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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法庭被现代历史上最不寻常人物的出现主导了11天之久。8月9日，这位检方证人在斯大林秘密警察小分队的陪同下在东京着陆。他身穿廉价、做工粗糙的蓝色毛哔叽西装，头戴一顶俄国劳动人民的黑帽子（这是20世纪20年代因列宁而流行起来的风格），脚蹬白袜子。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他为世人熟知的名字是亨利·溥仪，一度成为日本人征服中国满洲数省后所扶植的傀儡“满洲国”皇帝。
表演式地进场
盟国检方把溥仪带到东京指证日本人在满洲的兽行。他是一位关键证人，而且他待在证人席上的时间的确比任何其他检方证人都要长。斯大林批准把前“满洲国”皇帝送到日本，莫斯科的唯一條件是作证之后美军要把他归还苏联拘押。对此麦克阿瑟欣然同意。最高统帅被溥仪的现身弄得很尴尬，希望这位前皇帝越早离开日本越好，因为他担心，溥仪出现在证人席上可能会引起人们再一次要求也将裕仁传唤出庭。能让中国皇帝做的事情，肯定也能让日本皇帝去做。
在溥仪8月份到达东京的时候，检方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满洲国”是日本的卫星国。最重要的文件中有投降后未被焚毁的外务省档案，题为“有关满洲事务的秘密记录”。只要对这份档案瞥一眼，对任何独立的观察家来说已经足够表明，当时是日本统治“满洲国”，并统治溥仪。
当溥仪在8月16日第一次进入法庭大厅时，媒体席和旁听席都拥挤不堪。溥仪对迸发的闪光灯和呆看他的人群习以为常。他表演式地进场，右手拿着一把精致的象牙扇（此时空调已再次关闭了），以一种深思熟虑、权威式的仪态走上证人席。他戴着黑框眼镜，由于1920、30、40年代他在星期日增刊上频繁露面，立刻就能被人认出来。在许多方面，除非天皇裕仁本人被带上证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一位证人能够像前满洲皇帝一样，与被告们有如此密切的关系。28个被告中有24个跟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8月天，每个被告都注视着溥仪穿过静下来的法庭大厅。他们一脸愁容，像是预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唯有板垣大将莫名其妙地显得很天真。他开心地微笑着，好像在欢迎一位熟识的生意伙伴参加派对。
以进为退的中国谋略
溥仪在证人席的表演堪称精彩。在这个首次公开亮相之前，他被观察家嘲笑为迟钝，认为他即便不是弱智，也像个纸板做的假人。然而，溥仪在证人席证明了自己诡计多端，是个狡诈、奸猾、彻头彻尾欺骗的大师。他摆平了韦伯、季南以及日本和美国的辩护律师，时而激怒他们，时而嘲弄他们，最终搞得他们互相攻讦。倘若溥仪是一个自由人，他的表演也算不俗。而考虑到他身处的特定情势，他的表演就实在令人惊叹了。法官席上坐着苏联的柴扬诺夫将军，苏联把溥仪作为政治犯囚禁。柴扬诺夫的右边是梅法官，他所代表的中国已经把溥仪定性为叛国者。与此同时还有第三位法官——美国的克拉默，溥仪正处于美国的军事管辖权之下。也许溥仪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日本宿敌成为被告了。
从作证一开始，溥仪就采取以进为退的中国谋略。他讲述板垣大将如何提出给他满洲的皇位。他说：“如果我拒绝，我的生命就受到威胁。”然后，他玩了一个花招责备同盟国，狡猾地说：“当时民主国家并没有试图反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抗拒他们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自1931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别人的挟持之下，并且由于他一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在溥仪这种态度持续几天之后，强硬的韦伯转而感到恼怒，并作了不必要的评论。韦伯说：“我们当然不是在审问证人，但是，我们关注他的可信度。有性命危险、对死亡恐惧，在战场上不能成为原谅怯懦或逃跑的理由，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成为原谅叛国的理由。一上午我们都在听这个人说他为何与日本人勾结的各种借口。我想我们已经听够了。”
娴熟而巧妙地搅出骚动
溥仪娴熟而巧妙地在法庭搅出周期性骚动，在这个过程中把注意力从他自己身上移开。有一次辩方向他出示一封盖着他的图章，或者说钤印的信件，据说是他在1931年发给板垣的，表达了接受日本庇护的满洲皇位的愿望。溥仪扫了一眼那封信，用了一个戏剧性的开场动作跳将起来。美国宪兵急忙起立，苏联便衣警察小分队也站了起来，楼座里紧接着响起一阵嘈杂声。韦伯爵士在法官席上大喊一声：“坐下！”声音高过所有的人。溥仪满不在乎地回喊：“法官大人，这是假的！”又溜回椅子上坐下了。
韦伯说：“只管回答问题。你发过那封信吗？”“没有”，溥仪回答，并指责辩方“应当被判伪造文件罪”。
对他冗长的交叉盘问接近尾声时，被激怒的布莱克尼告诉法庭：“我想提请法庭注意，从这个证人作证的开头直到现在的结尾……他明显而蓄意地对法庭撒谎。”溥仪耸耸肩：“我不怪你，你是辩方的律师嘛。”他傲慢而饶有分寸地说，“当然，你是想要我歪曲事实。”
韦伯终止了这场辩论：“证人已经表明了某种立场，即他当时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指导之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立场。再多的交叉盘问也不会使他改口，这是显而易见的。”
回首往事，当我重温溥仪在证人席的证词，其中有一句话，从历史潮流的沉渣中凸现出来。那就是：“除了哭泣，我什么也做不了。”这一简单事实概括了中国皇帝的生活和时代。对裕仁也能讲同样的话吗？
（摘自《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
表演式地进场
盟国检方把溥仪带到东京指证日本人在满洲的兽行。他是一位关键证人，而且他待在证人席上的时间的确比任何其他检方证人都要长。斯大林批准把前“满洲国”皇帝送到日本，莫斯科的唯一條件是作证之后美军要把他归还苏联拘押。对此麦克阿瑟欣然同意。最高统帅被溥仪的现身弄得很尴尬，希望这位前皇帝越早离开日本越好，因为他担心，溥仪出现在证人席上可能会引起人们再一次要求也将裕仁传唤出庭。能让中国皇帝做的事情，肯定也能让日本皇帝去做。
在溥仪8月份到达东京的时候，检方已经向法庭提交了大量证据，证明“满洲国”是日本的卫星国。最重要的文件中有投降后未被焚毁的外务省档案，题为“有关满洲事务的秘密记录”。只要对这份档案瞥一眼，对任何独立的观察家来说已经足够表明，当时是日本统治“满洲国”，并统治溥仪。
当溥仪在8月16日第一次进入法庭大厅时，媒体席和旁听席都拥挤不堪。溥仪对迸发的闪光灯和呆看他的人群习以为常。他表演式地进场，右手拿着一把精致的象牙扇（此时空调已再次关闭了），以一种深思熟虑、权威式的仪态走上证人席。他戴着黑框眼镜，由于1920、30、40年代他在星期日增刊上频繁露面，立刻就能被人认出来。在许多方面，除非天皇裕仁本人被带上证人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一位证人能够像前满洲皇帝一样，与被告们有如此密切的关系。28个被告中有24个跟他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在那个炎热潮湿的8月天，每个被告都注视着溥仪穿过静下来的法庭大厅。他们一脸愁容，像是预测到即将发生的事情。唯有板垣大将莫名其妙地显得很天真。他开心地微笑着，好像在欢迎一位熟识的生意伙伴参加派对。
以进为退的中国谋略
溥仪在证人席的表演堪称精彩。在这个首次公开亮相之前，他被观察家嘲笑为迟钝，认为他即便不是弱智，也像个纸板做的假人。然而，溥仪在证人席证明了自己诡计多端，是个狡诈、奸猾、彻头彻尾欺骗的大师。他摆平了韦伯、季南以及日本和美国的辩护律师，时而激怒他们，时而嘲弄他们，最终搞得他们互相攻讦。倘若溥仪是一个自由人，他的表演也算不俗。而考虑到他身处的特定情势，他的表演就实在令人惊叹了。法官席上坐着苏联的柴扬诺夫将军，苏联把溥仪作为政治犯囚禁。柴扬诺夫的右边是梅法官，他所代表的中国已经把溥仪定性为叛国者。与此同时还有第三位法官——美国的克拉默，溥仪正处于美国的军事管辖权之下。也许溥仪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他的日本宿敌成为被告了。
从作证一开始，溥仪就采取以进为退的中国谋略。他讲述板垣大将如何提出给他满洲的皇位。他说：“如果我拒绝，我的生命就受到威胁。”然后，他玩了一个花招责备同盟国，狡猾地说：“当时民主国家并没有试图反击日本军国主义者。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是很难抗拒他们的。”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声称，自1931年以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在别人的挟持之下，并且由于他一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所以不应为此承担责任。
在溥仪这种态度持续几天之后，强硬的韦伯转而感到恼怒，并作了不必要的评论。韦伯说：“我们当然不是在审问证人，但是，我们关注他的可信度。有性命危险、对死亡恐惧，在战场上不能成为原谅怯懦或逃跑的理由，在任何地方也不能成为原谅叛国的理由。一上午我们都在听这个人说他为何与日本人勾结的各种借口。我想我们已经听够了。”
娴熟而巧妙地搅出骚动
溥仪娴熟而巧妙地在法庭搅出周期性骚动，在这个过程中把注意力从他自己身上移开。有一次辩方向他出示一封盖着他的图章，或者说钤印的信件，据说是他在1931年发给板垣的，表达了接受日本庇护的满洲皇位的愿望。溥仪扫了一眼那封信，用了一个戏剧性的开场动作跳将起来。美国宪兵急忙起立，苏联便衣警察小分队也站了起来，楼座里紧接着响起一阵嘈杂声。韦伯爵士在法官席上大喊一声：“坐下！”声音高过所有的人。溥仪满不在乎地回喊：“法官大人，这是假的！”又溜回椅子上坐下了。
韦伯说：“只管回答问题。你发过那封信吗？”“没有”，溥仪回答，并指责辩方“应当被判伪造文件罪”。
对他冗长的交叉盘问接近尾声时，被激怒的布莱克尼告诉法庭：“我想提请法庭注意，从这个证人作证的开头直到现在的结尾……他明显而蓄意地对法庭撒谎。”溥仪耸耸肩：“我不怪你，你是辩方的律师嘛。”他傲慢而饶有分寸地说，“当然，你是想要我歪曲事实。”
韦伯终止了这场辩论：“证人已经表明了某种立场，即他当时完全处于日本人的指导之下。这是一个简单的立场。再多的交叉盘问也不会使他改口，这是显而易见的。”
回首往事，当我重温溥仪在证人席的证词，其中有一句话，从历史潮流的沉渣中凸现出来。那就是：“除了哭泣，我什么也做不了。”这一简单事实概括了中国皇帝的生活和时代。对裕仁也能讲同样的话吗？
（摘自《另一个纽伦堡：东京审判未曾述说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