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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围绕“拇指一代”的移动支付安全意识设计调查问卷，在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LOGIT回归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综合模糊评价模型，从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四个角度来综合评判其安全意识的高低。实证结果表明：“拇指一代”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为此，本文认为应该从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四个角度全方面合作共同提升“拇指一代”的安全意识。
【关键词】移动支付 安全意识 多层次综合模糊评价法
一、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支付宝、微信等移动付款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支付频率越来越高。作为新兴电子支付方式，移动支付方式有着传统支付方式无法比拟的优点，例如，方便、快捷，它满足了居民对支付场景的客观需求[1]。但是伴随移动支付而来的支付安全问题也突显出来，例如个人信息的泄露、未授权的支付、網络的瘫痪、病毒的攻击、扫描恶意二维码导致的资金转移等案例层出不穷[2-5]。作为“拇指一代”的典型代表，大学生这一群体使用移动支付安全意识如何？如何提升大学生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成为现实问题。本文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现状，并构建模型分析评估影响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高低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现状分析
本研究在问卷星平台以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在对数据整理后可得到如下基本描述数据：
调查可知：本次调查男女比例均衡，以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为主，大部分学生的月生活费在1000-2000之间。调查结果显示支付宝与微信是移动支付平台的两大巨头，调查对象中分别有88%及74.5%的人使用过支付宝及微信支付，而财付通仅有18%的人使用过，大多数用户选择密码与指纹支付方式。73%的调查对象几乎每天使用移动支付，支付领域包含手机线上网购、超市商店线下购物、娱乐消费、生活交网费、购票订票、单车租借等多个领域，可见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随之而来的安全性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数据显示78%的大学生认为移动支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问题，69.5%的人认为移动支付存在网络盗号密码等风险，63%的人认为存在支付欺诈风险，还有少量大学生担心恶意程序的攻击、无线网络的安全性及运营商的信用问题。
对于大学生安全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3%的人会主动关注有关移动支付安全性的相关新闻，多数大学生属于被动接受相关信息；对于风险防范措施，仅有37.5%的大学生在手机上安装了相关的杀毒软件及安全支付软件；37%的大学生从不去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48.5%的大学生不会去点开陌生人发送的红包，64.5%的大学生不会去连接公共wifi，但仍存在一部分大学生安全意识较低。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移动支付存在一定风险但比较安全，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明在移动支付过程中未出现过问题，当出现大额财产损失时，大多数人选择联系平台客服、与商家协商、报警等方法予以解决。
个体面临的选择有时是多值的，而不仅仅是二值的。比如交通工具的选择，职业的选择，消费品牌的选择，即会存在多种相互排斥的选择，此时需建立多元选择模型。当选择只存在两种可能时，则称之为二值选择模型。以下我们主要研究大学生是否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以及是否会主动关注有关移动支付安全性的新闻两个问题，由于问题选项多于两项，显然不是二值选择模型，属于多元选择模型，故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建立Logit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级以及月收入对大学生选择上的影响。
三、“拇指一代”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多层次模糊评价
移动支付安全意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个人角度而言，性别、年龄的不同导致安全意识的差异，通常女性的安全意识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安全意识也会不断增强；从家庭角度而言，家庭财富状况以及安全教育会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外在影响，通常家庭财富越多，学生月收入越低，安全意识越高，一个家庭对安全教育越重视，那么学生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也会越高；从企业角度而言，移动支付平台所采用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时，学生的安全意识会相对较高，移动支付平台的知名度越小，学生对其的安全意识也就越高；从政府角度看，政府政策对移动支付安全知识的宣传，可能学生会增加学生安全意识。本文在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模型对“拇指一代”的安全意识进行综合评分。
（一）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方法[6]将判断定量化，用于比较两两元素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予数量标度，标度越高，则表明该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更重要。为了使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本文对拟研究问题的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各包含两个因素）所构建的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有两个固定的特征根，其最大特征根为2，满足一致性指标，故两个因素的权重可以主观确定。
（二）确定各因素的权重集
本文将待评价因素U分为两层，上层为U={u1，u2，u3，u4}，分别表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企业因素、政府因素；下层为ui={ui1，ui2}，1，2，3，4分别表示性别、年龄、月收入、家庭安全教育、网络技术水平、平台知名度、政策支持以及国家宣传力度八个因素。为了使决策判断定量化，对评价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如下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权重为A=[0.252，0.189，0.323，0.236]
二级指标权重为A1=■，■，A2=■，■，A3=■，■，A4=■，■
由AHP法得到评价因素权如下表所示：
表1 各因素权重
■
经作者计算所得。
设定评语集V=（v1，v2，v3）={高，中，低}，对每个子因素分别做出综合评价，并给出同一的标准分值，评分标度采用十分制如下所示： 表2 评分标准
■
由表2所示：当综合模糊评分位于8-10之间则移动支付安全意识较高，当评分位于4-8之间安全意识为中等，当评分位于0-4之间安全意识较低。
（三）计算模糊评价矩阵
根据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个人因素中，女性的安全意识普遍高于男性，年龄与安全意识呈正比；家庭因素中，月收入与安全意识通常呈反比，而家庭的安全教育与大学生安全意识成正比；企业因素中，网络技术水平及支付平台的知名度与安全意识均成反比；政府因素中，政策支持度与国家的宣传力度与大学生的安全意识也均成反比。本文选用以下三个隶属函数计算每个因子的指标分别属于评价语中对应的隶属度rjm，（j=1，2；m=1，2，3），j为评价因子数目，m为评价等级数目，由此得出模糊评价矩阵Ri={rjm}，隶属函數如下：
uj1=1，x≤11/x，x>1；uj2=5，x≤18，x>0
ujn=1，x uj1适用于与安全意识呈反比关系的因素集，ujn适用于与安全意识呈正比关系的因素集，α和b的取值由各因素的范围决定。Uj2适用于性别对安全意识产生的影响。式中x=0表示被评估者为女性，x=1表示被评估者为男性，显然女性的得分为8高于男性。
根据专家打分并结合以上各因素的隶属度函数，可以计算得到如下单因素评判矩阵Ri（i=1，2，3，4）：
R1=■ ■ ■■ ■ ■ R2=■ ■ ■■ ■ ■ R3=■ ■ ■■ ■ ■ R4=■ ■ ■■ ■ ■
对各个子因素集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得到：
B1=A1？莓R1=[1/5，1/3，2/15]B2=A2？莓R2=[9/20，3/20，3/20]
B3=A3？莓R3=[1/2，1/4，1/12]B4=A4？莓R4=[1/3，/5，1/6]
故总评价矩阵：R=1/5 1/3 2/159/20 3/20 3/201/3 1/4 1/121/3 1/5 1/6
二级综合评判为：B=A？莓R=[0.1615，0.083916，0.039412]
从而可以得到该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综合评价结果：
P=B·（v1，v2，v3）T=[0.1615 0.083916 0.039412]·[2 6 9]T=1.18
由评判结果可知：该名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得分位于0-4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该学生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有待提高。
四、提高“拇指一代”安全意识的对策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拇指一代”对于移动支付行为的安全意识普遍是较低的。为提升其安全意识，本文认为需要加强安全监控、支付环境、二维码安全检测、微信安全支付、找回手机功能的建设。以下分别从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四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一）从个人角度来看
大学生应提高自身的移动支付安全意识，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不可被蝇头小利蒙骗，另一方面要及时更新手机软件等，大学生缺乏安全意识主要是由于自身阅历不足，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故对移动支付过程中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极易遭受移动支付的欺诈风险。
（二）从家庭角度来看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家庭的教育作用在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中是潜移默化的，家长在接触移动支付的同时应该分享一些预防支付风险的技巧，从生活小事中培养起大学生的安全意识。
（三）从企业角度来看
最应当提升的是移动终端的安全支付技术，现在手机普遍使用WAP方式加密但单一的加密技术依旧有被攻破的风险，而且为了实现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不可避免的牺牲了部分安全性，及时提高安全支付技术兼顾安全与便捷可以帮助大学生避免来自技术层面的风险。
（四）从政府角度来看
建立健全移动支付监管体系刻不容缓，国家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各个环节的义务与权利，防止出现安全问题以后各个环节之间踢皮球。与此同时，相关机构应当建立相应的信用监察制度，建立健全信用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信用数据库，加大对移动支付诈骗的惩治力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制度的漏洞欺骗消费者或企业。
参考文献
[1]许争，杜思佳，郭红玉.移动支付与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发展问题探析[J].武汉金融，2016（2）：57-60.
[2]焦瑾璞.移动支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应用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国流通经济，2014（7）：7-10.
[3]张健.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优化应用探讨[J].商业时代，2017（20）：81-83.
[4]史晓娟.微信红包移动支付中的诈骗行为与法律监管[J].人民论坛，2016（11）：111-113.
[5]莫万友.移动支付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兰州学刊，2017（10）：142-151.
[6]郭琦，鲍婷，武先伟.关于网络分析法ANP中几种标度的研究[J].节水灌溉，2014（2）：58-61.
基金项目：本项目感谢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互联网支付时代下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探究”（XYB2017418）的资助；衷心感谢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王琴老师的悉心指导。
作者简介：陆佳行（1997-），女，江苏宜兴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张牧（1997-），女，江苏江阴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肖翠（1998-），女，安徽怀远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
【关键词】移动支付 安全意识 多层次综合模糊评价法
一、引言
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支付宝、微信等移动付款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的支付频率越来越高。作为新兴电子支付方式，移动支付方式有着传统支付方式无法比拟的优点，例如，方便、快捷，它满足了居民对支付场景的客观需求[1]。但是伴随移动支付而来的支付安全问题也突显出来，例如个人信息的泄露、未授权的支付、網络的瘫痪、病毒的攻击、扫描恶意二维码导致的资金转移等案例层出不穷[2-5]。作为“拇指一代”的典型代表，大学生这一群体使用移动支付安全意识如何？如何提升大学生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成为现实问题。本文拟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分析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现状，并构建模型分析评估影响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高低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二、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现状分析
本研究在问卷星平台以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200份。在对数据整理后可得到如下基本描述数据：
调查可知：本次调查男女比例均衡，以大一、大二、大三学生为主，大部分学生的月生活费在1000-2000之间。调查结果显示支付宝与微信是移动支付平台的两大巨头，调查对象中分别有88%及74.5%的人使用过支付宝及微信支付，而财付通仅有18%的人使用过，大多数用户选择密码与指纹支付方式。73%的调查对象几乎每天使用移动支付，支付领域包含手机线上网购、超市商店线下购物、娱乐消费、生活交网费、购票订票、单车租借等多个领域，可见移动支付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之中。
但随之而来的安全性问题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数据显示78%的大学生认为移动支付存在个人信息泄露问题，69.5%的人认为移动支付存在网络盗号密码等风险，63%的人认为存在支付欺诈风险，还有少量大学生担心恶意程序的攻击、无线网络的安全性及运营商的信用问题。
对于大学生安全意识的调查，结果显示仅有23%的人会主动关注有关移动支付安全性的相关新闻，多数大学生属于被动接受相关信息；对于风险防范措施，仅有37.5%的大学生在手机上安装了相关的杀毒软件及安全支付软件；37%的大学生从不去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48.5%的大学生不会去点开陌生人发送的红包，64.5%的大学生不会去连接公共wifi，但仍存在一部分大学生安全意识较低。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大学生认为移动支付存在一定风险但比较安全，有一半的被调查者表明在移动支付过程中未出现过问题，当出现大额财产损失时，大多数人选择联系平台客服、与商家协商、报警等方法予以解决。
个体面临的选择有时是多值的，而不仅仅是二值的。比如交通工具的选择，职业的选择，消费品牌的选择，即会存在多种相互排斥的选择，此时需建立多元选择模型。当选择只存在两种可能时，则称之为二值选择模型。以下我们主要研究大学生是否扫来历不明的二维码以及是否会主动关注有关移动支付安全性的新闻两个问题，由于问题选项多于两项，显然不是二值选择模型，属于多元选择模型，故针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建立Logit回归模型，分析性别、年级以及月收入对大学生选择上的影响。
三、“拇指一代”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多层次模糊评价
移动支付安全意识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个人角度而言，性别、年龄的不同导致安全意识的差异，通常女性的安全意识高于男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的安全意识也会不断增强；从家庭角度而言，家庭财富状况以及安全教育会对学生的安全意识具有较大的外在影响，通常家庭财富越多，学生月收入越低，安全意识越高，一个家庭对安全教育越重视，那么学生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也会越高；从企业角度而言，移动支付平台所采用的技术水平相对较低时，学生的安全意识会相对较高，移动支付平台的知名度越小，学生对其的安全意识也就越高；从政府角度看，政府政策对移动支付安全知识的宣传，可能学生会增加学生安全意识。本文在对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多层次模糊评价模型对“拇指一代”的安全意识进行综合评分。
（一）一致性检验
层次分析法采用1—9标度方法[6]将判断定量化，用于比较两两元素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对不同情况的评比给予数量标度，标度越高，则表明该因素相对于其他因素更重要。为了使判断矩阵的不一致程度控制在一定范围内，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本文对拟研究问题的四个层次（每个层次各包含两个因素）所构建的矩阵进行一致性检验，结果表明有两个固定的特征根，其最大特征根为2，满足一致性指标，故两个因素的权重可以主观确定。
（二）确定各因素的权重集
本文将待评价因素U分为两层，上层为U={u1，u2，u3，u4}，分别表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企业因素、政府因素；下层为ui={ui1，ui2}，1，2，3，4分别表示性别、年龄、月收入、家庭安全教育、网络技术水平、平台知名度、政策支持以及国家宣传力度八个因素。为了使决策判断定量化，对评价因素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如下判断矩阵：
一级指标权重为A=[0.252，0.189，0.323，0.236]
二级指标权重为A1=■，■，A2=■，■，A3=■，■，A4=■，■
由AHP法得到评价因素权如下表所示：
表1 各因素权重
■
经作者计算所得。
设定评语集V=（v1，v2，v3）={高，中，低}，对每个子因素分别做出综合评价，并给出同一的标准分值，评分标度采用十分制如下所示： 表2 评分标准
■
由表2所示：当综合模糊评分位于8-10之间则移动支付安全意识较高，当评分位于4-8之间安全意识为中等，当评分位于0-4之间安全意识较低。
（三）计算模糊评价矩阵
根据上述因素之间的关系：个人因素中，女性的安全意识普遍高于男性，年龄与安全意识呈正比；家庭因素中，月收入与安全意识通常呈反比，而家庭的安全教育与大学生安全意识成正比；企业因素中，网络技术水平及支付平台的知名度与安全意识均成反比；政府因素中，政策支持度与国家的宣传力度与大学生的安全意识也均成反比。本文选用以下三个隶属函数计算每个因子的指标分别属于评价语中对应的隶属度rjm，（j=1，2；m=1，2，3），j为评价因子数目，m为评价等级数目，由此得出模糊评价矩阵Ri={rjm}，隶属函數如下：
uj1=1，x≤11/x，x>1；uj2=5，x≤18，x>0
ujn=1，x
根据专家打分并结合以上各因素的隶属度函数，可以计算得到如下单因素评判矩阵Ri（i=1，2，3，4）：
R1=■ ■ ■■ ■ ■ R2=■ ■ ■■ ■ ■ R3=■ ■ ■■ ■ ■ R4=■ ■ ■■ ■ ■
对各个子因素集进行一级模糊综合评判得到：
B1=A1？莓R1=[1/5，1/3，2/15]B2=A2？莓R2=[9/20，3/20，3/20]
B3=A3？莓R3=[1/2，1/4，1/12]B4=A4？莓R4=[1/3，/5，1/6]
故总评价矩阵：R=1/5 1/3 2/159/20 3/20 3/201/3 1/4 1/121/3 1/5 1/6
二级综合评判为：B=A？莓R=[0.1615，0.083916，0.039412]
从而可以得到该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综合评价结果：
P=B·（v1，v2，v3）T=[0.1615 0.083916 0.039412]·[2 6 9]T=1.18
由评判结果可知：该名大学生的安全意识得分位于0-4范围内，我们可以认为该学生对移动支付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有待提高。
四、提高“拇指一代”安全意识的对策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拇指一代”对于移动支付行为的安全意识普遍是较低的。为提升其安全意识，本文认为需要加强安全监控、支付环境、二维码安全检测、微信安全支付、找回手机功能的建设。以下分别从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四个角度提出相关建议。
（一）从个人角度来看
大学生应提高自身的移动支付安全意识，一方面要提高警惕性，不可被蝇头小利蒙骗，另一方面要及时更新手机软件等，大学生缺乏安全意识主要是由于自身阅历不足，生活经验不够丰富，故对移动支付过程中的安全意识较为薄弱，极易遭受移动支付的欺诈风险。
（二）从家庭角度来看
良好的家庭环境有助于大学生树立一定的安全意识，家庭的教育作用在大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中是潜移默化的，家长在接触移动支付的同时应该分享一些预防支付风险的技巧，从生活小事中培养起大学生的安全意识。
（三）从企业角度来看
最应当提升的是移动终端的安全支付技术，现在手机普遍使用WAP方式加密但单一的加密技术依旧有被攻破的风险，而且为了实现移动支付的便捷性，不可避免的牺牲了部分安全性，及时提高安全支付技术兼顾安全与便捷可以帮助大学生避免来自技术层面的风险。
（四）从政府角度来看
建立健全移动支付监管体系刻不容缓，国家应在法律法规中明确各个环节的义务与权利，防止出现安全问题以后各个环节之间踢皮球。与此同时，相关机构应当建立相应的信用监察制度，建立健全信用制度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相应的信用数据库，加大对移动支付诈骗的惩治力度，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信用制度的漏洞欺骗消费者或企业。
参考文献
[1]许争，杜思佳，郭红玉.移动支付与农村地区普惠金融服务发展问题探析[J].武汉金融，2016（2）：57-60.
[2]焦瑾璞.移动支付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应用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国流通经济，2014（7）：7-10.
[3]张健.基于“互联网+”的电子商务移动支付优化应用探讨[J].商业时代，2017（20）：81-83.
[4]史晓娟.微信红包移动支付中的诈骗行为与法律监管[J].人民论坛，2016（11）：111-113.
[5]莫万友.移动支付的法律问题及其解决办法[J].兰州学刊，2017（10）：142-151.
[6]郭琦，鲍婷，武先伟.关于网络分析法ANP中几种标度的研究[J].节水灌溉，2014（2）：58-61.
基金项目：本项目感谢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创新项目：“互联网支付时代下大学生移动支付安全意识的探究”（XYB2017418）的资助；衷心感谢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王琴老师的悉心指导。
作者简介：陆佳行（1997-），女，江苏宜兴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张牧（1997-），女，江苏江阴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肖翠（1998-），女，安徽怀远人，南京邮电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工程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投融资与数据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