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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语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周边居民的日常用语。近年来，由于生活方式的不断变迁以及现代传媒的渗透，白语作为白族同胞第一语言的交流和使用功能正在式微。同时，汉语作为现代传媒的主要书写介质，在大众传媒的普及下，成了白族人交流的次主要语言。单一的民族疆域内部多语言的碰撞，居民的日常交往逐渐呈现出麦克卢汉所说的“脱离部落化”之趋势。而随着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崛起，共同的语言作为记忆与文化的表征，在一些拥有共同志趣的圈子中发挥了黏合剂的功能。抛开原来单纯的交流媒介的身份，白语在由当代社交媒介构建的交往圈子中也发生着变化，使得离散的人群“重新部落化”。
关键词：白语 社交媒体 圈层传播 重新部落化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1] 从西汉武帝在大理第一次设县开始，历经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兴衰，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在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的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当地居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悠久而灿烂的白族文化，其中就有直到现在还作为当地居民主要交流媒介的白语。白语是白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维系民族情感和乡土情感的重要纽带。白族人热爱自己的语言，认为白语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2] 尽管和汉族一直存在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并且或多或少受着汉文化的影响，但是白族原生居民对白语的使用，以及熟练程度依旧非常高。共同的語言能够唤起共同的记忆和指向同一的情感归属，然而白族人还是不得不承认，白语的使用，确实不如汉语或者是普通话来得“方便”和“实用”，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白族人走到外面的世界，白语的交流局限将日益变得严峻。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以及新千年“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和到达，白族当地居民的家庭现在已经几乎实现了网络的全方位覆盖，除了传统的广播和电视以外，电脑和手机也成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最常使用的媒介。正如麦奎尔对大众传媒的描述，“它们在这个转型的和充满冲突的时代诞生，并在社会和文化的潮流及变化中，在个人、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层面上得到深刻的反映”。[3] 当媒介嵌入到城市和乡村，成为展示外在世界的窗口，改变着人群对自身的认知和判断的同时，媒介所使用的信息书写符号，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改变了当地人一直以来单纯以白语作为交流途径的唯一方式。媒介对信息交流符号的颠覆性改变，不只是对于共同的文化和记忆的解构，在更深的层面上，也会重新形塑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话语表达。
一、脱离部落化：从一种语言到多种语言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白族现在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93万人[4]，其中大部分都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据调查，白语作为白族人的母语，大部分人对其使用的熟练程度都比较高，而“高度的白语熟练和白族人以村落为单位，小片形式聚居密切相关，在村落中白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5] 因而，白语在当代能够继续作为主要的交流媒介，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理空间的限制和阻隔，使得已经不再有文字载体的白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而得到延续;而在文化层面上，相对于汉语或者普通话来说，白语具备能够更加准确形象描述日常生活的特质。大概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白族先民就在以苍山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地区生息繁衍，在河旁湖滨的台地上创造了早期文明的水稻农耕文化……白语中很多词汇都包含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关的事物，体现了白族人民朴素的农耕生活。[6]
一种语言是一种生活的反映，有着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就会对应某一固定的语言类型，因而，随着地域空间的扩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语言也会随之改变和更迭。目前，白族地区存在着大量白语汉语共用的情况，而对于白语的使用，存在着“能听又能说”“能听不会说”，以及“不会听不会说”几种情况。对于原生的白族人来说，“不会听不会说”占据的比例非常小，大部分的人，包括“00后”出生的一代人，尽管存在不会说的情况，但因为生活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沟通，在听懂白语方面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既能听又能说”的白族人，特别是能够熟练使用白语中的各种源生表达和形象描述的，则几乎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数据显示：从市区到边区，白语的掌握能力呈递增趋势;同一地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白语的掌握能力也呈递增趋势。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白语的掌握能力越低;年龄越小的人，白语的掌握能力越低。[7]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因为长期以来说白语的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农民，所以白语在最初的时候，就被贴上了“土、穷、落后、死板、不时尚”等标签，村子里稍微有点文化的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经常会刻意避免使用白语，而刻意教授孩子“汉话”来作为日常的沟通，以期和周围的农民形成某种程度的区隔;而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学校的教育基本都是以汉语为主，老师甚至一度不准学生使用白语。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发达，白语的使用程度就越低。
从语言的使用环境角度来说，白语在现代传媒之网的覆盖下，仅仅在现实的生活空间中还继续充当着必要的交流媒介，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所有的信息几乎都以普通话为主的语言系统进行编码。缺乏文字的书写以及具象的符号表达，白语显然已经不再占据当代白族人在媒介环境中精神互动和交流的空间。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文化以及地方语言的价值重新进入当代人的论证视野。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传播网络，不同地域的生存方式以及价值追求成为一个地区、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并被赋予了文化的标签而得到彰显。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白语在当代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价值。然而，白语方言之间通解度较低，跨方言的交际功能较弱，白语的使用长期停留在土语的层次上，即土语区内部高度统一，使用充分，但不同方言区的人彼此通话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相互之间一般以汉语（西南官话滇西次方言）作为共同交际用语。[8] 白族大本曲的传承人杨森也谈及，以往大本曲的唱词都是以白语为主，但是在表演的时候，为了尽可能照顾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特别是汉语言的使用人群，现在的唱词都是白语、汉语混用，或者干脆就保留一个白语的音调，而唱词全部汉语化。 传媒的介入和传播，使得白语作为文化的价值得到彰显，但是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白语在由传媒加速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在从农村到城市，从衰老到新生的更迭中，逐渐和其他的通用语言共存或者被改变和替代。
二、重新部落化：
白语在当代社交媒体中的圈层传播
媒介进入到乡村社会，一方面对乡村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如学者孙信茹就指出，“现代传媒和传播网络成为乡村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并且这种强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9]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看到了媒介在乡村生活中的创造性力量，“少数民族对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一定就对民族文化和认同产生弱化的影响，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还会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展开文化认同和参与民族文化实践机会的可能性”。[10]
智能手机在人群中的使用和普及，使得依托在手机平台上的社交软件，如QQ、微信、抖音、快手等获得了大量的用户群，这种活跃于人际传播网络的个人化媒体平台，以一个又一个圈子为单位进行着高强度的信息传播;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化和人群化的传播特点，一个范围内的人群一般会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而另一个区域内的人群又会用其成员共同熟悉的另一种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机制，先天为语言的交流和使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虚拟场域，白语在现实空間中的边缘与失落，在由社交媒体聚合的网络虚拟空间中重新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一）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机制
谈到“社交媒体”，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社交媒体’与‘网络2.0’这两个在几年前就出现的术语现在正变得流行起来，用于描述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应用类型，如博客、微博（推特、社交网站、视频共享平台、文件共享平台）和维基”。[11]“社交媒体与社交软件是‘增加我们与他人的分享、协作、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所有传统制度与组织机构框架外’的工具”。[12]
自2000年以来，随着移动网络的全方位覆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从点到面的大众传播的优势地位被逐渐打破，一种活跃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网络正在人群中形成。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信息的即时传递和互动交流催生了更加崇尚自由和个性的互联网精神的诞生。统一的大众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被不同志趣组合的小众圈子改写，社会空间在网络世界中被分隔为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的成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聚合下被组合，圈层已经成为当下网络环境中显著的人际关系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好比随着丢入水中的石头而散开的波纹，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圈子中展开人际互动。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网络被移植到了当代的互联网空间中，而与传统乡村社会中因血缘、地缘的聚合不同，“网络语境下的圈层却呈现分散化、去中心化，互联网圈层传播时代，大众通过媒介选择、技术偏好、网络服务应用等，打破了同质化的“大众”进入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圈层传播当中”。[13]
在大众媒体传播时代，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均质的、分散的组合，关系较为松散，自我认知程度较低，群体的归属更多是基于在现实生活中来自于权力或者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交媒体传播时代，成员之间因为时间、地域或者社会分工等不同而呈现的彼此平行的交往线条开始交叉、融合，并随着越来越多志趣、禀赋相似的成员的聚集而逐渐扩张开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交往圈。在这样的圈子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通常具有强大的传播和互动效果，认同感较高。
（二）语言与生俱来的地域表征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同方言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14]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形态，直接对应着不同的语言体系，一个地区、一个范围内的人群，一般会共用一种彼此熟悉的语体;而同样的一种语言，一般也只会在对应的一个区域内发挥交流和沟通的职能。中国幅员辽阔，除了官方通用的以北京发言为主的汉语普通话以外，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疆域内部，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方言体系。
就白语的使用而言，一般意义上的白族人基本的日常用语都是白语，然而白语依然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略微有些差异。正常来说，处在农村地区的白人，其语言会更“接地气”，有着非常多根源于农业文明的俗语以及对本土神灵的尊称等，体现着当地人对于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本主神灵的原始崇拜;而越靠近城区的白人，如大理古城边上的五里桥镇，村民使用的白语则更加接近于城区人说的“汉话”，而只是在白语的发音上进行了保留。两个地区的人在一起交流，讲着一口纯正白语的人会认为对方“不土不洋”，而已经更加城镇化的白人，也会对“土得掉渣”的海边人，透露出有意无意的优越。
文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拥有共同历史和记忆的人群划定在某一特定的疆域内部，而处在此范围内的人，将通过共同的语言或者文字完成自我与他人的认同。语言的天然地域本质，使得持同样一种语言的人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通过语言的辨识功能而确认是否同属共同的文化价值圈，不同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就划定了不同的群体归属。
当前，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先进世界的文化以文化帝国主义的姿态向全球蔓延，与此相对的，是处在落后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形态逐渐被覆盖和吞噬，文化的直接载体，不同地域的语言也处在不断消逝的边缘。汪国胜就指出，“语言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丰富宝藏。保护语言资源，无论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对语言生活的丰富、语言研究的推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15] 而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建立相应的语言保护条例，抑或是扩充高校的语言学习专业，这种从外而内的干预虽说确实提高了人们对于语言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缺少了实实在在使用这种媒介的人群，其效果还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随着互联网的覆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出现了转机。通过对当前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和语言的地域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语言作为人类最初的交流媒介，其以地域为主的传播格局与当今的社交媒体所形成的圈层传播之间，存在着高度相似的运行规律。那些在自然地理空间中因为各种原因被离散的人群，因为网络的聚合而重新形成了新的社群，在这些具备相同文化背景以及认同机制的群体中，语言重新发挥出了最初的交流和强化认同的功能。
（三）白语在当代社交媒体中的使用与传播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20年发布的数据，对于国内的微信用户群体，从2011年开始到2019年，微信月活跃已经突破了11亿人次。在全国14亿人口中，月活跃用户能达到11亿人次，微信可以说是中国用户量最大的App。[16] 而自2016年才第一次上线的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根据其发布的《2019抖音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4亿人次，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继续领跑市场。[17]
根据作者在大理地区的调查，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在洱海周边的白族人民，尽管农业生产依旧是现今当地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但与很多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的边疆地区相比，大理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当地的居民中，上至花甲的老人，下至蹒跚学步的孩童，对于现代的手机和网络并不陌生，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普及率也非常高。除了日常的电话通信，家族之间、朋友之间以及工作伙伴之间，都会有着相应的微信沟通交流群，且不少的当地人都是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忠实用户。在新媒体传播环境的浸淫之下，年轻人也在运用新媒体进行积极地创造，甚至将新技术形式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展开自我的书写和表达。[18] 在当前流行的微信朋友圈或者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白语也重新找到了被继续书写和表达的空间。
1. 虚拟网络中的真实乡音
白族是一个非常眷念故土的民族，和邻近的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份相比，大理人一直被描述为“迈不出门去”的家乡的坚定守护者，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很少有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和打工的人群，并且因为地理环境优渥，经济发展良好，还成为周围各县市其他民族争相涌入的地区。但是外出的求学和异地就业还是带走了大批的年轻人，“80后”的杨锁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十几年前，因为学习成绩良好，19岁的白族女孩杨锁柱考上了昆明的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又顺理成章留在了昆明工作，从此就离开了洱海边的家。除了与家族成员内部的交流，白语已经几乎没有了使用的机会。大概在四五年前，杨锁柱被堂姐拉入了一个家族的微信群，其中包括了父亲和母亲家族中各个远近亲疏的亲属，作为群主的堂姐是微信群中的积极活跃分子，不论是村民中间的红白喜事，还是当地的各种风俗节庆，堂姐都会经常地进行“现场直播”。“其实很多的亲戚都已经不怎么来往了，有很多的应酬也没有办法亲力亲为，但是这个微信群让那些已经越来越远的记忆重新变得真实”，“因为长时间不使用，有很多的表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白语来说，每每听到堂姐的视频中那些操着地道白语，大声讲着话的邻里乡亲，我有时都会突然热泪盈眶”。
如同安德森对报纸的讨论一样，报纸使得民族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和一般的大众媒介相比，如果说大众媒介使得个人超越强联系的领域得以延伸，那么，移动媒介则主要倾向于加强家人与朋友之间的社会联系。[19]
2. 共同记忆的唤醒与强化
白族的方言中有这么一句俗语，“Zetjieif fvf，zetdei zef haotdvf”，翻譯成普通话大概为“树梢飞呀飞，树根家中坐”，意思是在一个白族家庭中，也许一个男人（树梢）极其不靠谱，经常在外面飘忽不定，但是只要家庭中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树根），那么这个家庭还是会被经营得很好。简单朴素的一句俗语，却形象地表达出了白族人民扎根于自然世界中的人生智慧，以及在社会交往中，不同于汉文化中对于男性家长特权的绝对服从，而更加崇尚于女性地位的文化特征。
语言在更大的程度上，除了基本的交流沟通外，更是一种生存哲学的阐释，语言的同一所折射的是更深层的文化认同的一致。当个体随着生活空间的改变，不断融入不同的社会圈子并且相对容易地习得新环境中的语言后，却会遭遇价值观念的冲突而让新的认同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当现代传媒以强大的传播力度和广度进入社会的不同区域之后，凭借通俗文化的娱乐性、浅显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表征，短时间内就会对所到之处的旧有文化体系进行取代和覆盖。然而从批判的角度来看，现代传媒显然对不同的文明体系有着极大破坏性，它在摧毁了一种旧有的价值观念之后，却无法成功地在废墟之上建立起长期的文化认同，最初沉浸于通俗文化和表面娱乐的快感之中的人群，接下来将会遭遇长期的精神家园的荒芜。
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对这样的现状进行改写。正如卡斯特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信息时代的特征一样，在数字时代，时间仿佛已经被消灭，而流动空间是这样的地方：通过它，媒介基础设施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能够继续进行，就好像它们实际上在场和相近一样。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它是“没有地域邻近性的社会共识性”。[20]
在抖音上拥有9000多位追捧者的白语主持人金花万情，在其发布的100多个小视频当中，白语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浓烈的乡土情怀。无论是生活中的俏皮俗语，还是白族曲艺中的浓浓乡音，都唤起了人们的共鸣。天南海北的白族同胞一起，在共同的评论区认真探讨不同事物的白语表达，以及作为白族人的自豪感。因时间和空间而分散开来的不同白族人，在一个由社交媒体营造的虚拟社区中，完成了身份的认同对于共同记忆的建构以及强化。
3. 民族自信的回归与彰显
20世纪50年代末，一部取材于大理白族民间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风靡全国，这部电影用精巧的叙事、动听的音乐，以及轻松的喜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大理蝴蝶泉边的动人爱情故事。除了精湛的电影技巧外，该片浓郁的民族风格让其在众多的电影作品中独树一帜，不论是来自大理的优美地域风光，还是民间的对歌传统，包括三月街的赛马民俗，以及对劳动之美的推崇等，不只让观众徜徉于电影浓郁的民族风情之中，更让当地的白族同胞从一个虚构的故事当中实实在在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一直到今天，电影中“阿鹏”与“金花”的称谓依然是白族青年男女固定的指称。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即电影中的台词，全部使用的都是字正腔圆的汉语普通话。有学者谈到这部影片的时候也指出：“影片在故事原型、创作者背景、爱情模式、人物性格、语言对白等方面展现了主题上的汉化与形式上的雅化。”[21] 在影片的创作中，为了保留原有的地方特色，很多导演都会启用地方的方言来配音;而《五朵金花》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白族人，却都说着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电影能够获得更广的受众接受面，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白族文化不够自信的表现。
如今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诸多白族年轻人，自觉将会说白语，会用白语唱歌，会用白语讲故事当成是一个吸引关注量的重要资本，在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频频大秀白语功底并且获得较高的关注。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继承外，许多时尚的年轻人还将白语用到音乐或者短视频的创作和改编中，在民族与时尚当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抖音上的白族人兄弟组合，穿着地道的扎染布衣，弹着熟练的龙头琴，在轻快的节奏中唱着地道的白族调，还时不时用接地气的白语制造着一些年轻人的幽默。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已经收获了将近10万人次的点赞数和超过1.5万人的追捧者量。自娱自乐之余，这支白族弹唱组合也已经成了白族文化的坚定传承和传播者，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力，传递出自己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拥趸与热爱。
结 语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白语从最初的“有音有形”的状态，延续到今天只剩下发音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当地，离开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白语最后可能只会留下单纯的文化价值而失去基本的交流功能。据有关数据调查，白语的使用人口正以较快的速度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们把白语列为“活力不足的语言”。进入到21世纪，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来自发达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民族文化被放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而获得大力弘扬和发展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2]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白语获得了重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然而作为一种语言，如果脱离了其最初的交流和沟通的职能，而单纯只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被加以保护，可能依然无法摆脱被逐渐取代甚至消亡的命运。
依托于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当代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为逐渐脱离部落和疆域的人群提供了重新共生与交往的平台，并使其在虚拟社区中通过共同的语言媒介完成身份的确认和文化的认同。“虽然泛播媒介（broadcast media）强化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或种族等大规模的文化类别，但数字媒介使我们能够通过将来自全球和地方网络的内容与我们感到亲切的内容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23]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人群的分散而逐渐“脱域”的共同体，由网络的聚合而重新回归到一个虚拟的部落中，在重新拾回失落的文明的同时，完成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文化的有效传承。
尽管在大的传播环境中，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一度趋于被主流文化淹没的边缘，社交媒体适时的托举让其获得了继续喘息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当前活跃于不同媒体圈子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其获得的关注和传播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依旧乏善可陈。技术能够在一时一地充当起人类精神家园的忠实守卫，但人类文化的继承与文明的延续，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来完成。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注释：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38页。
[2] 赵金灿、闫正锐、张钰芳：《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调查》，《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3] [英] 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第3页。
[4] 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 冯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照日报》，2017 年12 月1 日A11 版。
[6] 赵义平：《浅谈白语熟语中的民族文化色彩》，《金田》，2013年，第10期。
[7] 张和丽：《大理市城区白语的弱化趋势及原因探略》，《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
[8] 赵金灿、闫正锐、张钰芳：《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调查》，《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9] 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
[10] 孙信茹、钱浩：《独乡“K歌”：社交媒体与文化认同研究》，《新闻春秋》，2020年，第8期。
[11]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著，趙文丹译：《社交媒体批判导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32页。
[12]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著，赵文丹译：《社交媒体批判导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35页。
[13] 尤可可：《边界重构：圈层传播的理论渊源及形成机制》，《视听界》，2020年，第6期。
[14] 郝红艳：《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考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
[15] 汪国胜：《莫让方言成为消失的历史》，《光明日报》，2019年4月20日08版。
[16] 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002/ 836124.html
[17] 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ysc/tech/gd2012/202001/17/t20200117_34142113.shtml
[18] 孙信茹、钱浩：《独乡“K歌”：社交媒体与文化认同研究》，《新闻春秋》，2020年，第8期。
[19] [丹麦] 施蒂格·夏瓦著，刘君、李鑫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20] [加] 菲利普·N·霍华德著，殷晓蓉译：《卡斯特论媒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84页。
[21] 邹鹃薇、高小康：《错位的想象：从〈五朵金花〉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汉化与雅化》，《民族艺术》，2012年，第10期。
[22] 冯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照日报》，2017 年12 月1 日A11 版。
[23] [加] 菲利普·N·霍华德著，殷晓蓉译：《卡斯特论媒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87页。
关键词：白语 社交媒体 圈层传播 重新部落化
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1] 从西汉武帝在大理第一次设县开始，历经南诏国和大理国的兴衰，一直到新中国建立，成立大理白族自治州，在苍山之麓、洱海之滨的这块富饶的土地上，当地居民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悠久而灿烂的白族文化，其中就有直到现在还作为当地居民主要交流媒介的白语。白语是白族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维系民族情感和乡土情感的重要纽带。白族人热爱自己的语言，认为白语最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2] 尽管和汉族一直存在着“大杂居、小聚居”的状态，并且或多或少受着汉文化的影响，但是白族原生居民对白语的使用，以及熟练程度依旧非常高。共同的語言能够唤起共同的记忆和指向同一的情感归属，然而白族人还是不得不承认，白语的使用，确实不如汉语或者是普通话来得“方便”和“实用”，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白族人走到外面的世界，白语的交流局限将日益变得严峻。
另一方面，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普及，以及新千年“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和到达，白族当地居民的家庭现在已经几乎实现了网络的全方位覆盖，除了传统的广播和电视以外，电脑和手机也成了当地居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最常使用的媒介。正如麦奎尔对大众传媒的描述，“它们在这个转型的和充满冲突的时代诞生，并在社会和文化的潮流及变化中，在个人、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层面上得到深刻的反映”。[3] 当媒介嵌入到城市和乡村，成为展示外在世界的窗口，改变着人群对自身的认知和判断的同时，媒介所使用的信息书写符号，在更大的程度上还改变了当地人一直以来单纯以白语作为交流途径的唯一方式。媒介对信息交流符号的颠覆性改变，不只是对于共同的文化和记忆的解构，在更深的层面上，也会重新形塑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话语表达。
一、脱离部落化：从一种语言到多种语言
根据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白族现在的人口数量大约为193万人[4]，其中大部分都聚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据调查，白语作为白族人的母语，大部分人对其使用的熟练程度都比较高，而“高度的白语熟练和白族人以村落为单位，小片形式聚居密切相关，在村落中白语得到了充分的使用”。[5] 因而，白语在当代能够继续作为主要的交流媒介，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地理空间的限制和阻隔，使得已经不再有文字载体的白语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口相传而得到延续;而在文化层面上，相对于汉语或者普通话来说，白语具备能够更加准确形象描述日常生活的特质。大概在公元前一百多年，白族先民就在以苍山洱海和滇池为中心的地区生息繁衍，在河旁湖滨的台地上创造了早期文明的水稻农耕文化……白语中很多词汇都包含着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相关的事物，体现了白族人民朴素的农耕生活。[6]
一种语言是一种生活的反映，有着什么样的生活模式，就会对应某一固定的语言类型，因而，随着地域空间的扩大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语言也会随之改变和更迭。目前，白族地区存在着大量白语汉语共用的情况，而对于白语的使用，存在着“能听又能说”“能听不会说”，以及“不会听不会说”几种情况。对于原生的白族人来说，“不会听不会说”占据的比例非常小，大部分的人，包括“00后”出生的一代人，尽管存在不会说的情况，但因为生活环境中的耳濡目染，以及家族成员之间的互相沟通，在听懂白语方面基本没有障碍;但是“既能听又能说”的白族人，特别是能够熟练使用白语中的各种源生表达和形象描述的，则几乎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一辈人。数据显示：从市区到边区，白语的掌握能力呈递增趋势;同一地区，随着年龄的增长，白语的掌握能力也呈递增趋势。这说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白语的掌握能力越低;年龄越小的人，白语的掌握能力越低。[7]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因为长期以来说白语的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农民，所以白语在最初的时候，就被贴上了“土、穷、落后、死板、不时尚”等标签，村子里稍微有点文化的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上，经常会刻意避免使用白语，而刻意教授孩子“汉话”来作为日常的沟通，以期和周围的农民形成某种程度的区隔;而随着教育的普及以及适龄儿童入学率的提高，学校的教育基本都是以汉语为主，老师甚至一度不准学生使用白语。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发达，白语的使用程度就越低。
从语言的使用环境角度来说，白语在现代传媒之网的覆盖下，仅仅在现实的生活空间中还继续充当着必要的交流媒介，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所有的信息几乎都以普通话为主的语言系统进行编码。缺乏文字的书写以及具象的符号表达，白语显然已经不再占据当代白族人在媒介环境中精神互动和交流的空间。
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文化以及地方语言的价值重新进入当代人的论证视野。借助于现代传媒的传播网络，不同地域的生存方式以及价值追求成为一个地区、民族的独特精神气质，并被赋予了文化的标签而得到彰显。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出发，白语在当代获得了被重新审视的价值。然而，白语方言之间通解度较低，跨方言的交际功能较弱，白语的使用长期停留在土语的层次上，即土语区内部高度统一，使用充分，但不同方言区的人彼此通话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相互之间一般以汉语（西南官话滇西次方言）作为共同交际用语。[8] 白族大本曲的传承人杨森也谈及，以往大本曲的唱词都是以白语为主，但是在表演的时候，为了尽可能照顾不同语言背景的人群，特别是汉语言的使用人群，现在的唱词都是白语、汉语混用，或者干脆就保留一个白语的音调，而唱词全部汉语化。 传媒的介入和传播，使得白语作为文化的价值得到彰显，但是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白语在由传媒加速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逐渐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在从农村到城市，从衰老到新生的更迭中，逐渐和其他的通用语言共存或者被改变和替代。
二、重新部落化：
白语在当代社交媒体中的圈层传播
媒介进入到乡村社会，一方面对乡村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改变，如学者孙信茹就指出，“现代传媒和传播网络成为乡村文化变迁的重要力量，并且这种强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消解着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9] 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学者看到了媒介在乡村生活中的创造性力量，“少数民族对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并不一定就对民族文化和认同产生弱化的影响，移动社交媒体的使用还会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展开文化认同和参与民族文化实践机会的可能性”。[10]
智能手机在人群中的使用和普及，使得依托在手机平台上的社交软件，如QQ、微信、抖音、快手等获得了大量的用户群，这种活跃于人际传播网络的个人化媒体平台，以一个又一个圈子为单位进行着高强度的信息传播;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非常强烈的地域化和人群化的传播特点，一个范围内的人群一般会使用同一种语言进行交流，而另一个区域内的人群又会用其成员共同熟悉的另一种语言作为交往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机制，先天为语言的交流和使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虚拟场域，白语在现实空間中的边缘与失落，在由社交媒体聚合的网络虚拟空间中重新获得了生存与发展的土壤。
（一）社交媒体的圈层传播机制
谈到“社交媒体”，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社交媒体’与‘网络2.0’这两个在几年前就出现的术语现在正变得流行起来，用于描述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应用类型，如博客、微博（推特、社交网站、视频共享平台、文件共享平台）和维基”。[11]“社交媒体与社交软件是‘增加我们与他人的分享、协作、进行集体行动的能力，在所有传统制度与组织机构框架外’的工具”。[12]
自2000年以来，随着移动网络的全方位覆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从点到面的大众传播的优势地位被逐渐打破，一种活跃于人与人之间的传播网络正在人群中形成。在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信息的即时传递和互动交流催生了更加崇尚自由和个性的互联网精神的诞生。统一的大众价值标准和行为模式被不同志趣组合的小众圈子改写，社会空间在网络世界中被分隔为不同的圈层，每个圈层的成员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的聚合下被组合，圈层已经成为当下网络环境中显著的人际关系模式。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用“差序格局”的概念对中国乡村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描述。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远近亲疏好比随着丢入水中的石头而散开的波纹，每个人都在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圈子中展开人际互动。这样的一种人际关系网络被移植到了当代的互联网空间中，而与传统乡村社会中因血缘、地缘的聚合不同，“网络语境下的圈层却呈现分散化、去中心化，互联网圈层传播时代，大众通过媒介选择、技术偏好、网络服务应用等，打破了同质化的“大众”进入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圈层传播当中”。[13]
在大众媒体传播时代，人与人之间更多是一种均质的、分散的组合，关系较为松散，自我认知程度较低，群体的归属更多是基于在现实生活中来自于权力或者阶级的划分;而在社交媒体传播时代，成员之间因为时间、地域或者社会分工等不同而呈现的彼此平行的交往线条开始交叉、融合，并随着越来越多志趣、禀赋相似的成员的聚集而逐渐扩张开来，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社会交往圈。在这样的圈子中，成员之间的信息交流和传递通常具有强大的传播和互动效果，认同感较高。
（二）语言与生俱来的地域表征
语言是文化的承载，方言是语言的地域变体。不同方言反映了不同的地域文化。[14] 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形态，直接对应着不同的语言体系，一个地区、一个范围内的人群，一般会共用一种彼此熟悉的语体;而同样的一种语言，一般也只会在对应的一个区域内发挥交流和沟通的职能。中国幅员辽阔，除了官方通用的以北京发言为主的汉语普通话以外，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疆域内部，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方言体系。
就白语的使用而言，一般意义上的白族人基本的日常用语都是白语，然而白语依然会随着地域的不同而略微有些差异。正常来说，处在农村地区的白人，其语言会更“接地气”，有着非常多根源于农业文明的俗语以及对本土神灵的尊称等，体现着当地人对于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于本主神灵的原始崇拜;而越靠近城区的白人，如大理古城边上的五里桥镇，村民使用的白语则更加接近于城区人说的“汉话”，而只是在白语的发音上进行了保留。两个地区的人在一起交流，讲着一口纯正白语的人会认为对方“不土不洋”，而已经更加城镇化的白人，也会对“土得掉渣”的海边人，透露出有意无意的优越。
文化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将拥有共同历史和记忆的人群划定在某一特定的疆域内部，而处在此范围内的人，将通过共同的语言或者文字完成自我与他人的认同。语言的天然地域本质，使得持同样一种语言的人更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通过语言的辨识功能而确认是否同属共同的文化价值圈，不同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就划定了不同的群体归属。
当前，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先进世界的文化以文化帝国主义的姿态向全球蔓延，与此相对的，是处在落后地区的文化和文明形态逐渐被覆盖和吞噬，文化的直接载体，不同地域的语言也处在不断消逝的边缘。汪国胜就指出，“语言是国家的重要资源，方言是地方文化的丰富宝藏。保护语言资源，无论对中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还是对语言生活的丰富、语言研究的推进，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15] 而无论是在政府层面建立相应的语言保护条例，抑或是扩充高校的语言学习专业，这种从外而内的干预虽说确实提高了人们对于语言保护的重要性的认识，然而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媒介，缺少了实实在在使用这种媒介的人群，其效果还是有限的。 这种情况随着互联网的覆盖以及智能手机的普及而出现了转机。通过对当前社交媒体的运行机制和语言的地域特征的分析不难发现，语言作为人类最初的交流媒介，其以地域为主的传播格局与当今的社交媒体所形成的圈层传播之间，存在着高度相似的运行规律。那些在自然地理空间中因为各种原因被离散的人群，因为网络的聚合而重新形成了新的社群，在这些具备相同文化背景以及认同机制的群体中，语言重新发挥出了最初的交流和强化认同的功能。
（三）白语在当代社交媒体中的使用与传播
根据中国产业信息网2020年发布的数据，对于国内的微信用户群体，从2011年开始到2019年，微信月活跃已经突破了11亿人次。在全国14亿人口中，月活跃用户能达到11亿人次，微信可以说是中国用户量最大的App。[16] 而自2016年才第一次上线的音乐创意短视频社交软件抖音，根据其发布的《2019抖音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月5日，抖音日活跃用户数已突破4亿人次，作为国内最大的短视频平台继续领跑市场。[17]
根据作者在大理地区的调查，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生活在洱海周边的白族人民，尽管农业生产依旧是现今当地人主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但与很多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发展缓慢的边疆地区相比，大理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在当地的居民中，上至花甲的老人，下至蹒跚学步的孩童，对于现代的手机和网络并不陌生，智能手机的使用和普及率也非常高。除了日常的电话通信，家族之间、朋友之间以及工作伙伴之间，都会有着相应的微信沟通交流群，且不少的当地人都是抖音或者是快手的忠实用户。在新媒体传播环境的浸淫之下，年轻人也在运用新媒体进行积极地创造，甚至将新技术形式与自己的民族文化结合在一起展开自我的书写和表达。[18] 在当前流行的微信朋友圈或者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中，白语也重新找到了被继续书写和表达的空间。
1. 虚拟网络中的真实乡音
白族是一个非常眷念故土的民族，和邻近的四川、贵州、湖南等省份相比，大理人一直被描述为“迈不出门去”的家乡的坚定守护者，不管是从前还是现在，很少有背井离乡外出谋生和打工的人群，并且因为地理环境优渥，经济发展良好，还成为周围各县市其他民族争相涌入的地区。但是外出的求学和异地就业还是带走了大批的年轻人，“80后”的杨锁柱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十几年前，因为学习成绩良好，19岁的白族女孩杨锁柱考上了昆明的一所大学，大学毕业又顺理成章留在了昆明工作，从此就离开了洱海边的家。除了与家族成员内部的交流，白语已经几乎没有了使用的机会。大概在四五年前，杨锁柱被堂姐拉入了一个家族的微信群，其中包括了父亲和母亲家族中各个远近亲疏的亲属，作为群主的堂姐是微信群中的积极活跃分子，不论是村民中间的红白喜事，还是当地的各种风俗节庆，堂姐都会经常地进行“现场直播”。“其实很多的亲戚都已经不怎么来往了，有很多的应酬也没有办法亲力亲为，但是这个微信群让那些已经越来越远的记忆重新变得真实”，“因为长时间不使用，有很多的表达我都不知道怎么用白语来说，每每听到堂姐的视频中那些操着地道白语，大声讲着话的邻里乡亲，我有时都会突然热泪盈眶”。
如同安德森对报纸的讨论一样，报纸使得民族形成了“想象的共同体”，但是，和一般的大众媒介相比，如果说大众媒介使得个人超越强联系的领域得以延伸，那么，移动媒介则主要倾向于加强家人与朋友之间的社会联系。[19]
2. 共同记忆的唤醒与强化
白族的方言中有这么一句俗语，“Zetjieif fvf，zetdei zef haotdvf”，翻譯成普通话大概为“树梢飞呀飞，树根家中坐”，意思是在一个白族家庭中，也许一个男人（树梢）极其不靠谱，经常在外面飘忽不定，但是只要家庭中还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树根），那么这个家庭还是会被经营得很好。简单朴素的一句俗语，却形象地表达出了白族人民扎根于自然世界中的人生智慧，以及在社会交往中，不同于汉文化中对于男性家长特权的绝对服从，而更加崇尚于女性地位的文化特征。
语言在更大的程度上，除了基本的交流沟通外，更是一种生存哲学的阐释，语言的同一所折射的是更深层的文化认同的一致。当个体随着生活空间的改变，不断融入不同的社会圈子并且相对容易地习得新环境中的语言后，却会遭遇价值观念的冲突而让新的认同变得困难重重。以至于当现代传媒以强大的传播力度和广度进入社会的不同区域之后，凭借通俗文化的娱乐性、浅显性、知识性和趣味性的表征，短时间内就会对所到之处的旧有文化体系进行取代和覆盖。然而从批判的角度来看，现代传媒显然对不同的文明体系有着极大破坏性，它在摧毁了一种旧有的价值观念之后，却无法成功地在废墟之上建立起长期的文化认同，最初沉浸于通俗文化和表面娱乐的快感之中的人群，接下来将会遭遇长期的精神家园的荒芜。
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对这样的现状进行改写。正如卡斯特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和“无时间的时间（timeless time）”这两个概念来描述信息时代的特征一样，在数字时代，时间仿佛已经被消灭，而流动空间是这样的地方：通过它，媒介基础设施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能够继续进行，就好像它们实际上在场和相近一样。用卡斯特的话来说，它是“没有地域邻近性的社会共识性”。[20]
在抖音上拥有9000多位追捧者的白语主持人金花万情，在其发布的100多个小视频当中，白语显示出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以及浓烈的乡土情怀。无论是生活中的俏皮俗语，还是白族曲艺中的浓浓乡音，都唤起了人们的共鸣。天南海北的白族同胞一起，在共同的评论区认真探讨不同事物的白语表达，以及作为白族人的自豪感。因时间和空间而分散开来的不同白族人，在一个由社交媒体营造的虚拟社区中，完成了身份的认同对于共同记忆的建构以及强化。
3. 民族自信的回归与彰显
20世纪50年代末，一部取材于大理白族民间生活的电影《五朵金花》风靡全国，这部电影用精巧的叙事、动听的音乐，以及轻松的喜剧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大理蝴蝶泉边的动人爱情故事。除了精湛的电影技巧外，该片浓郁的民族风格让其在众多的电影作品中独树一帜，不论是来自大理的优美地域风光，还是民间的对歌传统，包括三月街的赛马民俗，以及对劳动之美的推崇等，不只让观众徜徉于电影浓郁的民族风情之中，更让当地的白族同胞从一个虚构的故事当中实实在在看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一直到今天，电影中“阿鹏”与“金花”的称谓依然是白族青年男女固定的指称。美中不足的一个地方，即电影中的台词，全部使用的都是字正腔圆的汉语普通话。有学者谈到这部影片的时候也指出：“影片在故事原型、创作者背景、爱情模式、人物性格、语言对白等方面展现了主题上的汉化与形式上的雅化。”[21] 在影片的创作中，为了保留原有的地方特色，很多导演都会启用地方的方言来配音;而《五朵金花》中的人物都是地道的白族人，却都说着一口标准而流利的普通话，这样的设置，显然是为了电影能够获得更广的受众接受面，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是对白族文化不够自信的表现。
如今活跃于社交媒体平台的诸多白族年轻人，自觉将会说白语，会用白语唱歌，会用白语讲故事当成是一个吸引关注量的重要资本，在不同的社交网络平台频频大秀白语功底并且获得较高的关注。另一方面，除了传统的继承外，许多时尚的年轻人还将白语用到音乐或者短视频的创作和改编中，在民族与时尚当中呈现出别具一格的魅力。抖音上的白族人兄弟组合，穿着地道的扎染布衣，弹着熟练的龙头琴，在轻快的节奏中唱着地道的白族调，还时不时用接地气的白语制造着一些年轻人的幽默。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已经收获了将近10万人次的点赞数和超过1.5万人的追捧者量。自娱自乐之余，这支白族弹唱组合也已经成了白族文化的坚定传承和传播者，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力，传递出自己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拥趸与热爱。
结 语
经过千百年的发展，白语从最初的“有音有形”的状态，延续到今天只剩下发音的状态。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当地，离开语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白语最后可能只会留下单纯的文化价值而失去基本的交流功能。据有关数据调查，白语的使用人口正以较快的速度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民族语言学界的专家们把白语列为“活力不足的语言”。进入到21世纪，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以及来自发达国家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民族文化被放置于国家战略的高度而获得大力弘扬和发展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2] 在此时代背景之下，白语获得了重新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然而作为一种语言，如果脱离了其最初的交流和沟通的职能，而单纯只是因为历史和文化的价值被加以保护，可能依然无法摆脱被逐渐取代甚至消亡的命运。
依托于网络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当代社交媒体，在某种程度上为逐渐脱离部落和疆域的人群提供了重新共生与交往的平台，并使其在虚拟社区中通过共同的语言媒介完成身份的确认和文化的认同。“虽然泛播媒介（broadcast media）强化了诸如民族主义、宗教或种族等大规模的文化类别，但数字媒介使我们能够通过将来自全球和地方网络的内容与我们感到亲切的内容相结合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文化认同。”[23] 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人群的分散而逐渐“脱域”的共同体，由网络的聚合而重新回归到一个虚拟的部落中，在重新拾回失落的文明的同时，完成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以及文化的有效传承。
尽管在大的传播环境中，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一度趋于被主流文化淹没的边缘，社交媒体适时的托举让其获得了继续喘息的时间和空间，然而，当前活跃于不同媒体圈子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其获得的关注和传播相对于主流文化而言，依旧乏善可陈。技术能够在一时一地充当起人类精神家园的忠实守卫，但人类文化的继承与文明的延续，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本身来完成。
（作者单位：广西艺术学院）
注释：
[1] [美] 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1月，第一版，第38页。
[2] 赵金灿、闫正锐、张钰芳：《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调查》，《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3] [英] 丹尼斯·麦奎尔著，崔保国、李琨译：《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第一版，第3页。
[4] 国家统计局官网数据：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5] 冯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照日报》，2017 年12 月1 日A11 版。
[6] 赵义平：《浅谈白语熟语中的民族文化色彩》，《金田》，2013年，第10期。
[7] 张和丽：《大理市城区白语的弱化趋势及原因探略》，《群文天地》，2011年，第11期。
[8] 赵金灿、闫正锐、张钰芳：《白族语言使用现状及语言态度调查》，《大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8期。
[9] 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
[10] 孙信茹、钱浩：《独乡“K歌”：社交媒体与文化认同研究》，《新闻春秋》，2020年，第8期。
[11]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著，趙文丹译：《社交媒体批判导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32页。
[12] [英]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著，赵文丹译：《社交媒体批判导言》，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5月，第1版，第35页。
[13] 尤可可：《边界重构：圈层传播的理论渊源及形成机制》，《视听界》，2020年，第6期。
[14] 郝红艳：《汉语方言与地域文化的考察》，《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月。
[15] 汪国胜：《莫让方言成为消失的历史》，《光明日报》，2019年4月20日08版。
[16] 中国产业信息网：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002/ 836124.html
[17] 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ysc/tech/gd2012/202001/17/t20200117_34142113.shtml
[18] 孙信茹、钱浩：《独乡“K歌”：社交媒体与文化认同研究》，《新闻春秋》，2020年，第8期。
[19] [丹麦] 施蒂格·夏瓦著，刘君、李鑫译：《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9页。
[20] [加] 菲利普·N·霍华德著，殷晓蓉译：《卡斯特论媒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84页。
[21] 邹鹃薇、高小康：《错位的想象：从〈五朵金花〉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汉化与雅化》，《民族艺术》，2012年，第10期。
[22] 冯洁：《坚定文化自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日照日报》，2017 年12 月1 日A11 版。
[23] [加] 菲利普·N·霍华德著，殷晓蓉译：《卡斯特论媒介》，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9年11月第1版，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