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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气象，勃勃蓬蓬。远望那玉山，突出云表；正象征我们目标的高崇。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舍昼夜地流动，正显示我们百折不挠的作风，这百折不挠的作风，定使我们一切事业都成功”。
这是台湾大学的校歌。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割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祖国收复台湾之后，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傅斯年先生担任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时间台湾大学气象万千，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傅校长逝世于任上，但他给台大人留下的八字校训永远鼓舞着每一位莘莘学子：“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一切，都曾经深深影响过少年李敖；而如今，少年长成青年，他已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台湾宜人的自然气候也使得台大校园的景色美不胜收，清澈的蓝天白云，参天的棕榈树下的绿茵，绿茵里躲藏身影的蝴蝶，以及四季轮替开放的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这一切都编织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成了台大的标志。而这些花儿中间，台大校园又独以杜鹃花为最盛，每年春夏之交、花开之时的美景是难以言喻的。故此，台大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杜鹃花城”。
时为1958年6月5日，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台大校园里洋溢着无尽的芬芳。
胡适先生风度翩翩，在台大法学院发表了名为《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的经典演讲。他说：
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起初报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觉得这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第二年选修了种苹果学，突然觉悟到：那些苹果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学了根本没用，于是决定改行。不再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改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与其让中国多一个三流的农学家，不如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一流的文人，这样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不久，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去了。
智者的话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但还不足以“舞动”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崇拜胡适、敬慕胡适、处处以胡适为楷模，可真正能和胡适做得一样出色、一样有胆识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敖是胡适的一名“粉丝”，他写文章批评过胡适。胡先生在演讲结束后，主动邀见了这位青年，并赞誉青年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可是，胡先生或许不知道，在众人中，这位青年是唯一一位有过相像的“转专业”经验的。阴差阳错，在三四年前，青年遭遇了和胡先生类似的状况：考进大学——填错志愿——主动退学——重考大学——再进大学。
二、联考I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李敖已经在家中养了将近一年的“浩然之气”——高三上了没几天，他觉得制式教育太约束自己的发展，整天为应试读书太没意思，所以主动从台中一中休学在家自学了。然而，眼看着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窗们个个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高考，李敖毕竟也会“心有戚戚焉”。一天，他忽然向家人宣布要以同等学力（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台湾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用以对付逃台初期的乱局。在“到处是耳目”的环境下，家长和考生害怕国民党会大兴“文字狱”，因此多有一种畏惧文科的心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孩子报考实用学科。有些人因为成绩不够，无奈被分配到文科，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精神消沉、心情萎靡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李敖却斩钉截铁地立志要学文。今天中国高校里也有“趋理畏文”现象，因为文科难找工作。一个中文班若有一半人是自愿报读的，就要谢天谢地了，学文学的人被美其名为昔日的“七十二闲人”。大抵在李敖的时代和在现在的时代，学习文科的人都是一批勇士，为了理想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人罢！
1954年7月26日，李敖参加了第一次大专联考。当时实行联考招生的学校共有四家，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省立农业大学和省立工学院。填报志愿时，李敖出于兴趣，将台大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交志愿表时，他见表上有“法律专修科”之名，在报名简章中也属于台大各大科系之一；李敖不明就里，顺便也填了它。结果放榜之日，居然被划入法律专修科矣！法律学其实也属文科，何况李敖生性好“弄法”，本意虽不在此，亦无可无不可，于是决定去读。
9月14日，李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台中市，乘火车北上台北。台北是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连横《台湾通史》记录台北历史说：“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它的魅力是远非台中可比的。
走进台湾大学校园，抬头看蓝天白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李敖的心。他来到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设立的“傅园”，凝视刻在纪念钟上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五四”的精神立刻涌动于他的心中。
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终于摆脱了应试教育的羁绊，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他在诗《胆》中所云：
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
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
三、法学
上课了。不到二十岁的李敖已博览群书，足以媲美一名中年教授，没人够资格给李敖上课。所以在课堂上，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予纠正，老师很有雅量更正。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班为之哄堂大笑。而教“三民主义”的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
法律专修科总共只办了两届，学生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的入学成绩都很好，原来可以上另外三所实行联考学校的本科的，现在却沦落到读三年的专科，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种被“骗”之感，故“不平”之声四起。有一位同学甚至在香港《自由人》杂志上投稿批评法律专修科：“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向校方表示不满。
在经同学一再反映后，加上教“刑法总则”的老师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中国司法组织”的老师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支持学生，赞成改革；于是，校方终于决定将法律专修科改为“法律系司法组”，也读四年，专科变本科。得到通知的当天，一百五十位同学聚餐欢庆，一两年的怄气一扫而空。李敖也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请愿”的成功，使他知道“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为他日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生涯埋下了伏笔。
事情平静了，可是李敖总觉得还不能满意，他对“志在学文”不能忘怀。何况，当初只因为几分之差才沦落到法学院，如果不再尝试一次或许一辈子都会觉得遗憾。再说，如果不能读自己最想读的专业，何必又回到课堂呢？干脆继续在家里自学好了！
世间最强莫若“敢为先者”。突然一天，李敖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考文学院！
宣布一出，全系哗然，因为谁都知道台大的规定：在校生不能转系，除非退学重考。
李敖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法律专修科一共上了二百八十七天课，就在改制的前夕，1955年6月27日，他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唯一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这时已是六月下旬，马上又要联考了，李敖回到备考状态中去。
家人早已习惯了李敖的“壮举”——高三时他不是休学过了吗？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联考II
李敖的数学成绩向来不好，上一次总分不够就是被数学给拉下来的。这时，他想起一段往事：
十一岁，在北京念小学三年级；北京被日本占据，学校要开日语课。李敖恨日本人，有一天与同学合计，在上课前向老师问早安时，利用汉语谐音对老师说：“我一哈腰你妈就得死！”（おほようごぎいます，日语“早上好”的意思）结果被老师抓住惩罚。李敖讨厌日语，成绩当然差。考卷拿回家交给爸爸。爸爸跟李敖说：“恨日本人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爸爸还语重心长地给李敖讲了一个故事——大外交家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时主修国际政治，学校安排的课程表里却有矿物学这一门，而且是必修。顾维钧很费解，去找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既没用又枯燥的学科，而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李敖听了这个故事很受鼓舞，在下一次日语考试中，他就拿了一百分。
儿时的经历说明李敖是有进取精神的，他的心中似有一团可以燎原的火种！所以，这一次李敖决心要把数学考好！
他找来中学同学胡家伦帮忙，夜以继日地恶补数学。尽管胡家伦指导有方，李敖也学得很刻苦；但由于基础实在太差，在7月26日的考试中，李敖的数学也只考了五十九分，可其他各门成绩都非常优异，以致总分在当年的所有考生中依旧名列前茅。
这一次，李敖不敢再在填报志愿上马虎了，他孤注一掷报考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台大最好的科系，号称集合了过去大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之精华！
蒲松龄曾写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果不其然，李敖这次考上了文学院，从此和法学院说再见。
经过第一次考试——自动退学——第二次考试，李敖充分展示了他的“狂狷”性格，也充分发挥了他的“赌徒”性格，放手做了一次风险极大的试验，也创造了台湾大学史无前例的“奇迹”。还不止呢，此后四年，在台大的校园里，人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色长袍，手拎一个大书包，往前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人送外号“台大长袍怪”！堪比当年北大“老怪物”辜鸿铭。
在李敖看来，大学教育带给人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而应该培养真正有智慧、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应该教会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而不是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的机器人。李敖对文学院充满了冀望。
1955年暑假过后，李敖走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一度感到了满足……
五、史学
可是说到底，李敖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满足的人呢？
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神通广大，六七个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萨洛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竟然连美国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的“为人师表”们，心中的梦彻底破灭了。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的呢？天堂般的大学首先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硬件设施，也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管理制度，而在于它应该拥有一批真正的一流的学者、大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现实恰恰相反，大学里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它可以让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照样坐上副教授、教授的宝座。这样的大学，怎不叫人失望呢？
但是这一次，李敖真的安定下来，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此，李敖不再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他走上了一条与其他人“各自东西南北流”的道路，教授教他们的，李敖学自己的。在整个大学时光里，只有胡适和殷海光二人能够让李敖敬重，其他人在李敖看来皆为“杂碎”。所以出现了这般光景：
李敖拿起一本书，躲进树荫里，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他便从那里开始读，直读到“夕阳无限好”，然后回宿舍。
李敖邀上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天明……从这些社交活动中，李敖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感，为朋友纷争、为女友离去、为事业无成……他甚至尝试自杀，但终能从痛苦中走出来，锻铸出钢铁般的性格。
四年的生活就这样过去，到1959年6月18日毕业。
大学本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置身其中，要能炼出一对火眼金睛；但实际上大学却是一个“温室”，无论老师或学生都在其中插科打诨。并且，要在大学里混得好，就要守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大学就像是冷冰冰的机器，从里面出来的都是整齐划一的“产品”。
然而，“功夫在诗外”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每一个读书人都不能只拘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毕竟，在你所学的学科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等待你去发现；在你所在的学校之外，也有无限的人物、事件，它们是不一样的。终有一天，大学生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呢？
李敖的一生，台大占了重要的成分。多年后，李敖回到台大，在文学院门口留影，并在照片下题字曰：多年以前，面对台大；多年以后，背对台大。是啊，一名学生要有“背对”母校的勇气，才能算没有辜负母校的栽培。这时，我想起李敖在大学二年级时写下的一首诗《我将归来开放》，正好作为收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台大的环境，郁郁葱葱。台大的气象，勃勃蓬蓬。远望那玉山，突出云表；正象征我们目标的高崇。近看蜿蜒的淡水，他不舍昼夜地流动，正显示我们百折不挠的作风，这百折不挠的作风，定使我们一切事业都成功”。
这是台湾大学的校歌。
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本割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祖国收复台湾之后，更名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傅斯年先生担任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一时间台湾大学气象万千，学者云集，人才辈出。傅校长逝世于任上，但他给台大人留下的八字校训永远鼓舞着每一位莘莘学子：“敦品、励学、爱国、爱人。”这一切，都曾经深深影响过少年李敖；而如今，少年长成青年，他已经是台湾大学历史系三年级的学生了。
台湾宜人的自然气候也使得台大校园的景色美不胜收，清澈的蓝天白云，参天的棕榈树下的绿茵，绿茵里躲藏身影的蝴蝶，以及四季轮替开放的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这一切都编织出一段段优美的旋律，成了台大的标志。而这些花儿中间，台大校园又独以杜鹃花为最盛，每年春夏之交、花开之时的美景是难以言喻的。故此，台大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名字：“杜鹃花城”。
时为1958年6月5日，正是杜鹃花开的季节，台大校园里洋溢着无尽的芬芳。
胡适先生风度翩翩，在台大法学院发表了名为《大学的生活——学生选择科系的标准》的经典演讲。他说：
四十八年前我考取了官费出洋，起初报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农学院，觉得这样能对国家有所贡献。第二年选修了种苹果学，突然觉悟到：那些苹果在整个中国都找不到，学了根本没用，于是决定改行。不再以“社会的需求”作为导向，改以自己的兴趣为基础，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与其让中国多一个三流的农学家，不如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一流的文人，这样对国家的贡献更大！不久，我便照着这个标准转到文学院去了。
智者的话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但还不足以“舞动”他们的行为。在那个年代，整个台湾不知有多少人崇拜胡适、敬慕胡适、处处以胡适为楷模，可真正能和胡适做得一样出色、一样有胆识的人却屈指可数。
李敖是胡适的一名“粉丝”，他写文章批评过胡适。胡先生在演讲结束后，主动邀见了这位青年，并赞誉青年说：“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可是，胡先生或许不知道，在众人中，这位青年是唯一一位有过相像的“转专业”经验的。阴差阳错，在三四年前，青年遭遇了和胡先生类似的状况：考进大学——填错志愿——主动退学——重考大学——再进大学。
二、联考I
十九岁那年的夏天，李敖已经在家中养了将近一年的“浩然之气”——高三上了没几天，他觉得制式教育太约束自己的发展，整天为应试读书太没意思，所以主动从台中一中休学在家自学了。然而，眼看着曾经在一起上课的同窗们个个热火朝天地准备着高考，李敖毕竟也会“心有戚戚焉”。一天，他忽然向家人宣布要以同等学力（高二肄业）身份参加台湾史上第一次大专联考。
上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特务统治，用以对付逃台初期的乱局。在“到处是耳目”的环境下，家长和考生害怕国民党会大兴“文字狱”，因此多有一种畏惧文科的心理，绝大多数家长都鼓励孩子报考实用学科。有些人因为成绩不够，无奈被分配到文科，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精神消沉、心情萎靡是在所难免的。可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李敖却斩钉截铁地立志要学文。今天中国高校里也有“趋理畏文”现象，因为文科难找工作。一个中文班若有一半人是自愿报读的，就要谢天谢地了，学文学的人被美其名为昔日的“七十二闲人”。大抵在李敖的时代和在现在的时代，学习文科的人都是一批勇士，为了理想奋不顾身、舍生取义的人罢！
1954年7月26日，李敖参加了第一次大专联考。当时实行联考招生的学校共有四家，即台湾大学、省立师范大学、省立农业大学和省立工学院。填报志愿时，李敖出于兴趣，将台大中文系列为第一志愿。在交志愿表时，他见表上有“法律专修科”之名，在报名简章中也属于台大各大科系之一；李敖不明就里，顺便也填了它。结果放榜之日，居然被划入法律专修科矣！法律学其实也属文科，何况李敖生性好“弄法”，本意虽不在此，亦无可无不可，于是决定去读。
9月14日，李敖离开了生活多年的台中市，乘火车北上台北。台北是台湾的政治经济中心，连横《台湾通史》记录台北历史说：“光绪元年（1875），钦差大臣沈葆桢奏建府治……既成，聚者渐多，其后复建巡抚衙门，遂为省会。”它的魅力是远非台中可比的。
走进台湾大学校园，抬头看蓝天白云，左顾右盼郁郁葱葱的棕榈树，大学校园的美景立刻抓住了李敖的心。他来到为纪念傅斯年校长而设立的“傅园”，凝视刻在纪念钟上的校训——“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个大字，“五四”的精神立刻涌动于他的心中。
大学是个性张扬的地方，大学是思想奔放的地方。李敖觉得终于摆脱了应试教育的羁绊，可以大展手脚干一番了。正如他在诗《胆》中所云：
我走我的路，别人怎能管？
只手打天下，一身都是胆。
三、法学
上课了。不到二十岁的李敖已博览群书，足以媲美一名中年教授，没人够资格给李敖上课。所以在课堂上，李敖极为顽皮，专挑老师的错。
教“刑法总则”的老师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予纠正，老师很有雅量更正。教英文的老师满口上海腔，把自由Liberty念成“瘌屄利台”，李敖听了当场大笑。教“经济学”的老师有一次被李敖劈头大声问道：“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他应声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他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全班为之哄堂大笑。而教“三民主义”的老师更是李敖纠正的对象，两人甚至在课堂大吵过。
法律专修科总共只办了两届，学生一百五十人。这一百五十人的入学成绩都很好，原来可以上另外三所实行联考学校的本科的，现在却沦落到读三年的专科，大家都觉得很委屈。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有一种被“骗”之感，故“不平”之声四起。有一位同学甚至在香港《自由人》杂志上投稿批评法律专修科：“该科设立原由‘司法行政部’提议……经费由‘司法行政部’拨给”、“‘司法行政部’也管起大学来了”、“适见自乱体制，破坏教育之行政系统耳”。同学们一而再再而三，不断向校方表示不满。
在经同学一再反映后，加上教“刑法总则”的老师本是“司法行政部”部长、教“中国司法组织”的老师又是“司法行政部”次长，他们也支持学生，赞成改革；于是，校方终于决定将法律专修科改为“法律系司法组”，也读四年，专科变本科。得到通知的当天，一百五十位同学聚餐欢庆，一两年的怄气一扫而空。李敖也很高兴，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请愿”的成功，使他知道“知识分子的力量”是不容小觑的，这为他日后与国民党政府的斗争生涯埋下了伏笔。
事情平静了，可是李敖总觉得还不能满意，他对“志在学文”不能忘怀。何况，当初只因为几分之差才沦落到法学院，如果不再尝试一次或许一辈子都会觉得遗憾。再说，如果不能读自己最想读的专业，何必又回到课堂呢？干脆继续在家里自学好了！
世间最强莫若“敢为先者”。突然一天，李敖向所有人宣布——弃法从文，重考文学院！
宣布一出，全系哗然，因为谁都知道台大的规定：在校生不能转系，除非退学重考。
李敖很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在法律专修科一共上了二百八十七天课，就在改制的前夕，1955年6月27日，他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唯一因兴趣不合敢于退学的。这时已是六月下旬，马上又要联考了，李敖回到备考状态中去。
家人早已习惯了李敖的“壮举”——高三时他不是休学过了吗？所以也就见怪不怪了。
四、联考II
李敖的数学成绩向来不好，上一次总分不够就是被数学给拉下来的。这时，他想起一段往事：
十一岁，在北京念小学三年级；北京被日本占据，学校要开日语课。李敖恨日本人，有一天与同学合计，在上课前向老师问早安时，利用汉语谐音对老师说：“我一哈腰你妈就得死！”（おほようごぎいます，日语“早上好”的意思）结果被老师抓住惩罚。李敖讨厌日语，成绩当然差。考卷拿回家交给爸爸。爸爸跟李敖说：“恨日本人和学日文是两回事，学样东西，总要学好才对。”爸爸还语重心长地给李敖讲了一个故事——大外交家顾维钧在美国留学时主修国际政治，学校安排的课程表里却有矿物学这一门，而且是必修。顾维钧很费解，去找教务长问是不是排错了？教务长说没错。顾维钧说，我们学矿物学多没用？教务长说，你面对一门既没用又枯燥的学科，而把它用耐心学会，这就是教育的目的之一。李敖听了这个故事很受鼓舞，在下一次日语考试中，他就拿了一百分。
儿时的经历说明李敖是有进取精神的，他的心中似有一团可以燎原的火种！所以，这一次李敖决心要把数学考好！
他找来中学同学胡家伦帮忙，夜以继日地恶补数学。尽管胡家伦指导有方，李敖也学得很刻苦；但由于基础实在太差，在7月26日的考试中，李敖的数学也只考了五十九分，可其他各门成绩都非常优异，以致总分在当年的所有考生中依旧名列前茅。
这一次，李敖不敢再在填报志愿上马虎了，他孤注一掷报考台大文学院历史系——台大最好的科系，号称集合了过去大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校史学教授之精华！
蒲松龄曾写自勉联：“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果不其然，李敖这次考上了文学院，从此和法学院说再见。
经过第一次考试——自动退学——第二次考试，李敖充分展示了他的“狂狷”性格，也充分发挥了他的“赌徒”性格，放手做了一次风险极大的试验，也创造了台湾大学史无前例的“奇迹”。还不止呢，此后四年，在台大的校园里，人们总是能看到这样一个身影——戴着黑框眼镜，身着青色长袍，手拎一个大书包，往前匆匆地赶路——他就是李敖，人送外号“台大长袍怪”！堪比当年北大“老怪物”辜鸿铭。
在李敖看来，大学教育带给人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而应该培养真正有智慧、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应该教会大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而不是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的机器人。李敖对文学院充满了冀望。
1955年暑假过后，李敖走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一度感到了满足……
五、史学
可是说到底，李敖怎么可能会是一个满足的人呢？
当他走进文学院的课堂后，很快就发现这里的学者根本不像外界传言的那样神通广大，六七个外文系的大一英文教师都搞不清美国文学家萨洛扬（William Saroyan）是谁；而法律系的一些师生竟然连美国大法官布莱克（Hugo LaFayette Black）都不知道！一个大学一年级的“饱学之士”，面对这些“巍巍乎可畏、赫赫乎可象”的“为人师表”们，心中的梦彻底破灭了。那个天堂般的大学怎么是这样的呢？天堂般的大学首先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硬件设施，也不在于它有一流的管理制度，而在于它应该拥有一批真正的一流的学者、大师在“传道授业解惑”。现实恰恰相反，大学里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它可以让一个没有真才实学的人照样坐上副教授、教授的宝座。这样的大学，怎不叫人失望呢？
但是这一次，李敖真的安定下来，他决定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重新整理自己的思路。从此，李敖不再为台大的美景所吸引，他走上了一条与其他人“各自东西南北流”的道路，教授教他们的，李敖学自己的。在整个大学时光里，只有胡适和殷海光二人能够让李敖敬重，其他人在李敖看来皆为“杂碎”。所以出现了这般光景：
李敖拿起一本书，躲进树荫里，任风儿将书吹到哪一页，他便从那里开始读，直读到“夕阳无限好”，然后回宿舍。
李敖邀上好友，游山、玩水、喝酒、吵架、深更半夜在草地上大谈到天明……从这些社交活动中，李敖学到更多书本上学不到的。
李敖也像文学青年一样多愁善感，为朋友纷争、为女友离去、为事业无成……他甚至尝试自杀，但终能从痛苦中走出来，锻铸出钢铁般的性格。
四年的生活就这样过去，到1959年6月18日毕业。
大学本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置身其中，要能炼出一对火眼金睛；但实际上大学却是一个“温室”，无论老师或学生都在其中插科打诨。并且，要在大学里混得好，就要守大学里的游戏规则。大学就像是冷冰冰的机器，从里面出来的都是整齐划一的“产品”。
然而，“功夫在诗外”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每一个读书人都不能只拘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毕竟，在你所学的学科之外，有更广阔的世界等待你去发现；在你所在的学校之外，也有无限的人物、事件，它们是不一样的。终有一天，大学生要走出象牙塔；那么，为什么不早做准备呢？
李敖的一生，台大占了重要的成分。多年后，李敖回到台大，在文学院门口留影，并在照片下题字曰：多年以前，面对台大；多年以后，背对台大。是啊，一名学生要有“背对”母校的勇气，才能算没有辜负母校的栽培。这时，我想起李敖在大学二年级时写下的一首诗《我将归来开放》，正好作为收尾：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