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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岭南园林中有着极其丰富的儒家文化，以岭南四大名园为例，其品题中，蕴含古代文人培养理想人格的修身之道，表现为园主人的品性自喻，园主人的读书意趣以及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也表现了宗族之间的孝悌之情，既有对家族伦理规范的看重，也有对子孙后代的期望；还有对文人文学唱和之趣的描绘，呈现了当时园林中文人相互唱和的盛况。
关键词：岭南园林；品题；儒家文化
作者简介：龙永琼（1994-），女，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园林美学；张楠（1993-），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园林美学。
[中图分类号]：S98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3
园林，在中国古代，不仅是文人的生活起居所在，更是他们进行文化活动、得到审美愉悦的地方。中国各处园林中，都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许多踪迹，岭南的四大名园也不例外，它们分别是广州的余荫山房、佛山的梁园、顺德的清晖园以及东莞的可园。园林以其精心设计的布局和山水景色，引发文人创作的灵感；同时，文人的创作也为园林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其中一部分，就体现在园林的品题中。笔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到岭南四大名园进行考察与记录，对四大名园的品题进行研究，发掘出蕴含在文人题写的园林品题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一、文人修身之道
修身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修身，即以道德为目标，通过自己主观、自觉的努力，使得自己的性格、品格发生变化，从而培养出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的境界。中国文人历来将修身看作是根本，《大学》中提到：“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大学》“八条目”中，修身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其他行为的基础。从先秦开始，历代的儒学思想家都提出了许多关于修身的理论，如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提出了人进行修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修身，是中国人讲人生哲理，讲做人之道的一种观念。岭南四大名园的主人对于修身也是十分重视，体现在其园林的品题之中，主要是以下三种：
一是园林主人的品性自喻，或用以自勉。可园中有一处名叫草草草堂，草堂中的对联为“草草原非草草 堂堂敢谓堂堂”。此堂堂名是可园主人张敬修为纪念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起的，张敬修自谓在军中“偶尔饥，草草俱膳；偶尔倦，草草成寐；晨而起，草草盥洗。洗毕，草草就道行之” [1]，因为这段在军中的经历，所以张敬修将此堂命名为“草草草堂”。但以“草草”为堂名，张敬修是希望引以为戒。“草草”有粗略、轻率之义，张敬修认为一个人的品性与行为，都不应该草草轻率，“人宜戒焉”[2]，所以“戒之而榜之以明堂，庶几乎馋鼎欹器之义欤” [3]，这也正合堂中对联的上联“草草原非草草”，正是园主人自诫不可草率轻浮之意。以堂名与对联来自诫自勉，摒除杂念邪行，以期人格和道德的完善，正是中国文人的修身自律之道。
而堂中对联的下联“堂堂敢谓堂堂”，便是园主人个人品性的自喻体现。张敬修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名将士，他一生戎马，立下许多战功，为自己的戎马生涯作结时，自认无愧为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之人，所以有“堂堂敢谓堂堂”之语。在可园的正堂可堂的右前方有一小台，名为“滋树台”，这是一个种兰的台子，其名取自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句话在《离骚》中是作者用以比喻自我的美好品德的，园主在此也是用以自喻，表现自我的品性道德。这些品题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品性，既是园主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作结，也是以此为诫，勉励自我，这既是园主完善人格，在修身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也是园主继续进行修身、完善自我的基础。
二是表现园主的读书意趣。文人修身的途径有很多种，而读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从书中学习先贤修身的方法以完善自我，是文人的修身方法。因此，读书也成为了文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在四大名园的品题中也有体现出来。余荫山房中的深柳堂，堂名取自唐朝诗人刘昚虚《阙题》中的“深柳读书堂”一句，既指明这堂是读书所用，又以深柳二字刻画出此堂周围环境，勾勒出一个适宜读书的清幽之地。与深柳堂相距不远的卧瓢庐，庐中的对联“雅号卧瓢堪小憩 柳荫深处诵书声”，此联上下两句，一句是描写卧瓢庐，介绍卧瓢庐的名称与用处，另一句则与卧瓢庐相距不远的深柳堂遥相呼应，将读书这件事情，蕴藏于品题之中。而可园之中，也有这类品题。在可园的香光阁中悬有对联“雨鱼（馀）窗竹图书润 风过瓶梅笔砚香”，虽然有风吹雨扰，但室内的人并不受风雨的影响，仍沉浸在书中，风雨所带来的更多是一种读书的意趣，下雨使得窗外的翠竹和书页变得滋润，而风刮过室内的梅花，则使得笔砚都带上了香气。三是劝诫子孙，表现了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除了重视自己的修身，文人对于子孙的成长和教育也是格外关注的，希望子孙也遵循修身自律之道，进行人格的完善。这在园林的品题中也有体现。许多园林中有供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清晖园有惜阴书屋，惜阴即珍惜光阴，表达了对子孙后辈的期望和勉励，希望他们珍惜时光，读书修身。还有真砚斋这一处，也是当时居住在清晖园中的龙家子孙读书的地方，真砚二字，既是勉励子孙，也是希望他们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除了供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园林中有一些地方的品题也表现了园主对于教育、知識的重视。如梁园客堂的正堂有一副对联，题为“多买异书赢置产 饱看怪石当游山”，此联上句，园主人愿意购置书籍，认为胜于置办产业，即体现了梁园主人对于知识的重视。清晖园中有一处馆阁，叫做笔生花馆，馆名来源于《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梦笔头生花”的故事，是写李白少年时曾梦见自己的毛笔笔头开出花朵，从此才华横溢，名满天下。这里使用这一典故，既是希望可以像李白一样，妙笔生花，才华横溢，也是以李白少年时候刻苦读书的典故来勉励自己，勉励儿孙，同样体现了园主对于后辈的期望和对于知识、教育的重视。可园中也有类似的品题，如拜月亭中的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 砚田无税子孙耕”，前一句是讲兄弟间和睦友爱之情，后一句是对儿孙刻苦读书的勉励，来源于笔耕砚田这一成语，虽然笔墨纸砚这些读书之事不像耕田一样需要收税，但子孙仍需像耕田一样，勤勤恳恳地耕作于笔砚之间，告诫儿孙要读书明理，要勤奋治学，这样才能出人头地。在梁园的个轩这一建筑中有一门联“两处园林都入画，满庭兰玉尽能诗”，个轩是连接梁园的群星草堂和汾江草庐这两大主体建筑的中介建筑，修建于两者之间，所以门联前一句“两处园林都入画”便是称赞梁园的两大主体建筑的优美景色。 二、宗族关怀之情
宗法制是维护西周时期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等级制度，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这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体现。孔子的儒学兴于“礼崩乐坏”时期，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周礼”，儒学是“一种关于秩序的学问”，因此，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宗法的观点相当重要。体现在儒家文化中的宗法制度更多显现为宗族间的关怀之情，孝悌之情，既是同辈的兄弟之间的互尊互爱，也有长辈对晚辈谆谆教诲的关爱之情，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宗族间相处和睦，有礼有序。
通过分析，四大名园的品题中存在不少体现希冀兄弟之间能和睦关爱、长幼之间有礼有序、并劝诫子孙的楹联和匾额。
在梁园的“刺史家庙”有对联：“积阴德遗子孙宪章司马，敦孝友和兄弟祖述君陈”。所表达的正是对于家族、子孙的伦理关怀，看重孝悌和睦等家族伦理规范。“宪”，是效仿之意，“章”有彰显的意思，而“祖”和“述”分别是“效仿”、“遵循”之意；“司马”、“君陈”则借用了《司马光家训》和《尚书·君陈》，寄托着“劝诫子孙”、“和睦亲友兄弟”的内涵。此联既是告诫后人要造福子孙，同时也是劝诫后人和睦亲族，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相处。再如秋爽斋对联：“垂老弟兄同癖石，忘形叔侄互裁诗”很明显，联中的弟兄间、叔侄间不分你我，一起赏玩奇珍怪石，以“石”为题，共同探讨吟诗之趣，这弟兄叔侄之间的亲密无间与志趣相投，彰显的就是家族叔伯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
除了劝诫后人要和睦亲族，梁园品题中还有不少蕴含着对子孙美好寄托的深意。其中，雀廊有匾额：“兰桂腾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中有言：“今世之所覩，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卢文弨补注：“兰、桂，皆有异香。以喻怀才抱德之士，耻为若人之所为也。”匾额以“兰桂”为媒介，寄予着后代能够怀才抱德之意，当中回味着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深沉之寄托。其中对联：“忠义名家传世德，梅花水部颂先芬”则同样表达了对子弟寄予期盼，“传世德”、“颂先芬”是希望子弟们能够继承家族一直传承下来的美好德行和优秀传统，将“忠义名家”的传统一直发扬光大，为整个宗族争光。
四大名园之一的“余荫山房”中“余荫”之意也正正是蕴含着纪念祖先的德荫，并祈望子孙可以永泽先祖福荫的内涵，体现着儒家中的纪念先祖关怀子孙的宗族观念。
在可园中，有一拜月亭，也称“麻石亭”，拜月亭有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荆树有花兄弟乐”中颇有典故。据南朝梁吴均《续吴谐记》载：汉代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分家，决定把院中的紫荆树也分三段，各家一份。第二天砍树时，紫荆已枯死。田真见此情景，对两个弟弟说，树听说分为三段，自己枯死，我们真不如树呵，说完悲不自胜。三个决定不再分家，而紫荆树居然又复活了。故后人以“紫荆”比喻兄弟骨肉同气相连。
三、文人唱和之趣
文人集合为群体，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文学活动，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论语》中孔子就曾说过，詩可以群，其中便蕴含着文人群居切磋这一现象；而文人群集进行文学活动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士阶层产生的时候。文人聚会写诗联句，在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唱和的同时，既有了感情的宣泄，并进而起到娱乐的作用，这便是文人群集唱和的基本目的。同时文人们也在唱和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对心灵进行净化，摆脱了俗世的烦恼，构建起诗化的人格。园林则以其精美的布局、精致的山水景色和丰富的人文气息，为文人提供了娱乐与净化心灵的场所，成为了许多文人群集在一起，进行文学活动的地方，如西汉时期，梁孝王在菟园之中云集枚乘、庄忌、司马相如等文人雅士，宴饮唱和；西晋时期石崇在自己的金谷园中，时常设宴，与潘岳、左思、陆机等当时著名的文人饮酒赋诗；东晋时期，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齐聚兰亭，流觞赋诗，这些都是较早的文人群聚园林进行文学活动的例子。在梁园，梁氏家族中的人就经常在其中群聚，互相唱和。在梁园秋爽轩前，便有这样一副对联“垂老弟兄同癖石 忘形叔侄互裁诗”，秋爽轩前摆放有梁九图收藏的十二块造型奇异的黄石，梁九华和梁九图两兄弟喜好赏石，对联的上句便是描写兄弟赏石这一场景。而在秋爽轩中，梁氏族人不仅群聚赏石，更在此以石为题互相裁诗作辞，其中以梁蔼如与梁九华、梁九图等梁氏子侄为中心，所以称作“忘形叔侄互裁诗”。梁氏家族不仅在家族内部有这样的文学活动，更与其他文人相互往来，同在梁园之中群集唱和。除了梁园，在余荫山房的前廊也有这样一副柱联“鸿爪为谁忙 忍抛故里园林 春花几度 秋花几度 蜗居容我寄 愿集名流笠屐 旧雨同来 今雨同来”，前一句是园主自述心怀，离家在朝为官，数年过去，一直对故乡都非常想念。后一句则是园主表明心愿，如今回到故乡，回到园林里，找到一处可以寄托自身的地方，并且希望可以邀集许多朋友，名人雅士也好，穿蓑戴笠的农夫也好，一起到这里应酬唱和，雅俗同乐，忘却世情。在余荫山房其他地方，也有体现类似情怀的诗文。在余荫山房的后苑月洞上，有这样一幅门联“南山胜迹留古道 东苑名流绕青階”，前一句是引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典故，表明园主的隐居之心，后一句则是引用西汉梁孝王的典故，梁孝王在自己的封地梁国，依托自然山水景色，修建了一个大花园，称为东苑，也就是著名的菟园、梁园，当时在东苑之中云集了天下的文人雅士，枚乘、庄忌以及后来名动天下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都是梁孝王的座上宾，他们在东苑之中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清晖园中，也有关于文人群体活动的品题。在清晖园有一处花岩亭，这个亭子在清晖园主体建筑的旁边，有假山怪石环绕周围，并种植有许多花草树木，是赏石观花，听风观月的好去处。亭中亭柱上有这样一幅柱联“萝月弹琴松风握尘 蕉窗读画竹径谈诗”，描写的是在花岩亭中人们活动的景象，在藤萝间的月光下抚琴弹奏，晚风缠绕着松树，掀起的松风带起一片尘埃；在蕉树围绕的窗边赏画，在曲折幽深的竹径论诗说才。文人在园林中的群体活动，不仅文人之间相互交流，促进了诗文的创作，更为园林增添了人文气息和文学内涵，许多园林的品题都是出自与园主交好的文人之手，园主的建筑与文人的活动共同创造了人文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园林。
注释：
[1]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
[2]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
[3]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
关键词：岭南园林；品题；儒家文化
作者简介：龙永琼（1994-），女，广东广州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园林美学；张楠（1993-），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本科，研究方向：园林美学。
[中图分类号]：S98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12--03
园林，在中国古代，不仅是文人的生活起居所在，更是他们进行文化活动、得到审美愉悦的地方。中国各处园林中，都留下了文人墨客的许多踪迹，岭南的四大名园也不例外，它们分别是广州的余荫山房、佛山的梁园、顺德的清晖园以及东莞的可园。园林以其精心设计的布局和山水景色，引发文人创作的灵感；同时，文人的创作也为园林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其中一部分，就体现在园林的品题中。笔者以实地调查的方式，到岭南四大名园进行考察与记录，对四大名园的品题进行研究，发掘出蕴含在文人题写的园林品题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一、文人修身之道
修身是中国古代文人精神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修身，即以道德为目标，通过自己主观、自觉的努力，使得自己的性格、品格发生变化，从而培养出理想的人格，达到至善的境界。中国文人历来将修身看作是根本，《大学》中提到：“从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在《大学》“八条目”中，修身更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其他行为的基础。从先秦开始，历代的儒学思想家都提出了许多关于修身的理论，如以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董仲舒的“性三品说”等等，提出了人进行修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修身，是中国人讲人生哲理，讲做人之道的一种观念。岭南四大名园的主人对于修身也是十分重视，体现在其园林的品题之中，主要是以下三种：
一是园林主人的品性自喻，或用以自勉。可园中有一处名叫草草草堂，草堂中的对联为“草草原非草草 堂堂敢谓堂堂”。此堂堂名是可园主人张敬修为纪念自己的戎马生涯而起的，张敬修自谓在军中“偶尔饥，草草俱膳；偶尔倦，草草成寐；晨而起，草草盥洗。洗毕，草草就道行之” [1]，因为这段在军中的经历，所以张敬修将此堂命名为“草草草堂”。但以“草草”为堂名，张敬修是希望引以为戒。“草草”有粗略、轻率之义，张敬修认为一个人的品性与行为，都不应该草草轻率，“人宜戒焉”[2]，所以“戒之而榜之以明堂，庶几乎馋鼎欹器之义欤” [3]，这也正合堂中对联的上联“草草原非草草”，正是园主人自诫不可草率轻浮之意。以堂名与对联来自诫自勉，摒除杂念邪行，以期人格和道德的完善，正是中国文人的修身自律之道。
而堂中对联的下联“堂堂敢谓堂堂”，便是园主人个人品性的自喻体现。张敬修不仅是一个文人，更是一名将士，他一生戎马，立下许多战功，为自己的戎马生涯作结时，自认无愧为一个堂堂正正、光明磊落之人，所以有“堂堂敢谓堂堂”之语。在可园的正堂可堂的右前方有一小台，名为“滋树台”，这是一个种兰的台子，其名取自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句话在《离骚》中是作者用以比喻自我的美好品德的，园主在此也是用以自喻，表现自我的品性道德。这些品题中表现出来的个人品性，既是园主为自己的人生经历作结，也是以此为诫，勉励自我，这既是园主完善人格，在修身过程中取得的成果，也是园主继续进行修身、完善自我的基础。
二是表现园主的读书意趣。文人修身的途径有很多种，而读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从书中学习先贤修身的方法以完善自我，是文人的修身方法。因此，读书也成为了文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这在四大名园的品题中也有体现出来。余荫山房中的深柳堂，堂名取自唐朝诗人刘昚虚《阙题》中的“深柳读书堂”一句，既指明这堂是读书所用，又以深柳二字刻画出此堂周围环境，勾勒出一个适宜读书的清幽之地。与深柳堂相距不远的卧瓢庐，庐中的对联“雅号卧瓢堪小憩 柳荫深处诵书声”，此联上下两句，一句是描写卧瓢庐，介绍卧瓢庐的名称与用处，另一句则与卧瓢庐相距不远的深柳堂遥相呼应，将读书这件事情，蕴藏于品题之中。而可园之中，也有这类品题。在可园的香光阁中悬有对联“雨鱼（馀）窗竹图书润 风过瓶梅笔砚香”，虽然有风吹雨扰，但室内的人并不受风雨的影响，仍沉浸在书中，风雨所带来的更多是一种读书的意趣，下雨使得窗外的翠竹和书页变得滋润，而风刮过室内的梅花，则使得笔砚都带上了香气。三是劝诫子孙，表现了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除了重视自己的修身，文人对于子孙的成长和教育也是格外关注的，希望子孙也遵循修身自律之道，进行人格的完善。这在园林的品题中也有体现。许多园林中有供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如清晖园有惜阴书屋，惜阴即珍惜光阴，表达了对子孙后辈的期望和勉励，希望他们珍惜时光，读书修身。还有真砚斋这一处，也是当时居住在清晖园中的龙家子孙读书的地方，真砚二字，既是勉励子孙，也是希望他们脚踏实地、踏踏实实地做学问。
除了供子孙读书学习的地方，园林中有一些地方的品题也表现了园主对于教育、知識的重视。如梁园客堂的正堂有一副对联，题为“多买异书赢置产 饱看怪石当游山”，此联上句，园主人愿意购置书籍，认为胜于置办产业，即体现了梁园主人对于知识的重视。清晖园中有一处馆阁，叫做笔生花馆，馆名来源于《开元天宝遗事》中的“梦笔头生花”的故事，是写李白少年时曾梦见自己的毛笔笔头开出花朵，从此才华横溢，名满天下。这里使用这一典故，既是希望可以像李白一样，妙笔生花，才华横溢，也是以李白少年时候刻苦读书的典故来勉励自己，勉励儿孙，同样体现了园主对于后辈的期望和对于知识、教育的重视。可园中也有类似的品题，如拜月亭中的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 砚田无税子孙耕”，前一句是讲兄弟间和睦友爱之情，后一句是对儿孙刻苦读书的勉励，来源于笔耕砚田这一成语，虽然笔墨纸砚这些读书之事不像耕田一样需要收税，但子孙仍需像耕田一样，勤勤恳恳地耕作于笔砚之间，告诫儿孙要读书明理，要勤奋治学，这样才能出人头地。在梁园的个轩这一建筑中有一门联“两处园林都入画，满庭兰玉尽能诗”，个轩是连接梁园的群星草堂和汾江草庐这两大主体建筑的中介建筑，修建于两者之间，所以门联前一句“两处园林都入画”便是称赞梁园的两大主体建筑的优美景色。 二、宗族关怀之情
宗法制是维护西周时期社会稳定非常重要等级制度，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调整家族内部关系，维护家长的统治地位和世袭特权，这也是西周“礼乐”文化的重要体现。孔子的儒学兴于“礼崩乐坏”时期，目的就是为了恢复“周礼”，儒学是“一种关于秩序的学问”，因此，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宗法的观点相当重要。体现在儒家文化中的宗法制度更多显现为宗族间的关怀之情，孝悌之情，既是同辈的兄弟之间的互尊互爱，也有长辈对晚辈谆谆教诲的关爱之情，其目的都是为了让整个宗族间相处和睦，有礼有序。
通过分析，四大名园的品题中存在不少体现希冀兄弟之间能和睦关爱、长幼之间有礼有序、并劝诫子孙的楹联和匾额。
在梁园的“刺史家庙”有对联：“积阴德遗子孙宪章司马，敦孝友和兄弟祖述君陈”。所表达的正是对于家族、子孙的伦理关怀，看重孝悌和睦等家族伦理规范。“宪”，是效仿之意，“章”有彰显的意思，而“祖”和“述”分别是“效仿”、“遵循”之意；“司马”、“君陈”则借用了《司马光家训》和《尚书·君陈》，寄托着“劝诫子孙”、“和睦亲友兄弟”的内涵。此联既是告诫后人要造福子孙，同时也是劝诫后人和睦亲族，孝顺父母，与兄弟友爱相处。再如秋爽斋对联：“垂老弟兄同癖石，忘形叔侄互裁诗”很明显，联中的弟兄间、叔侄间不分你我，一起赏玩奇珍怪石，以“石”为题，共同探讨吟诗之趣，这弟兄叔侄之间的亲密无间与志趣相投，彰显的就是家族叔伯兄弟之间要和睦相处。
除了劝诫后人要和睦亲族，梁园品题中还有不少蕴含着对子孙美好寄托的深意。其中，雀廊有匾额：“兰桂腾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省事》中有言：“今世之所覩，怀瑾瑜而握兰桂者，悉耻为之。”卢文弨补注：“兰、桂，皆有异香。以喻怀才抱德之士，耻为若人之所为也。”匾额以“兰桂”为媒介，寄予着后代能够怀才抱德之意，当中回味着长辈对晚辈的一种深沉之寄托。其中对联：“忠义名家传世德，梅花水部颂先芬”则同样表达了对子弟寄予期盼，“传世德”、“颂先芬”是希望子弟们能够继承家族一直传承下来的美好德行和优秀传统，将“忠义名家”的传统一直发扬光大，为整个宗族争光。
四大名园之一的“余荫山房”中“余荫”之意也正正是蕴含着纪念祖先的德荫，并祈望子孙可以永泽先祖福荫的内涵，体现着儒家中的纪念先祖关怀子孙的宗族观念。
在可园中，有一拜月亭，也称“麻石亭”，拜月亭有对联“荆树有花兄弟乐，砚田无税子孙耕”。“荆树有花兄弟乐”中颇有典故。据南朝梁吴均《续吴谐记》载：汉代田真、田庆、田广三兄弟分家，决定把院中的紫荆树也分三段，各家一份。第二天砍树时，紫荆已枯死。田真见此情景，对两个弟弟说，树听说分为三段，自己枯死，我们真不如树呵，说完悲不自胜。三个决定不再分家，而紫荆树居然又复活了。故后人以“紫荆”比喻兄弟骨肉同气相连。
三、文人唱和之趣
文人集合为群体，以群体为单位进行文学活动，是儒家文化中的一种重要现象。《论语》中孔子就曾说过，詩可以群，其中便蕴含着文人群居切磋这一现象；而文人群集进行文学活动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士阶层产生的时候。文人聚会写诗联句，在与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唱和的同时，既有了感情的宣泄，并进而起到娱乐的作用，这便是文人群集唱和的基本目的。同时文人们也在唱和中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对心灵进行净化，摆脱了俗世的烦恼，构建起诗化的人格。园林则以其精美的布局、精致的山水景色和丰富的人文气息，为文人提供了娱乐与净化心灵的场所，成为了许多文人群集在一起，进行文学活动的地方，如西汉时期，梁孝王在菟园之中云集枚乘、庄忌、司马相如等文人雅士，宴饮唱和；西晋时期石崇在自己的金谷园中，时常设宴，与潘岳、左思、陆机等当时著名的文人饮酒赋诗；东晋时期，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齐聚兰亭，流觞赋诗，这些都是较早的文人群聚园林进行文学活动的例子。在梁园，梁氏家族中的人就经常在其中群聚，互相唱和。在梁园秋爽轩前，便有这样一副对联“垂老弟兄同癖石 忘形叔侄互裁诗”，秋爽轩前摆放有梁九图收藏的十二块造型奇异的黄石，梁九华和梁九图两兄弟喜好赏石，对联的上句便是描写兄弟赏石这一场景。而在秋爽轩中，梁氏族人不仅群聚赏石，更在此以石为题互相裁诗作辞，其中以梁蔼如与梁九华、梁九图等梁氏子侄为中心，所以称作“忘形叔侄互裁诗”。梁氏家族不仅在家族内部有这样的文学活动，更与其他文人相互往来，同在梁园之中群集唱和。除了梁园，在余荫山房的前廊也有这样一副柱联“鸿爪为谁忙 忍抛故里园林 春花几度 秋花几度 蜗居容我寄 愿集名流笠屐 旧雨同来 今雨同来”，前一句是园主自述心怀，离家在朝为官，数年过去，一直对故乡都非常想念。后一句则是园主表明心愿，如今回到故乡，回到园林里，找到一处可以寄托自身的地方，并且希望可以邀集许多朋友，名人雅士也好，穿蓑戴笠的农夫也好，一起到这里应酬唱和，雅俗同乐，忘却世情。在余荫山房其他地方，也有体现类似情怀的诗文。在余荫山房的后苑月洞上，有这样一幅门联“南山胜迹留古道 东苑名流绕青階”，前一句是引用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典故，表明园主的隐居之心，后一句则是引用西汉梁孝王的典故，梁孝王在自己的封地梁国，依托自然山水景色，修建了一个大花园，称为东苑，也就是著名的菟园、梁园，当时在东苑之中云集了天下的文人雅士，枚乘、庄忌以及后来名动天下的大文学家司马相如，都是梁孝王的座上宾，他们在东苑之中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如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在清晖园中，也有关于文人群体活动的品题。在清晖园有一处花岩亭，这个亭子在清晖园主体建筑的旁边，有假山怪石环绕周围，并种植有许多花草树木，是赏石观花，听风观月的好去处。亭中亭柱上有这样一幅柱联“萝月弹琴松风握尘 蕉窗读画竹径谈诗”，描写的是在花岩亭中人们活动的景象，在藤萝间的月光下抚琴弹奏，晚风缠绕着松树，掀起的松风带起一片尘埃；在蕉树围绕的窗边赏画，在曲折幽深的竹径论诗说才。文人在园林中的群体活动，不仅文人之间相互交流，促进了诗文的创作，更为园林增添了人文气息和文学内涵，许多园林的品题都是出自与园主交好的文人之手，园主的建筑与文人的活动共同创造了人文与自然相互交融的园林。
注释：
[1]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
[2]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
[3]王星江. 岭南建筑经典丛书：东莞可园[M].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