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整理照片时，一张2013年12月我在螺田中学校友联谊会上与7名学生的合影，勾起我深深的回忆。
　　1968年我在吉水中学任教。是年10月，在“中学不出公社，小学不出大队”的口号下，各地兴起办学热潮。吉水县革命委员会所属文教卫生组从吉水中学选派了4名教师分别到没有中学的公社去办中学。我被指派到最偏僻的螺田公社。11月1日，我带着工作介绍信和简便行李乘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到达螺田公社。在公社用过午餐后，接待我的吴同志带我来到螺田小学旁的万寿宫，他说：“中学暂时就办在这里，小学的黄老师会协助你工作，你和黄老师一起办伙食，学生自带米菜，和老师一同蒸饭。”
　　当晚公社广播站播出了“螺田中学招生通知”。第二天由黄老师登记报名，每人交2元报名费，我即返回县城，找来一套初中课本供老师使用。第三天，学生们来报到了，有男生17人、女生5人。我们将万寿宫楼上走廊右侧光线好些的房间做教室，左侧做男生就寝处，女生则住在一楼一间木板房里。经过一番打扫，我们摆上从小学搬来的破旧桌凳和黑板，便开始给学生们上课。除了教学设施简陋外，当时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缺老师。我到公社尚未撤销的“文革大联筹办公室”查阅了三个中师毕业、已靠边站的老师的“批斗资料”，他们除了出身不好、说过一些怨言外，无大的原则性问题，我向公社革委会负责人建议，让他们来给学生上课。我的建议被采纳了，缺老师的问题得以解决。
　　在万寿宫上了两个半月的课，学校开始放寒假。正月开学，公社要我们把中学搬到距公社5里远的一个农场去，那里有一栋土墙瓦楼房，一楼有6个小房间，楼上有两个大房间，此外还有一间厨房，没有厕所和洗澡间。于是，我们挖了条沟坑，铺上踩脚板，四周围上稻草做厕所；夏天男生到小溪和水塘里洗澡，女生烧点热水在房里抹抹身子，冬天学生们等星期六回家洗澡换衣。
　　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一年，来年春天要增加一个班级，该如何安排？我提前向公社反映情况后，公社决定让我们把中学搬迁到离公社10公里远的九斗丘一栋高大的青砖瓦房里。公社指定九斗丘附近的两个大队提供一批干杉木做的课桌凳和双人床，所需经费由公社负责。为保证按时开学，我和黄老师从当年的11月忙到第二年1月，新学期开始后，我们正式地搬迁到九斗丘的瓦房里。
　　班级增加了，老师到哪里找？我想到了从吉安市下放在螺田安家劳动的几个老师，我请求公社让他们到螺中来上课，获得批准。
　　解决了住宿、教学难题，还存在一个严重问题——缺水。一到秋末，井水干涸，饮用水要从500米外的小村庄的井里搬运，洗澡洗衣只能用池塘水。我将这个情况写了份报告递交给县革委文卫组。不久文卫组来了一位同志做了实地了解，后来批给螺田公社5000元建校费。公社党委召集各大队党支书商议筑土墙房，任务分到各大队，校址就定在现螺中所在地。群众办学热情很高，1970年秋收秋种一结束就开工建校舍，到12月初，9间教寝室、12间教师宿舍、厨房兼工友宿舍、水井、厕所等全部交付使用。
　　由于生活条件差，工作劳累，我在九斗丘患上了肺结核，但我坚持一边服药，一边工作，没有住院休息。因为工作太忙，1970年10月妻子临产，我没及时去照顾，因而我们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妻子至今还埋怨我。但想到因为创办螺中表现优异，1971年6月1日，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想到几十年来螺田中学走出了一批批人才，我便由衷地为當年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感到欣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