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访谈中提出：接下来，要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支出，与企业减税并进。给企业减负，改变政府支出，也许一下子还看不到效果，要有一个艰难调整期，未来几年要准备过苦日子，但这是为长远发展创造条件，把它变为低谷转型的机遇。
　　共克时艰，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民间要体谅国家的难处，企业要活下去要创新转型，但关键还在政府。如果各级政府就此转变了行为模式，朝向法治型、服务型政府迈进，这也正是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
　　首先，要将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到营造宽松的营商环境上，而非投资扩张上。当前各部门和各地政府声势浩大驰援民企，资金与政策并行，民营企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迎来新的希望。此时，切记走过场、一阵风，不搞权宜之计。
　　其次，政府财税体制改革也很重要。这几年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为企業减负，今年政策层面围绕“减税降费”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减负的呼声并未消减，甚至出现“税负增多论”，依据是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同期GDP增速。比如营改增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企业负担，但也有些企业反映税负有所增加，这说明还有很大的潜力继续推动减负。
　　尤其是地方政府不能征“过头税”，也要避免预征预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财税部门来讲，如果首先考核的是完成任务，上级税务部门下达指标，那么各基层部门就有去征“过头税”的冲动，因为这是硬性任务的要求，结果征税超过了该征的范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预缴税”，让企业在实际收入没有发生之前，预缴所得税或者其他的税。对税务部门来说，这样能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但对企业来讲，今年经营不好，本来应该交100万，你收了200万，可能就是雪上加霜，很可能就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税以外还有缴费，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社保缴费。占工资总额40%的社保比率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为什么一直改不动？这其中有历史原因。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不存在社会保障的问题。改革以后，那些老职工陆陆续续退休，他们原来没有缴过社保，但退休了要享受养老保险，要靠新人缴税来养老一代。而新人绝大多数来自民营企业。这就是不公平所在了。针对过去的社保欠债，应该拿出一部分国有资产来划拨给社保基金，减轻社保基金的资金压力。这方面不能光议不做，要切实把企业尤其是民企的社保负担降下来。
　　再次，也是挑战最大的，就是政府财政支出模式亟待转变。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用在民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上，而我们财政收入的大头是用在政府投资上。这一支出模式的改变，必然伴随着政府从投资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一是将政府的投资功能转给市场，让市场去完成基础设施、招商引资等工作。在PPP改革中，涵盖市政工程、交通运输、环境保护等19个领域一大批基础设施项目和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投入运营服务。这本是好事，但部分地方出现了泛化、异化等不规范发展问题，本该属于市场行为的投资最终转嫁为政府的隐性债务。这说明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政府还在大包大揽。
　　二是政府投资产业领域，造成大量过剩产能。现在又要靠行政手段去除这些产能。这就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此外在城市建设方面，很多地方拆旧城建新城，搞形象工程，无形之中大量花费投资。以上投资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无效的、低效的，或者说造成浪费和腐败。
　　三是政府的行政支出，发达国家的行政支出可能占财政支出的10%左右，我们国家如果算算账的话，大约在20%以上。这么高的行政支出是不是必要？是不是用得都合理？其实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政府机构很臃肿，机构很多，好几套班子，领导干部一个正职，七八个、十来个副职，人浮于事。多年来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常常是精简了，又膨胀，人员在不断增加。可见压缩的余地很大。
　　政府支出不够怎么办？只能是多收税费、多卖地，或者超发地方债券。因此，过多的政府支出，尤其是低效无效的投资，消耗行政能力的支出，必须坚决砍掉。
　　摆正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该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政府把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工作做好，把营商环境做好，这些才是政府的首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