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2014年夏日的一个晌午，时在贵州出差的笔者打开电邮，收到来自《大众日报》社马清伟兄的一份邮件。马兄信中告知，报社正策划“民国治学与教育”的选题，想约请一人为此专栏执笔供文，对民国时期学人之治学精神及教育体制之嬗变更迭作一绍介。恰其刚读完拙作《民国底气》，认定笔者堪胜此任，于是邀我撰写相关文章。
　　说来惭愧，《民国底气》一书实写于笔者攻读硕士阶段。虽笔者那时精力极其充沛，下笔动辄千言，然阅历尚浅，学养不足，更无丝毫见识可言，故所写民国人物的系列文章，大多拾人牙慧，追随时髦潮流亦步亦趋而已。一言以蔽之，彼时之笔者，可谓典型的民国铁粉一枚。
　　梁任公曾言“不惜今日之是以否定昨日之非，不惜以今日之新我否定昨日之旧我”，笔者深以为是。倘仍以七、八年前的手法与理念写此专栏，势必将神话愈描愈玄，距史实渐行渐远。正秉此念头，我另起炉灶，从爬梳一手资料着眼，尽量“去熟悉化”，避免观念先行，抛开那些大师传奇与学林掌故，力求揭示民国学界、政界与社会的真实一面。自2014年7月首篇刊发，至第二年年底尾篇登载，承《大众日报》社错爱与大度，一年半内，容许我由着个人想法与文风于宝贵的版面上畅意漫谈。不知不觉间，冬去春即来，谁也未曾想到这个专栏居然连载六十六期，累计十五多万字；黄卷青灯下，春走冬又至，我对“民国”的理解亦因之大不如往。
　　吾之粗浅的新理解，大致有二：第一，眼下所谓的“民国热”，恐怕多有人为建构的意味。提到近三十年来的“民国热”，确为思想文化界以及通俗写作界的一重要现象。究其缘由，首先远因可追溯到上世纪八十代末九十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昔日在思想文化领域活跃一时的许多写家们再度遁回书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寻国家复兴之道，民国学术渐进入其视野当中，于是，王国维、陈寅恪、梁漱溟等民国著名学人被“发现”，并日益得到圈内人推崇，因此“民国热”可谓先在学界升温。其次，自本世纪初开始，随着大众史学的出现，一股读史热潮逐渐兴起，代表性的便是“X朝那些事儿”系列，慢慢的从先秦聊到清朝，自然而然的便涉及民国这段历史。加之，有一批颇受台湾《传记文学》杂志风格熏染的大陆民间作家的辛勤“发掘”与努力传播，民国历史特别是那一批学界名流的知名度已越出高校围墙，飞入市井巷间。再次，常人读史，往往怀知古鉴今的情结，较之当下，民国学术、教育的确有值得让人怀念、敬仰的地方，于是，这种情绪不断被反复放大。同时，出版社、传媒界的不断建构、造势，民国热度从而不断攀升，这种读者与媒体间的“共谋”，亦可从经济与文化的互动角度来解释。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大众文化的消费需求日趋攀升，况且“读史热”本就是我们传统世俗文化的一部分，比如自古就有说书者、唱词人。當下社会通俗历史以各种艺术形式呈现，这背后恰恰是文化消费的一种折射，“民国热”乃其中一支。当然，大众消费的焦点绝非真实，而是话题。于是乎，徐志摩被渲染成“男神”，林徽因被打造为“女神”，章太炎、辜鸿铭、黄侃等学界宿儒只留下一堆怪癖与八卦；数不尽的名人轶事最终成为现代人茶余饭后的谈资，殊不知这些其实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已。复次，这也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现实回应。众所周知，民国史甚近，斯人未远，恩怨犹在，很多话题、很多人物在一段时间内是不方便涉及或者重提的，换言之，这些事件、人物还没有完全“进入历史”。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近些年学术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民国事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如原存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与揭秘，便引来国人的持续关注。于是，学界“发觉”学术成果其实可以转化为公众话题甚或文化产品，故纷纷尝试以通俗化的形式向读者推介民国史，让人们耳目一新，关注度自然高涨。
　　第二，审视目前的“民国热”，总体而言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仍存在不小的虚热。比如媒体、出版界翻来覆去炒作一些学术界都已澄清、或者本来就是子虚乌有的野史、掌故或秘闻。我们距离真实的民国看似很近，实则甚远。民国虚热已久，故犹如患病之人，精气耗损、劳伤过度、脏腑失调，从而虚弱而生内热、内热进而化虚火，终诸症丛生。下愚不才，粗略加以概括，症状或有六种。其一，阴虚火旺导致五心烦热，冲上脑际，于是渐生妄想。不妨以“大师”为例。国人多以“钱学森之问”来批评当下高等教育培养不出一流人才，然民国亦非孕育大师之沃土，毕竟在近代学术机制递嬗的大背景中，大学强调“分”而排斥“通”，专家成群结队，大师自难以容身。其二，气虚火旺引发身倦无力，积劳成疾，便落下一身职业病。譬如民国名师高徒之典型代表梁启超与张荫麟，梁通宵赶稿，透支身体，终油尽灯枯；张较之更甚，玩命加班，中年即早逝。此情形在当下学界何其相似，且并无改观，反倒呈愈加流行之势，许多学者多于月光里开工，在太阳下酣睡，其身体状况自令人堪忧。其三，热病不知人，虚热也。恰因由来已久，且日用不觉，故易生流行病。留学生、新青年、毕业论文、学术期刊、学会团体、图书馆等，这些现代学术身份与机构之产生，都拜近代文化转型所赐。然作为今人，早已对此习以为常，故借此刻之经验看彼时之情形，难免方枘圆凿，误读频出，若任其流行，民国将愈发被幻相所笼罩。其四，精神外弛，阳无所附，加之现状不尽如人意，遂愈发寄情于数十年前之民国，浮想联翩，相思日重。民国男神之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先生与名师之风范究竟怎样？学者生前事与身后名反差会有多大？若不基于史实，原原本本地加以还原，那么世人对民国之了解，恐怕只会越关切而越走味，相思成灾，人们反复消费林徽因、神化陈寅恪等人便是显例。其五，火大燥热，不免潜移默化间影响人之性情，变得张狂自大，与他人常生磨擦，结下恩怨。民国不少学者熏染文人相轻之习气，本来相惜相敬，然随着彼此地位之改换，开始互撕相争，终致恩怨难解。傅斯年与顾颉刚之始亲后疏，黄侃与钱玄同手足龃龉，刘文典与沈从文同事不睦，个中滋味，颇值当下学人反思与自省：古今学坛，多少罪恶不是假学术之名行私欲之实？其六，今人爱谈民国，多与那时文人怪癖有关。不过诸怪癖是真是假，众品行孰优孰劣，倘不加辨别甄择，便会郢书燕说，流于病态。民国有些学者的确怪异，但怪亦有道，非任意妄为。无论是饮酒、饕餮、吐槽，还是写诗、用典、行文，他们独出心裁、别具一格之背后，往往有其隐衷，暗有所指。今人贪恋于轶事趣闻，徒慕其表，不究其根源，故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文子·道德》篇曾曰：“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如今众多民国铁粉时常乐在“耳学”之中，不问虚实，所传所信实际上南辕北辙而已。
　　质言之，当下的“民国热”须一分为二看待。回归常识，尊重历史的实热，自当力倡；若是类似前面所道之虚热，则应祛其虚火，排其误解，矫其偏见，以史实补之，以常识调之，以诚心养之。对于民国，既不当仰视，易将其意义放大；亦不应俯视，势必遮蔽或低估其价值；故抬头望与低首看，皆会让民国走样，失其本来面目。不妨平视民国，正视其得与失，美与恶，是与非，利与弊。
　　“一入江湖岁月催”，笔者混迹民国写作圈多年，依然是个庸医，故斗胆妄替“民国”号脉诊断，必多有错谬。不当之处，望诸方家赐教指正。
　　民国是种“病”，得治；此病之源头，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