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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电视艺术的一切审美功能都通过创作者在对客观现实时空的观察中，将主体心理时空的情感需求投射到现实时空的物象上，达到心理时空与现实时空的有机交融统一，最终形成独特的审美时空。这一切显然和传统审美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本文着重探讨在当下语境中电视文化意识形态化功能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并进一步思考如何切实提高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
关键词：电视文化 审美价值 意识形态化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当下的中国经历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大变革，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等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改变。此时的电视更借助于高科技手段的推动，制作技术、媒体观念、节目形态、经营方式等均呈现出质的飞跃，电视文化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角。但由文化转型带来的现实复杂化，也造成传统艺术观念的痛苦震荡，一切似乎都需要重新定义，如神圣与世俗、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本与非文本等等。因此有必要探讨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以及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化功能等问题，本论文将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展开论析。
一 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首先是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接下来笔者便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电视文化的审美取向问题。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时空中，体现了浓烈的主体意识，电视艺术片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中国传统的艺术观认为，艺术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对感性物象的逼真描摹，而在于“畅神”。古人总是在其艺术作品中强调现实时空中的感性活力对主体精神的感发。如诗句“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映红了“人面”，“人面”因“桃花”的映衬而愈显美丽。还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都是很好的佐证。中国的电视艺术片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创作者在进行拍摄时，能够选取典型的意象，通过蒙太奇的组接，赋予物象深刻的含义。像电视风光艺术片《西藏的诱惑》，“雅鲁藏布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诱人，高耸山川和巅峦间的白云，都显出有情的生命。那奔跑着的野驴，静默的玛尼石，那朦胧中的浴女，包括刻在崖石的‘图腾’都赋予了艺术的再生。”（从维熙：《艺术殿堂无神像》）。并且由于电视特技手段的进步，电视艺术片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对浓缩情感的时空加以延伸（慢动、定格)，对淡泊感情的时空加以紧缩（快动，快切)。如在电视民俗艺术片《喜歌》中，慢镜头夸张地展现颤轿子的欢跃气氛；而对红色赏钱和红色头巾的定格，又艺术地表现了欢庆的神采。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因其表现手段的单一，往往力求超越传达的有限性，以拓展时空，呈现无限。电视艺术片因其本体特征，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点。中国的传统艺术，从外在感性形态来看，不是局限的时间艺术，就是局限的空间艺术。艺术家为了突破时空的约束，增加时空的容量，往往将时间空间化，或将空间时间化。例如在古典诗歌中，常用白云、明月等空间的意象来负载时间上的千年历史，如“白云千载空悠悠”、“秦时明月汉时关”。而对于电视艺术片，由于兼容了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段，在对多时空的表现中产生极大的可能性。利用摄像、剪辑及后期编辑等技术手段，电视艺术片实现了对现实时空与过去时空的有机转换，对舞台时空与自然时空的合理交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例如电视音乐艺术片《走西口》，作者采用现实时空、历史时空、演播室时空和舞台时空相互结合、自由转换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高天厚地的历史感和时代变迁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毛主席有诗云“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从影像上说，在电视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这已不再是神话。
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很讲究“虚”与“实”、“有”与“无”的结合。电视艺术片在这方面显示出独特之处，通过“虚”与“实”、“有”与“无”的结合，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营造优美的意境，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即体现为意境美。所谓意境，是指“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对“意象”的超越与升华。“意象”与“意境”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意象”只是客观事物在主观头脑中的浅层反映，而“意境”则是在“意象”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家的再创造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境界和形象。清人郑绩认为“生变之决，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八字尽矣。”《梦幻居画学简明》即是指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实境与虚境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独特的意境。如中国画的留白，中国音乐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诗歌的“隔一层”的写法，都在刻意地“务虚”，以求达到虚实合理结合境界的完美创构。总的来说，实境是一种既真且美、虽少而精、导向力强的艺术形象；而虚境有浅层与深层之别。浅层虚境是审美想象中原表象的深化与分化在不同感官领域中的转化及异化运动；深层虚境则包括了“象外之象”及丰富的“象外之意”。电视工作者在进行电视艺术片的创作中，应该既注重实境，又注重虚境；既注重化虚为实，又注重化实为虚。只有将实境与虚境充分的结合，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才能够真正制作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电视艺术片。同时，电视艺术由于表现手段的极大丰富，在创作过程中明显地流露出过“显”、过“露”、过“满”的倾向。如果电视艺术片的创作者能够多运用一些象征的手段，多采取一些含蓄的处理，留给电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或许有助于电视艺术片的美学品格“更上一层楼”。
因此，探讨这种美学风格对于一个电视制作人抑或广播电视管理人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集专业化、民族化、现代化多种特色的电视文化风格才会在大众文化语境之中，获得大量受众的认可与喜欢。接下来笔者将从意识形态化功能导向的角度，来继续深入思考电视文化的审美取向问题。
二 电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
从整体而言，电视媒介传播都具有意识形态导向、宣传功能。政府的主张、政策的实施都会依靠电视，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可见，中国的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当然，电视文化对大众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意义与观念，并不是浑然一体或铁板一块的，也不是指电视文化就是向市民提供能意味着你所想要的一切或者拥有人人共享的东西。相反，一系列互为交织的有时甚至是矛盾对立的意义贯穿了节目制作的过程，从而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常规领域，以迎合广大的潜在观众的兴趣、利益与需要。这意味着电视这种媒体并不是极端的，它在表达多种多样的意见和观点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它们加以平衡或调适，以保持温和的立场。以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观念去审视这种多元性是十分有用的。
从正面来看，电视文化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适合了受众精神的需求。你说它是“泡沫文化”也好，说它是“精神快餐”也好，现代生活大量需要的正是这种一次性消费，人们就是爱看。受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不仅仅满足于精神需求，它正在变成一种生活行为，变成一种精神补偿。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快节奏的生活旋律，变动中的生存环境，使人们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或者是由意愿、信念、价值等方面带来的精神重负，以及种种被禁忌、被束缚的本能欲望，可以通过电视文艺来渲泄和排遣。通俗艺术在电视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必须肯定。比如，赵本山、小沈阳的小品，无论是《不差钱》、还是《捐助》或者其它，都以幽默、诙谐的风格给忙碌一天的工作者，或者长途车上的旅客、候车厅的等候者带来无尽的娱乐，使他们减轻压力、解除疲惫。
但是，在走向通俗的同时也要警惕电视作品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了一些低下媚俗的电视作品给受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污染。必须指出，浅薄的声色之娱和油腔滑调的胡说乱侃决不是我们追求的娱乐；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变相撕成生活的碎片，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消遣。这种状况必须扭转。如果说小沈阳的初次登台给观众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那么，在后来的节目中，频繁地重复便只能是一种“媚俗”行为。而且，男扮女装显得不伦不类，不禁让人思考其所代表的东北二人转的格调问题，即使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也应该强调“高雅”，缅怀传统的阳春白雪——而不是听任艺术的俗化。
笔者认为，提升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使之发挥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当前应做到以下3点：
1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根基在于充分表达人的生命张力。
提升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就是强调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理想、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物欲横流的一种悖论。许多发达国家在朝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已向世人昭示，经济高速发达，若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出现“人”的失落，就会成为物欲横流，“物”压迫“人”，“物”扭曲“人”的畸形社会。CCTV6是一个电影频道，电影相对于电视剧来说，毕竟是浓缩的艺术，以电视的形式播放电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比如，《蜘蛛侠》尽管是很通俗的影片，但总的主题就是反映在人机合一的时代物对人的异化力，以及蜘蛛侠作为侠士对这种异化的反抗，最终使人免于灾难。这应该是对人的生命力的肯定。
2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底蕴在于弘扬时代精神。
电视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究竟代表着谁？任何形式和内容的电视作品，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这就要求它必须具有价值，具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电视作品要获得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就必须首先富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都是真正代表时代特征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主潮、时代的激流、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旗帜和本质。要实现电视文化的崇高使命，要自觉追求电视文艺的社会功利和审美功利，就必须认真地从弘扬时代精神中确立电视作品创作的价值导向。这就自然而然地将电视作品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视剧《大宅门》一播再播，收视率居高不下，其原因何在？我想就在于一种时代精神，以白景琦为代表的药商，虽然历经清末、五四直到抗战、土改等等岁月，但都是对当下时代精神的折射。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白景琦的敢作敢当、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品格中。当然，作为艺术的典型，又不失其人物的丰满特征，比如他的风流多情，就很难简单用道德的尺度进行评价，这也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3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内在要求是强调理性思索。
作为一种表现“生命形式”的电视艺术，它应该是对人生底蕴的上下求索，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从而引发受众透过生活的表层，揭示人生的本质内核，实现作品的价值取向。比如“12演播室”，对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如大学生自杀现象，在许多人都无法进行是非判断的情况下，以正反两方进行辩论的形式来对受众进行导向，从现象探索其本质；“心理访谈”，对生活中的情仇爱恨、亲情爱情的冲突，从心理学的角度，聘请心理专家以电视人的形象对现实人们进行引导。这些都是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思索的最好案例。而在理性引导的背后，正包含着当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2] 陈犀禾：《论影视批评的方法和类型》，《当代电影》，2002年第4期。
[3]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雷峻，男，1971—，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字推广、播音主持朗诵实践，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
关键词：电视文化 审美价值 意识形态化 导向功能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当下的中国经历着社会经济体制的大变革，社会结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模式等等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巨大改变。此时的电视更借助于高科技手段的推动，制作技术、媒体观念、节目形态、经营方式等均呈现出质的飞跃，电视文化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主角。但由文化转型带来的现实复杂化，也造成传统艺术观念的痛苦震荡，一切似乎都需要重新定义，如神圣与世俗、艺术与非艺术、美学与非美学、文本与非文本等等。因此有必要探讨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以及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化功能等问题，本论文将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展开论析。
一 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电视文化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形态：首先是自身大于人类自然力量的技术整合力，使它在文化的任何一个区域得以兼跨。电视文化的出现，将人类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王国。电视文化宣告了一种全能思维方式的出现。其次在大众文化的疆界内，电视文化一方面更多地体现着大众文化精神，同时也以大众文化的豁达，熔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高雅文化与娱乐文化于一炉，从而呈现出一种全能文化的姿态。接下来笔者便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电视文化的审美取向问题。
在中国传统艺术的时空中，体现了浓烈的主体意识，电视艺术片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中国传统的艺术观认为，艺术的最终目的，不在于对感性物象的逼真描摹，而在于“畅神”。古人总是在其艺术作品中强调现实时空中的感性活力对主体精神的感发。如诗句“人面桃花相映红”，“桃花”映红了“人面”，“人面”因“桃花”的映衬而愈显美丽。还有诗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都是很好的佐证。中国的电视艺术片很好地继承了这一点。创作者在进行拍摄时，能够选取典型的意象，通过蒙太奇的组接，赋予物象深刻的含义。像电视风光艺术片《西藏的诱惑》，“雅鲁藏布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诱人，高耸山川和巅峦间的白云，都显出有情的生命。那奔跑着的野驴，静默的玛尼石，那朦胧中的浴女，包括刻在崖石的‘图腾’都赋予了艺术的再生。”（从维熙：《艺术殿堂无神像》）。并且由于电视特技手段的进步，电视艺术片在创作过程中可以很容易地实现对浓缩情感的时空加以延伸（慢动、定格)，对淡泊感情的时空加以紧缩（快动，快切)。如在电视民俗艺术片《喜歌》中，慢镜头夸张地展现颤轿子的欢跃气氛；而对红色赏钱和红色头巾的定格，又艺术地表现了欢庆的神采。
从另一角度来看，中国传统艺术因其表现手段的单一，往往力求超越传达的有限性，以拓展时空，呈现无限。电视艺术片因其本体特征，很好地发展了这一点。中国的传统艺术，从外在感性形态来看，不是局限的时间艺术，就是局限的空间艺术。艺术家为了突破时空的约束，增加时空的容量，往往将时间空间化，或将空间时间化。例如在古典诗歌中，常用白云、明月等空间的意象来负载时间上的千年历史，如“白云千载空悠悠”、“秦时明月汉时关”。而对于电视艺术片，由于兼容了时间艺术、空间艺术的多种表现手段，在对多时空的表现中产生极大的可能性。利用摄像、剪辑及后期编辑等技术手段，电视艺术片实现了对现实时空与过去时空的有机转换，对舞台时空与自然时空的合理交融。作品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力都得以极大地丰富。例如电视音乐艺术片《走西口》，作者采用现实时空、历史时空、演播室时空和舞台时空相互结合、自由转换的手法，很好地表现了高天厚地的历史感和时代变迁的巨大反差，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毛主席有诗云“坐地日行八万里，寻天遥看一千河”，从影像上说，在电视艺术空前繁荣的今天，这已不再是神话。
实际上，中国传统艺术很讲究“虚”与“实”、“有”与“无”的结合。电视艺术片在这方面显示出独特之处，通过“虚”与“实”、“有”与“无”的结合，塑造典型的艺术形象，营造优美的意境，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即体现为意境美。所谓意境，是指“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是对“意象”的超越与升华。“意象”与“意境”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但是“意象”只是客观事物在主观头脑中的浅层反映，而“意境”则是在“意象”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家的再创造所形成的一种新的境界和形象。清人郑绩认为“生变之决，虚虚实实，实实虚虚，八字尽矣。”《梦幻居画学简明》即是指在艺术创作中，只有实境与虚境相互结合，才能产生独特的意境。如中国画的留白，中国音乐的“此时无声胜有声”，中国诗歌的“隔一层”的写法，都在刻意地“务虚”，以求达到虚实合理结合境界的完美创构。总的来说，实境是一种既真且美、虽少而精、导向力强的艺术形象；而虚境有浅层与深层之别。浅层虚境是审美想象中原表象的深化与分化在不同感官领域中的转化及异化运动；深层虚境则包括了“象外之象”及丰富的“象外之意”。电视工作者在进行电视艺术片的创作中，应该既注重实境，又注重虚境；既注重化虚为实，又注重化实为虚。只有将实境与虚境充分的结合，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才能够真正制作出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电视艺术片。同时，电视艺术由于表现手段的极大丰富，在创作过程中明显地流露出过“显”、过“露”、过“满”的倾向。如果电视艺术片的创作者能够多运用一些象征的手段，多采取一些含蓄的处理，留给电视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或许有助于电视艺术片的美学品格“更上一层楼”。
因此，探讨这种美学风格对于一个电视制作人抑或广播电视管理人员来说，尤为重要。因为集专业化、民族化、现代化多种特色的电视文化风格才会在大众文化语境之中，获得大量受众的认可与喜欢。接下来笔者将从意识形态化功能导向的角度，来继续深入思考电视文化的审美取向问题。
二 电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导向功能
从整体而言，电视媒介传播都具有意识形态导向、宣传功能。政府的主张、政策的实施都会依靠电视，电视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传播方式。可见，中国的电视工作者必须坚持党性原则，这是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的。当然，电视文化对大众所产生的意识形态意义与观念，并不是浑然一体或铁板一块的，也不是指电视文化就是向市民提供能意味着你所想要的一切或者拥有人人共享的东西。相反，一系列互为交织的有时甚至是矛盾对立的意义贯穿了节目制作的过程，从而为大多数人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观念的常规领域，以迎合广大的潜在观众的兴趣、利益与需要。这意味着电视这种媒体并不是极端的，它在表达多种多样的意见和观点的同时，十分强调对它们加以平衡或调适，以保持温和的立场。以意识形态问题框架的观念去审视这种多元性是十分有用的。
从正面来看，电视文化有广阔的消费市场，适合了受众精神的需求。你说它是“泡沫文化”也好，说它是“精神快餐”也好，现代生活大量需要的正是这种一次性消费，人们就是爱看。受众对电视文化的需求，不仅仅满足于精神需求，它正在变成一种生活行为，变成一种精神补偿。当前，激烈的市场竞争、快节奏的生活旋律，变动中的生存环境，使人们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或者是由意愿、信念、价值等方面带来的精神重负，以及种种被禁忌、被束缚的本能欲望，可以通过电视文艺来渲泄和排遣。通俗艺术在电视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必须肯定。比如，赵本山、小沈阳的小品，无论是《不差钱》、还是《捐助》或者其它，都以幽默、诙谐的风格给忙碌一天的工作者，或者长途车上的旅客、候车厅的等候者带来无尽的娱乐，使他们减轻压力、解除疲惫。
但是，在走向通俗的同时也要警惕电视作品的“庸俗化”。事实上，我们已看到了一些低下媚俗的电视作品给受众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污染。必须指出，浅薄的声色之娱和油腔滑调的胡说乱侃决不是我们追求的娱乐；将一切神圣和崇高的东西都变相撕成生活的碎片，也不是我们所提倡的消遣。这种状况必须扭转。如果说小沈阳的初次登台给观众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奇体验，那么，在后来的节目中，频繁地重复便只能是一种“媚俗”行为。而且，男扮女装显得不伦不类，不禁让人思考其所代表的东北二人转的格调问题，即使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是否也应该强调“高雅”，缅怀传统的阳春白雪——而不是听任艺术的俗化。
笔者认为，提升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使之发挥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作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当前应做到以下3点：
1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根基在于充分表达人的生命张力。
提升电视文化的审美价值，就是强调对人的生命、尊严、价值、理想、人生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是对物欲横流的一种悖论。许多发达国家在朝现代化迈进的历史已向世人昭示，经济高速发达，若不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出现“人”的失落，就会成为物欲横流，“物”压迫“人”，“物”扭曲“人”的畸形社会。CCTV6是一个电影频道，电影相对于电视剧来说，毕竟是浓缩的艺术，以电视的形式播放电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创意。比如，《蜘蛛侠》尽管是很通俗的影片，但总的主题就是反映在人机合一的时代物对人的异化力，以及蜘蛛侠作为侠士对这种异化的反抗，最终使人免于灾难。这应该是对人的生命力的肯定。
2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底蕴在于弘扬时代精神。
电视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究竟代表着谁？任何形式和内容的电视作品，就其本质而言，都是一种以美学形态出现的精神产品，这就要求它必须具有价值，具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电视作品要获得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就必须首先富有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而正确的、积极的价值导向的核心，又始终都是真正代表时代特征和时代本质、时代风采和时代趋向的时代精神。所谓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主潮、时代的激流、时代的脉搏、时代的灵魂，就是时代的旗帜和本质。要实现电视文化的崇高使命，要自觉追求电视文艺的社会功利和审美功利，就必须认真地从弘扬时代精神中确立电视作品创作的价值导向。这就自然而然地将电视作品创作的价值导向与时代精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电视剧《大宅门》一播再播，收视率居高不下，其原因何在？我想就在于一种时代精神，以白景琦为代表的药商，虽然历经清末、五四直到抗战、土改等等岁月，但都是对当下时代精神的折射。这种精神集中体现在白景琦的敢作敢当、勤劳智慧、吃苦耐劳的品格中。当然，作为艺术的典型，又不失其人物的丰满特征，比如他的风流多情，就很难简单用道德的尺度进行评价，这也正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3 提升电视文化审美价值的内在要求是强调理性思索。
作为一种表现“生命形式”的电视艺术，它应该是对人生底蕴的上下求索，追求艺术创造的哲理化，从而引发受众透过生活的表层，揭示人生的本质内核，实现作品的价值取向。比如“12演播室”，对社会纷繁复杂的现象，如大学生自杀现象，在许多人都无法进行是非判断的情况下，以正反两方进行辩论的形式来对受众进行导向，从现象探索其本质；“心理访谈”，对生活中的情仇爱恨、亲情爱情的冲突，从心理学的角度，聘请心理专家以电视人的形象对现实人们进行引导。这些都是引导人们进行理性思索的最好案例。而在理性引导的背后，正包含着当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
参考文献：
[1] 胡智锋：《影视文化论稿》，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
[2] 陈犀禾：《论影视批评的方法和类型》，《当代电影》，2002年第4期。
[3] 王德胜：《扩张与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简介：雷峻，男，1971—，湖北武汉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字推广、播音主持朗诵实践，工作单位：武汉理工大学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