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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无论是对外直接投资还是环境规制，近年来都是社会热议话题。本文通过理论分析构建二者的关系模型，并结合近年来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不同，并且企业的无形资产会对作用效果产生调节效应。最后，对政府和企业分别提出建议。
关键词：母国;环境规制;环境避难所假说;对外直接投资
1.绪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处于增加状况，但是环境问题也日益突显。多次有媒体曝光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注重排污和治理，让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受到影响。目前，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学者研究都更多地关注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的影响，结合我国自身的环境规制是否会让业投资时更重视环境问题角度的研究却够完善。因此，本文基于母国的环境规制研究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2.理论分析
Pethig（1976）较早地关注到在由严格环境规制的国家中，环境规制成为了减少高污染产品生产并增加产品成产专业化的重要因素。相反，没有制定环境保护计划的国家在生产时则不会受到这一因素制约。Tobey（1990）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行业产品出口相关的假说。此外，还有许多建立在“污染避难所”、“波特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都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投资产生影响。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传统工业行业“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使得资源成本不断增加。基于此逻辑，学者们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李国平（2013）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且在考虑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其他因素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唐杰英（2019）以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作为环境规制的两个方面引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分析其对企业的影响，指出在环境规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标准不变或提高会导致高排放、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此时低排放且高效率的企业进去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黄光灿等（2019）环境规制标准提升有助于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资本，大量资本的涌入又刺激技术再进步，技术创新与外商资本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
本文对环境规制做出以下划分：首先，从政府和民众的角度，把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然后，在正式环境规 制中，“成本劣势”所对应的是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对应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之后，由于非正式环 境规制种类繁多，衡量标准不一，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来表示。综上，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政府命令型 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约束条件从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中可以看出，政府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正式环 境规制都是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成本或者收益，直接和资金挂钩，而属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是无实物形态的，因此加入企业无形资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理论如下：
3.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模型中，Ofdiit为企业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Fer1it-1、Fer2it-1、Iferit-1分别表示t-1年的政府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Epit、Ageit分别表示企业的企业性质和在年的企业年龄，Sizeit-1、Sizeit-1、Roait-1分别表示i企业在t-1年的企业规模、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Ina'it-1*Fer'1it-1、Ina'it-1*Fer'2it-1和Ina'it-1*Ifer'it-1为调节变量和解释变量中心化后的乘积，εit为误差项。变量描述与实证结果见表1和表2。
第一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3245条数据全部参与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统计量LR chi2=94.51对应的p<0.01，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分别看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企业性质与对外直接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正相关;企业年龄与对外直接投资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二者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说明越年轻的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较于成立较久的企业更倾向于做出对外直接投資的决策;企业创新能力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企业创新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不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除此以外，企业规模和企业盈利能力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和负相关，但是在模型中均不显著，在此不做讨论。
在加入解释变量后，原模型发生了变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LR chi2=682.09，p<0.01）。在模型中，由于规制的效应存在滞后性，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指标均选取了与之对应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一期的数据来衡量。在二分类Logistic模型中，是将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其未发生的概率，在本文中就是企业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不选择直接对外投资之比。正式环境规制是用上一期的排污指标衡量，其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上一年的排污越多，在当年受到的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就会越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在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证明了假设1a。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相反，在同样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负相关，说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减少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企业选择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验证了假设1b。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使用的是信访情况来衡量，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相关性说明当群众对环境问题的信访增加时会迫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验证了假设1c。再看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在加入解释变量后，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企业规模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由原本的不显著变成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在存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企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新能力虽然仍然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却不显著了。另外，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了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不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加入调节变量后（LR chi2 = 690.32，p<0.01）中，Ina*Fer1和Ina*Fer2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下呈現出负相关，说明企业无形资产占比的增加会减弱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从而假设2a和假设2b成立。另外，模型3中交互项Ina*Ifer不显著证明了企业无形资产比率对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不显著，即假设2c是成立的。
4.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不同类型的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另外，企业无形资产占比在母国环境规制和对外直接投资二者关系中发挥的调节效应是减弱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受企业无形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明显。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从政府角度，政府部门制定环境规制，其根本目的为的是能减少企业的污染排放，所以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策的实施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紧密结合当下最紧密的环境问题，还必须要能够前瞻性的预见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的其他问题，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保证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
从企业角度，企业在改造生产线并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当从工艺生产的全流程落实环保理念，改善生产方式，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绿色生产的要求，并在企业文化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Pethig，R.Pollution，welfare，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6，2（3），160-169.
[2]Tobey， J.A.The Effect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 An Empirical Test[J]. Kyklos，1990，43（2）， 191-209.
[3]李国平，杨佩刚，宋文飞，韩先锋.环境规制、FDI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34（10）：122-129.
[4]唐杰英.环境规制、两控区政策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9（05）：117-129.
[5]黄光灿，白东北，王珏.FDI对中国工业行业的选择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博弈的联立方程[J].财经论丛，2019（09）：103-112.
作者简介：
王雷（1974-），男，河南内黄人，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技术溢出。
钱绮雪（1996-），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
关键词：母国;环境规制;环境避难所假说;对外直接投资
1.绪论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处于增加状况，但是环境问题也日益突显。多次有媒体曝光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过程中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不注重排污和治理，让中国的直接对外投资受到影响。目前，无论是社会新闻还是学者研究都更多地关注东道国的环境规制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的影响，结合我国自身的环境规制是否会让业投资时更重视环境问题角度的研究却够完善。因此，本文基于母国的环境规制研究其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2.理论分析
Pethig（1976）较早地关注到在由严格环境规制的国家中，环境规制成为了减少高污染产品生产并增加产品成产专业化的重要因素。相反，没有制定环境保护计划的国家在生产时则不会受到这一因素制约。Tobey（1990）在此基础上检验了环境规制强度与污染行业产品出口相关的假说。此外，还有许多建立在“污染避难所”、“波特假说”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都表明，环境规制会对国际投资产生影响。
从中国的发展来看，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传统工业行业“高污染、高耗能”的发展模式使得资源成本不断增加。基于此逻辑，学者们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李国平（2013）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行业引进外资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且在考虑企业规模、市场化水平、行业利润等其他因素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唐杰英（2019）以环境政策和政策执行作为环境规制的两个方面引入异质性企业理论框架，分析其对企业的影响，指出在环境规制水平不变的情况下，环境标准不变或提高会导致高排放、低效率的企业退出市场，此时低排放且高效率的企业进去市场的意愿更加强烈。黄光灿等（2019）环境规制标准提升有助于工业行业的技术创新，进而吸引更多的外商资本，大量资本的涌入又刺激技术再进步，技术创新与外商资本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
本文对环境规制做出以下划分：首先，从政府和民众的角度，把环境规制分为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然后，在正式环境规 制中，“成本劣势”所对应的是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创新补偿”效应对应的是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之后，由于非正式环 境规制种类繁多，衡量标准不一，本文选取较有代表性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来表示。综上，本文将环境规制分为政府命令型 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环境规制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约束条件从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中可以看出，政府命令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种正式环 境规制都是直接作用于企业的成本或者收益，直接和资金挂钩，而属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的影响 是无实物形态的，因此加入企业无形资产作为调节变量，构建模型理论如下：
3.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实证模型如下：
模型中，Ofdiit为企业在年的对外直接投资，Fer1it-1、Fer2it-1、Iferit-1分别表示t-1年的政府命令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Epit、Ageit分别表示企业的企业性质和在年的企业年龄，Sizeit-1、Sizeit-1、Roait-1分别表示i企业在t-1年的企业规模、创新能力和盈利能力，Ina'it-1*Fer'1it-1、Ina'it-1*Fer'2it-1和Ina'it-1*Ifer'it-1为调节变量和解释变量中心化后的乘积，εit为误差项。变量描述与实证结果见表1和表2。
第一步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3245条数据全部参与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统计量LR chi2=94.51对应的p<0.01，说明该模型是有效的。分别看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企业性质与对外直接投资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正相关;企业年龄与对外直接投资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二者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说明越年轻的企业，在其他条件相同时相较于成立较久的企业更倾向于做出对外直接投資的决策;企业创新能力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创新能力越强的企业，它们可以通过自身的企业创新获得更大的利润，而不是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除此以外，企业规模和企业盈利能力分别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正相关和负相关，但是在模型中均不显著，在此不做讨论。
在加入解释变量后，原模型发生了变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解释变量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LR chi2=682.09，p<0.01）。在模型中，由于规制的效应存在滞后性，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指标均选取了与之对应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一期的数据来衡量。在二分类Logistic模型中，是将某一事件发生的概率除以其未发生的概率，在本文中就是企业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不选择直接对外投资之比。正式环境规制是用上一期的排污指标衡量，其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正相关，说明企业上一年的排污越多，在当年受到的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就会越严格，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在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证明了假设1a。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则相反，在同样的显著性水平下呈现出负相关，说明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减少企业受到的规制约束，企业选择不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验证了假设1b。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使用的是信访情况来衡量，其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正相关性说明当群众对环境问题的信访增加时会迫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验证了假设1c。再看模型中的控制变量，在加入解释变量后，企业性质和企业年龄对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效果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是，企业规模作用于对外直接投资由原本的不显著变成了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正相关，说明在存在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企业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创新能力虽然仍然与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负相关，却不显著了。另外，企业盈利能力出现了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明企业盈利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不选择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在加入调节变量后（LR chi2 = 690.32，p<0.01）中，Ina*Fer1和Ina*Fer2都在10%的置信水平下呈現出负相关，说明企业无形资产占比的增加会减弱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作用，从而假设2a和假设2b成立。另外，模型3中交互项Ina*Ifer不显著证明了企业无形资产比率对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不显著，即假设2c是成立的。
4.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不同类型的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会对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产生正向影响，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另外，企业无形资产占比在母国环境规制和对外直接投资二者关系中发挥的调节效应是减弱母国环境规制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但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受企业无形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明显。
对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从政府角度，政府部门制定环境规制，其根本目的为的是能减少企业的污染排放，所以政府首先要做的就是确保政策的适应性。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政策的实施往往具有滞后性，所以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紧密结合当下最紧密的环境问题，还必须要能够前瞻性的预见在实施过程中会出现的其他问题，不断完善政策体系，保证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
从企业角度，企业在改造生产线并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应当从工艺生产的全流程落实环保理念，改善生产方式，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绿色生产的要求，并在企业文化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
参考文献：
[1]Pethig，R.Pollution，welfare，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1976，2（3），160-169.
[2]Tobey， J.A.The Effects of Domestic Environmental Policieson Patterns of World Trade： An Empirical Test[J]. Kyklos，1990，43（2）， 191-209.
[3]李国平，杨佩刚，宋文飞，韩先锋.环境规制、FDI与“污染避难所”效应——中国工业行业异质性视角的经验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3，34（10）：122-129.
[4]唐杰英.环境规制、两控区政策与FDI的区位选择——基于中国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19（05）：117-129.
[5]黄光灿，白东北，王珏.FDI对中国工业行业的选择效应研究——基于环境规制博弈的联立方程[J].财经论丛，2019（09）：103-112.
作者简介：
王雷（1974-），男，河南内黄人，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投资与技术溢出。
钱绮雪（1996-），女，汉族，安徽合肥人，单位：东华大学旭日工商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产业经济学专业，研究方向：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