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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四益先生的《笑谈》系列,是我爱读的杂文,而获睹《“四清”运动中找敌人——笑谈之七》(《世纪》2012年1期)后,更勾起了对48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我是1961年进的复旦中文系,从1963年冬开始,先后在上海郊县的顾村公社、胡桥公社和罗店镇参加了三次“四清”运动。顾村那次是小“四清”,时间很短,我们的身份只是学生,下去“接受阶级斗争教育”而已。记忆中仿佛曾参加大会,听公社书记作了一个冗长的检讨。此外,作为下乡必修课,应该还听过当地“苦大仇深”贫农的“忆苦思甜”报告。
从顾村回来后,上了不到一年课,又参加胡桥公社的大“四清”。这次我们成了工作队员。我班有部分学生分在秀才大队,领队的是青年教师陈四益。运动概况,一如四益先生所述。可以补充的是:
一、我们从1964年11月4日至1965年5月22日,在农村呆了半年多时间。
二、胡桥公社工作队队长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而领导级别高,队员众多,正说明“敌情严重”,需要有一种大的阵势。
三、陈文中提到,运动开始时,曾枪毙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已记不清。而我知道,其中一个叫金四根,罪名是“残害贫农”。
四、刚到秀才大队时,因为没有摸准扎根对象,所以全体工作队员暂住在一座已经荒废的破庙里,庙名“清白堂”。
五、运动过程,除学习《双十条》和“桃园经验”,后来又学习《二十三条》外,具体还有过封账查账、召开二级干部会、划分下中农、评审四类分子、党团员及一般干部作鉴定等阶段。
我怎会记得如此清楚呢?原来,下乡期间我曾作过12首总题为《胡桥纪事》的七律,诗中对上述经过有所记载,而我所以会作这组诗,则起因于同四益先生的一次谈话及由谈话引发的自我保护心理。现在写出来,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岁月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匪夷所思;而对于四益先生及同辈过来人而言,则不但可以理解,或许更会由此而生感慨。
学写诗积习难改
那时我被分在第5小队。同在该队的还有两位工作队员:负责人黄玉英,我们叫她老黄,是一位30多岁清瘦而爱干净的党校女教师;另一位姓谭,比我大1岁,是从宝山县某公社抽调来的生产队出纳员。由于老黄和我都不谙会计,后来的查账工作便由小谭承担。拙诗中有“战友新交诚有幸,算盘老练叹无双”一联,“战友”指的便是他。
为了寻找“扎根”对象,我们也是大费周折。队长、会计、出纳家当然都不能住,因为有“四不清”之嫌。剩下的几户贫农,一户屋主虽在本队出工,却兼任第6小队会计,系该队的清查对象。一户屋主自身很清白,但其妻解放前当过土匪,老人们还记得她当年骑马的样子。一户为雇农,本人系复员军人,偏偏其岳父是邻队的富农。完全没有问题的,似乎一家都找不出来。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住在成份为贫农的副队长家中,而吃在雇农兼复员军人家中。
同为工作队员,复旦师生与其他队员有所不同。对我们来说,参加运动的同时,还有自我改造的任务。对于相关纪律,我们也更自觉地遵守。前几年读吴中杰先生《复旦往事》,记得他回忆“四清”,曾谈到天热时因在镇上买一块小冰砖躲着吃而被中文系某总支委员碰见并点名批评之事。后来他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偏要买东西吃,甚至还邀着蒋孔阳先生一起下馆子吃菜汤面。那时确有不许上馆子、买吃食的规定,而我没有中杰先生的胆气。从我们住处往东走10多分钟,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我除理发之外,几乎从不逛街。与我同居一室的小谭则喜欢上街,还会买些糕饼带回来与我分享。这使我很被动:不吃吧,显得有隔阂;吃吧,又无法还情,因为我不敢违纪买吃食。
但我也做着不合校方要求的事。下乡时我带了几本诗词选和一本《诗韵集成》, 不但私下阅读,而且学着写诗。还在高中时期,我受家庭环境熏陶,就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进大学后,更经常向父辈友人如瞿蜕园先生等请益。那时学校教学楼办有一份名为《复旦文艺》的墙报,我在上面发表过旧体诗,题材都很趋时,如声援古巴之类;而自己更喜欢的则是一些未打算发表的遣兴之作。“四清”期间,我也写了不少总题为《村居》的五律。这些习作,或记事,或写景,只是为了自我消遣,休假回家,则呈给老人们过目,以求得指点。可能是阅历不同之故,老辈的议论时常出我意料。譬如拙诗中有一联:“隔帐饥蚊闹,随波填鸭闲。”在我只是写实,并无深意,但几位老人看了,却别有联想,认为上句是隐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通百姓的饥饿情景,下句则是对反右后一些“听话”的、饥荒岁月享受特供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活画”。听了这类评价,我在得意之余,又有几分害怕,因此从不向同学和老师出示这些诗,以免授人以柄。
相形之下,我对老黄和小谭倒不太防范,三人之间关系相当融洽。那时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具体到生产队,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一个小队就那么十几户人家,我们不能天天召集社员开会,也不能每晚都去“访贫”。时值冬季,农活不多,我们按规定每周只须下田“同劳动”一次。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老黄开始练毛笔字,常常与我探讨某个字的结构与用笔。而小谭则从我处学会了一种简单的“剪影术”,每逢晚上有青年社员来玩,他就把一张报纸订在墙上,让对方侧坐到煤油灯前,调好距离,随即用铅笔勾勒投射到报纸上的人影,取下报纸后再用毛笔将勾勒部分涂黑,就成了一件酷似剪影的作品。看到被画者惊喜的反应,他更加乐此不疲。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我虽然从未将自己的《村居》给老黄和小谭过目,但也没有刻意隐瞒读诗写诗之事。
因约谈促成新吟
四益先生不是我们的任课教师,下乡后方始相识。他除负责一个小队的“四清”之外,还有带领学生的任务。当小队负责人开会时,他可能会顺便问一下分在各队的同学们的表现。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有架子,讲话条理清楚,又不乏幽默,所以大家对他都有好感。有次老黄参加负责人会议回来,让我第二天到四益先生所在的13小队去一次。“可能他想同你谈谈心吧。”老黄说。
第二天去后,果如老黄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随便聊天。详细内容早已忘却,记忆中好像未谈各自小队的运动,倒是谈文学较多。之前我们曾听过一个传达,介绍复旦师生下乡后的思想变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据说王运熙先生谈体会,认为接触现实的阶级斗争后,深感再关在书斋里研究曹操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我问四益先生,今后还要不要进行文学研究?怎样研究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他听后沉默片刻,说,文学研究还是要搞的,但新的成绩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作出,将来可能会从工农兵中涌现研究人材。 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不过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
后来四益先生忽然问我:“听说你在写诗?”边说边拿出一张纸来,告诉我,他有时也写旧体诗词。我接过来一看,是两首合律的《忆秦娥》,原句记不住,印象中写得情调昂扬而用词清新。自进复旦后,我就发现中文系师生中熟悉格律的人很少,能诗者不多,之前也没想到四益先生擅诗词,因此获睹他的词作后,惊讶之际,更有一种亲切感。我可能对他的《忆秦娥》作了一些评价,但还是不敢把自己的《村居》当场抄出来。我知道一定是老黄向他随意谈到我在写诗之事,于是我借口背不出来,答应以后抄给他看。
归途中我回想谈话过程,觉得除《村居》外,应当另写一些正面歌吟“四清”运动的诗,以便再次与四益先生交谈时可以呈给他看。思索过程中,我想起了年级政治辅导员说过的一句话:“鬼拖舌头啊!”意思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不管怎么谨慎,总会通过言辞暴露出来,就像有鬼拖他的舌头一样。我还想起了下乡前一件令我心惊的事。父辈友人中有位徐澄宇先生,原为复旦中文系教授,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与原在中医学院讲授古典文学的妻子陈家庆双双发配新疆,1962年回到上海,同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住在淮海中路愉园。我曾多次前往求教。关于二位先生,我将另文回忆。这里要说的是,1964年中秋节前,徐先生突然被捕。当时友人们都很震惊,却不清楚原因,猜想必因文字贾祸。这件事在我心头也蒙上阴影,告诫自己千万别在文字上栽跟头。
不久我就写了几首吟咏“四清”的七律,休假回市区时,照例呈示给老辈过目。令我意外的是,老人们由于缺乏类似体验,对这些习作都感到新鲜而给予肯定。蜕园先生甚至说:“我们的诗都传不下去,你这诗很写实,也很特别,倒可能流传下去。”受此鼓励,我便继续写作,直到下乡结束,共写了12首,完成后加一小序,题为《胡桥纪事》。
至于四益先生,后来并没有再约我单独谈心,见面时也没有再提写诗的事,我也就不曾主动向他出示这些诗。现在看来,我那时的反应实在有点神经过敏。
下面是拙诗原文——
胡桥纪事 1964-1965年
1964年11月4日至1965年5月22日,余随工作组参加奉贤县胡桥公社秀才大队四清运动,历时半载有余。其间每有所触,辄纪之以诗,凡成七律一十二首。只以工作繁忙,殊无吟咏之暇,故所赋多急就之章,往往一时兴起,句即夺口而出,未能细予推敲也。
形 势
奉贤形势实仓皇,二卷新书(指中央《双十条》)讨论忙。弱柳风前难挺节,好花霜后始流芳。每尝苦胆专红道,再涤尘心清白堂(初下乡时所居破寺名)。来岁客帆归去日,渔歌唱彻水云乡。
惩 凶
劝君莫醉稻香村,香稻丛中血有痕(时有反革命分子金四根残害贫农案发)。竖子怯生谈虎色,英雄敢畏杀人声!昔宗北宋吟三变,今趁东风铲四根(凶手伏诛)。依旧双双访贫苦,常于月下扣柴门。
夜 归
肩荷星光封账归,茫茫大地野风微。可怜干部聪明误,忍见黎民心事违。虎胆人谙降妖术,羊肠路惯灭蛇威(途有毒蛇,见余乃遁)。胡桥夜色真如画,秃笔虽枯喜自挥。
学 说
欣看哲学验农家,万马奔腾引兴赊。已证人间有妖雾,不容同志醉流霞。势摧二股(指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股势力)非常事,功盖全球未有涯。如此雄谈震天地,九泉羞煞贾长沙。
查 账
风吹败叶纷纷下,只剩顽枝未肯降。战友新交诚有幸,算盘老练叹无双。层层黑账堆长几,夜夜青灯烁小窗。最是渔鹰不知倦,一声凄厉起寒江。
分 红
脉脉粮山起伏中,一年辛苦又分红。河清岂是黄粱梦,海内齐讴赤县风(四清之后,分红格外合理,社员皆大欢喜)。桎梏极天哀逝者,霞辉满地羡儿童。凭他岁暮寒飙急,难减心头暖意融。
羽 檄
忽有煌煌羽檄驰(《廿三条》下达),四方张贴耐深思。焉知人计行藏日,正是水分清浊时。不齿谁怜新鬼怨,虚怀争拜老农师。何时习得寅生法(徐氏新撰《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颇富哲理,可以学步),海北天南任所之。
解 放
昨夜春风遍野呼:千花百草几时苏?鸟迁南国犹知返,人醉西楼自可扶(二级干部会后干部大都解放)。但使全民融一体,岂愁边火报匈奴。谆谆频励诸年少,莫负江山弃壮图。
雨 后
雨后田园气象新,秀才分外显精神。欢迎兄弟中农下(划下中农),益信吾人理论真。秧板流青将立夏,麦波如海送残春(运动已近尾声)。行看贫协坚金石,不许篱边野犬狺(农谚: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
评 审
换了人间十五秋,西风衰处有人愁。变天毒计狐妆女,卷土阴谋鼠窃油。百姓独裁裁丑类,三堂会审审仇雠(评审会由贫协、队委会及工作组三方共同主持)。扬眉不尽翻身感,更上高峰豁远眸。
鞭 策
掀天巨浪滔滔去,又见阳和暖树林。四页洋洋功胜过(党团员及一般干部作鉴定,肯定成绩,以鼓士气),一谈娓娓昔连今。从知明月有时蚀,莫道芳蔬无处寻。却喜群英新挂印,争先会上表红心。
惜 别
此时难止泪如梭,执手无言意若何?鱼水留连千种爱,风云叱咤半年多。生根荣与工农伍,斩草羞思安乐窝。且把柔情收拾起,天涯同造好山河。
得机缘旧作重拾
参加工作后,我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爱写诗。意识到昔作的平庸浅陋,也很少向别人出示。直到2000年,湖北省文史馆拟编一部馆员诗词选,向我索稿,我才将部分旧作打印出来。因无把握,又请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位同事再行筛选。他们直言不讳地在稿纸上写了不少批语。其中一位与我同龄的研究员,似对《胡桥纪事》特别厌恶,写下多条意见:“当日是非岂是历史是非,依然保持当日认识?”“粉饰之嫌!”“至今看到,仍使人惊心、反感!”于是,我将该诗删去,没有收入省文史馆编的《晚翠诗词选》。
本来认为此诗因“左”的色彩已可抛入历史垃圾堆,不料读到四益先生回忆“四清”运动的杂文,引起对近半个世纪前往事的回想,一时无聊,乃将这段经历复述出来。标题中自称“奇诗”,当然没有任何自赏的意思,只是觉得,其写作的动因(出于自保心理)有点“奇”,用一组旧体诗来表现“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也有点“奇”。至于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段,能够既写《村居》那样毫无革命精神的诗,又写《胡桥纪事》这样属于“主旋律” 的诗,在当年的我似乎并未感到不自然,今天看来,则也有点“奇”了。
(作者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从顾村回来后,上了不到一年课,又参加胡桥公社的大“四清”。这次我们成了工作队员。我班有部分学生分在秀才大队,领队的是青年教师陈四益。运动概况,一如四益先生所述。可以补充的是:
一、我们从1964年11月4日至1965年5月22日,在农村呆了半年多时间。
二、胡桥公社工作队队长系上海市高级法院院长;而领导级别高,队员众多,正说明“敌情严重”,需要有一种大的阵势。
三、陈文中提到,运动开始时,曾枪毙两个“阶级敌人”,什么罪状已记不清。而我知道,其中一个叫金四根,罪名是“残害贫农”。
四、刚到秀才大队时,因为没有摸准扎根对象,所以全体工作队员暂住在一座已经荒废的破庙里,庙名“清白堂”。
五、运动过程,除学习《双十条》和“桃园经验”,后来又学习《二十三条》外,具体还有过封账查账、召开二级干部会、划分下中农、评审四类分子、党团员及一般干部作鉴定等阶段。
我怎会记得如此清楚呢?原来,下乡期间我曾作过12首总题为《胡桥纪事》的七律,诗中对上述经过有所记载,而我所以会作这组诗,则起因于同四益先生的一次谈话及由谈话引发的自我保护心理。现在写出来,对于未曾经历那段岁月的人来说,可能觉得匪夷所思;而对于四益先生及同辈过来人而言,则不但可以理解,或许更会由此而生感慨。
学写诗积习难改
那时我被分在第5小队。同在该队的还有两位工作队员:负责人黄玉英,我们叫她老黄,是一位30多岁清瘦而爱干净的党校女教师;另一位姓谭,比我大1岁,是从宝山县某公社抽调来的生产队出纳员。由于老黄和我都不谙会计,后来的查账工作便由小谭承担。拙诗中有“战友新交诚有幸,算盘老练叹无双”一联,“战友”指的便是他。
为了寻找“扎根”对象,我们也是大费周折。队长、会计、出纳家当然都不能住,因为有“四不清”之嫌。剩下的几户贫农,一户屋主虽在本队出工,却兼任第6小队会计,系该队的清查对象。一户屋主自身很清白,但其妻解放前当过土匪,老人们还记得她当年骑马的样子。一户为雇农,本人系复员军人,偏偏其岳父是邻队的富农。完全没有问题的,似乎一家都找不出来。经再三权衡,最后决定住在成份为贫农的副队长家中,而吃在雇农兼复员军人家中。
同为工作队员,复旦师生与其他队员有所不同。对我们来说,参加运动的同时,还有自我改造的任务。对于相关纪律,我们也更自觉地遵守。前几年读吴中杰先生《复旦往事》,记得他回忆“四清”,曾谈到天热时因在镇上买一块小冰砖躲着吃而被中文系某总支委员碰见并点名批评之事。后来他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偏要买东西吃,甚至还邀着蒋孔阳先生一起下馆子吃菜汤面。那时确有不许上馆子、买吃食的规定,而我没有中杰先生的胆气。从我们住处往东走10多分钟,有一条几十米长的小街,我除理发之外,几乎从不逛街。与我同居一室的小谭则喜欢上街,还会买些糕饼带回来与我分享。这使我很被动:不吃吧,显得有隔阂;吃吧,又无法还情,因为我不敢违纪买吃食。
但我也做着不合校方要求的事。下乡时我带了几本诗词选和一本《诗韵集成》, 不但私下阅读,而且学着写诗。还在高中时期,我受家庭环境熏陶,就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进大学后,更经常向父辈友人如瞿蜕园先生等请益。那时学校教学楼办有一份名为《复旦文艺》的墙报,我在上面发表过旧体诗,题材都很趋时,如声援古巴之类;而自己更喜欢的则是一些未打算发表的遣兴之作。“四清”期间,我也写了不少总题为《村居》的五律。这些习作,或记事,或写景,只是为了自我消遣,休假回家,则呈给老人们过目,以求得指点。可能是阅历不同之故,老辈的议论时常出我意料。譬如拙诗中有一联:“隔帐饥蚊闹,随波填鸭闲。”在我只是写实,并无深意,但几位老人看了,却别有联想,认为上句是隐喻“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普通百姓的饥饿情景,下句则是对反右后一些“听话”的、饥荒岁月享受特供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活画”。听了这类评价,我在得意之余,又有几分害怕,因此从不向同学和老师出示这些诗,以免授人以柄。
相形之下,我对老黄和小谭倒不太防范,三人之间关系相当融洽。那时运动表面轰轰烈烈,具体到生产队,并没有太多的事可做。一个小队就那么十几户人家,我们不能天天召集社员开会,也不能每晚都去“访贫”。时值冬季,农活不多,我们按规定每周只须下田“同劳动”一次。为了打发多余的时间,老黄开始练毛笔字,常常与我探讨某个字的结构与用笔。而小谭则从我处学会了一种简单的“剪影术”,每逢晚上有青年社员来玩,他就把一张报纸订在墙上,让对方侧坐到煤油灯前,调好距离,随即用铅笔勾勒投射到报纸上的人影,取下报纸后再用毛笔将勾勒部分涂黑,就成了一件酷似剪影的作品。看到被画者惊喜的反应,他更加乐此不疲。在这种相对轻松的氛围中,我虽然从未将自己的《村居》给老黄和小谭过目,但也没有刻意隐瞒读诗写诗之事。
因约谈促成新吟
四益先生不是我们的任课教师,下乡后方始相识。他除负责一个小队的“四清”之外,还有带领学生的任务。当小队负责人开会时,他可能会顺便问一下分在各队的同学们的表现。因为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没有架子,讲话条理清楚,又不乏幽默,所以大家对他都有好感。有次老黄参加负责人会议回来,让我第二天到四益先生所在的13小队去一次。“可能他想同你谈谈心吧。”老黄说。
第二天去后,果如老黄所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随便聊天。详细内容早已忘却,记忆中好像未谈各自小队的运动,倒是谈文学较多。之前我们曾听过一个传达,介绍复旦师生下乡后的思想变化,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据说王运熙先生谈体会,认为接触现实的阶级斗争后,深感再关在书斋里研究曹操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我问四益先生,今后还要不要进行文学研究?怎样研究才能走出一条新路?他听后沉默片刻,说,文学研究还是要搞的,但新的成绩恐怕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作出,将来可能会从工农兵中涌现研究人材。 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不过这在当时是一个无懈可击的回答。
后来四益先生忽然问我:“听说你在写诗?”边说边拿出一张纸来,告诉我,他有时也写旧体诗词。我接过来一看,是两首合律的《忆秦娥》,原句记不住,印象中写得情调昂扬而用词清新。自进复旦后,我就发现中文系师生中熟悉格律的人很少,能诗者不多,之前也没想到四益先生擅诗词,因此获睹他的词作后,惊讶之际,更有一种亲切感。我可能对他的《忆秦娥》作了一些评价,但还是不敢把自己的《村居》当场抄出来。我知道一定是老黄向他随意谈到我在写诗之事,于是我借口背不出来,答应以后抄给他看。
归途中我回想谈话过程,觉得除《村居》外,应当另写一些正面歌吟“四清”运动的诗,以便再次与四益先生交谈时可以呈给他看。思索过程中,我想起了年级政治辅导员说过的一句话:“鬼拖舌头啊!”意思是,一个思想反动的人,不管怎么谨慎,总会通过言辞暴露出来,就像有鬼拖他的舌头一样。我还想起了下乡前一件令我心惊的事。父辈友人中有位徐澄宇先生,原为复旦中文系教授,1958年被定为右派分子后,与原在中医学院讲授古典文学的妻子陈家庆双双发配新疆,1962年回到上海,同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住在淮海中路愉园。我曾多次前往求教。关于二位先生,我将另文回忆。这里要说的是,1964年中秋节前,徐先生突然被捕。当时友人们都很震惊,却不清楚原因,猜想必因文字贾祸。这件事在我心头也蒙上阴影,告诫自己千万别在文字上栽跟头。
不久我就写了几首吟咏“四清”的七律,休假回市区时,照例呈示给老辈过目。令我意外的是,老人们由于缺乏类似体验,对这些习作都感到新鲜而给予肯定。蜕园先生甚至说:“我们的诗都传不下去,你这诗很写实,也很特别,倒可能流传下去。”受此鼓励,我便继续写作,直到下乡结束,共写了12首,完成后加一小序,题为《胡桥纪事》。
至于四益先生,后来并没有再约我单独谈心,见面时也没有再提写诗的事,我也就不曾主动向他出示这些诗。现在看来,我那时的反应实在有点神经过敏。
下面是拙诗原文——
胡桥纪事 1964-1965年
1964年11月4日至1965年5月22日,余随工作组参加奉贤县胡桥公社秀才大队四清运动,历时半载有余。其间每有所触,辄纪之以诗,凡成七律一十二首。只以工作繁忙,殊无吟咏之暇,故所赋多急就之章,往往一时兴起,句即夺口而出,未能细予推敲也。
形 势
奉贤形势实仓皇,二卷新书(指中央《双十条》)讨论忙。弱柳风前难挺节,好花霜后始流芳。每尝苦胆专红道,再涤尘心清白堂(初下乡时所居破寺名)。来岁客帆归去日,渔歌唱彻水云乡。
惩 凶
劝君莫醉稻香村,香稻丛中血有痕(时有反革命分子金四根残害贫农案发)。竖子怯生谈虎色,英雄敢畏杀人声!昔宗北宋吟三变,今趁东风铲四根(凶手伏诛)。依旧双双访贫苦,常于月下扣柴门。
夜 归
肩荷星光封账归,茫茫大地野风微。可怜干部聪明误,忍见黎民心事违。虎胆人谙降妖术,羊肠路惯灭蛇威(途有毒蛇,见余乃遁)。胡桥夜色真如画,秃笔虽枯喜自挥。
学 说
欣看哲学验农家,万马奔腾引兴赊。已证人间有妖雾,不容同志醉流霞。势摧二股(指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二股势力)非常事,功盖全球未有涯。如此雄谈震天地,九泉羞煞贾长沙。
查 账
风吹败叶纷纷下,只剩顽枝未肯降。战友新交诚有幸,算盘老练叹无双。层层黑账堆长几,夜夜青灯烁小窗。最是渔鹰不知倦,一声凄厉起寒江。
分 红
脉脉粮山起伏中,一年辛苦又分红。河清岂是黄粱梦,海内齐讴赤县风(四清之后,分红格外合理,社员皆大欢喜)。桎梏极天哀逝者,霞辉满地羡儿童。凭他岁暮寒飙急,难减心头暖意融。
羽 檄
忽有煌煌羽檄驰(《廿三条》下达),四方张贴耐深思。焉知人计行藏日,正是水分清浊时。不齿谁怜新鬼怨,虚怀争拜老农师。何时习得寅生法(徐氏新撰《关于如何打乒乓球》一文,颇富哲理,可以学步),海北天南任所之。
解 放
昨夜春风遍野呼:千花百草几时苏?鸟迁南国犹知返,人醉西楼自可扶(二级干部会后干部大都解放)。但使全民融一体,岂愁边火报匈奴。谆谆频励诸年少,莫负江山弃壮图。
雨 后
雨后田园气象新,秀才分外显精神。欢迎兄弟中农下(划下中农),益信吾人理论真。秧板流青将立夏,麦波如海送残春(运动已近尾声)。行看贫协坚金石,不许篱边野犬狺(农谚: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
评 审
换了人间十五秋,西风衰处有人愁。变天毒计狐妆女,卷土阴谋鼠窃油。百姓独裁裁丑类,三堂会审审仇雠(评审会由贫协、队委会及工作组三方共同主持)。扬眉不尽翻身感,更上高峰豁远眸。
鞭 策
掀天巨浪滔滔去,又见阳和暖树林。四页洋洋功胜过(党团员及一般干部作鉴定,肯定成绩,以鼓士气),一谈娓娓昔连今。从知明月有时蚀,莫道芳蔬无处寻。却喜群英新挂印,争先会上表红心。
惜 别
此时难止泪如梭,执手无言意若何?鱼水留连千种爱,风云叱咤半年多。生根荣与工农伍,斩草羞思安乐窝。且把柔情收拾起,天涯同造好山河。
得机缘旧作重拾
参加工作后,我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爱写诗。意识到昔作的平庸浅陋,也很少向别人出示。直到2000年,湖北省文史馆拟编一部馆员诗词选,向我索稿,我才将部分旧作打印出来。因无把握,又请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的几位同事再行筛选。他们直言不讳地在稿纸上写了不少批语。其中一位与我同龄的研究员,似对《胡桥纪事》特别厌恶,写下多条意见:“当日是非岂是历史是非,依然保持当日认识?”“粉饰之嫌!”“至今看到,仍使人惊心、反感!”于是,我将该诗删去,没有收入省文史馆编的《晚翠诗词选》。
本来认为此诗因“左”的色彩已可抛入历史垃圾堆,不料读到四益先生回忆“四清”运动的杂文,引起对近半个世纪前往事的回想,一时无聊,乃将这段经历复述出来。标题中自称“奇诗”,当然没有任何自赏的意思,只是觉得,其写作的动因(出于自保心理)有点“奇”,用一组旧体诗来表现“四清”运动的全过程也有点“奇”。至于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段,能够既写《村居》那样毫无革命精神的诗,又写《胡桥纪事》这样属于“主旋律” 的诗,在当年的我似乎并未感到不自然,今天看来,则也有点“奇”了。
(作者为湖北省社科院研究员、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