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作品《海燕》中澎湃的激情与浓郁的诗意感动了一代代中国读者，它的译者郑振铎除了是翻译家，还是杰出的作家兼学者。但与才华相比，郑振铎的气节更让人钦佩。
　　上海被日军侵占后，一位已经“落水”的老友来看望郑振铎，说日本人很钦佩郑振铎，想请其出来主持文化工作，并拿出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声称是一个叫清水的日本人（文化方面的特务）专门送给郑振铎的。郑振铎顿时怒发冲冠，当场将支票撕得粉碎，并痛斥了这位老友，老友只好狼狈地走了。
　　过些日子，郑振铎在常去的旧书店看书时，一个相熟的伙计悄悄走过来，耳语道：“来了一个日本人，叫清水。”郑振铎不动声色，继续翻书。清水用流利的汉语对伙计说：“敝人一向很佩服精通于版本之学的郑振铎先生……很想认识郑先生。”伙计用眼睛探询郑振鐸，郑振铎连连摇头，并若无其事地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伙计立马领会了郑振铎的话，便对清水说：“郑先生许久不来了，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清水走后，郑振铎赶紧叮嘱各家旧书店：今后凡有日本人或不明身份的人来打听自己，一概回答不知道。
　　对郑振铎利诱不成，日本人准备对他下毒手，汪伪特工总部先是要求租界“引渡”郑振铎，后来又准备派人绑架郑振铎。尽管经历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但郑振铎从不低头，那颗炽热的中国心一刻没有改变过。
　　相比之下，同是上海滩知名作家的张愛玲与苏青就失了气节。1942年，张爱玲与苏青一同到周佛海处为时任汪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胡兰成求情，使胡兰成免于坐牢。1944年，张爱玲被感情冲昏头脑，与卖国求荣的胡兰成结婚。她明知某杂志有日伪背景，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上面发稿。郑振铎曾让人转告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先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费，等赶走日本侵略者、河清海晏时再印行。但一贯秉持“出名要趁早”理念的张爱玲没有听从他的意见。
　　在失节的歧路上，苏青比张爱玲走得更远。苏青不仅经常将文章发表在有日伪背景的杂志上，还与胡兰成、陈公博等汉奸关系密切。1943年夏，苏青更是应陈公博之邀，短暂出任过伪政权专员。抗战胜利后，苏青曾为自己的亲日行为辩护，将自己的行为定性为卖文，是在“残喘苟延”。这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毕竟，在全民族各阶层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时代，做迎合侵略者的事，本质上就是对国家的背叛。
　　当外敌入侵时，一个人的选择大致有四种：一种是卖身求荣，汪精卫、周佛海等汉奸走的就是这条路；一种是不为大恶，却将民族大义放在一边，只考虑个人得失，张爱玲、苏青便是如此；一种是逆来顺受；还有一种就是像郑振铎一样心念祖国，保持纯洁的民族气节，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家早日摆脱被人凌辱的命运。
　　在大是大非面前，气节让张爱玲、苏青与郑振铎分出了高下。从这个角度来说，郑振铎这样既才华耀眼又能为国守节的大家才是我们最应该颂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