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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花藏主人著的《玉娇梨》以其“一见钟情”“小人拨乱”“及第团圆”的结构模式，给明末写实风格盛行的婚恋题材领域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尤其是红玉与卢梦梨两位佳人，展现了封建社会桎梏下适婚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进而对婚姻自主的追求和自主的掌控力。
［关键词］《玉娇梨》 自我意识 自主追求 自主掌控力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7－02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两性格局桎梏之下，女性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婚姻上都注定没有自主权。“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1]女性的从属、没选择权的社会属性，导致了女性自我意识在经历了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后，在激进与保守中往来折返，摸索前行。这一过程，在以婚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莺莺传》中崔莺莺被情诗动心，“自荐枕席”，在明知将被抛弃，却只能哀怨“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娇红记》中王娇红虽意识到“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2]，几番以死相抗，却落得郁郁而终。
作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滥觞之作，《玉娇梨》可谓明末写实风格盛行的婚恋题材领域的一股清新之风。天花藏主人笔下的红玉、卢梦梨以其对婚恋自主的意识、自主追求和自主掌控力，展现了明末封建社会的桎梏下，适婚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一、婚姻的自主意识
《玉娇梨》中红玉与卢梦梨的自主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她们对婚姻爱情中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追求目标。不论是前有父百般择选的红玉，还是“严父向背”，毅然托身嫁妹的卢梦梨，在择婿的问题上，都坚守着“不嫁俗子”的立场。
红玉的择婿观表面上是以其父白太常，“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的意志为主的。红玉婚姻路上最具挑战性的磨难，当属杨御史“为儿谋妇”不成，暗下黑手，白家凭空受难一关。年迈父亲远涉“塞外沙漠之地”，吓哭的红玉“连连顿足说道：‘此事怎了，此事怎了？倒是孩儿害了爹爹。’”[3]父为己受难的关键时刻，红玉清醒而冷静地分析着即将面对的困难，谋划着自身的安排处置，以便让父亲无忧上路，却丝毫没有惯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那样，采取最简单易行的抛却自身，以嫁救父的昏念。
相较红玉有个面面周全的父亲，“严父见背”，卢梦梨就全凭自身的单打独斗。在男权夫权弥漫的封建社会，“门楣冷落”“待字闺中”“绝无知者”让卢梦梨看穿世事，“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3]（154）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准确意识，促使其在择婿问题上更加现实、紧迫。“后园赠金”“托身嫁妹”“劝求功名”这一系列的举动，环环入扣，充分展现了卢梦梨在择婿问题上的认识清醒、目标明确。
二、婚恋对象的自主追求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婚恋哲学体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强烈的、消极的宿命婚姻观占据着霸权地位。有意推陈出新的天花藏主人，虽然有意将故事冲突脱离既往“家长”与“年青男女”矛盾的内核，但受制于传统礼教根深地固的影响，在情节设置上仍难免带有痕迹。
红玉见到张轨如“字迹写得恶俗”，“已有几分不喜”，又听到嫣素对张轨如外貌的一番形容，喟然感慨“我好命薄”。才貌双俱是红玉对佳婿的基本原则。对于白太常欣赏有加，她“低头不语”，“只不做声”。直至白太常出主意“权作一个西宾”“慢慢探他”，红玉才“如此甚好”。由此可见，红玉既是个有主见，又不轻言否定放弃。再看其花园私窥时的心理描写：
“前日嫣素说得此生十分丑陋，我想他既有才如此，纵然丑陋，必有一种清奇之处。今日嫣素幸得不在面前，莫若私自去偷看此生端的如此，若果非佳偶，率性绝了一个念头，省得只管牵肠挂肚。”[3]
如果说不偏听，主意己定，显示了红玉在追求爱情上独立、果敢的一面。那么，在确定《春柳诗》的真正作者，真才子苏友白后，红玉在追求爱情的表现上又是另一番缜密周道。通过嫣素之口，我们可以看到：
“郎君休得轻视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贞心定识不减古媛，今日一言既出，金玉不移。郎君只管放心前去，管留此东床待君坦腹。”[3]
红玉对婚姻追求的决心可见一斑。白太常满心欢喜将红玉与卢梦梨许给假柳生之名的苏友白，红玉惊得“不敢做声”，却仍能矢志不移地表示“虽未会面”“心已许之”，礼教的冲突与情感冲突之下，红玉放弃了正面冲突，寄转机于保媒的舅舅来时“自肯尽言”。
在《玉娇梨》中卢梦梨的自主追求可谓酣畅淋漓。隔墙偶见苏友白，一见倾心，果敢挑战封建伦理规则，“头戴弱冠”，引才子后花园相见。一番把臂相谈，探得内情，卢梦梨“羞涩半晌”，在苏友白的催促之下，吞吐实意：
“小弟有一舍妹与小弟同胞，也是一十六岁，姿容之陋酷类小北，学诗学文，自亲见背，小弟兄妹间实自相师友。虽不及仁兄所称淑女之美，然怜才爱才，恐失身匪人。一向缘家母多病，未遑择婿。小弟因年少，不多阅人，兼之门楣冷落，故待字闺中，绝无知者。昨接头偶见仁兄翩翩吉士，未免动嫖梅之思。小弟探知其情，故感遏仁兄。谋为自媒之计。今挑问仁兄，知仁兄钟情有在，料难如愿，故不欲言也。今日之见，冀事成也。异日见来，事已不成，再眉目相对，纵兄不沮此见笑，弟独不愧于心乎？故有或不见之说，今仁兄以市交责弟，弟只得实告，此实儿女私情。即今言之，已觉面热颜赤，倘泄之他人，岂不令弟羞死”[3]
这一番“托妹自嫁”的大胆主动，绝非卢梦梨冲动而为，“昨已与弟言之矣，娶则妻，奔则妾，自媒近奔，既以小星而待君子亦无不可”[3](158)，思虑之深，足可见其追求之坚定。同是面对许以柳生，卢梦梨并无红玉“难直说”之惧，坚定自主地追求“若是小妹之情，姐姐不妨略道一二。就是舅舅之意，原是为好，非故相抵梧；若知道小妹之委曲，或者别有商量”。[3]
三、自主的掌控力
女性自我意识中的最终实现，主体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我谋划、掌控占据着决定性因素。封建社会女性的从属以及完全失去选择权的地位，注定了婚姻悲剧的不可避免性。恩格斯曾指出：“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与对偶婚以来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4]
红玉完全束缚在封建家长包围内，择偶上完全是父亲白太常、舅舅吴翰林代言。在避居吴翰林家中，向苏友白求媒更是无一言一语参与。摆布之下，红玉仍通过嫣素之口，为实现与苏友白之婚展示自主掌控和谋划：
“小姐昨日与贱妾再三商议，欲要与老爷说明，又恐事涉于私，不好开口；欲烦郎君当面辩明，又恐郎君与张郎为仇，必多一番口舌，故此两难，如今算来算去，止有一条好路，叫郎君不必在此惹人耳目，请速速回去，只央我家舅老爷来说亲，再无不成之理，张家厌物，郎君去后，小姐自叫老爷打发他去，岂不两全。”[3]
《玉娇梨》中卢梦梨的谋划和掌控力让人叫绝，后花园中“发乎情、止乎礼”地与苏友白私定终生，仍能洞穿世事，虑事周详地谋划出一番清醒之路：
“千秋才美，固不需于宝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仁兄既具拾芥之才，此去又适当鹿鸣之候，若一举成名，则凡事尽易为力矣。大都绝世佳人既识怜才，自能贞守。何必汲汲作儿女情痴之态，以误丈夫事业。”[3]
四、不足
明末清初程朱理学与反宋明理学两股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在《玉娇梨》中依稀可见两种思想角斗的影子。重功名、依仗家长的认同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通过红玉与卢梦梨对婚姻的自主追求和自主掌控，依稀可见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娇红记[M].北京.华厦出版社,2000
[3](清)荑秋散人编次,韩锡铎校点.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一)：玉娇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发行,1999.
［关键词］《玉娇梨》 自我意识 自主追求 自主掌控力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6－0077－02
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尊女卑”的两性格局桎梏之下，女性无论在政治、经济，以及婚姻上都注定没有自主权。“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1]女性的从属、没选择权的社会属性，导致了女性自我意识在经历了相当长的黑暗时期后，在激进与保守中往来折返，摸索前行。这一过程，在以婚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莺莺传》中崔莺莺被情诗动心，“自荐枕席”，在明知将被抛弃，却只能哀怨“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娇红记》中王娇红虽意识到“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2]，几番以死相抗，却落得郁郁而终。
作为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滥觞之作，《玉娇梨》可谓明末写实风格盛行的婚恋题材领域的一股清新之风。天花藏主人笔下的红玉、卢梦梨以其对婚恋自主的意识、自主追求和自主掌控力，展现了明末封建社会的桎梏下，适婚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一、婚姻的自主意识
《玉娇梨》中红玉与卢梦梨的自主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她们对婚姻爱情中清醒的认识和明确的追求目标。不论是前有父百般择选的红玉，还是“严父向背”，毅然托身嫁妹的卢梦梨，在择婿的问题上，都坚守着“不嫁俗子”的立场。
红玉的择婿观表面上是以其父白太常，“只要选择一个有才有貌的佳婿配他”的意志为主的。红玉婚姻路上最具挑战性的磨难，当属杨御史“为儿谋妇”不成，暗下黑手，白家凭空受难一关。年迈父亲远涉“塞外沙漠之地”，吓哭的红玉“连连顿足说道：‘此事怎了，此事怎了？倒是孩儿害了爹爹。’”[3]父为己受难的关键时刻，红玉清醒而冷静地分析着即将面对的困难，谋划着自身的安排处置，以便让父亲无忧上路，却丝毫没有惯常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那样，采取最简单易行的抛却自身，以嫁救父的昏念。
相较红玉有个面面周全的父亲，“严父见背”，卢梦梨就全凭自身的单打独斗。在男权夫权弥漫的封建社会，“门楣冷落”“待字闺中”“绝无知者”让卢梦梨看穿世事，“不知绝色佳人，或制于父母，或误于媒妁，不能一当风流才婿而饮恨深闺者不少。”[3]（154）对自身在客观世界中的准确意识，促使其在择婿问题上更加现实、紧迫。“后园赠金”“托身嫁妹”“劝求功名”这一系列的举动，环环入扣，充分展现了卢梦梨在择婿问题上的认识清醒、目标明确。
二、婚恋对象的自主追求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婚恋哲学体系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强烈的、消极的宿命婚姻观占据着霸权地位。有意推陈出新的天花藏主人，虽然有意将故事冲突脱离既往“家长”与“年青男女”矛盾的内核，但受制于传统礼教根深地固的影响，在情节设置上仍难免带有痕迹。
红玉见到张轨如“字迹写得恶俗”，“已有几分不喜”，又听到嫣素对张轨如外貌的一番形容，喟然感慨“我好命薄”。才貌双俱是红玉对佳婿的基本原则。对于白太常欣赏有加，她“低头不语”，“只不做声”。直至白太常出主意“权作一个西宾”“慢慢探他”，红玉才“如此甚好”。由此可见，红玉既是个有主见，又不轻言否定放弃。再看其花园私窥时的心理描写：
“前日嫣素说得此生十分丑陋，我想他既有才如此，纵然丑陋，必有一种清奇之处。今日嫣素幸得不在面前，莫若私自去偷看此生端的如此，若果非佳偶，率性绝了一个念头，省得只管牵肠挂肚。”[3]
如果说不偏听，主意己定，显示了红玉在追求爱情上独立、果敢的一面。那么，在确定《春柳诗》的真正作者，真才子苏友白后，红玉在追求爱情的表现上又是另一番缜密周道。通过嫣素之口，我们可以看到：
“郎君休得轻视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贞心定识不减古媛，今日一言既出，金玉不移。郎君只管放心前去，管留此东床待君坦腹。”[3]
红玉对婚姻追求的决心可见一斑。白太常满心欢喜将红玉与卢梦梨许给假柳生之名的苏友白，红玉惊得“不敢做声”，却仍能矢志不移地表示“虽未会面”“心已许之”，礼教的冲突与情感冲突之下，红玉放弃了正面冲突，寄转机于保媒的舅舅来时“自肯尽言”。
在《玉娇梨》中卢梦梨的自主追求可谓酣畅淋漓。隔墙偶见苏友白，一见倾心，果敢挑战封建伦理规则，“头戴弱冠”，引才子后花园相见。一番把臂相谈，探得内情，卢梦梨“羞涩半晌”，在苏友白的催促之下，吞吐实意：
“小弟有一舍妹与小弟同胞，也是一十六岁，姿容之陋酷类小北，学诗学文，自亲见背，小弟兄妹间实自相师友。虽不及仁兄所称淑女之美，然怜才爱才，恐失身匪人。一向缘家母多病，未遑择婿。小弟因年少，不多阅人，兼之门楣冷落，故待字闺中，绝无知者。昨接头偶见仁兄翩翩吉士，未免动嫖梅之思。小弟探知其情，故感遏仁兄。谋为自媒之计。今挑问仁兄，知仁兄钟情有在，料难如愿，故不欲言也。今日之见，冀事成也。异日见来，事已不成，再眉目相对，纵兄不沮此见笑，弟独不愧于心乎？故有或不见之说，今仁兄以市交责弟，弟只得实告，此实儿女私情。即今言之，已觉面热颜赤，倘泄之他人，岂不令弟羞死”[3]
这一番“托妹自嫁”的大胆主动，绝非卢梦梨冲动而为，“昨已与弟言之矣，娶则妻，奔则妾，自媒近奔，既以小星而待君子亦无不可”[3](158)，思虑之深，足可见其追求之坚定。同是面对许以柳生，卢梦梨并无红玉“难直说”之惧，坚定自主地追求“若是小妹之情，姐姐不妨略道一二。就是舅舅之意，原是为好，非故相抵梧；若知道小妹之委曲，或者别有商量”。[3]
三、自主的掌控力
女性自我意识中的最终实现，主体在客观世界中通过自我谋划、掌控占据着决定性因素。封建社会女性的从属以及完全失去选择权的地位，注定了婚姻悲剧的不可避免性。恩格斯曾指出：“在一切历史上主动的阶级中间，即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婚姻的缔结与对偶婚以来的做法相同，仍然是一种由父母安排的、权衡利害的事情。”[4]
红玉完全束缚在封建家长包围内，择偶上完全是父亲白太常、舅舅吴翰林代言。在避居吴翰林家中，向苏友白求媒更是无一言一语参与。摆布之下，红玉仍通过嫣素之口，为实现与苏友白之婚展示自主掌控和谋划：
“小姐昨日与贱妾再三商议，欲要与老爷说明，又恐事涉于私，不好开口；欲烦郎君当面辩明，又恐郎君与张郎为仇，必多一番口舌，故此两难，如今算来算去，止有一条好路，叫郎君不必在此惹人耳目，请速速回去，只央我家舅老爷来说亲，再无不成之理，张家厌物，郎君去后，小姐自叫老爷打发他去，岂不两全。”[3]
《玉娇梨》中卢梦梨的谋划和掌控力让人叫绝，后花园中“发乎情、止乎礼”地与苏友白私定终生，仍能洞穿世事，虑事周详地谋划出一番清醒之路：
“千秋才美，固不需于宝贵，然天下所重者功名也。仁兄既具拾芥之才，此去又适当鹿鸣之候，若一举成名，则凡事尽易为力矣。大都绝世佳人既识怜才，自能贞守。何必汲汲作儿女情痴之态，以误丈夫事业。”[3]
四、不足
明末清初程朱理学与反宋明理学两股新旧思想斗争激烈，在《玉娇梨》中依稀可见两种思想角斗的影子。重功名、依仗家长的认同与理解，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通过红玉与卢梦梨对婚姻的自主追求和自主掌控，依稀可见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明)孟称舜(著),欧阳光(注释).娇红记[M].北京.华厦出版社,2000
[3](清)荑秋散人编次,韩锡铎校点.明末清初小说第一函(一)：玉娇梨[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发行,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