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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62年日船“千岁丸”访沪事件，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具有开创性意义。从日方的视角看，在威逼开国后，其国内各阶层反而产生赴各国贸易、稍分西商之势的强烈诉求，故能否搭乘“千岁丸”访华，乘机攫取商贸利益，便成为各方极力争夺的焦点。本文基于相关史料，由幕府、诸藩及商人三者的动机入手，意在诠释幕末日人对通商之事的积极举措，进而为相关领域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1862年 “千岁丸”访沪 动机 通商之事
一、绪言
清人姚锡光在记录近代中日若干交涉事件的《东方兵事纪略》卷一《衅始篇第一》中，对同治年间有关中日商贸往来情景的叙述如下：“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因和兰国领事请贸易如西洋无约各小国例。日本长崎奉行遣僚属附和兰船赍货至上海，因和兰领事谒上海道吴煦，请曰：‘日本向只与和兰通商。自英、法诸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为西洋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势。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不敢请立和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通商大臣苏抚薛焕许之，是为日本通市之始。”a
如上所示，清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即1862年5月29日发生的“千岁丸”访沪事件。该事件是自日本锁国后两百余年未有之事，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著，b日本学者亦持有正面评价：“当时正值即将开放的东亚的黎明期，应该承认幕府虽有些落后，但还是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作出努力。”c
关于“千岁丸”访华一事，学界对其研究颇为重视，但重点方向仍千篇一律，均聚焦在事件的过程、结果及影响上，对促成事件的动机未有专文探讨，本文则针对这一遗漏，拾遗补缺，以期能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从“锁国”到“开放”的转变
1853年“黑船来袭”事件全面冲击了日本，在佩里舰队的威逼下，幕府终止了一贯秉持的锁国政策，开放国门，重新探索外部的世界，相应的举措之一便是恢复长期中断的对外贸易。其实早在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厂手工业的建立以及全民市场的萌芽，违反出海禁令的走私现象已司空见惯，不少商人冒险在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和九州的南部海上同俄国人、中国船只进行走私贸易，以获取数目可观的收益。但走私毕竟是非法行径，易遭官吏的严厉惩治，直至19世纪60年代日本统治者在涉外贸易上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以萨摩、长州二藩为例，向来顽固的岛津久光竟在公元1864年元月的朝廷会议上公开主张开口通商，而长州藩在下关战争讲和时亦同样向英国公使提议将下关作为通商的口岸。d事实上，以上转变在1862年就显现了征兆，是年，幕府遣使出访中国的消息不胫而走，朝野内外闻风而动，引致诸方势力蠢蠢欲动，经由对藩士日志的释读，可窥探一二。
三、统治阶层内的商贸角逐
关于出访一事，幕府立场鲜明：“奉命从江都出发到崎阳的数名官吏本月解缆前往中国。其意是要恢复宽永以前的“朱章船”，但是官吏专程去中国是室町时代以来闻所未闻的。”e
此言虽出自长州藩士高杉晋作之口，却表达了幕府强烈的商贸诉求，其中“恢复朱章船”“官吏前往中国”的用意更是不言自明。朱章船是明代从事对华贸易的特许商船，在德川家康时代便已断绝，而官吏“恢复朱章船”的努力可视作恢复中日贸易的积极信号。至于“官吏前往中国”一事，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是指顾忌上海的动荡局势，“上海近旁长发贼作乱，市场不景气，交易情况可临机应变，故须派遣勘定奉行、御目付等官员到现场作决定”f；其二是指官吏肩负有重要的使命，据中牟田仓之助《公仪御役唐国上海表道台及之外应接书》 与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 中皆记载了一则日本官吏与上海道台之间的笔谈内容，表明了日人此访的来意。由于日本非集权制国家，恢复对华贸易的利处自然不会为中央的幕府所独享，诚如上文所言“引致諸方势力蠢蠢欲动”，指代地方的大名均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如来自萨摩藩的五代才助，他奉藩主之命前往上海，首要目的是开辟一条航海路线，便于红糖等萨摩物产运销中国，赚取差价。
在“赚钱”上佐贺藩亦不遑多让，因藩士中牟田仓之助精通航海术且粗通英文，被授予查阅长崎—上海航线的任务；深川长右卫门、山崎卯兵卫二人擅长财务，被授予调查中日产品价格的使命，须知航程的远近、价格的高低都是决定佐贺土产出口前景的关键要素。其实对于通商一事最为关切的非长州藩莫属，藩士高杉晋作更是时刻留意随行“伙伴”的动向：“……像佐贺、萨摩这样没有手段的，竟然也逐渐开始着手进行航海贸易了。”g高杉氏讥讽的背后，反映的恰是长州人的处心积虑与精心谋划，仍以高杉氏为例，其滞留长崎期间，与该处的美英法商人交往过密，自觉获益匪浅，写有《长崎互市之策》，通篇畅想了未来的日本商贸景象，此外他还写信与藩内的好友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人，表达了归国后整顿藩务、改革商法的强烈意愿。
由上可见，当日本社会迈入转型的历史拐点，通商之事的重要性愈发突显。据此推演，不论是幕府力主恢复“朱章船”，还是地方大宗商品的出口，抑或是长州人变革的宏图大志，无不需要一个载体来践行，于是“千岁丸”访沪之行便水到渠成。
四、商人的两面观：“喜”与“愁”
商人群体对“千岁丸”访沪之行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显然与幕末商品经济发展及商人地位提升密切相关。据冯天瑜考证，“千岁丸”号使节团的实际组织者是名为沼间平六郎的长崎会所调役并，其人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极力拉拢长崎商人集团参与此行。h而1862年3月向幕府上呈《唐国派遣官吏请教书》的高桥美作与有马带刀二人，又分别任涉外贸易的长崎奉行与外国挂大目付职务，他们同商人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以致流言蜚语传出：“此次渡淮前往上海进行贸易，最根本的是因为长崎商人们贿赂地方驻兵首领高桥某人，商人们为谋得公私之利……”i “贿赂”“谋得公私之利”是符合商人逐利的人设的，兼之商人在开国后异常活跃的经商行为及对贸易收益的乐观估计，综合这些因素，有理由相信长崎商人集团在获悉幕府“恢复朱章船”的消息后，那种趋之若鹜的兴奋状态。但喜悦之外也有隐忧，由于长期锁国，并采取片面的“居贸易”模式，日常商业活动被迫限于国内一隅，以致日本商人无人有渡海贸易的经历。尤为糟糕的是，有经验的船员和合适的船舶也无从提供，不得不求助于西欧商人，从这一个点上看，相较明代勘合贸易时数艘远洋航船一齐东渡的盛况，此时日本不论是船舶制造业上、还是航海技术上均面临全面衰退的不争事实。
另外，日商仅凭以往华商在长崎采办的商品单目拟定携带货品，对中国市场的商品需求缺乏了解，以致多数货品鲜有问津。据日本学者川岛元次郎统计，日方销售给中方的货品价值仅为日方采购自上海货品价值的十分之一，j其中有荷兰人索要过高中介费的原因，但根源亦在长期锁国的不利影响。由于预期与收益大相径庭，日商普遍感到失望。
五、结论
综上所述，幕末日船”千岁丸“访华事件系由日本单方面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新举措引起，表现为幕府主导、诸藩参与、商人鼎力支持，各方均试图通过“千岁丸”访华一事达到各自的目的。经由本文分析可知，各方出于动机使然的具体表现虽有不同，但其主旨基本相似，即以商贸往来、赚取利润为根本，这也与当时日本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幕藩财政赤字日益恶化的现实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访华之行的后续事态并未按预设的“剧本”推进，有关访程中的商贸事宜乏善可陈，实质性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完全悖于日人苦心的“取利”初衷。但就预期外成果而言，却极为丰富，藩士们的游历见闻，当目睹晚清的腐朽与衰败后，助长了思想上的激进倾向，如高杉晋作，归国后便力倡尊王攘夷运动，以推翻幕府为己任，加快了旧式政权的颠覆速度，这恐怕是促成此行的各方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a 〔清〕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b 相关研究如东北师范大学黄哲的硕士论文：《幕末日本人的上海行游观感——以“千岁丸”使团成员游记为中心》；浙江师范工商大学谢咏的硕士论文：《名仓予何人笔谈史料初探——以〈沪城笔话〉及〈沪城笔话拾遗〉为例》；辽宁大学赵倩的硕士论文：《1862年“千岁丸”使团对中国的观察》；横山宏章著《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长崎派遣船〈千岁丸〉随员们的中国观》，载《档案与史学》2004年；冯天瑜著《“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载《清史研究》2000年8月第3期；冯天瑜著《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c 〔日〕外山军治，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d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e 〔日〕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二》，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4页。
fhj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第209页，第223页。
gi 〔日〕峰洁著：《船中日录》，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7页。
基金项目：宁波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基金项目
作 者： 黄凯，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专門史。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关键词：1862年 “千岁丸”访沪 动机 通商之事
一、绪言
清人姚锡光在记录近代中日若干交涉事件的《东方兵事纪略》卷一《衅始篇第一》中，对同治年间有关中日商贸往来情景的叙述如下：“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因和兰国领事请贸易如西洋无约各小国例。日本长崎奉行遣僚属附和兰船赍货至上海，因和兰领事谒上海道吴煦，请曰：‘日本向只与和兰通商。自英、法诸挟以兵威，逼令立约，利权为西洋占尽，无如力不能制，未能拒绝。我官民等会商，佥谓若自行贩货，分赴各国贸易，或可稍分西商之势。今既到上海，愿仿照西洋无约各小国例，不敢请立和约，惟求专来上海一处贸易，并设领事官照料完税诸事。’通商大臣苏抚薛焕许之，是为日本通市之始。”a
如上所示，清同治元年“有日本官至上海”，即1862年5月29日发生的“千岁丸”访沪事件。该事件是自日本锁国后两百余年未有之事，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破冰”之旅，关于这一点国内学者已多有论著，b日本学者亦持有正面评价：“当时正值即将开放的东亚的黎明期，应该承认幕府虽有些落后，但还是为积极参与国际市场作出努力。”c
关于“千岁丸”访华一事，学界对其研究颇为重视，但重点方向仍千篇一律，均聚焦在事件的过程、结果及影响上，对促成事件的动机未有专文探讨，本文则针对这一遗漏，拾遗补缺，以期能为相关领域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从“锁国”到“开放”的转变
1853年“黑船来袭”事件全面冲击了日本，在佩里舰队的威逼下，幕府终止了一贯秉持的锁国政策，开放国门，重新探索外部的世界，相应的举措之一便是恢复长期中断的对外贸易。其实早在18世纪，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厂手工业的建立以及全民市场的萌芽，违反出海禁令的走私现象已司空见惯，不少商人冒险在北海道与库页岛之间和九州的南部海上同俄国人、中国船只进行走私贸易，以获取数目可观的收益。但走私毕竟是非法行径，易遭官吏的严厉惩治，直至19世纪60年代日本统治者在涉外贸易上的态度才有所改观，以萨摩、长州二藩为例，向来顽固的岛津久光竟在公元1864年元月的朝廷会议上公开主张开口通商，而长州藩在下关战争讲和时亦同样向英国公使提议将下关作为通商的口岸。d事实上，以上转变在1862年就显现了征兆，是年，幕府遣使出访中国的消息不胫而走，朝野内外闻风而动，引致诸方势力蠢蠢欲动，经由对藩士日志的释读，可窥探一二。
三、统治阶层内的商贸角逐
关于出访一事，幕府立场鲜明：“奉命从江都出发到崎阳的数名官吏本月解缆前往中国。其意是要恢复宽永以前的“朱章船”，但是官吏专程去中国是室町时代以来闻所未闻的。”e
此言虽出自长州藩士高杉晋作之口，却表达了幕府强烈的商贸诉求，其中“恢复朱章船”“官吏前往中国”的用意更是不言自明。朱章船是明代从事对华贸易的特许商船，在德川家康时代便已断绝，而官吏“恢复朱章船”的努力可视作恢复中日贸易的积极信号。至于“官吏前往中国”一事，主要是基于两点原因：其一是指顾忌上海的动荡局势，“上海近旁长发贼作乱，市场不景气，交易情况可临机应变，故须派遣勘定奉行、御目付等官员到现场作决定”f；其二是指官吏肩负有重要的使命，据中牟田仓之助《公仪御役唐国上海表道台及之外应接书》 与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内情探索录》 中皆记载了一则日本官吏与上海道台之间的笔谈内容，表明了日人此访的来意。由于日本非集权制国家，恢复对华贸易的利处自然不会为中央的幕府所独享，诚如上文所言“引致諸方势力蠢蠢欲动”，指代地方的大名均想从中分得一杯羹。如来自萨摩藩的五代才助，他奉藩主之命前往上海，首要目的是开辟一条航海路线，便于红糖等萨摩物产运销中国，赚取差价。
在“赚钱”上佐贺藩亦不遑多让，因藩士中牟田仓之助精通航海术且粗通英文，被授予查阅长崎—上海航线的任务；深川长右卫门、山崎卯兵卫二人擅长财务，被授予调查中日产品价格的使命，须知航程的远近、价格的高低都是决定佐贺土产出口前景的关键要素。其实对于通商一事最为关切的非长州藩莫属，藩士高杉晋作更是时刻留意随行“伙伴”的动向：“……像佐贺、萨摩这样没有手段的，竟然也逐渐开始着手进行航海贸易了。”g高杉氏讥讽的背后，反映的恰是长州人的处心积虑与精心谋划，仍以高杉氏为例，其滞留长崎期间，与该处的美英法商人交往过密，自觉获益匪浅，写有《长崎互市之策》，通篇畅想了未来的日本商贸景象，此外他还写信与藩内的好友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人，表达了归国后整顿藩务、改革商法的强烈意愿。
由上可见，当日本社会迈入转型的历史拐点，通商之事的重要性愈发突显。据此推演，不论是幕府力主恢复“朱章船”，还是地方大宗商品的出口，抑或是长州人变革的宏图大志，无不需要一个载体来践行，于是“千岁丸”访沪之行便水到渠成。
四、商人的两面观：“喜”与“愁”
商人群体对“千岁丸”访沪之行同样表现出极大的“热忱”，这显然与幕末商品经济发展及商人地位提升密切相关。据冯天瑜考证，“千岁丸”号使节团的实际组织者是名为沼间平六郎的长崎会所调役并，其人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极力拉拢长崎商人集团参与此行。h而1862年3月向幕府上呈《唐国派遣官吏请教书》的高桥美作与有马带刀二人，又分别任涉外贸易的长崎奉行与外国挂大目付职务，他们同商人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以致流言蜚语传出：“此次渡淮前往上海进行贸易，最根本的是因为长崎商人们贿赂地方驻兵首领高桥某人，商人们为谋得公私之利……”i “贿赂”“谋得公私之利”是符合商人逐利的人设的，兼之商人在开国后异常活跃的经商行为及对贸易收益的乐观估计，综合这些因素，有理由相信长崎商人集团在获悉幕府“恢复朱章船”的消息后，那种趋之若鹜的兴奋状态。但喜悦之外也有隐忧，由于长期锁国，并采取片面的“居贸易”模式，日常商业活动被迫限于国内一隅，以致日本商人无人有渡海贸易的经历。尤为糟糕的是，有经验的船员和合适的船舶也无从提供，不得不求助于西欧商人，从这一个点上看，相较明代勘合贸易时数艘远洋航船一齐东渡的盛况，此时日本不论是船舶制造业上、还是航海技术上均面临全面衰退的不争事实。
另外，日商仅凭以往华商在长崎采办的商品单目拟定携带货品，对中国市场的商品需求缺乏了解，以致多数货品鲜有问津。据日本学者川岛元次郎统计，日方销售给中方的货品价值仅为日方采购自上海货品价值的十分之一，j其中有荷兰人索要过高中介费的原因，但根源亦在长期锁国的不利影响。由于预期与收益大相径庭，日商普遍感到失望。
五、结论
综上所述，幕末日船”千岁丸“访华事件系由日本单方面积极开展对华贸易的新举措引起，表现为幕府主导、诸藩参与、商人鼎力支持，各方均试图通过“千岁丸”访华一事达到各自的目的。经由本文分析可知，各方出于动机使然的具体表现虽有不同，但其主旨基本相似，即以商贸往来、赚取利润为根本，这也与当时日本社会商品经济发展迅速以及幕藩财政赤字日益恶化的现实背景有关。但不可否认的是，访华之行的后续事态并未按预设的“剧本”推进，有关访程中的商贸事宜乏善可陈，实质性成果更是寥寥无几，完全悖于日人苦心的“取利”初衷。但就预期外成果而言，却极为丰富，藩士们的游历见闻，当目睹晚清的腐朽与衰败后，助长了思想上的激进倾向，如高杉晋作，归国后便力倡尊王攘夷运动，以推翻幕府为己任，加快了旧式政权的颠覆速度，这恐怕是促成此行的各方所始料未及的结果。
a 〔清〕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4页。
b 相关研究如东北师范大学黄哲的硕士论文：《幕末日本人的上海行游观感——以“千岁丸”使团成员游记为中心》；浙江师范工商大学谢咏的硕士论文：《名仓予何人笔谈史料初探——以〈沪城笔话〉及〈沪城笔话拾遗〉为例》；辽宁大学赵倩的硕士论文：《1862年“千岁丸”使团对中国的观察》；横山宏章著《1862年日本人眼中的上海——长崎派遣船〈千岁丸〉随员们的中国观》，载《档案与史学》2004年；冯天瑜著《“千岁丸”——日本锁国二百年后使清第一船》，载《清史研究》2000年8月第3期；冯天瑜著《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c 〔日〕外山军治，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d 〔日〕井上清：《日本历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6页。
e 〔日〕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二》，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94页。
fhj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页，第209页，第223页。
gi 〔日〕峰洁著：《船中日录》，载〔日〕日比野辉宽、高杉晋作等：《1862年上海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7页。
基金项目：宁波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基金项目
作 者： 黄凯，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专門史。
编 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