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或钝初、遁初，因为桃源渔父所救，后来别号渔父，笔名犟斋。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宋教仁，因此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崭露头角。1903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二十一岁的宋教仁应邀参加，是筹备会十二名成员之一。
　　1906年2月1日，二十四岁的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在此期间，他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德国官制》《美国制度概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十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著译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使他成为中国人中研究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
　　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以失败告终，同盟会的军心受到极大动摇。宋教仁对军事行动进行反思，与陈其美等人再推他的革命三策：效仿法国大革命，直接占领北京，号令全国，实行中央革命，此为上策；在长江流域，各树潜力，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此为中策；在边陲各省起义，此为下策。经过分析，大家一致认为中策可行。后来武昌起义的胜利，证明了这个战略决策的成功，尽管武昌起义的胜利也极为偶然。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次日晚，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主张总统制，效仿美国；但宋则认为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地方对中央的约束大，而中国是中央集权，又有两千年的专制传统，故应实行内阁制。后经黄兴调解，“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否決。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有人认为宋教仁权力欲重，对他意见很大，甚至多把他看作一个威胁。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国务院九部之一的内务总长的建议也没有通过，只给了他一个“法制院总裁”的头衔。宋并不介意，积极投入到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中，并以充任民主政权的叔孙通自勉。有人为他抱不平，他坦然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一个总长不做也罢。”
　　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为限制袁世凯专权，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据此，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
　　1912年8月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取服务国民之意，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湖北国民党支部欢迎会上所做演讲指出：“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如不能达成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任总理，亦赞助之。”
　　这个年仅三十岁的革命者在关键时刻将革命党向执政党、议会党的功能大大推进了一步。由于他的努力，总统专裁的政治格局再次变为龙虎风云际会的政坛热闹。合并后的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以为，只要控制了议会，就可以成立政党内阁和制定民主宪法。历史学家唐德刚写道：“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个倔强的个性和毫无顾忌的大嘴巴。做起演说来，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使政敌听来，就真以为他是拔毛成兵的齐天大圣了。其实宋教仁不是袁世凯、蒋介石那一流的人物。在聚义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万禁军教头的林冲，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调和一百单八条好汉的‘及时雨’宋江。虽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敌叫成梁山盗魁，但是渔父（宋的别号）是个直来直去的革命者，毕竟不是宋江。”
　　这个张狂的年轻人被人讥为“议会迷”，他三十立于中国，已经超前多多却狂性不改。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现代政治的当然现象，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却引起旧官僚和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宋教仁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在上海，陈其美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3月20日，宋教仁动身北上那天，跟《民立报》的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同日晚，宋教仁与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终因伤势过重辞世，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的死使政党政治没及开卷即收回，中国社会仍回到革命政治和暴力政治中去。甚至说，中国社会本来还停留在暴力政治和革命政治阶段，宋不过象征了政党政治的可能，不过寄托了中国人的宪政梦想。故这个年轻人的死去，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都痛悼天不怜惜中国。
　　梁启超称宋教仁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谭人凤称宋教仁为“破坏建设一身肩，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的一大政治家，孙中山的总结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这些评价比较到位。因为宋确实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最有现代气质的政治家，他的组织能力是一流的，他的合作能力也是空前绝后的。合作，是我们中国政治家直到今天仍极为匮乏的品质。
　　（摘自《盗火与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