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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陈美兰
记录者：孟德民
时间：2015年7月18日上午
地点：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家中
陈美兰，1937年生，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及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参加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重要学者之一。出版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多部专著被国外译介。《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获中国文联2001年度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我1962年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秋，省委宣传部组建了一个写作班子，有政论组、文学组。在武大抽调了孙家富老师和我参加文学组。华师派出的是张永健、殷杰老师，还有省文化厅的吴济时（后来他也调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湖北日报的陈堂明等人。写作班子由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学组则由宣传部文艺处管理。当时的文艺处处长是著名的音乐家黄力丁，具体管我们的是王为熊科长，十分能干。刚开始时我们集中住在民族学院招待所，后来搬到万松园路省委党校，一人一个大房间，管吃管住，条件相当好。
这个写作组的成立，首先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批修”运动。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了，这种破裂是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的。当时苏联国内正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在意识形态和有关国内外政策上做自我调整，但我方却认为他们是在搞修正主义，所以与他们展开了大论战，当年以中共名义发表的“九评”，自认为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苏修”，其实有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国内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要进行清理，对一些所谓不符合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东西要展开大批判，于是，轰轰烈烈的“批修”运动深入到各个领域。记得当年全国电影界大肆批判的苏联电影是《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片，国产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也遭猛烈批判。文学界则在批判“写中间人物论”、“人性论”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这样，各省自然都要紧跟，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大批判工作。省里把写作班子当一个重点来抓，把笔杆子们集中到一起，就是要配合这个意识形态的“批修”运动。写作班子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要找出本省的批判对象，然后分配任务，撰写批判文章。当时文学组把姚雪垠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历史小说《草堂春秋》、武克仁的历史小说《柳宗元》，还有吉学沛的《四个读书人》等，都作为点名批判的对象。另外，《武汉晚报》有个专栏叫“艺苑漫步”，由程云主笔，程云是从延安来的著名音乐家、作家，他用禾得雨的笔名开专栏，发表了一批谈艺术鉴赏的随笔。当时却认为他宣传艺术至上，也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我是1964年9月份进去的，去之前写作组已经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了，我進去后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批武克仁的《柳宗元》。这是一部中篇历史小说，此前发表在《长江文艺》上。作品主要写柳宗元在农村看到一片荒凉，农民砸锅卖铁、忍饥挨饿的情状。当时每部要批判的作品都在写作组里研究讨论，找出其“要害”，执笔者再按照集体讨论通过的意见写出文章。大家认为，《柳宗元》是借古喻今，是影射大跃进造成农村的破败，很多细节引起我们对当时现实的一些联想，“用意恶毒”。所以我拟的文章题目是“一部含有恶毒政治用意的作品”，文章有七八千字，写成后由宣传部文艺处推荐到《羊城晚报》（1965年1月8日）上发表。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正式发表文章的开始。人的命运和事业有时跟社会是很难脱钩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那时我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很自然地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潮流所裹挟。我不能开脱自己，说当时是扭曲自己违心而作，相反，我是真心接受、并且认可了那种荒谬的观点的，不然不会有那样的激情写出那样的文章。现在看来，耍这样的“棍子”，肯定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所谓的“三面红旗”对社会正常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是客观的事实，作家敢于揭露这种现实，无疑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也就只能用那种借古喻今的方式来表达对不正常的社会现状的不满，这完全可以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武克仁先生，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已经是白发苍苍，我鼓起勇气走到他身边向他表示歉意，我说，我就是写批判《柳宗元》的作者，真是对不起您！这位老作家却很大度地说：“这个没什么，不用在意的。”可我至今还难以掩盖心中的愧疚。
进入1965年以后，大批判任务不是那么具体了，这时候文艺界有两件大事要抓，一是集中全省艺术界的尖子，像王玉珍、刘凤、蒋桂英、吴雁泽等一大批歌舞演员，排演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一是准备剧目参加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我记得当时组织的剧目有陈伯华主演的汉剧《太阳出山》、楚剧《双教子》、省话剧团的《永葆青春》等，我们写作组的任务是要为这些剧目写出有分量的评论，为此，宣传部要求在汇演前一两个月把我们这些写作组成员分派到各个重点剧目的剧团去，跟踪他们的创作，了解他们排练的全过程，熟悉剧情，熟悉导演和演员，为写评论文章积累材料。我被分派到省话剧团，沈虹光那时候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漂亮小女孩，一说话就脸红，在台上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创作更沾不上边，谁想到几十年后她却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还当了文化厅和文联的领导。这是后话。当时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们都很认真，经常到剧团了解创作情况。罗明副部长是一个老革命，他负责抓《永葆青春》这个剧目，所以经常坐镇看排演，随时提出修改意见，导演就立刻言听计从。当时年纪轻轻的我也就老老实实坐在旁边观看，哪里敢插上半句话呢。天天就在那里“磨”，虽觉无味，但反正那段时间学校处于大半停课状态，师生们都被抽调下乡搞“四清”去了，我反而得到参加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1965年7月1日在广州开幕，至8月下旬结束，历时五十多天，这是由中南地区第一书记陶铸亲自抓的文艺界的一件盛事。那时江青好像已涉足戏剧界，搞什么现代京剧，把《革命自有后来人》改为《红灯记》，把《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陶铸当时那么用力抓现代戏，不知是出于“政治敏感”还是确实为了振兴一下中南地区的文艺，出点好作品。湖北省当然也不甘落后，组成了一个大概有上百人的代表团，包了几个火车车厢浩浩荡荡地开赴广州，参加这个戏剧盛典。
湖北代表团被安排在当时广州最著名的爱群大厦，开幕式后就是天天看戏。我们写作组成员往往是白天写作或采访，晚上看戏。记得当时陶铸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看戏，而且看完戏后，接着就与剧团创作人员、演员开座谈会，评论当晚演出剧目的优缺点。我记得他还专门请了几位当时全国著名的评论家如林默涵等来看戏、评论。可惜我当时的笔记本丢失了，记不清他们评论湖北剧目的具体意见。只记得他们对《双教子》很肯定，对《太阳出山》创作提的意见较多，但对演惯了古代贵族仕女的陈伯华能演当代农村妇女很赞赏，给予很多鼓励。
中南地区戏曲界有四大名旦：红线女、常香玉、陈伯华、尹曦。汇演期间，报刊频频约稿要宣传她们，其他几位的文章都发了，陈伯华的却没有发，湖北代表团的领导们可急了，指示赶快组织文章。本来最了解陈伯华艺术成就的是我省著名的资深戏剧理论家龚啸岚，但汇演期间他可能太忙，顾不上了，所以写作组临时安排我去采访陈伯华并帮她写文章。我第一次接触这么有名的艺术大师，真是诚惶诚恐，幸好陈伯华对我这个年轻小女子去替她执笔写文章并没有嫌弃，而是十分亲切地向我谈了她饰演现代农村妇女的体会和参加这次戏剧汇演的感受。她谈得真诚、生动，我也就写得顺畅。很快，《羊城晚报》等报刊就发出了宣传她的文章。
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通过这些活动，让毕业不久的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机会接触和熟悉文学艺术界的一些老前辈，结识了比较多的文艺界朋友。他们影响我、帮助我让我有意识地冲破封闭的学院高墙，开始养成关心文艺创作实践和当前文艺发展现状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促使我有了不断练笔的机会，虽然学校停课，但自己笔头没停，尽管那时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基本上是一大摞“废品”。
中南区戏剧汇演结束回到武汉以后，写作组基本上就解散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湖北省委的写作组无非是干了两件事，一是大批判，一是歌颂“革命现代戏”，这一“破”一“立”，基本上是紧跟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战略部署的，从1963、1964年开始的大批判运动，实际上为后来的“文革”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就我个人来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即使受到一些小小冲击，还是能够从正面来接受，并没有觉得受了什么委屈，总觉得是自己没有改造好。虽然当时对打砸抢等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也反感，但还没有怀疑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我真正地觉醒是在1970年代初林彪事件前后，慢慢开始思考，感觉很多东西不对头， 1974年以后，就经常在下面议论这场“革命”并对它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了。
进入“文革”以后，省里的文艺活动似乎基本停止，原来文艺界的领导人和许多作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省文艺界的造反派，还有一个叫做“狂妄师”的组织，把湖北文艺工作者打得七零八落。我曾亲耳听到徐迟、碧野两位老作家说：“狂妄师们挥着皮鞭，当时我们是跪在他们面前作检讨的。”
“文革”期间，省文艺界上层活动基本停止，但在基层，文艺创作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1970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了贯彻所谓“开门办学”的方针，要求教师分别带领学生到省内各地区、县、市以及厂矿、码头进行实际锻炼，工农兵学员下去不是单纯劳动，而是根据文科特点，下到基层深入生活，学习采访写作和文艺评论。1972年我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到的第一站是英山县，在那里呆了将近半年，看到当地许多业余作者都在勤奋创作，我们也请他们与学员交流。工农兵学员们在那里学习采访，写小散文，主要歌颂英山人民战天斗地精神，后来湖北人民出版社看中这些文章，出了一本《英山赞》，另外的小分队还出版了《码头风云》。到了1974、1975年前后，省内各地区都先后举行戏剧汇演，我又带另一批工农兵学员到麻城、蕲春、浠水等县，与剧作者们研讨剧本、看戏评戏。学员们也敢大胆发言，颇受基层的欢迎，当然有时也为不同的文艺观点、创作理念而争得面红耳赤。总之，湖北省的很多地市县都留下了我们武大中文系师生的足迹。那时候师生关系非常好，虽然没有在课堂正式上课，但平时的讨论、交谈非常多。工农兵学员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但他们认真刻苦，勤奋好学，互相帮助，在参与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受到锻炼，普遍有所提高，许多人回到工作单位都做出了成绩，后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仍活跃在文学评论界的王必胜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专制也随之结束，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轰轰烈烈开展。湖北省文学界举办的第一次重要的文学评论活动就是1977年夏天的《李自成》研讨班，应该说，这是湖北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开始。
1977年，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刚刚出版，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及时满足了被文化专制压制了十年的千万文学爱好者及广大群众对文学新作的渴望。省作家协会抓住这一机遇，认真组织具有特殊意义的《李自成》研讨班。这也是我省在“文革”结束后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
这年夏天暑假刚刚开始，我就接到省作协邀请我参加这一研讨班的通知，武大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吴志达老师。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参加的有三位老先生：张国光、王陆才、李悔吾，他们都是搞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可惜现在三位都作古了，还有一位是武師历史系研究李自成的童恩翼老师，他们一直跟踪姚雪垠的创作。从抽调的这些人来看，当时研讨班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了泛泛地写几篇歌颂文章，而是希望通过对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就某些创作观念问题作学理性的探讨，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应该持什么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都很有必要通过具体的作品研究获得新的理论认知。为此，在开班之前，作协和《长江文艺》（“文革”中改名为《湖北文艺》，此时尚未恢复）编辑部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刘岱、刘森辉、吴耀崚几位资深编辑数次进京，拜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详细了解作者的创作经过、创作理念；他们还与出版该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了解该书的出版过程和有关背景资料，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出版后的社会反响；另外还走访关注姚雪垠创作的文艺界领导，了解他们对小说及作者的评价。他们做这些事情不是要为研讨班定调子，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广泛的研究素材，从多方面获取参照。 这个研讨班被带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高湖公社举行，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传说中李自成牺牲于此，公社附近就是李自成的墓地。当时也不讲什么条件，住在公社的一幢平房里，房间倒是每人一间，普通的泥巴地，脏兮兮黑乎乎的，窗户都关不拢。伙食还不错，就是要一边吃饭一边要赶苍蝇。上厕所则要跑到外面很远的茅坑。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了四十多天，编辑部负责人王淑耘一直陪着我们。
因为住在李自成墓地附近，在那里进行研讨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见到李自成的墓冢时，非常非常震撼，墓冢十分简朴，只是用几块长长的石板垒成的一个墓穴，周围是一片浓密的大树。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李闯（老百姓对李自成的称谓）的民间传说，证实李自成墓地的真实性，而且那种殡葬方式也是符合当地习惯的。这样简朴的墓冢为什么能保存三百多年？据老乡们介绍，是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关于墓地神怪的传说：不管人或牲畜，只要踏进墓地，就会遭灾，甚至说日本人想靠近墓地，人未走近已经全部倒毙。可能正是靠这样的民间智慧才避免了盗墓毁墓。站在这个古朴的墓前，我真是感慨万分，一个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竟然就在这片荒野里静静地躺了三百多年，也许为壮志难酬而沉默不语？也许正在等待着后人的评说？总之，历史就是如此拽住人心。研讨班阅读作品与讨论问题是交错进行的，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围绕小说的潼关大战、商洛屯兵、崇祯、李自成的形象塑造等问题，探讨《李自成》对历史与艺术真实的处理。大家对《李自成》的创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在塑造农民英雄形象时确实有所突破，不像过去那样对英雄做神化的描写，小说描写李自成的失败以及失败时的心情，他与起义军将领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真实。作品中崇祯皇帝形象的塑造，在整个历史小说创作中更是一种大胆的突破，改变了过去一些历史小说中封建帝王的脸谱化写法，敢于描写崇祯作为一个人身上的复杂因素，显示了作者更为理性的历史观念。作品宏大的艺术结构和小说美学的追求，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然在讨论中对《李自成》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作者对历史人物仍有一些拔高，历史学家还列出大量事实，指出小说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后面十来天时间是给大家写作，希望留下一批文章。选题完全是按自己的阅读体验来决定的。武汉师范学院的几位老师，胸怀大志，确定了全面评论作品的题目，而我当时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字辈，不敢贪大求全，只集中在李自成形象的塑造上做些探讨。记得当时我重点谈的几个问题是：作品如何把人物放在历史潮流中，提示其出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如何在其命运变化中刻画人物英雄品格的成长；如何客观地表现农民英雄的历史局限性等，同时也指出作品在人物个性化处理上的不足，对人物帝王思想的揭示还缺乏应有的深度。短短八千来字，在那里反复打磨了十多二十天时间，最终得到编辑部的认可。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还不兴也不敢用真名，因为是经过组织派来完成任务的，所以文章最早以“钟平”的笔名（暗含“中文系评论”的意思）发表在《湖北文艺》（尚未恢复《长江文艺》的刊名）上，这也是当时全国最早发表的两篇评论《李自成》的文章之一。
四十多天的研讨班，一直没有组织我们游山玩水，直到最后一天，才用车把我们拉上九宫山住了一个晚上，听松涛阵阵，第二天凌晨看日出，大家都感到满足，兴奋无比。
正当文学新时期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刻，湖北省作协举办的这次研讨班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通过对一部具体作品的探讨，实际上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创作方面的许多问题，促使我们在文学观念上真正地进行“拨乱反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时期推行的那套“三突出”、高大全的所谓创作原则的荒谬性。这种文学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不是口号式的，而是从文学评论的具体实践中进行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认识深度。其次，这个研讨班体现了我们湖北文学评论队伍从那时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基本上是以高校教师作为主干力量，一直到现在基本都是如此。这就使得湖北的文学评论学理性比较强，但它又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学院派”，而是特别注意结合创作实践和具体作品来谈理论，进行理论分析。这个传统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时几位老编辑也富有经验，他们与作家联系紧密，掌握作家大量的创作实际，也给我们从事文学评论以很大的启发。学者、编辑、作家——这样一种合作对文学创作发展事态的把握、评价都会比较准确。特别是湖北，我感觉这几十年来，作家与评论家的互动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不喜欢看评论，关键就在于评论家是否讲到点子上，为作者发现一些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们还是很能接受的。有时候评论家要换位思考，为作家着想，不能脱离作家的实际提出一些他达不到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我省的一些文学研讨活动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与作家共同研究、探讨。不像现在开会说几句好话，拿了红包就走。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那段时间在我记忆中有三次文学研讨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刘醒龙作品讨论会，是当时的作协副主席刘富道主持的。会上对刘醒龙早期创作“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的分析非常认真，在肯定他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希望他不要继续走到那种神秘莫测的死胡同里去，刘醒龙自己也很服气，他的创作从那以后逐渐转向了《凤凰琴》、《村支书》那种写实主义的风格，可以说，这种创作路子为他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说明当时那种理性的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次是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一起举办的讨论会，也是一次很重要的评论活动。那次还请了外地的评论家到会，非常隆重。记得当时这两篇作品发表后，既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赏，但也被某些部门官员严厉批评，特别是《风景》，在评屈原文艺奖时差点被压制，听说当时评委中的孙子威老师和黄曼君老师坚持真理，勇气非凡，充分阐明作品的成就所在，使它终于冲破阻力获了奖。《风景》、《烦恼人生》研讨会对这两部作品的有深度的研讨，更扩大了它们在全国的影响，被公认为“新写实主义”的领衔之作。再往后是邓一光作品的一次讨论会。那时候邓一光在《父亲是个兵》和《太阳出山》发表并受到广泛赞赏之后，一下子疯狂地写作、发表，其中自然也就有太滥的东西，评论家们对此现象感到焦虑，出于对这位作家的爱护，从北京来参加研讨会的评论家蔡葵站起来说：“邓一光，我向你鞠躬，希望你不要写得这么快，这么多，要写得精一些好不好！”这一场面令大家都非常感动。这三次研讨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文学评论家与作家非常和谐又非常理性的交流。值得我们好好回忆。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了。“文革”十年，把整个文艺队伍都打散了，所以，这是一次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意义的聚会，是我国文艺队伍的一次重新集结，十分激动人心。我有幸被推选参加这一盛会，是湖北代表团里差不多最年轻的一个。可惜当时出席四次文代会的我省许多老作家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已经不在了。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我基本上是作為一个旁观者、见证者，看到了许多激动人心和令人伤感的场面。十年当中，大家都几乎经历过“腥风血雨”，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因此，劫后重逢的场面特别令人震动，我看到了著名演员白杨与陶金的热烈握手，握着握着热泪就流下了；我看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坐着轮椅，许多朋友都拥上去问候、拥抱；我还在一次饭桌上见到了《五朵金花》女主角杨丽坤，当年美丽非凡的她，如今竟然成了个木讷的、行动无法自如的“幸存者”，“文革”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太深了……种种场景真令我震慑不已。
文代会上，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报告，当他谈到“两为”方针，特别是谈到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兴奋无比，鼓掌足有十多分钟，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那是压抑了多长时间之后的一场大释放啊。这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新的文艺方针，选举了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对于具体创作问题讨论倒不是很多，最重要是对“文革”十年中的种种荒唐事件进行清算、对“四人帮”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破坏进行清算。这是中国文艺的一个转折时期。这次大会在文学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责任编辑 何子英
记录者：孟德民
时间：2015年7月18日上午
地点：武汉大学陈美兰教授家中
陈美兰，1937年生，武汉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及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196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参加主持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是创建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最早的重要学者之一。出版的专著《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曾获国家教委全国高等院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另有多部专著被国外译介。《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长篇小说》获中国文联2001年度全国文艺评论奖一等奖。
一 从奉命批判《柳宗元》开始“练笔”
我1962年在武汉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64年秋，省委宣传部组建了一个写作班子，有政论组、文学组。在武大抽调了孙家富老师和我参加文学组。华师派出的是张永健、殷杰老师，还有省文化厅的吴济时（后来他也调到了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湖北日报的陈堂明等人。写作班子由宣传部直接领导，文学组则由宣传部文艺处管理。当时的文艺处处长是著名的音乐家黄力丁，具体管我们的是王为熊科长，十分能干。刚开始时我们集中住在民族学院招待所，后来搬到万松园路省委党校，一人一个大房间，管吃管住，条件相当好。
这个写作组的成立，首先是为了配合当时全国开展的“批修”运动。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我国与苏联的关系破裂了，这种破裂是从意识形态的分歧开始的。当时苏联国内正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在意识形态和有关国内外政策上做自我调整，但我方却认为他们是在搞修正主义，所以与他们展开了大论战，当年以中共名义发表的“九评”，自认为是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批判“苏修”，其实有许多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在这种政治背景下，国内对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域也要进行清理，对一些所谓不符合马列主义正统思想的东西要展开大批判，于是，轰轰烈烈的“批修”运动深入到各个领域。记得当年全国电影界大肆批判的苏联电影是《一个人的遭遇》、《雁南飞》等片，国产片《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也遭猛烈批判。文学界则在批判“写中间人物论”、“人性论”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欧阳山的《三家巷》等作品。这样，各省自然都要紧跟，按照中央要求开展大批判工作。省里把写作班子当一个重点来抓，把笔杆子们集中到一起，就是要配合这个意识形态的“批修”运动。写作班子的工作内容主要就是要找出本省的批判对象，然后分配任务，撰写批判文章。当时文学组把姚雪垠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历史小说《草堂春秋》、武克仁的历史小说《柳宗元》，还有吉学沛的《四个读书人》等，都作为点名批判的对象。另外，《武汉晚报》有个专栏叫“艺苑漫步”，由程云主笔，程云是从延安来的著名音乐家、作家，他用禾得雨的笔名开专栏，发表了一批谈艺术鉴赏的随笔。当时却认为他宣传艺术至上，也作为重点批判对象。我是1964年9月份进去的，去之前写作组已经开始工作一段时间了，我進去后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批武克仁的《柳宗元》。这是一部中篇历史小说，此前发表在《长江文艺》上。作品主要写柳宗元在农村看到一片荒凉，农民砸锅卖铁、忍饥挨饿的情状。当时每部要批判的作品都在写作组里研究讨论，找出其“要害”，执笔者再按照集体讨论通过的意见写出文章。大家认为，《柳宗元》是借古喻今，是影射大跃进造成农村的破败，很多细节引起我们对当时现实的一些联想，“用意恶毒”。所以我拟的文章题目是“一部含有恶毒政治用意的作品”，文章有七八千字，写成后由宣传部文艺处推荐到《羊城晚报》（1965年1月8日）上发表。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正式发表文章的开始。人的命运和事业有时跟社会是很难脱钩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很可笑，那时我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很自然地被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潮流所裹挟。我不能开脱自己，说当时是扭曲自己违心而作，相反，我是真心接受、并且认可了那种荒谬的观点的，不然不会有那样的激情写出那样的文章。现在看来，耍这样的“棍子”，肯定是大错特错了。当时所谓的“三面红旗”对社会正常发展所造成的破坏，是客观的事实，作家敢于揭露这种现实，无疑是出于一种社会责任感，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他们也就只能用那种借古喻今的方式来表达对不正常的社会现状的不满，这完全可以理解。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一次会议上见到了武克仁先生，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已经是白发苍苍，我鼓起勇气走到他身边向他表示歉意，我说，我就是写批判《柳宗元》的作者，真是对不起您！这位老作家却很大度地说：“这个没什么，不用在意的。”可我至今还难以掩盖心中的愧疚。
二 跟随中南六省现代戏汇演的日子
进入1965年以后，大批判任务不是那么具体了，这时候文艺界有两件大事要抓，一是集中全省艺术界的尖子，像王玉珍、刘凤、蒋桂英、吴雁泽等一大批歌舞演员，排演大型革命史诗《东方红》，一是准备剧目参加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我记得当时组织的剧目有陈伯华主演的汉剧《太阳出山》、楚剧《双教子》、省话剧团的《永葆青春》等，我们写作组的任务是要为这些剧目写出有分量的评论，为此，宣传部要求在汇演前一两个月把我们这些写作组成员分派到各个重点剧目的剧团去，跟踪他们的创作，了解他们排练的全过程，熟悉剧情，熟悉导演和演员，为写评论文章积累材料。我被分派到省话剧团，沈虹光那时候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漂亮小女孩，一说话就脸红，在台上只是一个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创作更沾不上边，谁想到几十年后她却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剧作家，还当了文化厅和文联的领导。这是后话。当时省委宣传部的部长们都很认真，经常到剧团了解创作情况。罗明副部长是一个老革命，他负责抓《永葆青春》这个剧目，所以经常坐镇看排演，随时提出修改意见，导演就立刻言听计从。当时年纪轻轻的我也就老老实实坐在旁边观看，哪里敢插上半句话呢。天天就在那里“磨”，虽觉无味，但反正那段时间学校处于大半停课状态，师生们都被抽调下乡搞“四清”去了，我反而得到参加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呢。 中南地区现代戏剧汇演，1965年7月1日在广州开幕，至8月下旬结束，历时五十多天，这是由中南地区第一书记陶铸亲自抓的文艺界的一件盛事。那时江青好像已涉足戏剧界，搞什么现代京剧，把《革命自有后来人》改为《红灯记》，把《芦荡火种》改为《沙家浜》……陶铸当时那么用力抓现代戏，不知是出于“政治敏感”还是确实为了振兴一下中南地区的文艺，出点好作品。湖北省当然也不甘落后，组成了一个大概有上百人的代表团，包了几个火车车厢浩浩荡荡地开赴广州，参加这个戏剧盛典。
湖北代表团被安排在当时广州最著名的爱群大厦，开幕式后就是天天看戏。我们写作组成员往往是白天写作或采访，晚上看戏。记得当时陶铸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来看戏，而且看完戏后，接着就与剧团创作人员、演员开座谈会，评论当晚演出剧目的优缺点。我记得他还专门请了几位当时全国著名的评论家如林默涵等来看戏、评论。可惜我当时的笔记本丢失了，记不清他们评论湖北剧目的具体意见。只记得他们对《双教子》很肯定，对《太阳出山》创作提的意见较多，但对演惯了古代贵族仕女的陈伯华能演当代农村妇女很赞赏，给予很多鼓励。
中南地区戏曲界有四大名旦：红线女、常香玉、陈伯华、尹曦。汇演期间，报刊频频约稿要宣传她们，其他几位的文章都发了，陈伯华的却没有发，湖北代表团的领导们可急了，指示赶快组织文章。本来最了解陈伯华艺术成就的是我省著名的资深戏剧理论家龚啸岚，但汇演期间他可能太忙，顾不上了，所以写作组临时安排我去采访陈伯华并帮她写文章。我第一次接触这么有名的艺术大师，真是诚惶诚恐，幸好陈伯华对我这个年轻小女子去替她执笔写文章并没有嫌弃，而是十分亲切地向我谈了她饰演现代农村妇女的体会和参加这次戏剧汇演的感受。她谈得真诚、生动，我也就写得顺畅。很快，《羊城晚报》等报刊就发出了宣传她的文章。
对我个人来说，这段时间如果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就是通过这些活动，让毕业不久的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有机会接触和熟悉文学艺术界的一些老前辈，结识了比较多的文艺界朋友。他们影响我、帮助我让我有意识地冲破封闭的学院高墙，开始养成关心文艺创作实践和当前文艺发展现状的习惯。另一方面，也促使我有了不断练笔的机会，虽然学校停课，但自己笔头没停，尽管那时写的东西都没有什么价值，基本上是一大摞“废品”。
三 带领学生深入生活
中南区戏剧汇演结束回到武汉以后，写作组基本上就解散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湖北省委的写作组无非是干了两件事，一是大批判，一是歌颂“革命现代戏”，这一“破”一“立”，基本上是紧跟全国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战略部署的，从1963、1964年开始的大批判运动，实际上为后来的“文革”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就我个人来说，“文革”开始的时候，即使受到一些小小冲击，还是能够从正面来接受，并没有觉得受了什么委屈，总觉得是自己没有改造好。虽然当时对打砸抢等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也反感，但还没有怀疑整个运动的指导思想。我真正地觉醒是在1970年代初林彪事件前后，慢慢开始思考，感觉很多东西不对头， 1974年以后，就经常在下面议论这场“革命”并对它的正确性产生怀疑了。
进入“文革”以后，省里的文艺活动似乎基本停止，原来文艺界的领导人和许多作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省文艺界的造反派，还有一个叫做“狂妄师”的组织，把湖北文艺工作者打得七零八落。我曾亲耳听到徐迟、碧野两位老作家说：“狂妄师们挥着皮鞭，当时我们是跪在他们面前作检讨的。”
“文革”期间，省文艺界上层活动基本停止，但在基层，文艺创作活动还是比较活跃的。1970年起，学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为了贯彻所谓“开门办学”的方针，要求教师分别带领学生到省内各地区、县、市以及厂矿、码头进行实际锻炼，工农兵学员下去不是单纯劳动，而是根据文科特点，下到基层深入生活，学习采访写作和文艺评论。1972年我带第一批工农兵学员到的第一站是英山县，在那里呆了将近半年，看到当地许多业余作者都在勤奋创作，我们也请他们与学员交流。工农兵学员们在那里学习采访，写小散文，主要歌颂英山人民战天斗地精神，后来湖北人民出版社看中这些文章，出了一本《英山赞》，另外的小分队还出版了《码头风云》。到了1974、1975年前后，省内各地区都先后举行戏剧汇演，我又带另一批工农兵学员到麻城、蕲春、浠水等县，与剧作者们研讨剧本、看戏评戏。学员们也敢大胆发言，颇受基层的欢迎，当然有时也为不同的文艺观点、创作理念而争得面红耳赤。总之，湖北省的很多地市县都留下了我们武大中文系师生的足迹。那时候师生关系非常好，虽然没有在课堂正式上课，但平时的讨论、交谈非常多。工农兵学员水平尽管参差不齐，但他们认真刻苦，勤奋好学，互相帮助，在参与文艺实践的过程中，受到锻炼，普遍有所提高，许多人回到工作单位都做出了成绩，后来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今仍活跃在文学评论界的王必胜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四 难忘的《李自成》研讨班
“四人帮”被粉碎，文化专制也随之结束，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轰轰烈烈开展。湖北省文学界举办的第一次重要的文学评论活动就是1977年夏天的《李自成》研讨班，应该说，这是湖北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开始。
1977年，姚雪垠的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二卷刚刚出版，在全国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及时满足了被文化专制压制了十年的千万文学爱好者及广大群众对文学新作的渴望。省作家协会抓住这一机遇，认真组织具有特殊意义的《李自成》研讨班。这也是我省在“文革”结束后一个很重要的文学事件。
这年夏天暑假刚刚开始，我就接到省作协邀请我参加这一研讨班的通知，武大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古代文学教研室的吴志达老师。武汉师范学院（湖北大学前身）参加的有三位老先生：张国光、王陆才、李悔吾，他们都是搞古典文学的，造诣很深，可惜现在三位都作古了，还有一位是武師历史系研究李自成的童恩翼老师，他们一直跟踪姚雪垠的创作。从抽调的这些人来看，当时研讨班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为了泛泛地写几篇歌颂文章，而是希望通过对一部历史小说的研究和评论，就某些创作观念问题作学理性的探讨，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以及应该持什么观点来评价历史人物等问题，都很有必要通过具体的作品研究获得新的理论认知。为此，在开班之前，作协和《长江文艺》（“文革”中改名为《湖北文艺》，此时尚未恢复）编辑部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刘岱、刘森辉、吴耀崚几位资深编辑数次进京，拜访《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详细了解作者的创作经过、创作理念；他们还与出版该书的中国青年出版社联系，了解该书的出版过程和有关背景资料，以及他们所掌握的出版后的社会反响；另外还走访关注姚雪垠创作的文艺界领导，了解他们对小说及作者的评价。他们做这些事情不是要为研讨班定调子，而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更广泛的研究素材，从多方面获取参照。 这个研讨班被带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的高湖公社举行，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传说中李自成牺牲于此，公社附近就是李自成的墓地。当时也不讲什么条件，住在公社的一幢平房里，房间倒是每人一间，普通的泥巴地，脏兮兮黑乎乎的，窗户都关不拢。伙食还不错，就是要一边吃饭一边要赶苍蝇。上厕所则要跑到外面很远的茅坑。在这样一种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坚持了四十多天，编辑部负责人王淑耘一直陪着我们。
因为住在李自成墓地附近，在那里进行研讨感觉是不一样的。第一次见到李自成的墓冢时，非常非常震撼，墓冢十分简朴，只是用几块长长的石板垒成的一个墓穴，周围是一片浓密的大树。当地流传着许多关于李闯（老百姓对李自成的称谓）的民间传说，证实李自成墓地的真实性，而且那种殡葬方式也是符合当地习惯的。这样简朴的墓冢为什么能保存三百多年？据老乡们介绍，是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关于墓地神怪的传说：不管人或牲畜，只要踏进墓地，就会遭灾，甚至说日本人想靠近墓地，人未走近已经全部倒毙。可能正是靠这样的民间智慧才避免了盗墓毁墓。站在这个古朴的墓前，我真是感慨万分，一个叱咤风云的农民英雄，竟然就在这片荒野里静静地躺了三百多年，也许为壮志难酬而沉默不语？也许正在等待着后人的评说？总之，历史就是如此拽住人心。研讨班阅读作品与讨论问题是交错进行的，记得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围绕小说的潼关大战、商洛屯兵、崇祯、李自成的形象塑造等问题，探讨《李自成》对历史与艺术真实的处理。大家对《李自成》的创作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它在塑造农民英雄形象时确实有所突破，不像过去那样对英雄做神化的描写，小说描写李自成的失败以及失败时的心情，他与起义军将领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真实。作品中崇祯皇帝形象的塑造，在整个历史小说创作中更是一种大胆的突破，改变了过去一些历史小说中封建帝王的脸谱化写法，敢于描写崇祯作为一个人身上的复杂因素，显示了作者更为理性的历史观念。作品宏大的艺术结构和小说美学的追求，也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当然在讨论中对《李自成》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作者对历史人物仍有一些拔高，历史学家还列出大量事实，指出小说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后面十来天时间是给大家写作，希望留下一批文章。选题完全是按自己的阅读体验来决定的。武汉师范学院的几位老师，胸怀大志，确定了全面评论作品的题目，而我当时在他们面前还是小字辈，不敢贪大求全，只集中在李自成形象的塑造上做些探讨。记得当时我重点谈的几个问题是：作品如何把人物放在历史潮流中，提示其出现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如何在其命运变化中刻画人物英雄品格的成长；如何客观地表现农民英雄的历史局限性等，同时也指出作品在人物个性化处理上的不足，对人物帝王思想的揭示还缺乏应有的深度。短短八千来字，在那里反复打磨了十多二十天时间，最终得到编辑部的认可。那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还不兴也不敢用真名，因为是经过组织派来完成任务的，所以文章最早以“钟平”的笔名（暗含“中文系评论”的意思）发表在《湖北文艺》（尚未恢复《长江文艺》的刊名）上，这也是当时全国最早发表的两篇评论《李自成》的文章之一。
四十多天的研讨班，一直没有组织我们游山玩水，直到最后一天，才用车把我们拉上九宫山住了一个晚上，听松涛阵阵，第二天凌晨看日出，大家都感到满足，兴奋无比。
正当文学新时期刚刚拉开序幕的时刻，湖北省作协举办的这次研讨班确实有它特殊的意义。通过对一部具体作品的探讨，实际上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文学创作方面的许多问题，促使我们在文学观念上真正地进行“拨乱反正”，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四人帮”时期推行的那套“三突出”、高大全的所谓创作原则的荒谬性。这种文学观念上的拨乱反正不是口号式的，而是从文学评论的具体实践中进行的，更有助于我们的认识深度。其次，这个研讨班体现了我们湖北文学评论队伍从那时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基本上是以高校教师作为主干力量，一直到现在基本都是如此。这就使得湖北的文学评论学理性比较强，但它又不是那种只会纸上谈兵脱离实际的“学院派”，而是特别注意结合创作实践和具体作品来谈理论，进行理论分析。这个传统可以说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时几位老编辑也富有经验，他们与作家联系紧密，掌握作家大量的创作实际，也给我们从事文学评论以很大的启发。学者、编辑、作家——这样一种合作对文学创作发展事态的把握、评价都会比较准确。特别是湖北，我感觉这几十年来，作家与评论家的互动关系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并不像有的人说的那样不喜欢看评论，关键就在于评论家是否讲到点子上，为作者发现一些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他们还是很能接受的。有时候评论家要换位思考，为作家着想，不能脱离作家的实际提出一些他达不到的东西。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八十年代，我省的一些文学研讨活动都有一个很好的风气，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与作家共同研究、探讨。不像现在开会说几句好话，拿了红包就走。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那段时间在我记忆中有三次文学研讨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刘醒龙作品讨论会，是当时的作协副主席刘富道主持的。会上对刘醒龙早期创作“大别山之谜”系列作品的分析非常认真，在肯定他的想象力的同时，也希望他不要继续走到那种神秘莫测的死胡同里去，刘醒龙自己也很服气，他的创作从那以后逐渐转向了《凤凰琴》、《村支书》那种写实主义的风格，可以说，这种创作路子为他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说明当时那种理性的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另一次是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一起举办的讨论会，也是一次很重要的评论活动。那次还请了外地的评论家到会，非常隆重。记得当时这两篇作品发表后，既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赏，但也被某些部门官员严厉批评，特别是《风景》，在评屈原文艺奖时差点被压制，听说当时评委中的孙子威老师和黄曼君老师坚持真理，勇气非凡，充分阐明作品的成就所在，使它终于冲破阻力获了奖。《风景》、《烦恼人生》研讨会对这两部作品的有深度的研讨，更扩大了它们在全国的影响，被公认为“新写实主义”的领衔之作。再往后是邓一光作品的一次讨论会。那时候邓一光在《父亲是个兵》和《太阳出山》发表并受到广泛赞赏之后，一下子疯狂地写作、发表，其中自然也就有太滥的东西，评论家们对此现象感到焦虑，出于对这位作家的爱护，从北京来参加研讨会的评论家蔡葵站起来说：“邓一光，我向你鞠躬，希望你不要写得这么快，这么多，要写得精一些好不好！”这一场面令大家都非常感动。这三次研讨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这是文学评论家与作家非常和谐又非常理性的交流。值得我们好好回忆。
五 见证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9年10月，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自196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后，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举行这样的会议了。“文革”十年，把整个文艺队伍都打散了，所以，这是一次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意义的聚会，是我国文艺队伍的一次重新集结，十分激动人心。我有幸被推选参加这一盛会，是湖北代表团里差不多最年轻的一个。可惜当时出席四次文代会的我省许多老作家和文艺界的许多领导人已经不在了。会议开了半个多月，我基本上是作為一个旁观者、见证者，看到了许多激动人心和令人伤感的场面。十年当中，大家都几乎经历过“腥风血雨”，互相都不知道对方的生死，因此，劫后重逢的场面特别令人震动，我看到了著名演员白杨与陶金的热烈握手，握着握着热泪就流下了；我看到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坐着轮椅，许多朋友都拥上去问候、拥抱；我还在一次饭桌上见到了《五朵金花》女主角杨丽坤，当年美丽非凡的她，如今竟然成了个木讷的、行动无法自如的“幸存者”，“文革”在她身上留下的伤痕太深了……种种场景真令我震慑不已。
文代会上，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报告，当他谈到“两为”方针，特别是谈到对文艺“不要横加干涉”时，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大家兴奋无比，鼓掌足有十多分钟，我亲身经历，一点也不夸张。那是压抑了多长时间之后的一场大释放啊。这次代表大会确立了新的文艺方针，选举了文艺界新的领导班子，对于具体创作问题讨论倒不是很多，最重要是对“文革”十年中的种种荒唐事件进行清算、对“四人帮”对我国文艺事业的破坏进行清算。这是中国文艺的一个转折时期。这次大会在文学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