《堂吉诃德》中文译者群中，董燕生可能是唯一的北方人。译者世居北京，于北方方言游刃心手；又曾执掌中国最高外语学府西班牙语系多年。在翻译上，其理解的精度和表达的韵味上，都值得我们重视的。记得杨绎在《堂吉诃德》译序中说过，桑丘是小说里的宝贝疙瘩，如果读者对小说兴趣不大，不妨专读小说里桑丘的解颐妙语，其他可以跳过。那么桑丘的“戆”、“贪”、“逗”怎样才能传达得活灵活现呢？我看北方之言的“重浊”是最对位的。对于认定用肚皮思考胜过脑袋的桑丘来说，他的从字缝里凸显出来的整个生命是结实而粗胖的，所以他的口音应该是重浊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宁可伤“重浊”，也不能失之“轻浅”。
　　当桑丘变着法儿哄多情的骑士，他梦萦魂牵的杜尔西内娅跟小伙子一样强壮时，桑丘说话的音调似乎不能急促地说“壮”或“棒”，而应该是眯缝起眼睛，鼓起腮帮子，让一股粗浑的气流在口腔里流转，欲吐而不出、欲吞而不下，说一声“奘”(Zhuǎng):
　　
　　告诉您吧，玩起扔铁棒来，她敢跟村上最奘的小伙子比试比试。
　　
　　对于像我这样语音“轻浅”的吴、越之人来说，这个“奘”只能想起那位取经的大唐高僧，读音也是律切森严的“zàng”，而对于那个极富人情味和韵味的“Zhuǎng”，我最多也是一项新知或模仿，而不是一种生存性的浸润和习染。因为，和我们的呼吸一样相随的方言里，没有这个“Zhuǎng”。通过董燕生的妙译，我们才第一次见到会说“Zhuǎng”的桑丘，一个地道北方口音的桑丘。
　　
　　(《堂吉诃德》，董燕生译，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六月版，2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