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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在世界范围大规模的流行，给人们的生命健康、日常生活和群体活动乃至社会组织，都带来极大的冲击和影响。这种情况虽然不能说“史无前例”，但绝对可以说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重要的标界，“温故而知新”，这也给史学界提出新的课题。由此，余新忠先生提出生命史的研究概念，冯尔康先生倡导群体史、生活史与生命史的整体研究，为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新思考。
一
类似“新冠肺炎”的大规模人群传染性疾病，在古代属于“瘟疫”范畴。“瘟疫”联称比较晚，上古时代多单称“疫”。《说文解字》对“疫”定义是：“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①疒，是“病”的古字，会意，本义像一有疾痛虚弱之人在倚靠喘息。群体性的“民皆疾”是“疫”病的重要特征，其传染方式往往是通过空气的传播，或是由湿热瘴气造成，所以“疫”也被称为“疫气”“疠气”。疫气的流行，是汉末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张角兄弟以“疗病”为手段聚众数十万，可知疫气的严重，最后张角自己也是死于疫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中曹军大败，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①曹操认为曹军的失败与其自烧战船而阻断疫气传播有关，曹军是败于瘟疫。赤壁之战10年后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瘟疫，曹植《说疫气》谈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②由于“疠气的流行”，出现阖门而丧甚至整族而亡的惨状。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③人们熟知的“建安七子”，其中的徐幹、王璨、应玚、刘祯、陈琳，都死于此疫，此外魏将司马朗、吴将鲁肃，也是在此年染疾而亡。从医疗史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危机年代，瘟疫对于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
瘟疫的流行不但会影响到人类的自身健康，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
群居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特色，从氏族部落的聚族而居，到后来的城邦国家，都是以群居为特色。群居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隐藏着威胁群体健康的隐患。国家的形成是私有制、阶级出现后的产物，此外还和人们处理公共危机相关联。夏王朝国家统治机器的出现，就和治理积年的水患威胁有关，各方部落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协调统理各方关系，集中力量治理水患以度过群体生存危急。国家的统治和治理除了“治水”，也“治病”。孔子记《春秋》242年事，其间记载五谷丰登的大有之年仅二，而水旱螽蝗夭厉之灾则屡书不绝。这种多灾多疫的环境，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影响，特别是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干预限制较多，甚至影响到私人生活领域。先秦时的城邑，有严格的规划设计，划一的闾巷，配备一定数量的公厕，甚至对个人的卫生清洁都有细致规定。重要的朝礼和祭祀，人们要沐浴更衣;秦汉官员的休假称为“沐浴”，汉律有“每五日洗沐”的规定，④其最初本意就是让人们定时做好个人清洁卫生，有预防疾疫的意义。
“隔离”是应对瘟疫传播的主要措施，也是政府使用的最原始和古老的简单方法。秦时官府设立“疠迁所”，按法律规定，如果城旦、鬼薪患了“厉”病，就要被强行送到此处进行隔离。⑤这种隔离措施对于那些被隔離的囚徒未免有些残酷，而对待普通人民染疫则会更人性化些。秦王政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⑥大疫之年鼓励民众纳粟，征收的粟米应该是用于救济疫民之事。西汉末年郡国灾疫流行，有的地区多有染疫一家死四尸、六尸的情况。政府除了出钱安葬死者外，又为“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⑦
从历史上看，经历了过多的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的磨难后，人们逐渐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即建立起严密的规则和严格的秩序，协调资源、整合人力，以应对灾害的威胁。显然，公共领域的疾病和灾疫，深深地影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构成和变化。
三
瘟疫的流行有跨物种传播的特点。诸如鼠疫、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原来多是寄宿在老鼠、家禽、飞鸟及野生动物上的疾病，由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而传染到人类。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代的班固撰写《汉书》，开创《五行志》史书体裁，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发生的各种灾疫现象，其中记载的犬祸、羊祸、牛祸、豕祸、马祸等事，常常将自然发生的灾异、动物的群死现象和人群的疫病关联。虽然解说原因附会牵强，但比较多的陈述了人群与动物间交互感染疾疫的史实，是有待史家进一步探讨瘟疫发生史的重要资料。
在上古“人民少而禽兽多”的时代，人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少，人与野生动物共生的区域比较大，相互之间干扰少。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与动物间的平衡逐渐被改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将人民的生业，分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秦汉时代的“四民”职业是农虞工商。所谓“虞业”，是指以获取山泽苑囿之利的渔猎从业者，从事的人数众多。那个时代可供捕获的野生动物繁多。不过东汉以后“虞”的行业逐渐退出四民之业，已经不能支撑一个以此为生的“虞”业，变成士农工商了。人类过度的捕猎，侵夺了动物的生存领域，出现了人民多而禽兽少的状况。伴随着这种平衡的被打破，人们流动交往范围的扩大，瘟疫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和扩大，带来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多。
四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瘟疫的发生？古来医家、政治家、历史学者都在思考。《国语·晋语》载医和之言：“上医医国，其次医人。”②如何“医国”？《黄帝内经》所说“上医治未病”③与此同理，将疫病治疗在未发生之前，也就是以预防为上。要“治未病”做好预防，首先是不惧怕。瘟疫令人恐惧，除了其群体性大规模的感染外，是它在爆发初期的不可知性和突发性，会令人感到莫名的畏惧。因此“经瘟疫则不畏”，④是人们面对瘟疫所应具备的基本认识。其次，保持心态健康，加强体质锻炼，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周礼·春官·占梦》说在周朝每年季冬时节，“遂令始难（傩），欧（驱）疫”。⑤也就是从宫廷到乡间，要举行名为“大傩”的祭祀。这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舞蹈，传说由尧舜所倡导，因为“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⑥（《吕氏春变·古乐》）“大傩”祭祀实际上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集体健身舞，于稳定心绪、摆脱沮丧情绪有益，有强身健体战胜疫病的作用。其三，要敬畏自然，古人称之为“畏天命”。司马迁主张要通古今之变，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更要“究天人之际”，探讨人与自然关系。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⑦古人的世界观虽然与今人不同，但都是在探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新冠肺炎带来对生命史研究的思考，生命史研究关注生命意识，而“生命意识”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物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将群体史、生活史、环境史和医疗史，在生命史的视角下的整合研究，应是历史研究的新思维之一。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
闫爱民，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
一
类似“新冠肺炎”的大规模人群传染性疾病，在古代属于“瘟疫”范畴。“瘟疫”联称比较晚，上古时代多单称“疫”。《说文解字》对“疫”定义是：“民皆疾也。从疒，役省声。”①疒，是“病”的古字，会意，本义像一有疾痛虚弱之人在倚靠喘息。群体性的“民皆疾”是“疫”病的重要特征，其传染方式往往是通过空气的传播，或是由湿热瘴气造成，所以“疫”也被称为“疫气”“疠气”。疫气的流行，是汉末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张角兄弟以“疗病”为手段聚众数十万，可知疫气的严重，最后张角自己也是死于疫病。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中曹军大败，后阮瑀《为曹公作书与孙权》说：“昔赤壁之役，遭离疫气，烧船自还，以避恶地，非周瑜水军所能抑挫也。”①曹操认为曹军的失败与其自烧战船而阻断疫气传播有关，曹军是败于瘟疫。赤壁之战10年后的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再次发生更大规模的瘟疫，曹植《说疫气》谈道：“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②由于“疠气的流行”，出现阖门而丧甚至整族而亡的惨状。曹丕给元城令吴质的信也说：“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③人们熟知的“建安七子”，其中的徐幹、王璨、应玚、刘祯、陈琳，都死于此疫，此外魏将司马朗、吴将鲁肃，也是在此年染疾而亡。从医疗史角度重新审视历史上的危机年代，瘟疫对于历史的进程有着重大的影响。
二
瘟疫的流行不但会影响到人类的自身健康，也会影响到人类的群体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
群居生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特色，从氏族部落的聚族而居，到后来的城邦国家，都是以群居为特色。群居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隐藏着威胁群体健康的隐患。国家的形成是私有制、阶级出现后的产物，此外还和人们处理公共危机相关联。夏王朝国家统治机器的出现，就和治理积年的水患威胁有关，各方部落需要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者来协调统理各方关系，集中力量治理水患以度过群体生存危急。国家的统治和治理除了“治水”，也“治病”。孔子记《春秋》242年事，其间记载五谷丰登的大有之年仅二，而水旱螽蝗夭厉之灾则屡书不绝。这种多灾多疫的环境，对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影响，特别是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干预限制较多，甚至影响到私人生活领域。先秦时的城邑，有严格的规划设计，划一的闾巷，配备一定数量的公厕，甚至对个人的卫生清洁都有细致规定。重要的朝礼和祭祀，人们要沐浴更衣;秦汉官员的休假称为“沐浴”，汉律有“每五日洗沐”的规定，④其最初本意就是让人们定时做好个人清洁卫生，有预防疾疫的意义。
“隔离”是应对瘟疫传播的主要措施，也是政府使用的最原始和古老的简单方法。秦时官府设立“疠迁所”，按法律规定，如果城旦、鬼薪患了“厉”病，就要被强行送到此处进行隔离。⑤这种隔离措施对于那些被隔離的囚徒未免有些残酷，而对待普通人民染疫则会更人性化些。秦王政四年，“天下疫，百姓内粟千石，拜爵一级。”⑥大疫之年鼓励民众纳粟，征收的粟米应该是用于救济疫民之事。西汉末年郡国灾疫流行，有的地区多有染疫一家死四尸、六尸的情况。政府除了出钱安葬死者外，又为“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⑦
从历史上看，经历了过多的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的磨难后，人们逐渐走出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即建立起严密的规则和严格的秩序，协调资源、整合人力，以应对灾害的威胁。显然，公共领域的疾病和灾疫，深深地影响人类的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构成和变化。
三
瘟疫的流行有跨物种传播的特点。诸如鼠疫、禽流感，猪流感、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非典和新冠肺炎，它们原来多是寄宿在老鼠、家禽、飞鸟及野生动物上的疾病，由于人与动物的密切接触而传染到人类。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代的班固撰写《汉书》，开创《五行志》史书体裁，以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发生的各种灾疫现象，其中记载的犬祸、羊祸、牛祸、豕祸、马祸等事，常常将自然发生的灾异、动物的群死现象和人群的疫病关联。虽然解说原因附会牵强，但比较多的陈述了人群与动物间交互感染疾疫的史实，是有待史家进一步探讨瘟疫发生史的重要资料。
在上古“人民少而禽兽多”的时代，人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较少，人与野生动物共生的区域比较大，相互之间干扰少。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与动物间的平衡逐渐被改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将人民的生业，分为“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①秦汉时代的“四民”职业是农虞工商。所谓“虞业”，是指以获取山泽苑囿之利的渔猎从业者，从事的人数众多。那个时代可供捕获的野生动物繁多。不过东汉以后“虞”的行业逐渐退出四民之业，已经不能支撑一个以此为生的“虞”业，变成士农工商了。人类过度的捕猎，侵夺了动物的生存领域，出现了人民多而禽兽少的状况。伴随着这种平衡的被打破，人们流动交往范围的扩大，瘟疫的发生也越来越频繁和扩大，带来的社会危机也越来越多。
四
如何应对越来越多瘟疫的发生？古来医家、政治家、历史学者都在思考。《国语·晋语》载医和之言：“上医医国，其次医人。”②如何“医国”？《黄帝内经》所说“上医治未病”③与此同理，将疫病治疗在未发生之前，也就是以预防为上。要“治未病”做好预防，首先是不惧怕。瘟疫令人恐惧，除了其群体性大规模的感染外，是它在爆发初期的不可知性和突发性，会令人感到莫名的畏惧。因此“经瘟疫则不畏”，④是人们面对瘟疫所应具备的基本认识。其次，保持心态健康，加强体质锻炼，增强自身的抵抗力。《周礼·春官·占梦》说在周朝每年季冬时节，“遂令始难（傩），欧（驱）疫”。⑤也就是从宫廷到乡间，要举行名为“大傩”的祭祀。这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舞蹈，传说由尧舜所倡导，因为“民气郁淤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⑥（《吕氏春变·古乐》）“大傩”祭祀实际上是带有宗教色彩的集体健身舞，于稳定心绪、摆脱沮丧情绪有益，有强身健体战胜疫病的作用。其三，要敬畏自然，古人称之为“畏天命”。司马迁主张要通古今之变，通晓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但更要“究天人之际”，探讨人与自然关系。董仲舒强调“天人感应”，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同而通理，动而相益，顺而相受，谓之德道”。⑦古人的世界观虽然与今人不同，但都是在探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新冠肺炎带来对生命史研究的思考，生命史研究关注生命意识，而“生命意识”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物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群体关系，人与动物之间的生存方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因此，将群体史、生活史、环境史和医疗史，在生命史的视角下的整合研究，应是历史研究的新思维之一。
【作者简介】冯尔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清史、中国社会史研究。
余新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医疗社会史、明清区域社会史研究。
闫爱民，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主要从事秦汉史与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