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李叔同（弘一大师）是我国近现代佛教史、艺术史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突然出家曾经引起很大的轰动，而对于他的突然出家、“抛妻弃子”至今仍然有不同的声音。佛教界或出于维护李叔同的形象，对此话题多避而不论;而世俗之徒多好捕风捉影，以致邪说并出，歪曲事实。今爬梳相关史实，以正邪说，还原真相。
李叔同虽然出家了，但他对于家人，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论及的那般绝情。李叔同与仲兄李桐冈虽然在李叔同母亲丧葬一事上有过矛盾，但此后兄弟间的书信往来还是不少的。
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回忆说：“先父第二次南下以后，开始和家中不断有书信往来，都是寄给我二伯父李桐冈的。从二伯父的口中，得知先父在外地的行踪，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或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我自己年岁见长，先父给我们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而这两封给妻儿的家书，都是在李叔同出家后寄回的。李端说来信“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我想，这大概是李叔同的有意回避，既然他已经出家，那么再给俗家的妻儿写信，该如何称谓，该如何签名，确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的信函，却是再好不过的表达方式。
出家后的李叔同给妻儿的两封信中，一封是告知自己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信佛，同时还嘱咐孩子们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另一封是为孙子赐名的回信。這两封书信的信笺，都极为讲究。第一封书信，据李端回忆，“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线条为褚石色。看得出，是印刷较好的信笺，不是临时画的”。另一封书信，据李叔同孙子李曾慈回忆，“是一卷用宣纸写的小横幅，上下高约一尺，左右横写了‘曾慈’两字，各约二寸见方。接着，又顺向竖写了几行墨笔小字（每字约八分见方）”。李曾慈还说：“这一小横幅以后托裱成轴，较长时期在家中藏存。记得在给我过生日时，我的父母、叔父曾多次向我讲述其中缘由，并恭请出来让我礼拜过。但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逃难中遗失了，甚为可惜。”由此可见一家人对这份小横幅的珍视，也折射着一家人对李叔同出家后的不舍与眷念。其实，到1937年小横幅遗失时，李曾慈也不过才年满七岁，足见他对儿时记忆的深切怀念。
李叔同出家前，先后娶过两房妻室。据李端回忆，李叔同在十八岁时，与俞氏结婚，俞氏比他大两岁。婚后生有三子：长子乳名葫芦，早年夭亡;次子李准，1900年生于上海，1905年随李叔同母亲王氏灵柩回天津时，“因在轮船上受了海风，得了终生不治的哮喘病，每到冬天就犯，因而结婚较晚”;三子李端，1904年生于上海。1898年，俞氏随丈夫李叔同南下上海;1905年，李叔同母亲王氏病逝于上海，俞氏又随丈夫一起扶柩回到天津。1906年，李叔同留学日本;1911年三月学成归国，任教于天津;1912年春第二次南下至上海、杭州等地，从此再没有回过天津。俞氏与李叔同一生幸福的时光，主要集中在1898至1905年，也即李叔同对丰子恺所说的他一生中的最幸福的这五六年时光。他们的三个儿子，也都生育于这一时期。李端回忆说，母亲（俞氏）属虎，父亲（李叔同）属龙，“故我的老保姆王妈妈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王妈妈在李家五十多年，先后侍奉李氏祖孙三代人，从李叔同母亲王氏，到李叔同儿子李端。1898年，李叔同奉母携眷去上海时，带着王妈妈同行。1905年，北归以后，李叔同长期在外，王妈妈与李叔同的妻儿们朝夕相处，照顾备至。故王妈妈所说的俞氏与李叔同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反映了俞、李婚后的生活上多少有些隔膜。俞氏家是开茶叶行的，属于旧式的妇女，而李叔同锐意追求新思想，夫妻俩最终越走越远，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并非表示李叔同对俞氏毫无情谊。
据李端回忆，李叔同的出家，对俞氏的刺激毕竟还是有些大，她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就到刺绣学校里学绣花解闷，可惜时间不长。家居闲闷，俞氏便常带孩子出去串亲戚。除了回娘家外，常去的就是李叔同的结拜兄弟李绍莲家。
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将俞氏一干妻小托付给李绍莲照顾。李绍莲果不负所托，李氏一家给予了俞氏母子莫大的安慰和温馨，成了孩子们除姥姥家之外常去串门的首选亲戚。李端说：“我的母亲和李绍莲的夫人（我称呼为“三妈妈”）要好，她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也能玩在一起。一般的到了每年暑假，我们娘儿三个即去那里住些日子。”有了李绍莲一家的关照，李叔同妻儿多少减却了李叔同出家后不在身边陪护的寂寞与伤怀。
1922年，俞氏四十五岁时离世，李端年仅十九岁，时弘一大师在温州庆福寺。俞氏正月初三过世，弘一大师可能在正月下旬才接到他兄长从天津寄来的家书。弘一大师正月廿七日给温州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的书信中说：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拟请彼授与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的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
顺叩慈安！
弟子演音顶礼
正月廿七日
闻听俞氏谢世，弘一大师未能及时动身返津。从这封书信来看，原因有二：一是“变乱未宁”，时值军阀混战，直、奉军阀矛盾激化，大战一触即发;二是弘一大师当时出家仅三四年，未能学会往生咒，想等待外出的吴璧华居士传授其往生咒。往生咒是佛教净土宗信徒经常持诵的一种咒语，可用于超度亡灵。弘一大师此时不惜破“禁语”之戒，并央请寂山和尚说情，希望吴璧华居士面授往生咒。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急切地想学习往生咒，应该很大程度上是替俗世的亡妻俞氏超度亡灵。他既然已经出家修行，俗世家中的一切也必然已经成为过往。如果他没有学会往生咒，即使回家一趟，其意义也不大。因此，相比较而言，弘一大师之所以没有及时动身，后一个原因应该是主要的。俞氏亡故，弘一大师听闻消息后，不惜破“禁语”之戒，急切地希望学习往生咒，为其超度亡灵，仅从这个意义来看，他对俞氏还是有所惦念的。 1923年底，李叔同在温州庆福寺给李绍莲写了一封长札，表达他对这位结拜兄弟厚谊的感激。其书信曰：
岁云暮矣，积阴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靡由省展，惆怅何如？岁月不居，衰老寖至。儿时知交，大半迁逝。墓门青草，巷口斜陽，人事无常，可为叹矣！惟有仁者，时相承问。辄深旧雨之想，每怀朝露之懔。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入山以来，时且驰想。为忆仁者，滞情尘网。匪假如来之慈力，宁脱忍域之苦轮。念佛一门，诚为津要矣。曩邮《印光法师文钞》，当达记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达，毋遗下问。愿穷凡智，以酬来旨。附赍佛典一函，希垂省览，以自督励。流光迈驰，眴息来世。幸宜及时努力，毋致当来忧悔。略写诚款，岂复委宣。（《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
这封书信，写于俞氏去世一年多之后，更多来自李叔同对李绍莲关照他妻儿的感恩。其中所称“相知以心，亲逾骨肉”、“愿穷凡智，以酬来旨”，感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出家之举，可能考虑到俞氏的承受力，李叔同没有事先向她透露，而只是事先联系李绍莲，将俞氏母子相托付。对于这一点，弘一大师后来深为愧疚，在俞氏去世多年后，他还对侄儿李圣章说：“自己的出家，事前没有和你三婶母（笔者按：指俞氏）商量，很对不起她。”这种自责仍然深深地体现着弘一大师一贯的细致与柔情。
李叔同任教于杭州时期，曾在书信中向学生刘质平公开过自己每月薪水及开销情况：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元，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
从这张清单看来，李叔同出家之前，虽然没有回过天津，但天津家用补贴却如月寄出。
他所提及的上海家室，是李叔同的日籍夫人。据说李叔同在日本学油画时，最早画的女模特儿，就是她。李叔同曾为之画了两幅油画，一幅裸体画，一幅是身穿和服的半身像，这两幅画多年来保存在李叔同天津老宅的“洋书房”里，后相继丢失。李曾慈在《家事片段》中回忆说：“先祖父叔同公的遗物，我略见过一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属配套成对儿的油画。画面上的女模特儿，据说就是先祖父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日本奶奶’。”
李叔同出家后，日籍夫人曾到杭州寻找。据李叔同上海南洋公学同学黄炎培先生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中回忆，李叔同出家后，其日籍夫人来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未曾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黄炎培夫人王糺思作为当事人，按情理说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李叔同与日籍妻子的这次见面，当时就读于城东女学的杨白民之女杨雪玖提供了另外一番说法：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陈星先生说：“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对于这两家说法，陈星持谨慎看法，他说：“黄炎培先生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先生则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因而他将此称为“别妻疑案”。
这桩“别妻疑案”，如果孤立地来看，定是“疑案”无疑，但是如果将它与李叔同“别俞氏”一案并列来看，还是能够弄清楚哪种说法更贴近真相一些的。
如上文所述，李叔同出家之前，将天津妻小托付给了他的结拜兄弟李绍莲，李绍莲不辱托付，将俞氏及李准、李端照顾得很好，这从上文笔者所引述的李端的晚年回忆中可以看到，俞氏母子三人经常去李绍莲家走动，两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亲切地称李绍莲为“三大爷”，称李绍莲夫人为“三妈妈”。1923年，李叔同给李绍莲的书信中说：“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这是李叔同出家前，对天津妻儿俞氏母子三人的安排。
正是因为事先有了这一安排，所以俞氏在听到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母子三人当场都哭了，但事后很冷静。李叔同的侄孙女说：“据我祖父桐冈公讲，当时家中确曾商量过请俞氏叔祖母去南方劝叔祖父还俗回家的打算，但叔祖母伤心已极，推说‘您不用管了’而作罢。”时至今日，我们应该知晓，俞氏“您不用管了”这句话背后，固然是她当时伤心已极的话，但更主要的是当时李叔同对后事已有安排，即将俞氏母子三人已托付给这位“相知以心，亲逾骨肉”的“盟兄”李绍莲了，故俞氏才说了这一番话。 对上海家室的安排，李叔同也有一个妥善的托付，那就是杨白民。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
1918年，李叔同出家后回忆说：“余与居士相交垂二十年。”1924年，杨白民逝世后，李叔同在温州收到杨白民之女杨雪玖的来信，知老友辞世，悲痛至极。他给杨雪玖的回信中称：
绕屋长吁，悲痛不已。二十年来老友，当以尊翁最为亲厚。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崒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往同游。不意是夕，竟获哀耗，痛哉！……自明日始，当力疾为尊翁诵经念佛;惟冀老友宿障消灭，往生人道天中，发菩提心，修持净行，当来往生极乐，早证菩提。
回想往昔，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与他曾经多次相聚。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当编辑，一边就在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任教国文，为城东女学校刊设计封面，并在上面刊登文章。
李绍莲是他相知三十多年、“亲逾骨肉”的“盟兄”，杨白民是他二十年来“最为亲厚”的老友，故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将俞氏母子托付给李绍莲，把日籍妻子托付给杨白民，显然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是李叔同做事认真、细致、周详的体现，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曾经多次回忆李叔同做事的“认真”精神，他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怀李叔同先生》）出家做和尚，毕竟是一桩大事情，因此，笔者认为，按照李叔同的这一性情，他在出家之前也必然会对两个妻子做好妥善的安置。
上述这一推论，从李叔同出家前对旧物的安置，亦可见一斑。他在1917年3月给刘质平的书信中说：“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的上司和朋友，也分得画一帧。经亨颐在他为弘一大师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殆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李叔同甚至在出家之前，还将自己出家的决定通过书信的方式告诉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他说：“（校友会诸君博鉴）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所有这些细微之处，足见李叔同的细致认真。换言之，这些旧物李叔同都为它们考虑到了极好的安置，遑论他的妻小。
事实上也是如此。李叔同在他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另据李叔同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同事兼好友姜丹书回忆，李叔同“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这些细节，再次体现了李叔同处事细心、周到、认真的一贯风格，也体现了他在出家之前对日籍妻子的悉心安置。
此外，还有些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李叔同出家前为何将预留的这笔薪水分为三份？除一份转交给日籍妻子外，另外两份的去向呢？据姜丹书《追忆大师》载，李叔同最后三个月校薪，一部分为脱籍手续，一部分托人捎给日籍妻子，剩下作为捐资捐给寺庙，作为“施食结缘之用”。但从上文给刘质平的书信来看，这最后三个月的校薪，数额非小，除上述开销外，应该尚留有给天津家室、刘质平的份额，只是姜丹书不知晓而已。李叔同尽管出家心切，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此前与刘质平的约定（资助其留学学费）。1918年3月25日（旧历），刚出家不久的李叔同给刘质平去信安慰说：“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元，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当然，刘质平不忍因此耽搁李叔同的出家修行，不顾学业未终，而提前归国。这件事不仅体现出李叔同对学生殷切的关爱，而且体现出他在出家之前对天津、上海两处家室的谨慎安置。这也是他在俗世倾其全力所做的最后关爱。
作家潘弘辉曾经根据李叔同对日籍妻子的情感，仿写了一封李叔同出家前给妻子诚子的信：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間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戊午七月一日
这封书信，真挚感人，设身处地，颇契合当时李叔同的心境。因而有不少人误以为是李叔同本人的手笔。这种以假乱真的出现，也从侧面再次反映了李叔同出家前曾对日籍妻子做有妥善的安置。
行文至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别妻疑案”也应该自然冰释，应该还历史以真相，李叔同绝不是那般薄情寡义之人。
一、李叔同与天津妻儿
李叔同虽然出家了，但他对于家人，并非如有些研究者所论及的那般绝情。李叔同与仲兄李桐冈虽然在李叔同母亲丧葬一事上有过矛盾，但此后兄弟间的书信往来还是不少的。
李叔同的儿子李端在《家事琐记》中回忆说：“先父第二次南下以后，开始和家中不断有书信往来，都是寄给我二伯父李桐冈的。从二伯父的口中，得知先父在外地的行踪，在上海，在杭州，在南京，或又到别的地方去了。后来我自己年岁见长，先父给我们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而这两封给妻儿的家书，都是在李叔同出家后寄回的。李端说来信“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我想，这大概是李叔同的有意回避，既然他已经出家，那么再给俗家的妻儿写信，该如何称谓，该如何签名，确实是个很尴尬的事情。所以，这“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的信函，却是再好不过的表达方式。
出家后的李叔同给妻儿的两封信中，一封是告知自己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信佛，同时还嘱咐孩子们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另一封是为孙子赐名的回信。這两封书信的信笺，都极为讲究。第一封书信，据李端回忆，“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线条为褚石色。看得出，是印刷较好的信笺，不是临时画的”。另一封书信，据李叔同孙子李曾慈回忆，“是一卷用宣纸写的小横幅，上下高约一尺，左右横写了‘曾慈’两字，各约二寸见方。接着，又顺向竖写了几行墨笔小字（每字约八分见方）”。李曾慈还说：“这一小横幅以后托裱成轴，较长时期在家中藏存。记得在给我过生日时，我的父母、叔父曾多次向我讲述其中缘由，并恭请出来让我礼拜过。但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逃难中遗失了，甚为可惜。”由此可见一家人对这份小横幅的珍视，也折射着一家人对李叔同出家后的不舍与眷念。其实，到1937年小横幅遗失时，李曾慈也不过才年满七岁，足见他对儿时记忆的深切怀念。
李叔同出家前，先后娶过两房妻室。据李端回忆，李叔同在十八岁时，与俞氏结婚，俞氏比他大两岁。婚后生有三子：长子乳名葫芦，早年夭亡;次子李准，1900年生于上海，1905年随李叔同母亲王氏灵柩回天津时，“因在轮船上受了海风，得了终生不治的哮喘病，每到冬天就犯，因而结婚较晚”;三子李端，1904年生于上海。1898年，俞氏随丈夫李叔同南下上海;1905年，李叔同母亲王氏病逝于上海，俞氏又随丈夫一起扶柩回到天津。1906年，李叔同留学日本;1911年三月学成归国，任教于天津;1912年春第二次南下至上海、杭州等地，从此再没有回过天津。俞氏与李叔同一生幸福的时光，主要集中在1898至1905年，也即李叔同对丰子恺所说的他一生中的最幸福的这五六年时光。他们的三个儿子，也都生育于这一时期。李端回忆说，母亲（俞氏）属虎，父亲（李叔同）属龙，“故我的老保姆王妈妈说他们夫妻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王妈妈在李家五十多年，先后侍奉李氏祖孙三代人，从李叔同母亲王氏，到李叔同儿子李端。1898年，李叔同奉母携眷去上海时，带着王妈妈同行。1905年，北归以后，李叔同长期在外，王妈妈与李叔同的妻儿们朝夕相处，照顾备至。故王妈妈所说的俞氏与李叔同是“‘龙虎斗’的命相，一辈子合不来”，反映了俞、李婚后的生活上多少有些隔膜。俞氏家是开茶叶行的，属于旧式的妇女，而李叔同锐意追求新思想，夫妻俩最终越走越远，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但这并非表示李叔同对俞氏毫无情谊。
据李端回忆，李叔同的出家，对俞氏的刺激毕竟还是有些大，她为了打发无聊的日子，就到刺绣学校里学绣花解闷，可惜时间不长。家居闲闷，俞氏便常带孩子出去串亲戚。除了回娘家外，常去的就是李叔同的结拜兄弟李绍莲家。
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将俞氏一干妻小托付给李绍莲照顾。李绍莲果不负所托，李氏一家给予了俞氏母子莫大的安慰和温馨，成了孩子们除姥姥家之外常去串门的首选亲戚。李端说：“我的母亲和李绍莲的夫人（我称呼为“三妈妈”）要好，她有两个孩子，和我们也能玩在一起。一般的到了每年暑假，我们娘儿三个即去那里住些日子。”有了李绍莲一家的关照，李叔同妻儿多少减却了李叔同出家后不在身边陪护的寂寞与伤怀。
1922年，俞氏四十五岁时离世，李端年仅十九岁，时弘一大师在温州庆福寺。俞氏正月初三过世，弘一大师可能在正月下旬才接到他兄长从天津寄来的家书。弘一大师正月廿七日给温州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的书信中说：
前数日得天津俗家兄函，谓在家之妻室已于正月初旬谢世，属弟子返津一次。但现在变乱未宁，弟子拟缓数月再定行期，一时未能动身也。再者吴璧华居士不久即返温，弟子拟请彼授与神咒一种，或往生咒或他种的咒，便中乞恩师与彼言之。弟子现在虽禁语之时，不能多言，但为传授佛法之事，亦拟变通与吴居士晤谈一次，俾便面授也。
顺叩慈安！
弟子演音顶礼
正月廿七日
闻听俞氏谢世，弘一大师未能及时动身返津。从这封书信来看，原因有二：一是“变乱未宁”，时值军阀混战，直、奉军阀矛盾激化，大战一触即发;二是弘一大师当时出家仅三四年，未能学会往生咒，想等待外出的吴璧华居士传授其往生咒。往生咒是佛教净土宗信徒经常持诵的一种咒语，可用于超度亡灵。弘一大师此时不惜破“禁语”之戒，并央请寂山和尚说情，希望吴璧华居士面授往生咒。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他急切地想学习往生咒，应该很大程度上是替俗世的亡妻俞氏超度亡灵。他既然已经出家修行，俗世家中的一切也必然已经成为过往。如果他没有学会往生咒，即使回家一趟，其意义也不大。因此，相比较而言，弘一大师之所以没有及时动身，后一个原因应该是主要的。俞氏亡故，弘一大师听闻消息后，不惜破“禁语”之戒，急切地希望学习往生咒，为其超度亡灵，仅从这个意义来看，他对俞氏还是有所惦念的。 1923年底，李叔同在温州庆福寺给李绍莲写了一封长札，表达他对这位结拜兄弟厚谊的感激。其书信曰：
岁云暮矣，积阴凝寒。言念仁者，渺在天末。靡由省展，惆怅何如？岁月不居，衰老寖至。儿时知交，大半迁逝。墓门青草，巷口斜陽，人事无常，可为叹矣！惟有仁者，时相承问。辄深旧雨之想，每怀朝露之懔。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入山以来，时且驰想。为忆仁者，滞情尘网。匪假如来之慈力，宁脱忍域之苦轮。念佛一门，诚为津要矣。曩邮《印光法师文钞》，当达记室。幸以清暇，研味其趣。或有未达，毋遗下问。愿穷凡智，以酬来旨。附赍佛典一函，希垂省览，以自督励。流光迈驰，眴息来世。幸宜及时努力，毋致当来忧悔。略写诚款，岂复委宣。（《弘一大师全集》第八册）
这封书信，写于俞氏去世一年多之后，更多来自李叔同对李绍莲关照他妻儿的感恩。其中所称“相知以心，亲逾骨肉”、“愿穷凡智，以酬来旨”，感恩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值得一提的是，李叔同出家之举，可能考虑到俞氏的承受力，李叔同没有事先向她透露，而只是事先联系李绍莲，将俞氏母子相托付。对于这一点，弘一大师后来深为愧疚，在俞氏去世多年后，他还对侄儿李圣章说：“自己的出家，事前没有和你三婶母（笔者按：指俞氏）商量，很对不起她。”这种自责仍然深深地体现着弘一大师一贯的细致与柔情。
二、“别妻疑案”之辨：李叔同与日籍妻子
李叔同任教于杭州时期，曾在书信中向学生刘质平公开过自己每月薪水及开销情况：
不佞现每月入薪水百零五元
出款：
上海家用四十元，年节另加
天津家用廿五元，年节另加
自己食物十元
自己零用五元
自己应酬费买物添衣费五元
如依是正确计算，严守此数，不再多费，每月可余廿元。
从这张清单看来，李叔同出家之前，虽然没有回过天津，但天津家用补贴却如月寄出。
他所提及的上海家室，是李叔同的日籍夫人。据说李叔同在日本学油画时，最早画的女模特儿，就是她。李叔同曾为之画了两幅油画，一幅裸体画，一幅是身穿和服的半身像，这两幅画多年来保存在李叔同天津老宅的“洋书房”里，后相继丢失。李曾慈在《家事片段》中回忆说：“先祖父叔同公的遗物，我略见过一些，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属配套成对儿的油画。画面上的女模特儿，据说就是先祖父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也即是我们常说的‘日本奶奶’。”
李叔同出家后，日籍夫人曾到杭州寻找。据李叔同上海南洋公学同学黄炎培先生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中回忆，李叔同出家后，其日籍夫人来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糺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未曾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黄炎培夫人王糺思作为当事人，按情理说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李叔同与日籍妻子的这次见面，当时就读于城东女学的杨白民之女杨雪玖提供了另外一番说法：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其日妻不能接受，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请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陈星先生说：“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是杨白民之女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对于这两家说法，陈星持谨慎看法，他说：“黄炎培先生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先生则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因而他将此称为“别妻疑案”。
这桩“别妻疑案”，如果孤立地来看，定是“疑案”无疑，但是如果将它与李叔同“别俞氏”一案并列来看，还是能够弄清楚哪种说法更贴近真相一些的。
如上文所述，李叔同出家之前，将天津妻小托付给了他的结拜兄弟李绍莲，李绍莲不辱托付，将俞氏及李准、李端照顾得很好，这从上文笔者所引述的李端的晚年回忆中可以看到，俞氏母子三人经常去李绍莲家走动，两家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孩子们亲切地称李绍莲为“三大爷”，称李绍莲夫人为“三妈妈”。1923年，李叔同给李绍莲的书信中说：“余与仁交，垂三十年，相知以心，亲逾骨肉。”这是李叔同出家前，对天津妻儿俞氏母子三人的安排。
正是因为事先有了这一安排，所以俞氏在听到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后，母子三人当场都哭了，但事后很冷静。李叔同的侄孙女说：“据我祖父桐冈公讲，当时家中确曾商量过请俞氏叔祖母去南方劝叔祖父还俗回家的打算，但叔祖母伤心已极，推说‘您不用管了’而作罢。”时至今日，我们应该知晓，俞氏“您不用管了”这句话背后，固然是她当时伤心已极的话，但更主要的是当时李叔同对后事已有安排，即将俞氏母子三人已托付给这位“相知以心，亲逾骨肉”的“盟兄”李绍莲了，故俞氏才说了这一番话。 对上海家室的安排，李叔同也有一个妥善的托付，那就是杨白民。李叔同刚从天津迁到上海居住的时候，就结识了杨白民。
1918年，李叔同出家后回忆说：“余与居士相交垂二十年。”1924年，杨白民逝世后，李叔同在温州收到杨白民之女杨雪玖的来信，知老友辞世，悲痛至极。他给杨雪玖的回信中称：
绕屋长吁，悲痛不已。二十年来老友，当以尊翁最为亲厚。今晨览《雁荡山图》，喜其雄奇崒拔，颇拟写其形势，邮奉尊翁，约往同游。不意是夕，竟获哀耗，痛哉！……自明日始，当力疾为尊翁诵经念佛;惟冀老友宿障消灭，往生人道天中，发菩提心，修持净行，当来往生极乐，早证菩提。
回想往昔，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杨白民与他曾经多次相聚。1911年，李叔同回国后不久就应杨白民之请，一边在《太平洋报》当编辑，一边就在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任教国文，为城东女学校刊设计封面，并在上面刊登文章。
李绍莲是他相知三十多年、“亲逾骨肉”的“盟兄”，杨白民是他二十年来“最为亲厚”的老友，故李叔同在出家之前，将俞氏母子托付给李绍莲，把日籍妻子托付给杨白民，显然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这是李叔同做事认真、细致、周详的体现，也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曾经多次回忆李叔同做事的“认真”精神，他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怀李叔同先生》）出家做和尚，毕竟是一桩大事情，因此，笔者认为，按照李叔同的这一性情，他在出家之前也必然会对两个妻子做好妥善的安置。
上述这一推论，从李叔同出家前对旧物的安置，亦可见一斑。他在1917年3月给刘质平的书信中说：“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所藏音乐书，拟以赠君，望君早返国收领（能在五月内最妙）。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皆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时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作为弘一大师的上司和朋友，也分得画一帧。经亨颐在他为弘一大师撰写的《〈华严集联三百〉跋》中说：“余曩任浙江师范于民国元年，聘上人掌音乐图画，教有特契。艺术之交，亦性理之交也……殆七年秋，毅然入山剃度，身外物尽俾各友，余亦得画一帧，永为纪念。”李叔同甚至在出家之前，还将自己出家的决定通过书信的方式告诉自己在日本留学的母校——东京美术学校。他说：“（校友会诸君博鉴）不慧近有所感，定于七月一日入杭州大慈山定慧寺（俗称虎跑寺）为沙弥。……寺在深山之中，邮便不通。今系通信处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内李增荣方。”所有这些细微之处，足见李叔同的细致认真。换言之，这些旧物李叔同都为它们考虑到了极好的安置，遑论他的妻小。
事实上也是如此。李叔同在他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另据李叔同杭州第一师范学校的同事兼好友姜丹书回忆，李叔同“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这些细节，再次体现了李叔同处事细心、周到、认真的一贯风格，也体现了他在出家之前对日籍妻子的悉心安置。
此外，还有些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李叔同出家前为何将预留的这笔薪水分为三份？除一份转交给日籍妻子外，另外两份的去向呢？据姜丹书《追忆大师》载，李叔同最后三个月校薪，一部分为脱籍手续，一部分托人捎给日籍妻子，剩下作为捐资捐给寺庙，作为“施食结缘之用”。但从上文给刘质平的书信来看，这最后三个月的校薪，数额非小，除上述开销外，应该尚留有给天津家室、刘质平的份额，只是姜丹书不知晓而已。李叔同尽管出家心切，但他仍然没有忘记此前与刘质平的约定（资助其留学学费）。1918年3月25日（旧历），刚出家不久的李叔同给刘质平去信安慰说：“君所需至毕业为止之学费，约日金千余元，顷已设法借华金千元，以供此费。余虽修道念切，然决不忍置君事于度外。此款倘可借到，余再入山。如不能借到，余仍就职至君毕业时止。君以后可以安心求学，勿再过虑。至要至要。”当然，刘质平不忍因此耽搁李叔同的出家修行，不顾学业未终，而提前归国。这件事不仅体现出李叔同对学生殷切的关爱，而且体现出他在出家之前对天津、上海两处家室的谨慎安置。这也是他在俗世倾其全力所做的最后关爱。
作家潘弘辉曾经根据李叔同对日籍妻子的情感，仿写了一封李叔同出家前给妻子诚子的信：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間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戊午七月一日
这封书信，真挚感人，设身处地，颇契合当时李叔同的心境。因而有不少人误以为是李叔同本人的手笔。这种以假乱真的出现，也从侧面再次反映了李叔同出家前曾对日籍妻子做有妥善的安置。
行文至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别妻疑案”也应该自然冰释，应该还历史以真相，李叔同绝不是那般薄情寡义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