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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按下了“快进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末,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长至近8.1亿人,城镇化率为58.52%,比1978年末提高40.6个百分点。
有人感慨,城镇化加速了中国城市进化,催生了一大批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的崛起。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县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都市圈发展趋势推动下,中小城市及县域如何谋出路?
那些抓住时代机遇的城市,成功实现了逆袭。2018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深圳、杭州、厦门等40座城市当选“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
曾经,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杭州也不是“电商之都”……这些城市正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索前行,寻找适宜的产业“脊梁”,实现蜕变。
时针拨回到1978年,当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镇的城市工作基本思路。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历史性转折新起点。
两年后,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确立了城镇发展基本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全面启动体制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迈出了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城市改革的序幕在1984年正式拉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一时间,大批新兴小城市和集镇抓住机遇,探索发展路径。
八年后,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感慨:“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他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此次讲话吹响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号角,2000年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提升至36.22%,比1978年提高了一半。
步入新纪元,中国城镇化展开了新局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13年至2017年间有8000多万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市民,2017年底中国已有600多個城市,昔日“乡村中国”快速迈向“城镇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以北上广深等城市为代表的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充满勃勃生机。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及县域,产业基础薄弱、产城割裂等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通病。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时代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出发,为新时代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表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但又带来了一个发展契机。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小城市及县域如何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契机实现逆袭?这成为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近二十年来,刘学敏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考察中他发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中西部地区城镇建设底子薄,水平普遍较低,很大一部分是“撤乡建镇”,不少镇区人口不到一万人。
而东部地区则发展势头较好,为此他列举了两个案例:一个是浙江绍兴的杨汛桥镇,这里曾涌现出十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目前正依托大数据产业园和智慧物流等绿色无污染项目建设,力推镇域经济转型升级;一个是广东东莞的清溪镇,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开拓创新,逐步从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镇,目前已投产的外资企业近千家,本地人口3万多,外来人口近30万,迸发出活力和潜力。
在他看来,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主要问题是引入产业难,缺乏产业动力。“产业是小城镇发展的根基,也是小城镇能发挥城市和乡村纽带作用的前提。”他认为,通过盘活当地优势资源,培育支柱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撬动城镇和区域价值,小城镇及县域升级转型之路将日趋明朗。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支柱产业的崛起对城市的发展一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硅谷曾是一片农田和果园,其所在的圣克拉拉县曾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城,而今硅谷成为美国半导体、电脑、微处理器等的诞生地,谷歌、Facebook、LinkedIn和其他一系列主流科技公司入驻,成为全球最早、最著名的科技园区。
支柱产业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企业入驻,还意味着上下游产业的不断集聚,逐步形成标签鲜明的产业集群,而未来集群效应带动的不只是创新创业活力,还将不断吸引国内外企业、资本、人才的聚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县域“活起来”。
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方50公里处的河北固安县,曾是一个传统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固安县谋求以产业兴县,但面对原有的产业基础,必须探索出一条新路子,而携手社会资本成为其扭转困境的有力一招。 参考美国尔湾、韩国松岛新城的经验,2002年6月,固安县政府率先打破常规,开始携手社会资本,与华夏幸福以PPP模式打造产业新城,探索符合县域发展的工业化转型之路,确立了“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固安县委书记杨培苏说,根据合作协议,固安县政府委托华夏幸福整体投资开发。政府主导重大决策、组织制定规划、确定标准规范、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则作为投资及开发主体,全权负责固安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业务,如筹措资金投入、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城市运营管理、产业招商、专业咨询服务及打造区域品牌等工作。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固安产业新城里,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向着打造“京南硅谷”迈进。产业新城对固安县的经济贡献率达到了68%,固安县已迈入全国竞争力百强县之列,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以新型显示产业为例,2018年5月,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维信诺(固安)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在固安产业新城启动。如今,京东方、鼎材、翌光等十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固安产业新城集聚,形成了“材料-装备-集成电路-光电显示器件-智能终端”产业链条。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清表示,紧抓新型产业发展重要时机,固安已成为河北省重点打造的新型显示产业空间。
当下,产学研协调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依靠科技力量和创新力量,不仅能为产业发展赋能,还能碰撞出更多可能性。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兰玉杰曾表示:“实践表明,县域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才有动力,经济才有活力。”
而清华大学(固安)中试孵化基地、北京大学中国(河北)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北航航空发动机气热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产学研项目落户固安,将为这个北方县城的未来持续注入发展动力。
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刘学敏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别对于中小城镇和县城,要努力避免產业化与城市化“两张皮”现象。
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萌芽,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工业园区。1979年7月,招商局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炸山填海,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后来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即蛇口工业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是中国产业经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试验田。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上世纪90年代工业园区大开发时代,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园也逐步发展起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产业园区也被赋予了更多时代责任,开始从单一发展到注重配套设施建设,走向多功能综合性发展,园区形态也不断演进,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具备了城市功能。但这一时期的城市功能还属初级阶段。
进入21世纪,“鬼城”的出现使越来越多决策者意识到,成功的城市建设需要具备吸引资本的能力,而这常常需要通过专业化的城镇规划和建设来实现。
2002年,固安产业新城确立的“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发展理念,就走在了前沿。
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从2002年起参与固安产业新城建设,在总结多年经验时,他认为,县域要想引进高端产业、技术和人才,不仅仅是招商那么简单,必须打造一个生态环境优美、商务配套齐备、针对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之城。
在打造固安产业新城的过程中,华夏幸福从产城融合角度出发,在教育、医疗、商业、文化、体育、养老等六个方面建设配套设施。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仅吸引了诸多外来人才,也为当地百姓打造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正是固安产业新城的温度所在,如今它已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PPP案例,被评价为“一个具有宏图大略的产业新城综合开发PPP模式”。
如今,在经历了数量扩张、规模扩张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已驶入追求质量的新阶段。依托于一个特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共同形成一个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即都市圈化正在发展,而都市圈周边区域也将有机会承接中心城市不断外溢的资源、产业和人口优势。
始于固安的产业新城实践,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创新实践,也展现了改革开放中中国城市的创新势能所在,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区域认可和复制。在以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新纪元,驱动城市进化,产业新城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2018年5月27日,在嘉善产业新城五周年之际,15个项目集中签约,35个项目破土动工。探究其如火如荼招商引资背后,正是产城融合带来的势能。
嘉善县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也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虽区位和经济基础良好,但土地资源紧缺。探索城镇化新路径,2013年嘉善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合作协议,在嘉善主城区南部近12平方公里区域,以PPP模式打造嘉善产业新城。
破解工业用地少难题,在产业规划中,华夏幸福一改占地多、龙头工业型项目为主的“固安招商模式”,从嘉善实际出发,围绕科创新经济,重点打造电子商务为龙头、智能制造和文化创意为主导的“互联网 新兴产业”产业集群。
5年来,顺着这一产业“风向标”,嘉善产业新城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新建项目超100个,签约企业近200家,营业收入超100亿元。
在嘉善规划馆到上海人才创业园的路上,每天中午都有两辆无人驾驶车往返两地接送员工用餐,而这正是华夏幸福引入企业驭势科技的研发成果。驭势科技CEO吴甘沙坦言,华夏幸福执行总裁赵威用一张地图说服了他入驻嘉善,让他看到了产业新城内部停车场、商场、产业园区等都是智能驾驶的良好应用场景。
“商业化之前,你得做严格的测试。”赵威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公共测试平台,让你的产品更快地完成测试。”
2017年7月,驭势科技试制、测试和应用创新中心落户嘉善,双方在研发设计、试制、公共检测平台、无人车应用创新方面开展合作。一年后,面向最后一公里应用工况的智能网联测试场(B区)正式开放,一天内可测试数千种复杂工况和对抗性场景。吴甘沙感慨:“华夏幸福聘请世界最先进的设计公司操刀,反复跟我们沟通需求,不断完善建设方案,我们对这个测试场能力和世界级水平非常有信心。”
好的环境才能吸引人、留住人,不止产业环境还有生活环境,华夏幸福深谙此道。对标国外水准,华夏幸福从吸引产业、吸引人才角度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配套。
在打造嘉善产业新城的过程中,为给企业入驻和居民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华夏幸福针对性地打造“一核一轴五区”空间结构,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格局。目前,规划展示馆、新西塘越里等已落地,国际国内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机构也已引入,成功吸引人才300余人,新增就业岗位2000个。
如今,嘉善产业新城与上海产业协作日益密切,90%招商引资项目与上海有关,“总部在上海,制造服务在嘉善”“创意在上海,孵化转化在嘉善”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嘉善县通过与华夏幸福合作,产城融合加快,变化日新月异,值得我们借鉴。”江门高新区政府一行在参观考察嘉善产业新城时表示。
继“固安标杆”后,嘉善产业新城已成为江南产业新城新标杆,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小城镇和县域提供了城镇化参考范本,未来其发展潜力和样本效应将更凸显。
有人感慨,城镇化加速了中国城市进化,催生了一大批北上广深等超大城市的崛起。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及县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在都市圈发展趋势推动下,中小城市及县域如何谋出路?
城市改革进行时
那些抓住时代机遇的城市,成功实现了逆袭。2018年,中国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6——40年:城市星火已燎原》,深圳、杭州、厦门等40座城市当选“经济发展最成功的城市”。
曾经,深圳还是一个小渔村,杭州也不是“电商之都”……这些城市正是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摸索前行,寻找适宜的产业“脊梁”,实现蜕变。
时针拨回到1978年,当年3月国务院召开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强调了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镇的城市工作基本思路。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城市建设历史性转折新起点。
两年后,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确立了城镇发展基本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全面启动体制改革,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实行,部分农民离开土地走进城市,迈出了城镇化的关键一步。
城市改革的序幕在1984年正式拉开,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一时间,大批新兴小城市和集镇抓住机遇,探索发展路径。
八年后,邓小平在深圳视察时感慨:“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他说,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此次讲话吹响了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号角,2000年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已提升至36.22%,比1978年提高了一半。
步入新纪元,中国城镇化展开了新局面。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了新型城镇化是“四化”同步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以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2013年至2017年间有8000多万农村转移人口成为市民,2017年底中国已有600多個城市,昔日“乡村中国”快速迈向“城镇中国”。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一方面,以北上广深等城市为代表的城市,聚集了大量资源,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充满勃勃生机。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及县域,产业基础薄弱、产城割裂等问题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通病。城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困境成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时代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层面出发,为新时代的城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都市圈研究中心主任刘学敏表示,城乡发展不平衡是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某个特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人类进步的产物,但又带来了一个发展契机。
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小城市及县域如何抓住新型城镇化发展契机实现逆袭?这成为需要回答的时代命题。
产业孕育城市气质
近二十年来,刘学敏走遍中国大江南北,在考察中他发现,中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中西部地区城镇建设底子薄,水平普遍较低,很大一部分是“撤乡建镇”,不少镇区人口不到一万人。
而东部地区则发展势头较好,为此他列举了两个案例:一个是浙江绍兴的杨汛桥镇,这里曾涌现出十多家上市公司,被誉为中国上市第一镇,目前正依托大数据产业园和智慧物流等绿色无污染项目建设,力推镇域经济转型升级;一个是广东东莞的清溪镇,改革开放以来,该镇发挥优势,抢抓机遇,开拓创新,逐步从贫穷落后的山区农村发展成为环境优美的现代化工业城镇,目前已投产的外资企业近千家,本地人口3万多,外来人口近30万,迸发出活力和潜力。
在他看来,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发展,主要问题是引入产业难,缺乏产业动力。“产业是小城镇发展的根基,也是小城镇能发挥城市和乡村纽带作用的前提。”他认为,通过盘活当地优势资源,培育支柱产业,打造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撬动城镇和区域价值,小城镇及县域升级转型之路将日趋明朗。
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支柱产业的崛起对城市的发展一直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硅谷曾是一片农田和果园,其所在的圣克拉拉县曾是个鲜为人知的小县城,而今硅谷成为美国半导体、电脑、微处理器等的诞生地,谷歌、Facebook、LinkedIn和其他一系列主流科技公司入驻,成为全球最早、最著名的科技园区。
支柱产业的崛起,带来的不只是企业入驻,还意味着上下游产业的不断集聚,逐步形成标签鲜明的产业集群,而未来集群效应带动的不只是创新创业活力,还将不断吸引国内外企业、资本、人才的聚集,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带动县域“活起来”。
位于北京天安门正南方50公里处的河北固安县,曾是一个传统农业县,钓具、肠衣、滤芯、塑料是支撑县域工业的“四大金刚”。固安县谋求以产业兴县,但面对原有的产业基础,必须探索出一条新路子,而携手社会资本成为其扭转困境的有力一招。 参考美国尔湾、韩国松岛新城的经验,2002年6月,固安县政府率先打破常规,开始携手社会资本,与华夏幸福以PPP模式打造产业新城,探索符合县域发展的工业化转型之路,确立了“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发展理念。
固安县委书记杨培苏说,根据合作协议,固安县政府委托华夏幸福整体投资开发。政府主导重大决策、组织制定规划、确定标准规范、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则作为投资及开发主体,全权负责固安工业园区的开发建设业务,如筹措资金投入、建设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城市运营管理、产业招商、专业咨询服务及打造区域品牌等工作。
十几年过去了,如今在固安产业新城里,新型显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三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正在形成,向着打造“京南硅谷”迈进。产业新城对固安县的经济贡献率达到了68%,固安县已迈入全国竞争力百强县之列,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以新型显示产业为例,2018年5月,国内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维信诺(固安)第6代全柔AMOLED生产线在固安产业新城启动。如今,京东方、鼎材、翌光等十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在固安产业新城集聚,形成了“材料-装备-集成电路-光电显示器件-智能终端”产业链条。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梁新清表示,紧抓新型产业发展重要时机,固安已成为河北省重点打造的新型显示产业空间。
当下,产学研协调发展已成为一种趋势,依靠科技力量和创新力量,不仅能为产业发展赋能,还能碰撞出更多可能性。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兰玉杰曾表示:“实践表明,县域只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展才有动力,经济才有活力。”
而清华大学(固安)中试孵化基地、北京大学中国(河北)博士后成果转化基地、北航航空发动机气热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产学研项目落户固安,将为这个北方县城的未来持续注入发展动力。
从工业园区到产业新城
产城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应有之义。刘学敏指出,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特别对于中小城镇和县城,要努力避免產业化与城市化“两张皮”现象。
产城融合发展的实践萌芽,可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的工业园区。1979年7月,招商局在广东省宝安县蛇口公社炸山填海,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后来这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即蛇口工业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是中国产业经济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块试验田。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在上世纪90年代工业园区大开发时代,以苏州工业园为代表的长三角制造业园也逐步发展起来。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产业园区也被赋予了更多时代责任,开始从单一发展到注重配套设施建设,走向多功能综合性发展,园区形态也不断演进,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具备了城市功能。但这一时期的城市功能还属初级阶段。
进入21世纪,“鬼城”的出现使越来越多决策者意识到,成功的城市建设需要具备吸引资本的能力,而这常常需要通过专业化的城镇规划和建设来实现。
2002年,固安产业新城确立的“以产兴城、以城带产、产城融合、城乡一体”的系统化发展理念,就走在了前沿。
华夏幸福执行总裁张书峰从2002年起参与固安产业新城建设,在总结多年经验时,他认为,县域要想引进高端产业、技术和人才,不仅仅是招商那么简单,必须打造一个生态环境优美、商务配套齐备、针对人才量身定做的生活之城。
在打造固安产业新城的过程中,华夏幸福从产城融合角度出发,在教育、医疗、商业、文化、体育、养老等六个方面建设配套设施。新型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不仅吸引了诸多外来人才,也为当地百姓打造了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正是固安产业新城的温度所在,如今它已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PPP案例,被评价为“一个具有宏图大略的产业新城综合开发PPP模式”。
如今,在经历了数量扩张、规模扩张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已驶入追求质量的新阶段。依托于一个特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共同形成一个高度融合的网络状城镇体系,即都市圈化正在发展,而都市圈周边区域也将有机会承接中心城市不断外溢的资源、产业和人口优势。
始于固安的产业新城实践,代表了中国城镇化的创新实践,也展现了改革开放中中国城市的创新势能所在,如今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区域认可和复制。在以都市圈为核心的城市群发展新纪元,驱动城市进化,产业新城仍将扮演重要角色。
“产城融合”嘉善样本
2018年5月27日,在嘉善产业新城五周年之际,15个项目集中签约,35个项目破土动工。探究其如火如荼招商引资背后,正是产城融合带来的势能。
嘉善县是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也是全国唯一的县域科学发展示范点,虽区位和经济基础良好,但土地资源紧缺。探索城镇化新路径,2013年嘉善县人民政府与华夏幸福签订合作协议,在嘉善主城区南部近12平方公里区域,以PPP模式打造嘉善产业新城。
破解工业用地少难题,在产业规划中,华夏幸福一改占地多、龙头工业型项目为主的“固安招商模式”,从嘉善实际出发,围绕科创新经济,重点打造电子商务为龙头、智能制造和文化创意为主导的“互联网 新兴产业”产业集群。
5年来,顺着这一产业“风向标”,嘉善产业新城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新建项目超100个,签约企业近200家,营业收入超100亿元。
在嘉善规划馆到上海人才创业园的路上,每天中午都有两辆无人驾驶车往返两地接送员工用餐,而这正是华夏幸福引入企业驭势科技的研发成果。驭势科技CEO吴甘沙坦言,华夏幸福执行总裁赵威用一张地图说服了他入驻嘉善,让他看到了产业新城内部停车场、商场、产业园区等都是智能驾驶的良好应用场景。
“商业化之前,你得做严格的测试。”赵威提出,“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一个公共测试平台,让你的产品更快地完成测试。”
2017年7月,驭势科技试制、测试和应用创新中心落户嘉善,双方在研发设计、试制、公共检测平台、无人车应用创新方面开展合作。一年后,面向最后一公里应用工况的智能网联测试场(B区)正式开放,一天内可测试数千种复杂工况和对抗性场景。吴甘沙感慨:“华夏幸福聘请世界最先进的设计公司操刀,反复跟我们沟通需求,不断完善建设方案,我们对这个测试场能力和世界级水平非常有信心。”
好的环境才能吸引人、留住人,不止产业环境还有生活环境,华夏幸福深谙此道。对标国外水准,华夏幸福从吸引产业、吸引人才角度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配套。
在打造嘉善产业新城的过程中,为给企业入驻和居民生活提供有力保障,华夏幸福针对性地打造“一核一轴五区”空间结构,打造宜居宜业宜游新格局。目前,规划展示馆、新西塘越里等已落地,国际国内文化、教育、医疗等服务机构也已引入,成功吸引人才300余人,新增就业岗位2000个。
如今,嘉善产业新城与上海产业协作日益密切,90%招商引资项目与上海有关,“总部在上海,制造服务在嘉善”“创意在上海,孵化转化在嘉善”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嘉善县通过与华夏幸福合作,产城融合加快,变化日新月异,值得我们借鉴。”江门高新区政府一行在参观考察嘉善产业新城时表示。
继“固安标杆”后,嘉善产业新城已成为江南产业新城新标杆,为经济相对发达的小城镇和县域提供了城镇化参考范本,未来其发展潜力和样本效应将更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