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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公益事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人们对公益的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
企业家对公益的日益热衷，已成为中国公益事业近年来最亮丽的风景线。
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公益事业？企业家对公益有何独到见解？企业家从事的“新公益”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围绕这些问题，《支点》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鱼类研究专家谭德清、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中国金融博物馆发起人王巍、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徐秀玲、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芸薇、湖北阳光科贸公司总经理董玉霞。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义不容辞
《支点》：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优秀的企业、企业家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投入的精力、资金也越来越大。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杨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关系到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位企业家，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真正实现“中国梦”，必须要缩小社会经济差距，让大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受益，而不是任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无法进步，那么经济社会不可能进步，中国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这一点上，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为大多数人改善生活，提供精神、物质、知识和资本等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公益事业肩负的巨大使命。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提升，不仅可让中国经济社会得以不断发展，也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文化表现出尊敬和敬仰。
李惠中：公益是社会成员基于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主动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如维护食品安全和倡导饮食健康、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
在我看来，“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从2011年开始，我们开展了“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帮助农村青年入读国家重点职业高中中餐烹饪专业，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该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超过440名有厨师梦想的贫困青年，毕业学员超过170名，毕业学员月均收入达3000元以上。
王巍：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士农工商”中，“商”的地位总体上最低，而商人从事金融业似乎又是“最坏的”。但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不能离开金融。推动金融启蒙，让大家走进金融、爱上金融，是我创办金融博物馆的初衷。
7年间，我们建立了6家民间金融博物馆，分别为中国金融博物馆、中国基金博物馆、国际金融博物馆、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并购博物馆、产业金融博物馆。截至2016年5月，这6家博物馆访客累计已超过40万人。
同时，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设立了6个书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能了解金融的本质。书院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陆续举办了近两百期“读书会”“江湖沙龙”“博物馆下午茶”等活动，近5万人在现场与嘉宾交流。
徐秀玲：长期以来，贫困农户、工薪阶层、大学生和小微企业主都是国内传统金融系统不能完全覆盖的群体。从10年前宜信创办开始，我们就在持续为这些人群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将承担社会责任与战略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董玉霞：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公益慈善是社会公共体系的有益补充。过去，慈善物资有接受渠道少、捐助不便利的制约，很多有捐赠意愿的家庭，不得不把一些剩余物资闲置在家或当作废物扔掉。2008年，我创办了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成为当时湖北唯一一家从事慈善物资工作的慈善组织。看到那些帮助过的人好起来，是我从事公益慈善的最大动力。
徐芸薇：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3亿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焦虑和失眠位居前三位，这一特征在职业人群中尤其突出。2008年，我们引入解决心灵关怀的心灵成长课程。当企业步入正轨后，我们认为这种课程值得更多人体验，便成立基金会践行这一理念。基金会同时还关注环境保护、素质教育和弱势帮扶等领域。其中，“诺亚care”心灵成长公益项目已开展了128期课程，近2万人受益，同时学员累计捐赠善款近800万元。
企业发展与做公益不矛盾
《支点》：做企业，追逐利润；做公益，讲究共享。对企业来讲，如何平衡自身发展与公益事业之间的关系？
李惠中：企业做公益，必定是建立在与企业长远发展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脱离企业利益做公益是无法持续的。
以“希望厨师项目”为例，项目发起之初，我们便设定了明确目标：一是捐资助学，“希望厨师”掌握手艺后能带领家庭、家乡脱贫致富；二是培养中餐业优秀人才，让学员成为“高精尖”厨师；三是希望十年、二十年后，“希望厨师”中能涌现出一批行业佼佼者，让中餐烹饪耀眼全球。可以看到，这些目标和李锦记业务及“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使命都是高度契合的。
董玉霞：将企业业务与公益结合起来，企业发展会更有持续性。去年湖北洪涝灾害中，不少武警官兵和受灾群众长期泡在水里，皮肤糜烂严重。当时，我们向这些官兵、群众捐赠了价值200万元的自有品牌外用药膏。一方面，我们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也得到了有效推广。
徐秀玲：这两者是可以融合的。比如宜信已搭建了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分别为“战略发展、有效公益、合法合规”。合法合规层面，我们建立了系统的合规与操作风险制度，确保公司运营行为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有效公益层面，我们開展金融教育，形成了以公益金融、青少年财商教育、创业中小企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公益体系；战略发展层面，我们一方面以金融科技为支撑，让金融服务大门向更多人敞开，一方面积极推进同业自律与协作，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构建。 徐芸薇：我们还要看到，目前企业主导的公益基金会同质化特征明显，项目扎堆于教育和儿童，对企业本身工作领域、客户服务相关的公益慈善需求还挖掘得不够，缺乏富有行业特点、领域多元化的公益项目。对有意设立基金会的企业而言，应选择自己擅长领域、公开基金会信息、用章程固定发展战略，实现规范化、流程化运营，这样的基金会才能长存。
积极传递公益精神
《支点》：我们关注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积极参与公益，提供智力学术支持，这是公益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像谭德清老师为了探究产漂流性卵鱼类的产卵场，从武汉寻鱼寻到金沙江源头，与团队在金沙江中漂流5天，后来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江中生物，他在山林间盖了木屋住了下来。这体现了科学精神，也包含公益精神。
谭德清：阿拉善SEE的初衷是改善沙尘暴天气，这些年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一直关注它的发展。阿拉善SEE有12个中心，我参加了西南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拯救濒临灭绝的鱼类。我的感受是，阿拉善SEE的工作并不能替代政府，也不能替代其他公益组织。但是，我们的成果可与地方政府、环保组织共享，可逐步改善相关部门的工作。在云南，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些工作做好后，当地政府愿意来接手。我们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人愿意接棒子，把它传递出去，实际上是更好的。
《支点》：如何看待民间力量在公益事业中起到的作用？
王巍：我们看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是互相协作的三方力量。以中国金融博物馆为例，首先，政府支持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建博物館一事很难推进。其次，所有民间博物馆的主要盈利方式都是获得商界赞助。
商界为什么会赞助呢？企业家都是非常精明的，他要看到这个组织确实能够推动社会变化，才愿意用出钱、出人的方式密切合作。不过，就如做企业一样，任何事都要长期投入才有收获。我们做金融博物馆一开始也是持续亏损，做了很多年才达到收支平衡。
公益事业面临多重挑战
《支点》：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公益事业面临哪些挑战？
杨壮：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比如华为、联想、海尔、腾讯等，但公益事业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一些企业经营目标不清，热衷机会主义、短期行为。在过去十几年中，我接触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在外面做着公益，却在组织内部被很多人质疑。
第二个挑战，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中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
第三个挑战，政府功能和责任应予以完善并清晰，大力支持真正的公益事业，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扶持。比如，税收、收入分配制度要有合理性。
第四个挑战，中国社会的经营生态环境必须要持续改善。要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认真培育企业精神、契约精神，遵守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第五个挑战，政府急需改善社会环境，对非营利组织要给予真正的帮助，帮助它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政策。社会公益不仅是基金会的事情，也不是一般营利企业的事情，政府要给予公益事业全方位的支持。
王巍：在国内做公益的最大挑战，是人们对公益的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人们习惯了“金钱衡量思维”，觉得做一件事没有回报就不可理解。在这种环境里，做公益的人反而成为了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人。现在中国金融博物馆获得了不少认可，公开质疑已经很少，但我知道仍有不少人，内心里认为公益人的背后，一定是下了盘长期赢利的大棋。
《支点》：具体来说，我们如何推动公益事业进一步发展。比如，是否有必要形成一种政策机制？
谭德清：环境保护是当前非常热门的公益主题。前不久我乘飞机，从云南丽江到湖南长沙，在飞机上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感受是，“黄”的太多，“绿”的太少。作为人口大国，经济社会要发展，没有一点污染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平衡协调，尽可能地减少污染。
杨壮：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企业家做公益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品质，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第二，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让企业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持续地从事公益活动。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经历与文化理念，值得中国企业家认真思考；第三，做公益不是简单地施舍，要真正地从方方面面给予支持，比如提供教育、融资、咨询、管理等。我们BiMBA商学院的办学理念是“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把社会情怀放在第二位，这也是突出公益思想。
王巍：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们用纯朴的、符合天地良心的方式做事。但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有些人的从善心理不复存在，于是便有了乱排乱放、掺杂使假、坑蒙拐骗等现象。因此，我认为政府应当用税收调控等方式，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唤醒一些企业的良心。（支点杂志2017年3月刊）
企业家对公益的日益热衷，已成为中国公益事业近年来最亮丽的风景线。
是什么原因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公益事业？企业家对公益有何独到见解？企业家从事的“新公益”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围绕这些问题，《支点》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鱼类研究专家谭德清、李锦记酱料集团主席李惠中、中国金融博物馆发起人王巍、宜信公司高级副总裁徐秀玲、上海诺亚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芸薇、湖北阳光科贸公司总经理董玉霞。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义不容辞
《支点》：中国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优秀的企业、企业家与日俱增。而且，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投入的精力、资金也越来越大。如何评价这种现象？
杨壮：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关系到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位企业家，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行业，履行企业社会责任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要真正实现“中国梦”，必须要缩小社会经济差距，让大部分人在经济发展中受益，而不是任由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如果大多数的中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都无法进步，那么经济社会不可能进步，中国的企业家也不可能持续发展。
在这一点上，公益事业显得尤为重要。为大多数人改善生活，提供精神、物质、知识和资本等全方面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公益事业肩负的巨大使命。企业社会责任的不断提升，不仅可让中国经济社会得以不断发展，也能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中国产品、中国文化表现出尊敬和敬仰。
李惠中：公益是社会成员基于社会责任感、使命感，主动解决或改善社会问题，如维护食品安全和倡导饮食健康、精准扶贫、环境保护等。
在我看来，“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急，“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从2011年开始，我们开展了“李锦记希望厨师项目”，帮助农村青年入读国家重点职业高中中餐烹饪专业，让他们能有一技之长。该项目已在全国范围内资助了超过440名有厨师梦想的贫困青年，毕业学员超过170名，毕业学员月均收入达3000元以上。
王巍：从历史角度来看，在“士农工商”中，“商”的地位总体上最低，而商人从事金融业似乎又是“最坏的”。但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不能离开金融。推动金融启蒙，让大家走进金融、爱上金融，是我创办金融博物馆的初衷。
7年间，我们建立了6家民间金融博物馆，分别为中国金融博物馆、中国基金博物馆、国际金融博物馆、互联网金融博物馆、并购博物馆、产业金融博物馆。截至2016年5月，这6家博物馆访客累计已超过40万人。
同时，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郑州设立了6个书院，也是为了让更多人能了解金融的本质。书院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陆续举办了近两百期“读书会”“江湖沙龙”“博物馆下午茶”等活动，近5万人在现场与嘉宾交流。
徐秀玲：长期以来，贫困农户、工薪阶层、大学生和小微企业主都是国内传统金融系统不能完全覆盖的群体。从10年前宜信创办开始，我们就在持续为这些人群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将承担社会责任与战略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
董玉霞：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公益慈善是社会公共体系的有益补充。过去，慈善物资有接受渠道少、捐助不便利的制约，很多有捐赠意愿的家庭，不得不把一些剩余物资闲置在家或当作废物扔掉。2008年，我创办了湖北省阳光慈善物资中心，成为当时湖北唯一一家从事慈善物资工作的慈善组织。看到那些帮助过的人好起来，是我从事公益慈善的最大动力。
徐芸薇：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约有2-3亿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其中抑郁、焦虑和失眠位居前三位，这一特征在职业人群中尤其突出。2008年，我们引入解决心灵关怀的心灵成长课程。当企业步入正轨后，我们认为这种课程值得更多人体验，便成立基金会践行这一理念。基金会同时还关注环境保护、素质教育和弱势帮扶等领域。其中，“诺亚care”心灵成长公益项目已开展了128期课程，近2万人受益，同时学员累计捐赠善款近800万元。
企业发展与做公益不矛盾
《支点》：做企业，追逐利润；做公益，讲究共享。对企业来讲，如何平衡自身发展与公益事业之间的关系？
李惠中：企业做公益，必定是建立在与企业长远发展目标一致的基础上，脱离企业利益做公益是无法持续的。
以“希望厨师项目”为例，项目发起之初，我们便设定了明确目标：一是捐资助学，“希望厨师”掌握手艺后能带领家庭、家乡脱贫致富；二是培养中餐业优秀人才，让学员成为“高精尖”厨师；三是希望十年、二十年后，“希望厨师”中能涌现出一批行业佼佼者，让中餐烹饪耀眼全球。可以看到，这些目标和李锦记业务及“发扬中华优秀饮食文化”的使命都是高度契合的。
董玉霞：将企业业务与公益结合起来，企业发展会更有持续性。去年湖北洪涝灾害中，不少武警官兵和受灾群众长期泡在水里，皮肤糜烂严重。当时，我们向这些官兵、群众捐赠了价值200万元的自有品牌外用药膏。一方面，我们履行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也得到了有效推广。
徐秀玲：这两者是可以融合的。比如宜信已搭建了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分别为“战略发展、有效公益、合法合规”。合法合规层面，我们建立了系统的合规与操作风险制度，确保公司运营行为都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有效公益层面，我们開展金融教育，形成了以公益金融、青少年财商教育、创业中小企业能力建设为核心的公益体系；战略发展层面，我们一方面以金融科技为支撑，让金融服务大门向更多人敞开，一方面积极推进同业自律与协作，促进行业规范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构建。 徐芸薇：我们还要看到，目前企业主导的公益基金会同质化特征明显，项目扎堆于教育和儿童，对企业本身工作领域、客户服务相关的公益慈善需求还挖掘得不够，缺乏富有行业特点、领域多元化的公益项目。对有意设立基金会的企业而言，应选择自己擅长领域、公开基金会信息、用章程固定发展战略，实现规范化、流程化运营，这样的基金会才能长存。
积极传递公益精神
《支点》：我们关注到，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积极参与公益，提供智力学术支持，这是公益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像谭德清老师为了探究产漂流性卵鱼类的产卵场，从武汉寻鱼寻到金沙江源头，与团队在金沙江中漂流5天，后来为了拯救濒临灭绝的江中生物，他在山林间盖了木屋住了下来。这体现了科学精神，也包含公益精神。
谭德清：阿拉善SEE的初衷是改善沙尘暴天气，这些年的工作卓有成效。我一直关注它的发展。阿拉善SEE有12个中心，我参加了西南中心的工作，主要是拯救濒临灭绝的鱼类。我的感受是，阿拉善SEE的工作并不能替代政府，也不能替代其他公益组织。但是，我们的成果可与地方政府、环保组织共享，可逐步改善相关部门的工作。在云南，就有这样的案例，一些工作做好后，当地政府愿意来接手。我们要做的是“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有人愿意接棒子，把它传递出去，实际上是更好的。
《支点》：如何看待民间力量在公益事业中起到的作用？
王巍：我们看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是互相协作的三方力量。以中国金融博物馆为例，首先，政府支持必不可少，如果没有政府支持，建博物館一事很难推进。其次，所有民间博物馆的主要盈利方式都是获得商界赞助。
商界为什么会赞助呢？企业家都是非常精明的，他要看到这个组织确实能够推动社会变化，才愿意用出钱、出人的方式密切合作。不过，就如做企业一样，任何事都要长期投入才有收获。我们做金融博物馆一开始也是持续亏损，做了很多年才达到收支平衡。
公益事业面临多重挑战
《支点》：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公益事业面临哪些挑战？
杨壮：虽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比如华为、联想、海尔、腾讯等，但公益事业仍然面临着巨大挑战。
第一个挑战，一些企业经营目标不清，热衷机会主义、短期行为。在过去十几年中，我接触的一些企业和企业家在外面做着公益，却在组织内部被很多人质疑。
第二个挑战，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中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如何生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君子爱财应取之有道。
第三个挑战，政府功能和责任应予以完善并清晰，大力支持真正的公益事业，在政策上给予相应的扶持。比如，税收、收入分配制度要有合理性。
第四个挑战，中国社会的经营生态环境必须要持续改善。要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认真培育企业精神、契约精神，遵守市场公平竞争原则。
第五个挑战，政府急需改善社会环境，对非营利组织要给予真正的帮助，帮助它们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政策。社会公益不仅是基金会的事情，也不是一般营利企业的事情，政府要给予公益事业全方位的支持。
王巍：在国内做公益的最大挑战，是人们对公益的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够。人们习惯了“金钱衡量思维”，觉得做一件事没有回报就不可理解。在这种环境里，做公益的人反而成为了心怀叵测、沽名钓誉的人。现在中国金融博物馆获得了不少认可，公开质疑已经很少，但我知道仍有不少人，内心里认为公益人的背后，一定是下了盘长期赢利的大棋。
《支点》：具体来说，我们如何推动公益事业进一步发展。比如，是否有必要形成一种政策机制？
谭德清：环境保护是当前非常热门的公益主题。前不久我乘飞机，从云南丽江到湖南长沙，在飞机上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感受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感受是，“黄”的太多，“绿”的太少。作为人口大国，经济社会要发展，没有一点污染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平衡协调，尽可能地减少污染。
杨壮：我有三个建议。第一，企业家做公益首先要从自身做起，提高个人的综合素质和品质，培养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第二，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让企业持续发展，这样才能持续地从事公益活动。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的经历与文化理念，值得中国企业家认真思考；第三，做公益不是简单地施舍，要真正地从方方面面给予支持，比如提供教育、融资、咨询、管理等。我们BiMBA商学院的办学理念是“北大精神、社会情怀、国家发展、全球视野”，把社会情怀放在第二位，这也是突出公益思想。
王巍：古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们用纯朴的、符合天地良心的方式做事。但进入市场经济之后，有些人的从善心理不复存在，于是便有了乱排乱放、掺杂使假、坑蒙拐骗等现象。因此，我认为政府应当用税收调控等方式，鼓励、引导更多企业家履行社会责任，唤醒一些企业的良心。（支点杂志2017年3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