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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中环威灵顿街“BACKSTAGE”（LIVE HOUSE）出来，黄耀明问：“我们坐车还是？”龙应台说：“走路过去吧”。穿行在毛毛细雨中，上山，走过荷里活道，约摸五六分钟，就到了奧卑利街。
在港岛生活了八年的龙应台，对这里的一切熟悉也陌生。一行人来到奧卑利街3-5号荷李活商业大廈、也就是黄耀明主理的独立音乐公司“人山人海”的门口，黄耀明介绍说，对面就是前西区警署。这一下子打开了龙应台的记忆，她说：“哦，我知道，警署后面那栋楼就是域多利监狱。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人关在这里面，他在里面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叫《初恋女》，大家都说是徐志摩的诗，实际上是戴望舒写的”。
龙应台此番是应香港大学邀请，以台湾地区文化部门负责人身份访问香港。除了参访西九龙文化区、设计师聚集地、火炭艺术村等，龙应台特别于11月29日访问香港本地的LIVE HOUSE “BACKSTAGE”、独立音乐制作公司“人山人海”以及“文艺复兴基金会”。此举也可看出，龙应台作为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对文化、文化产业以及文化政策的不同理解。
龙应台自就任台湾“文建会”主委以及随后改制为“文化部”部长后，一直强调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的全面落实。文化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经济平等权等一样，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体系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精英来决定的。
龙应台历陈推动“泥土化”与文化公民权的普及化，调整精英心态与权威身段，因此在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对草根阶层的责任、对各类弱势群体的照顾、对城乡差距的平衡，社区的营造成为政府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比如目前台湾所有的独立书店，均可向政府申请资助。龙应台认为，街角的小书店承载了许多社区人的记忆，是社区情感的枢纽，更是呈现一个城市文化的指标。同样，根植于社区的LIVE HOUSE，是社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龙应台曾两度带自己的孩子到台湾的LIVE HOUSE“地下社会”看表演，她说：“因为这是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最前端，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魅力，Live House代表不同于主流社会、不同价值的态度宣示，社会应该给予拥抱。
LIVE HOUSE为舶来品，迄今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名字，台湾目前暂名为音乐展演空间。一间成熟的LIVE HOUSE拥有专业的演出设备，有独立舞台表演区域，基本是以乐队表演为主，一般可容纳300-500名观众，门票价格依乐队阵容而定，在香港大约在100-200港币，台湾150-1500台币，内地则为50-150人民币。
虽然没有恢弘气势的炫丽舞台，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知名乐团，几乎都是从LIVE HOUSE唱起。因为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新生乐队、音乐人是较合适的演出场地。过去十年，一股新的流行音乐潮流，以五月天、苏打绿、陈绮贞、张悬等为代表，从台湾席卷整个华人社区，他们都是从台湾的LIVE HOUSE走出来。
LIVE HOUSE逐渐成为台湾颇受瞩目的流行音乐地标。
尽管如此，台湾的LIVE HOUSE以及独立音乐公司，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此番龙应台访港，特意邀约香港独立音乐人、LIVE HOUSE经营者等，借人山人海办公室“围炉夜话”。（除了龙应台和黄耀明，参与对谈人还包括：乐评人梁伟诗、HIDDEN AGENDA负责人黄津珏、触执毛乐队吉他手MIKE、BACKSTAGE负责人冯颖琪、文艺复兴基金会总干事梁东等。）
社会需要被教育
龙应台：耀明你出道是哪个年代？
黄耀明：1986年，26年了。
龙应台：你说香港的音乐，现在的体质和26年相比，是有大幅的进步吗？环境是好还是？
黄耀明：这个问题好大，我觉得，音乐作为一个产业，可能没有80、90年代那么辉煌，比如从唱片的销售看，或者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可以开20、30场。现在看上去不是这个样子，唱片卖得不好，一个人开20、30场个唱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坏事，以前整个香港乐坛可能只有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大，而是有好多好多人。就算你没有出正式CD，在网上放给人家听，一两次，你也可以是一个歌手，每个人都可以玩音乐。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要当红馆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当歌手不一定要去红馆，为什么当歌手的目标就是红馆呢？
龙应台：可以去HIDDEN AGENDA（香港的一间LIVE HOUSE）。（众笑）
黄耀明：玩音乐的人多了，演出的地方不够，不是所有人都想去红馆，我们需要那些小小的地方。
龙应台：有像LEGACY（台北的一间LIVE HOUSE）这样的地方吗？
黄耀明：没有，LEGACY可以容纳1千多人，香港没有。
龙应台：那在你没出名时，有演唱的机会吗？
黄耀明：有一点，但是不多。我们那个年代没有LIVE HOUSE或CLUB文化，不可以每个礼拜去演出，偶尔有一些PARTY演出，不多。有些机会去学校，在校园练习。
龙应台：黄津珏可否谈谈经营LIVE HOUSE的困难？
黄津珏：我们经营者主要是因為热爱音乐，很难赚到钱，而且可能都是“不合法”的，这不是新问题，在香港已久，我们曾试图和政府探讨，但都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
龙应台：怎么“不合法”？什么地方违法？消防法？
黄津珏：没有经营执照，不能卖任何东西。
龙应台：为何没有执照，是申请很贵吗？
黄津珏：不是，可能主要还是安全考虑，我们不能满足经营一个酒吧的安全检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台湾比我们要好很多。我们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官员来LIVE HOUSE考察。（众人大笑）。
龙应台：有邻居过来投诉噪音问题吗？
黄津珏：没有，我们在工业区，工业大厦。 龙应台：在工业大厦，那你怎么吸引乐迷过来呢？
黄津珏：口耳相传，媒体。
龙应台：你们既不是餐厅，又不是酒吧，又不是夜总会，申请时没有经营门类。台湾有同样的问题，后来当时的“文建会”创造了一个门类，想了个名字叫做“音乐展演空间”。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以台北为例，如果放在工业大楼里，到了晚上死寂一片，没有人去。LIVE HOUSE的魅力，通常是从社区里长出来的，是和城市的纹理一起的。如果把你搬到工业大楼里面，没有人抱怨有噪音，但是你会觉得，这脱离了城市的文化。有这样一个矛盾在里面。
黄津珏：香港不同，几乎所有乐队都在工业大厦里面。
龙应台：政府为何不能给你一个工业大厦？
黄津珏：我们也想问这个问题，你帮我们问啊！（众人笑）
龙应台：我们曾经和台湾的LIVE HOUSE经营者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区域，整栋大楼都给你们，但有一些LIVE HOUSE经营者就说，那就失去它的魅力了。
梁伟诗：有朋友说，香港没有文化政策。香港有，可那是管分配钱的。比如某某团体是否有资格去申请一些钱去发展，但是文化政策没有空间的概念。比如利物浦为何变成艺术之都，他们有一个Knotty Ash艺术和社区中心，给出一个空间给青少年做LIVE HOUSE，发展自己的音乐，收很少租金。利物浦政府发展这个地方大概只用了50万英镑，而香港政府动辄3千万地拨款，却没有把这个空间的概念建构起来。
龙应台：我本以为台湾的LIVE HOUSE在法律上有一些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今天发现香港也有一些问题。
梁伟诗：香港的音乐人龚志成曾经建议，政府能否出资买几栋工业大厦，让那些INDIE BAND进去，目前官塘至少有600支乐队。
龙应台：你们的问题不是社区居民来抗议，比较起来，似乎比我们要好解决。台湾最大的困难是居民抱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德国最有名的Octoberfest，慕尼黑啤酒节。所以你们如果给LIVE HOUSE的牌照申请讨论出一个门类来，可能比较容易解决。
黄津珏：执照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执照就是政府知道你在做什么？但艺术的东西，是没法说出来的。
龙应台：所以执照就是一种东西，政府知道你在做什么并且能够确认这是安全的，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台湾“文化部”开过好几次会，每次都是十几个政府职能部门一起参与，LIVE HOUSE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求台北做一个LIVE HOUSE的体检报告，看是否找得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文化部”也曾經召集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的LIVE HOUSE经营者开会，鼓励他们组成联盟，因为你特别，这个社会不认识你，政府也不知道把你放哪。LIVE HOUSE本身有义务给社会解释，你不能傲慢，我就是艺术家，我是文化，所以你要尊重我，没有这个说法。你是什么？你为什么重要？社会需要被教育，我们需要被教育。
在港岛生活了八年的龙应台，对这里的一切熟悉也陌生。一行人来到奧卑利街3-5号荷李活商业大廈、也就是黄耀明主理的独立音乐公司“人山人海”的门口，黄耀明介绍说，对面就是前西区警署。这一下子打开了龙应台的记忆，她说：“哦，我知道，警署后面那栋楼就是域多利监狱。1942年戴望舒被日本人关在这里面，他在里面写了几首诗，其中一首叫《初恋女》，大家都说是徐志摩的诗，实际上是戴望舒写的”。
龙应台此番是应香港大学邀请，以台湾地区文化部门负责人身份访问香港。除了参访西九龙文化区、设计师聚集地、火炭艺术村等，龙应台特别于11月29日访问香港本地的LIVE HOUSE “BACKSTAGE”、独立音乐制作公司“人山人海”以及“文艺复兴基金会”。此举也可看出，龙应台作为台湾文化部门负责人，对文化、文化产业以及文化政策的不同理解。
龙应台自就任台湾“文建会”主委以及随后改制为“文化部”部长后，一直强调文化公民权（cultural citizenship）的全面落实。文化公民权和政治参与权、经济平等权等一样，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在传统社会中，文化权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社会的主流思想、价值体系基本上都是由这些精英来决定的。
龙应台历陈推动“泥土化”与文化公民权的普及化，调整精英心态与权威身段，因此在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对草根阶层的责任、对各类弱势群体的照顾、对城乡差距的平衡，社区的营造成为政府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说，比如目前台湾所有的独立书店，均可向政府申请资助。龙应台认为，街角的小书店承载了许多社区人的记忆，是社区情感的枢纽，更是呈现一个城市文化的指标。同样，根植于社区的LIVE HOUSE，是社区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龙应台曾两度带自己的孩子到台湾的LIVE HOUSE“地下社会”看表演，她说：“因为这是台湾流行音乐产业发展的最前端，也是一个城市的文化魅力，Live House代表不同于主流社会、不同价值的态度宣示，社会应该给予拥抱。
LIVE HOUSE为舶来品，迄今也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中文名字，台湾目前暂名为音乐展演空间。一间成熟的LIVE HOUSE拥有专业的演出设备，有独立舞台表演区域，基本是以乐队表演为主，一般可容纳300-500名观众，门票价格依乐队阵容而定，在香港大约在100-200港币，台湾150-1500台币，内地则为50-150人民币。
虽然没有恢弘气势的炫丽舞台，但是世界上所有的知名乐团，几乎都是从LIVE HOUSE唱起。因为运营成本相对较低，对于新生乐队、音乐人是较合适的演出场地。过去十年，一股新的流行音乐潮流，以五月天、苏打绿、陈绮贞、张悬等为代表，从台湾席卷整个华人社区，他们都是从台湾的LIVE HOUSE走出来。
LIVE HOUSE逐渐成为台湾颇受瞩目的流行音乐地标。
尽管如此，台湾的LIVE HOUSE以及独立音乐公司，依然存在许多问题。此番龙应台访港，特意邀约香港独立音乐人、LIVE HOUSE经营者等，借人山人海办公室“围炉夜话”。（除了龙应台和黄耀明，参与对谈人还包括：乐评人梁伟诗、HIDDEN AGENDA负责人黄津珏、触执毛乐队吉他手MIKE、BACKSTAGE负责人冯颖琪、文艺复兴基金会总干事梁东等。）
社会需要被教育
龙应台：耀明你出道是哪个年代？
黄耀明：1986年，26年了。
龙应台：你说香港的音乐，现在的体质和26年相比，是有大幅的进步吗？环境是好还是？
黄耀明：这个问题好大，我觉得，音乐作为一个产业，可能没有80、90年代那么辉煌，比如从唱片的销售看，或者一个歌手的演唱会可以开20、30场。现在看上去不是这个样子，唱片卖得不好，一个人开20、30场个唱的时代过去了。但是我觉得也不是坏事，以前整个香港乐坛可能只有谭咏麟、梅艳芳、张国荣，现在可能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大，而是有好多好多人。就算你没有出正式CD，在网上放给人家听，一两次，你也可以是一个歌手，每个人都可以玩音乐。我们那个年代每个人都要当红馆的歌手，但是我觉得当歌手不一定要去红馆，为什么当歌手的目标就是红馆呢？
龙应台：可以去HIDDEN AGENDA（香港的一间LIVE HOUSE）。（众笑）
黄耀明：玩音乐的人多了，演出的地方不够，不是所有人都想去红馆，我们需要那些小小的地方。
龙应台：有像LEGACY（台北的一间LIVE HOUSE）这样的地方吗？
黄耀明：没有，LEGACY可以容纳1千多人，香港没有。
龙应台：那在你没出名时，有演唱的机会吗？
黄耀明：有一点，但是不多。我们那个年代没有LIVE HOUSE或CLUB文化，不可以每个礼拜去演出，偶尔有一些PARTY演出，不多。有些机会去学校，在校园练习。
龙应台：黄津珏可否谈谈经营LIVE HOUSE的困难？
黄津珏：我们经营者主要是因為热爱音乐，很难赚到钱，而且可能都是“不合法”的，这不是新问题，在香港已久，我们曾试图和政府探讨，但都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式。
龙应台：怎么“不合法”？什么地方违法？消防法？
黄津珏：没有经营执照，不能卖任何东西。
龙应台：为何没有执照，是申请很贵吗？
黄津珏：不是，可能主要还是安全考虑，我们不能满足经营一个酒吧的安全检查。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台湾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台湾比我们要好很多。我们就没有（像你这样的）官员来LIVE HOUSE考察。（众人大笑）。
龙应台：有邻居过来投诉噪音问题吗？
黄津珏：没有，我们在工业区，工业大厦。 龙应台：在工业大厦，那你怎么吸引乐迷过来呢？
黄津珏：口耳相传，媒体。
龙应台：你们既不是餐厅，又不是酒吧，又不是夜总会，申请时没有经营门类。台湾有同样的问题，后来当时的“文建会”创造了一个门类，想了个名字叫做“音乐展演空间”。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以台北为例，如果放在工业大楼里，到了晚上死寂一片，没有人去。LIVE HOUSE的魅力，通常是从社区里长出来的，是和城市的纹理一起的。如果把你搬到工业大楼里面，没有人抱怨有噪音，但是你会觉得，这脱离了城市的文化。有这样一个矛盾在里面。
黄津珏：香港不同，几乎所有乐队都在工业大厦里面。
龙应台：政府为何不能给你一个工业大厦？
黄津珏：我们也想问这个问题，你帮我们问啊！（众人笑）
龙应台：我们曾经和台湾的LIVE HOUSE经营者说，如果我们能够找出一个区域，整栋大楼都给你们，但有一些LIVE HOUSE经营者就说，那就失去它的魅力了。
梁伟诗：有朋友说，香港没有文化政策。香港有，可那是管分配钱的。比如某某团体是否有资格去申请一些钱去发展，但是文化政策没有空间的概念。比如利物浦为何变成艺术之都，他们有一个Knotty Ash艺术和社区中心，给出一个空间给青少年做LIVE HOUSE，发展自己的音乐，收很少租金。利物浦政府发展这个地方大概只用了50万英镑，而香港政府动辄3千万地拨款，却没有把这个空间的概念建构起来。
龙应台：我本以为台湾的LIVE HOUSE在法律上有一些问题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今天发现香港也有一些问题。
梁伟诗：香港的音乐人龚志成曾经建议，政府能否出资买几栋工业大厦，让那些INDIE BAND进去，目前官塘至少有600支乐队。
龙应台：你们的问题不是社区居民来抗议，比较起来，似乎比我们要好解决。台湾最大的困难是居民抱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问题。比如德国最有名的Octoberfest，慕尼黑啤酒节。所以你们如果给LIVE HOUSE的牌照申请讨论出一个门类来，可能比较容易解决。
黄津珏：执照是什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执照就是政府知道你在做什么？但艺术的东西，是没法说出来的。
龙应台：所以执照就是一种东西，政府知道你在做什么并且能够确认这是安全的，这也是政府的责任。台湾“文化部”开过好几次会，每次都是十几个政府职能部门一起参与，LIVE HOUSE怎么办？我们现在要求台北做一个LIVE HOUSE的体检报告，看是否找得出解决的办法。
我们“文化部”也曾經召集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的LIVE HOUSE经营者开会，鼓励他们组成联盟，因为你特别，这个社会不认识你，政府也不知道把你放哪。LIVE HOUSE本身有义务给社会解释，你不能傲慢，我就是艺术家，我是文化，所以你要尊重我，没有这个说法。你是什么？你为什么重要？社会需要被教育，我们需要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