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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2017年2月发布题为《科学技术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构建未来军事领导力》报告。
美国一直都希望寻求军事优势来慑止下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则一定要取得胜利。简单地说,美国不想进行一场势均力敌、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要迅速果断地结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定的战略之一就是获得并维持优于对手的技术优势,并依赖强大的武器库压制对手。
“第一次抵消战略”和“第二次抵消战略”制定于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形势的两个不同时期,体现了不断发展的压倒性优势战略:“第一次抵消战略”依赖于威胁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来抵消苏联和华沙条约在常规部队数量上的优势;“第二次抵消战略”依靠应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精确制导弹药和隐身力量投射平台,再次抵消潜在对手在装备数量上的优势。
而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第三次抵消战略”。在美国防部2014年的国防创新计划中,时任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和副部长鲍勃·沃克介绍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部分创新、科技投资以及企业家精神,该战略的目的是寻找具有破坏性并且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和使力量成倍增长的能力,并由此来制定相关的作战概念。
与相对持久但是竞争优势较少的前两次抵消战略不同,“第三次抵消战略”将由节奏更快的技术变革来驱动。卡特表示:“现在的竞争取决于谁的创新更快。”创新的前路充满未知,就算再深思熟虑也难免会失败,所以还要提倡不怕失败的实验精神。而且全面的职业军事教育(PME)、人力资源(HR)系统和提倡具有创造性和关键战略性的思想者也必不可少。
变化实例
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科技大众化,是全球社会普遍存在的驱动力,涉及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人类活动。高科技武器已经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属。一些较小的国家正在扩大其武器库,积极将先进技术运用到自己的战术、战役和战略中。技术大众化使一些非政府行为体(从小团体到个人)也能获得过去只有政府和国家才能够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美军必须不断发展科技才能保持竞争优势。拥有具有必要领导能力和操作技能的技术主管人员,才有可能在这个快节奏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总而言之,一个合理而完善的人事制度,使选拔的官员能够在科技和作战两个方向上自由切换,最终打造出在两个领域都能表现出色的队伍,达到最高的军事标准。这就要求全军都要对科技更加重视,至少要认识到新兴科学技术在战术、作战和战略上的重要应用。
专业军事教育和人才管理的必要性
军官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环境,需要越来越广泛的知识能力和经验。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重要性仍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当前环境下个人的服役生涯或者国防部的需求来说,这些都远远不够。
成为某一战斗领域的专家需要特定的训练、教育和经历。例如航空,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在整个服役生涯中都要不断维持和提高技能,同时还要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海军潜艇和水面作战官员,包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和装甲兵军官也都是如此。特定领域的个人专业化以及领导力提升都需要相关时间和管理的保证。
在0~4/5级的军官更加强调宏观和抽象思考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军官要逐渐摆脱对基础作战培训、教育和经验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跨越战略格局的复杂技能。例如,当一名飞行员担任联合参谋部计划人员时,可能也要参加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军备控制谈判。对正在开发的军事项目的网络安全的复杂性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如今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对更为重视的专业经验广泛化。
英国高级军官也曾表示,强调更广泛和深入的教育机会以及重点突出的人事管理制度非常必要。最近英国国防部的文件也指出:“作为一个战略领导者必须意识到技术对国防事物的影响,并且有必要在其负责的领域有实际作为。”此外,拥有一个健全和客观的人才管理系统能够平衡高效能与发展高潜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要求对官员从根本上进行专业的职业生涯管理,以确保国家能够發现和应用当前及未来的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战争与治国的艺术和科学。
在军种学院挖掘和培养人才为时过晚,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提前到高中去发掘和培养。此外,还需要利用和扩大现有方案,以对选定人员进行特殊追踪、分配、培训和其他相关的专业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目前的方案就是给符合条件的这些官员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以便于他们在军校中任教。
JPME项目面临的阻碍
JPME项目(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也面临着内部挑战,其初衷是用恰当的方法在恰当的时间向合适的人员提供正确的资料。苏维埃德斯、克劳塞维茨、马汉或博伊德等人的思想精髓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由于安全环境的不断演变,有些学术内容的时效就显得非常短暂。但是學术方法论要适应当前多变的学习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也需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那样,融合多学科的技能和更敏捷的思维。
(摘自《防务知识》)
美国一直都希望寻求军事优势来慑止下一场战争,如果战争无法避免则一定要取得胜利。简单地说,美国不想进行一场势均力敌、旷日持久的战争,而是要迅速果断地结束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定的战略之一就是获得并维持优于对手的技术优势,并依赖强大的武器库压制对手。
“第一次抵消战略”和“第二次抵消战略”制定于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形势的两个不同时期,体现了不断发展的压倒性优势战略:“第一次抵消战略”依赖于威胁在战场上使用核武器来抵消苏联和华沙条约在常规部队数量上的优势;“第二次抵消战略”依靠应用全球定位系统(GPS)的精确制导弹药和隐身力量投射平台,再次抵消潜在对手在装备数量上的优势。
而当前的工作重点是“第三次抵消战略”。在美国防部2014年的国防创新计划中,时任国防部长阿什·卡特和副部长鲍勃·沃克介绍了“第三次抵消战略”的部分创新、科技投资以及企业家精神,该战略的目的是寻找具有破坏性并且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和使力量成倍增长的能力,并由此来制定相关的作战概念。
与相对持久但是竞争优势较少的前两次抵消战略不同,“第三次抵消战略”将由节奏更快的技术变革来驱动。卡特表示:“现在的竞争取决于谁的创新更快。”创新的前路充满未知,就算再深思熟虑也难免会失败,所以还要提倡不怕失败的实验精神。而且全面的职业军事教育(PME)、人力资源(HR)系统和提倡具有创造性和关键战略性的思想者也必不可少。
变化实例
21世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科技大众化,是全球社会普遍存在的驱动力,涉及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方方面面的人类活动。高科技武器已经不再是少数国家的专属。一些较小的国家正在扩大其武器库,积极将先进技术运用到自己的战术、战役和战略中。技术大众化使一些非政府行为体(从小团体到个人)也能获得过去只有政府和国家才能够获得的能力。
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美军必须不断发展科技才能保持竞争优势。拥有具有必要领导能力和操作技能的技术主管人员,才有可能在这个快节奏和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总而言之,一个合理而完善的人事制度,使选拔的官员能够在科技和作战两个方向上自由切换,最终打造出在两个领域都能表现出色的队伍,达到最高的军事标准。这就要求全军都要对科技更加重视,至少要认识到新兴科学技术在战术、作战和战略上的重要应用。
专业军事教育和人才管理的必要性
军官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复杂而多变的环境,需要越来越广泛的知识能力和经验。基本军事技能训练的重要性仍然毋庸置疑,但对于当前环境下个人的服役生涯或者国防部的需求来说,这些都远远不够。
成为某一战斗领域的专家需要特定的训练、教育和经历。例如航空,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资,在整个服役生涯中都要不断维持和提高技能,同时还要学习和掌握更高层次的指挥和领导能力。海军潜艇和水面作战官员,包括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步兵和装甲兵军官也都是如此。特定领域的个人专业化以及领导力提升都需要相关时间和管理的保证。
在0~4/5级的军官更加强调宏观和抽象思考的能力。在这个阶段,军官要逐渐摆脱对基础作战培训、教育和经验的重视,而是转向强调跨越战略格局的复杂技能。例如,当一名飞行员担任联合参谋部计划人员时,可能也要参加关于核武器、化学武器或生物武器的军备控制谈判。对正在开发的军事项目的网络安全的复杂性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了解。所以如今的职业生涯管理系统对更为重视的专业经验广泛化。
英国高级军官也曾表示,强调更广泛和深入的教育机会以及重点突出的人事管理制度非常必要。最近英国国防部的文件也指出:“作为一个战略领导者必须意识到技术对国防事物的影响,并且有必要在其负责的领域有实际作为。”此外,拥有一个健全和客观的人才管理系统能够平衡高效能与发展高潜能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就要求对官员从根本上进行专业的职业生涯管理,以确保国家能够發现和应用当前及未来的科学知识,以便更好地理解战争与治国的艺术和科学。
在军种学院挖掘和培养人才为时过晚,在必要的情况下应提前到高中去发掘和培养。此外,还需要利用和扩大现有方案,以对选定人员进行特殊追踪、分配、培训和其他相关的专业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目前的方案就是给符合条件的这些官员授予硕士或博士学位,以便于他们在军校中任教。
JPME项目面临的阻碍
JPME项目(联合职业军事教育)也面临着内部挑战,其初衷是用恰当的方法在恰当的时间向合适的人员提供正确的资料。苏维埃德斯、克劳塞维茨、马汉或博伊德等人的思想精髓一直以来都是重要的基础课程,但由于安全环境的不断演变,有些学术内容的时效就显得非常短暂。但是學术方法论要适应当前多变的学习方式已成为当务之急,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也需要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那样,融合多学科的技能和更敏捷的思维。
(摘自《防务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