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间研究机构、天则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茅于轼在沈阳、长沙两地举行演讲期间，均遭到自称“毛左”者的围攻。他在微博上发言，抨击暴力。而“毛左”则在一些网站上“互相转告”，欢呼胜利，并将茅称为“汉奸”。
　　无独有偶，劳动节刚过，一则拖了近一年的“笔墨官司”也尘埃落定。以“深左”自居的北大中文系教授孔庆东在与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生关凯元的微博互动中，就对方对自己博文中引用的近体诗（其实是改头换面的陆游作品）格律有误提出批评，指责对方“就是个狗汉奸”，被对方起诉要求道歉。判决结果是原告胜诉。
　　“毛左”、“深左”的言行不仅引来“非左派”的批评，甚至许多一直以左派自居的媒体也不以为然，指出“不能按屁股划线”、“不能非友即敌非此即彼”。然而上述两条，恰是“毛左”、“深左”们的共同标签。
　　任何极端的左或右都只能是“一小撮”，“毛左”、“深左”也不例外。而在国际上，他们更是“曲高和寡”，四顾茫然。那么，国际上的“深左”是否“曾经辉煌”？他们的“培育土壤”是怎样的？如今为何衰落，又为何在某些地方活跃依旧？

左翼执政知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球尚有共产党或共产党性质政党的国家和地区共63个，大小共产党、共产党性质政党近百个（有的国家不止一个共产党性质政党）。
　　但如此多的共产党中，处于执政地位的却寥寥无几：仍为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处于永久执政党地位的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仅有5个（中国共产党、朝鲜劳动党、越南共产党、古巴共产党、老挝人民革命党）；曾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今体制已经变化、通过多党制选举成为执政党的仅两个（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蒙古人民革命党）；并非社会主义国家、在多党制选举中上台单独执政的3个（坦桑尼亚革命党、尼泊尔联合共产党、塞浦路斯劳动人民进步党）。此外，还有一些共产党因加入执政联盟而成为联合执政党（如安哥拉共产党是安哥拉执政党——人民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一些共产党在某些联邦国家的个别行政区是执政党（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印度境内多个邦的执政党）。
　　绝大多数共产党，则处于非执政地位。
　　在西欧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法国、德国和英国，共产党都已远离执政地位：曾是欧洲最大共产党的法国共产党，如今其候选人在总统大选中得票率已超不过2%，最后一次成为联合执政党已是1984年的事；二战前唯一堪与纳粹党分庭抗礼的德国共产党，和前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如今都沦为小党，前者已被议会政治甩离，后者更名“德国左翼党”并和其他小党结盟后站稳了脚跟，但和盟友相加，支持率也仅8%左右；英国共产党的地位更尴尬——自1950年起，这个党就再未能获得哪怕一个议席。
　　北美洲的共产党处境更加艰难：美国共产党20世纪前期曾号称有10万之众，如今名义上的党员也仅3000人；加拿大共产党的历史十分悠久，是除号称“天然执政党”的联邦自由党外，该国第二古老的党派，可这个党派在三级议会中连一个席位都没有。
　　号称“左翼最后据点”的拉美，虽然左翼声势浩大，但共产党血统的政治力量却并未因此沾光。曾拥有成千上万党员和庞大政治影响力的哥伦比亚、智利等国共产党如今已悄无声息。
　　在非洲，独立运动兴旺之际，许多国家都模仿苏联模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上世纪80-90年代，这些国家又纷纷从一党制、计划经济转型为多党制、市场经济。一些曾经信奉社会主义、武装斗争的政党，如阿尔及利亚、加纳、南非等国的执政党，如今仍在执政，却已不同程度转型为普通的中左政党。
　　可以说，除了几个仍然“健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南亚、东南亚的菲律宾（这里的“新人民军”仍在打游击）等个别“死角”，“正统左翼”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左和更左”

　　法共被公认为“深左”盛极而衰的典型。曾拥有数百万党员、最高获得21.27%总统大选选票的法共，如今只剩下27万注册党员（已是欧洲第一大共产党了）。日发行量曾高达30万份的《人道报》2007年沦落到50901份/日，在11家全国发行报纸中居第10。但即便处于这样的窘境，这个自诞生起就不断进行“路线斗争”且一次次分裂的党还在继续“斗争”和分裂。1997年、2001年和2008年3次大分裂，不仅诞生了几个和法共彻底决裂的袖珍“新党”，还让本就日薄西山的法共“党内有派”，出现“正统派”、“重建派”、“再造派”、“主流派”、“进步派”互不相让的戏剧性场面。
　　南亚小国尼泊尔因“毛派”从武装斗争转为议会斗争并成功转型为执政党而名噪一时，而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派系之多也创下世界纪录：1949年诞生的尼共至今不过64年历史，却先后出现过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共产党派别，经过吞并和分化组合，如今仍有尼共（毛）、尼共-联合马列和尼共-团结中心三大派系，且后者都分别由多个共产党组成，彼此间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系“原始输入源头”不同，发展过程中又往往坚持自己的主张是“唯一真理”，对异见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最终导致“共产党与共产党间的文斗”。
　　而在印度一些邦，执政的共产党扮演清剿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已成为政治常态。
　　事实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屡屡发生“路线斗争”，每次“路线斗争”都会导致各国共产党的分化，一党分拆为数党，有时党内还分派，导致实力进一步削弱，尽管如今“深左”已式微，但孑遗者内部，却仍在乐此不疲地彼此清算着。

土壤的作用

　　欧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共产党都曾兴旺过，有的曾单独或联合执政（如法国、意大利），有的则声势浩大，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但这些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力量源泉，是工业化时代产业工人阵容的强大，和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
　　当这些国家处于大工业时代，产业工人占人口多数，无产阶级是普罗大众的主体，其号召力就强。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工业化国家相继实现产业升级，大量“有烟工业”被高科技产业、第三产业所替代，中产阶级取代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体和中坚。代表中产阶级的中右、中左政党，也自然取代了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性质政党，成为这些国家的政治主流。
　　在工业化国家里，新时代的左翼运动概念已悄然生变，环保主义、对同性恋的宽容，成为“新左”的标志。而传统的“深左”则被挤到边缘地位。
　　但这一切并非那么绝对。
　　南亚、菲律宾等地区之所以还有“深左”甚至“武装左”的生存土壤，根本原因是这些地区旧的经济、社会模式和其他地区“深左”兴旺的年代别无二致，“深左”尚有活动土壤。
　　几天前，菲律宾政府军在与“新人民军”冲突中伤亡惨重。有当地评论员指出，曾先后出任总统的阿基诺夫人和阿基诺三世，都认识到“土改”和经济平等的重要性，却因为自己家族是最大“地主”而始终“下不了狠手”。古老的大庄园经济在首都马尼拉以外的广大农村依然普遍，“深左”的土壤仍存在，其生命力自然尚存。
　　同样，在西欧国家中，个别国家产业升级、转移现象不显著，产业工人队伍仍然较庞大，其共产党的实力就保存得较为完整。例如，南欧的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共产党的规模和影响力仍基本保留。
　　一般被视作“欧洲国家”，在地理上实应视作亚洲国家的塞浦路斯，其劳动人民进步党是2008年当选至今的执政党。近年来由于欧美金融危机肆虐，失业率增加，贫富矛盾重新尖锐，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有所复苏，也同样是因为“小气候”的影响。
　　但产业革命和中产阶级的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即便“小气候”令左翼声势有所恢复，但此左翼非彼左翼，更远非昔日搞“阶级斗争”的“深左”。
　　2013年4月14日，歷史悠久的加拿大左翼政党——联邦新民主党在蒙特利尔举行党代会，代表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将党章中“推行社会主义”的条款删除。该党党首唐民凯坦言，自己和许多党的上层人士仍是社会主义者，但“既然选民、社会和大多数党员认同放弃，我们就必须照办”。该党是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左偏左”政党，并非真正的“深左”。
　　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不久前发生的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正折射出“深左”盛极而衰的根本原因：当一个以“群众运动”、“人民意愿”为号召的政治力量，其推行的纲领失去了人民群众认同时，它便注定只能如被希腊英雄赫拉克利斯举离地面的巨人安泰俄斯一般，丧失了赋予其力量和生命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