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能记得大学毕业前的一段日子。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中文系资料室，翻看几十年前的报纸复印件和港台版书籍。我当时认为，出了校门，想看到这些东西并不太容易。
　　我的毕业论文原本是要写白先勇。虽然最后写了别的题目，但相关资料看了不少。和白先勇一起办《现代文学》的台大外文系同学进入了我的视线。当我在资料室书架上发现好几部台湾版的陈若曦作品时，几乎全都借来看了。她的经历让我吃惊。一个台湾人居然写了这么多关于“文革”的东西。就像她的大学同班同学王文兴说的，“海峡两岸当时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的事情，能够跳进去，还能跳出来。”
　　大学毕业后，某些时候，我在书上碰到过陈若曦的名字。我会想，能够采访陈若曦那该多好。但只是想想而已，我似乎总是在为眼前的稿子疲于奔命。
　　2015年4月，我去青岛参加路遥文学奖颁奖会。进会场前，我发现签名簿上竟然有陈若曦的签名，真是喜出望外。
　　在陈若曦离开青岛的前一天，我第一次采访了她。采访从早上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半。午饭和晚饭时间都一直在聊。我被她的讲述深深吸引。能看出她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语速很快，话语的密度非常大，就像她的人生一样。一个在世界华人圈有那么多深刻经历的人，太难找了。比如说，“二二八”是台湾的痛，“文革”是大陆的痛，而她竟然都经历了，这样的人屈指可数。
　　从青岛回到北京后，我看了欧逸文的《野心时代》。这本书是以林毅夫的经历作为串联章节的线索。可见这位在1979年从金门游到厦门的国民党军官对欧逸文的吸引力。我想到了陈若曦，她的经历比林毅夫还要传奇。她从台湾去美国，从美国经欧洲回到大陆，从大陆去香港，从香港去加拿大，从加拿大去美国，再从美国回到台湾。1961年，她从台湾去美国留学时，想着学成就回台湾。没想到的是，她绕了地球一大圈，时隔18年后才回到家乡。
　　陈若曦13岁时便成为受洗的基督徒，到美国后，向往社会主义，成为了无神论者，后来，她对佛教充满兴趣，参与佛教活动，研究佛教，并写了两本关于现代佛教的小说，然而最终，她又回到了基督教。她在精神世界里也绕了一个圈。
　　在台北，我再次见到陈若曦时，是在基督教真理堂。接下来的十多天里，陈若曦带着我们从台北到南投到高雄，转了一大圈。这十多天是美妙的经历，令人有发自心底的愉悦。我想，同行的同事大食和小祥都有同感。陈若曦在台湾荒野保护协会有一个“自然名”：台湾栾树。此时，正是台湾栾树的花期，浓绿的树冠上，布满了粉色的花朵，温暖且充满活力。这就是陈若曦给人的感受。而当你忽然想起她这77年的经历时，更觉得此时的她是多么不易。
　　陈若曦的作品里出现过好多次“桃花源”。她有一本书甚至就叫《寻找桃花源》。她一直在寻找桃花源，并且不断调整自己对桃花源的理解。“桃花源”这个词可以用“伊甸园”、“理想国”、“乌托邦”、“大同世界”来代替。“从古至今书本中描写得美轮美奂的乌托邦真是不少，然而在历史上，人类的乌托邦真正存在过吗？”这是白先勇的疑问。
　　至少现在的台湾是陈若曦希望参与打造的桃花源。“台湾并不完美，所以需要我们去努力，让她变得更好。”她是一个“起而行”的人，对国家和社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她认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