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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国青、高善文、诸建芳、彭文生一致认为2011通胀前高后低，但对高点位置判断不同。
弹指一挥间，“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十年来的辉煌。参加“远见杯”的机构也由最初不到10家增加到了近80家，“远见杯”已经成为国内宏观量化预测的旗帜和主流平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若恩教授感叹，“十年前没什么人关注宏观经济，如今宏观经济都有点被过度关注了，‘远见杯’的作用功不可没。”
2月19日，北京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金融街的威斯汀酒店隆重举行。年会上汇聚了中国宏观经济业界的众多精英，各位专家华山论剑，畅谈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真知灼见。
在颁发了2010年度“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优胜奖后，上午围绕“通胀与GDP共舞”、“贸易顺差，2011年GDP增长之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和“欧美债务之殇”四个短期经济议题展开，而下午各专家则围绕中国经济增长“陷阱”的中长期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破解通胀
通胀无疑是当下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们对2011年通胀的走势判断几乎一致，“上半年高涨，下半年回落。”但对于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专家们还是分歧明显。
获得“远见杯”季度预测第一名的安信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莫倩通过对比本轮通胀与历史通胀的差别，认为此次通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城乡劳动者人均收入差距很大，决定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空间很大，现在的民工荒一定程度上是短期产业结构调整给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摩擦性影响，不能根据低端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判断通胀的长期趋势。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的生产者多于消费者，储蓄率高。彭文生认为，这对于控制通胀是好事情，但容易导致房地产价格泡沫，而这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最大的危害。
中信证券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则是典型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中长期通胀是货币现象。“日本六七十年代的通胀，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货币增长非常快。目前货币供应收紧的力度较大，通胀不会很严重，全年可能在3.8％—3.9％。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不是常态，如果未来5到10年产业结构有比较大的变化，低端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很可能会改变。”
2010年以来相对的低增长和高通胀，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下降?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与东亚其他国家相似，但是城镇化比这些国家晚了30年，这两个因素哪个更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给出答案。”他倾向于后一种因素更重要。
大家对通胀的成因分歧，决定了在采取控制通胀政策上也会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彭文生认为，目前内部需求造成的通胀压力比过去几个月小一些，主要风险来自供给面和大宗商品价格。“应对输入型通胀应该汇率升值，而不是国内紧缩货币。”诸建芳则认为升值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是正面的，但对遏制通胀是低效的。
对于年内通胀高点，宋国青教授认为2011年通胀高点可能在6、7月份，但是不确定性很大，取决于货币政策。莫倩女士认为通胀高点可能在6到8月份，水平或达到6％。诸建芳认为通胀高点在二季度前面一点，不会太高。彭文生认为上半年通胀较高，下半年放缓，高点可能在第一季度。高善文总结认为，至少前三个季度通胀较高，在四季度会回落。
唯有永恒的利益
2010年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强力支撑，出口增长高达30％以上，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2011年顺差是顺应趋势还是均值回归?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代表了主流的看法，“去年出口增速超过30％，2011年会下降一半左右。”高盛公司中国经济师宋宇提出了最为乐观的预测，2011年中国出口增长应该与去年保持不相上下的水平，约为31％。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与全球需求之间关系密切，而全球经济稳健复苏。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则认为，在2010年初大家对中国当年进出口存在较大的预测误差，主要来源于大家低估了中国经济和企业家的弹性。从贸易结构和要素价格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出口产品更加技术密集，资金重新定价的过程已经开始。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强调了政府力量在中国出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出口全球第一，第一个原因是民间力量，是中国劳动力和土地对国外的替代；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拉动，2009年出口退税6400多亿元，占整个财政收入11％。”
该环节的主持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则道出了国际贸易大国博弈的真谛，“没有永恒的经济理论，只有永恒的经济利益。”在60多年以前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议，如果出现国际经济失衡条件，对盈余国和赤字国都要惩罚，遭到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60年后的今天，美国由盈余国变成赤字国，美国政府重新要求盈余国和赤字国承担对等责任。
投资是天使还是魔鬼?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投资是否会再次拉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农业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研究主管李刚认为，今年是政府换届年，又是“十二五”规划开局年，各个地方的增长目标都很高，这种投资增长可能会与目前的宏观调控形成一个对冲效应。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也认为投资难有明显下滑，“短期内消费无法代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投资仍然会很旺盛。”经济转型、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落实，因此今年投资增长不会慢于去年，但是消费不会比去年更快。因为在通胀上升尤其是食品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实际收入会受到侵蚀。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博士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与韩国20年前以及日本40年前相似，此后会出现消费加速而投资放缓。中国过去10年消费和投资比例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居民储蓄增加的重要动机是购买住房，这推动房价和地价不断上升。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可以理解为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的过程。由于政府部门投资倾向高，居民部门消费倾向高，这种财富转移必然表现为“消费受抑制，投资难控制”。社会保障房建设是政府把财富还给家庭部门，将对刺激消费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与李刚对地方投资冲动的担心不同，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投资有理。无论是从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是从生产和转型角度来看，都需要投资。2011年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会下降，而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投资会加快。从政 治周期来看，投资增长高点往往出现在党代会当年和政府换届前一年，因此2012、2013年可能是投资周期的高点。中国社会帕累托改善空间缩小
国进民退、消费无法超越投资，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专家们的答案截然不同。中银国际程漫江认为，这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帕累托改善的空间已经缩小，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原因是如果加上卖地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当，但是社会保障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只有10％，发达国家则在40％—50％。英国在初次分配以后，人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别是19.8倍，但是经过财政再分配，最高收入对最低收入倍数降低到3.7倍。中国则恰恰相反，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增长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收入不公。谁占有这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如何使用，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未来决策层应该至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另一个是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两个因素将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
王庆博士刚从美国回来，他发现中国通胀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成了全世界的问题。他认为宏观预测最重要不是结果准确，而是帮助投资者理解内在逻辑和分析框架。王庆相信市场的力量，最低工资对提高平均水平是不起作用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根本动力。政府可以管住名义利率和汇率，但是市场力量会通过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成本也比较高。政府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应该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趋势。
瑞银证券汪涛认为，收入分配更多是经济问题，因为所有政治问题背后都是经济利益。中国收入不均更多是城乡不均以及行业不均，是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不是简单的二次收入分配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通过结构调整将更多农业劳动力纳入经济增长体系，这才是真正解决整个宏观层面的贫富不均之道。
主权债务危机危如累卵
中国经济政策(伦敦)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Michaei Taylor引用了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75％被调查者认为希腊会出现主权违约，11％被调查者预期未来12个月至少有一个成员国会退出欧元区。尽管欧洲国债占GDP比例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私营部门的存款盈余远低于美国的7％和日本的8.8％，再融资存在困难。欧元区单一的货币政策往往偏向经济疲软成员国，这导致德国通胀压力较大，很难想象德国政府会继续容忍下去，因此在今年某个时点欧洲央行会加息。
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认为，2011年全球经济的风险仍然很大。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了解世界经济的关键问题是美中经济。美国经济走势主要看房地产，2012年年终以前加息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债务问题并不比欧洲轻松，一些州的规模远远超过欧洲小国，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很高。今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会减轻，美国经济好则中国顺差会重新反弹，美国经济不好则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将金融危机比作一场大地震，目前世界处于灾后重建过程，尽管会有很多余震，但是缓慢复苏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美欧货币政策提前退出的可能性较大，这会引起全球资金从新兴国家回流到发达经济体，从而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任若恩教授引用了美国的著名财政经济学家Kotlikoff的研究，他们2005年的文章利用仿真方法证明美国、日本、欧洲都会爆发财政危机，而中国可以救助他们，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非常高。任若恩认为，传统的流量指标对于判断经济状况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存量指标，比如居民、国家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明许多经济学理论模型往往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现有判断“黑天鹅”事件所使用的传统评估方法和手段是有巨大缺陷的。经济危机也是经济学的危机。
弹指一挥间，“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已经走过了十年的历程，也见证了中国经济十年来的辉煌。参加“远见杯”的机构也由最初不到10家增加到了近80家，“远见杯”已经成为国内宏观量化预测的旗帜和主流平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若恩教授感叹，“十年前没什么人关注宏观经济，如今宏观经济都有点被过度关注了，‘远见杯’的作用功不可没。”
2月19日，北京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在金融街的威斯汀酒店隆重举行。年会上汇聚了中国宏观经济业界的众多精英，各位专家华山论剑，畅谈对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真知灼见。
在颁发了2010年度“远见杯”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优胜奖后，上午围绕“通胀与GDP共舞”、“贸易顺差，2011年GDP增长之帆”、“地方政府‘大干快上’的投资冲动”和“欧美债务之殇”四个短期经济议题展开，而下午各专家则围绕中国经济增长“陷阱”的中长期问题进行了圆桌讨论。
破解通胀
通胀无疑是当下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专家们对2011年通胀的走势判断几乎一致，“上半年高涨，下半年回落。”但对于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专家们还是分歧明显。
获得“远见杯”季度预测第一名的安信证券高级宏观分析师莫倩通过对比本轮通胀与历史通胀的差别，认为此次通胀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经济正在走过刘易斯拐点，低端劳动力成本上升。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博士则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城乡劳动者人均收入差距很大，决定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空间很大，现在的民工荒一定程度上是短期产业结构调整给劳动力市场造成的摩擦性影响，不能根据低端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判断通胀的长期趋势。
从人口结构角度看，中国的生产者多于消费者，储蓄率高。彭文生认为，这对于控制通胀是好事情，但容易导致房地产价格泡沫，而这则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最大的危害。
中信证券经济学家诸建芳博士则是典型的货币主义观点，认为中长期通胀是货币现象。“日本六七十年代的通胀，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成本上升，更重要的是货币增长非常快。目前货币供应收紧的力度较大，通胀不会很严重，全年可能在3.8％—3.9％。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不是常态，如果未来5到10年产业结构有比较大的变化，低端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很可能会改变。”
2010年以来相对的低增长和高通胀，是否意味着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下降?北京大学宋国青教授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与东亚其他国家相似，但是城镇化比这些国家晚了30年，这两个因素哪个更重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给出答案。”他倾向于后一种因素更重要。
大家对通胀的成因分歧，决定了在采取控制通胀政策上也会存在很大的不一致。彭文生认为，目前内部需求造成的通胀压力比过去几个月小一些，主要风险来自供给面和大宗商品价格。“应对输入型通胀应该汇率升值，而不是国内紧缩货币。”诸建芳则认为升值对于产业结构调整是正面的，但对遏制通胀是低效的。
对于年内通胀高点，宋国青教授认为2011年通胀高点可能在6、7月份，但是不确定性很大，取决于货币政策。莫倩女士认为通胀高点可能在6到8月份，水平或达到6％。诸建芳认为通胀高点在二季度前面一点，不会太高。彭文生认为上半年通胀较高，下半年放缓，高点可能在第一季度。高善文总结认为，至少前三个季度通胀较高，在四季度会回落。
唯有永恒的利益
2010年的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形成了强力支撑，出口增长高达30％以上，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2011年顺差是顺应趋势还是均值回归?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代表了主流的看法，“去年出口增速超过30％，2011年会下降一半左右。”高盛公司中国经济师宋宇提出了最为乐观的预测，2011年中国出口增长应该与去年保持不相上下的水平，约为31％。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与全球需求之间关系密切，而全球经济稳健复苏。
平安证券固定收益部研究主管石磊则认为，在2010年初大家对中国当年进出口存在较大的预测误差，主要来源于大家低估了中国经济和企业家的弹性。从贸易结构和要素价格来看，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出口产品更加技术密集，资金重新定价的过程已经开始。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强调了政府力量在中国出口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出口全球第一，第一个原因是民间力量，是中国劳动力和土地对国外的替代；第二个原因是政府拉动，2009年出口退税6400多亿元，占整个财政收入11％。”
该环节的主持人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博士则道出了国际贸易大国博弈的真谛，“没有永恒的经济理论，只有永恒的经济利益。”在60多年以前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提议，如果出现国际经济失衡条件，对盈余国和赤字国都要惩罚，遭到美国政府坚决反对，主要原因是美国当时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60年后的今天，美国由盈余国变成赤字国，美国政府重新要求盈余国和赤字国承担对等责任。
投资是天使还是魔鬼?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投资是否会再次拉起，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农业银行全球金融市场部研究主管李刚认为，今年是政府换届年，又是“十二五”规划开局年，各个地方的增长目标都很高，这种投资增长可能会与目前的宏观调控形成一个对冲效应。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也认为投资难有明显下滑，“短期内消费无法代替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传统的投资仍然会很旺盛。”经济转型、城市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都需要投资来落实，因此今年投资增长不会慢于去年，但是消费不会比去年更快。因为在通胀上升尤其是食品价格上升的时候，居民实际收入会受到侵蚀。
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博士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一个重要的拐点，与韩国20年前以及日本40年前相似，此后会出现消费加速而投资放缓。中国过去10年消费和投资比例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居民储蓄增加的重要动机是购买住房，这推动房价和地价不断上升。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可以理解为财富从居民部门向政府部门转移的过程。由于政府部门投资倾向高，居民部门消费倾向高，这种财富转移必然表现为“消费受抑制，投资难控制”。社会保障房建设是政府把财富还给家庭部门，将对刺激消费产生比较深远的影响。
与李刚对地方投资冲动的担心不同，申银万国首席经济学家李慧勇认为投资有理。无论是从中国的高储蓄率，还是从生产和转型角度来看，都需要投资。2011年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会下降，而基础设施和服务业投资会加快。从政 治周期来看，投资增长高点往往出现在党代会当年和政府换届前一年，因此2012、2013年可能是投资周期的高点。中国社会帕累托改善空间缩小
国进民退、消费无法超越投资，到底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专家们的答案截然不同。中银国际程漫江认为，这更多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目前中国社会帕累托改善的空间已经缩小，经济政策和制度安排应该做出相应调整。原因是如果加上卖地收入，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比例已经与发达国家相当，但是社会保障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只有10％，发达国家则在40％—50％。英国在初次分配以后，人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差别是19.8倍，但是经过财政再分配，最高收入对最低收入倍数降低到3.7倍。中国则恰恰相反，大规模的财政收入增长实质上进一步推动了社会收入不公。谁占有这部分收入，这部分收入如何使用，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所以，未来决策层应该至少做两件事情：一个是限制垄断行业的工资，另一个是大规模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这两个因素将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影响。
王庆博士刚从美国回来，他发现中国通胀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成了全世界的问题。他认为宏观预测最重要不是结果准确，而是帮助投资者理解内在逻辑和分析框架。王庆相信市场的力量，最低工资对提高平均水平是不起作用的。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最根本动力。政府可以管住名义利率和汇率，但是市场力量会通过实际利率和实际汇率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比较漫长，成本也比较高。政府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应该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趋势。
瑞银证券汪涛认为，收入分配更多是经济问题，因为所有政治问题背后都是经济利益。中国收入不均更多是城乡不均以及行业不均，是经济结构本身决定的，不是简单的二次收入分配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通过结构调整将更多农业劳动力纳入经济增长体系，这才是真正解决整个宏观层面的贫富不均之道。
主权债务危机危如累卵
中国经济政策(伦敦)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Michaei Taylor引用了一项调查显示，2011年，75％被调查者认为希腊会出现主权违约，11％被调查者预期未来12个月至少有一个成员国会退出欧元区。尽管欧洲国债占GDP比例低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私营部门的存款盈余远低于美国的7％和日本的8.8％，再融资存在困难。欧元区单一的货币政策往往偏向经济疲软成员国，这导致德国通胀压力较大，很难想象德国政府会继续容忍下去，因此在今年某个时点欧洲央行会加息。
北京大学黄益平教授认为，2011年全球经济的风险仍然很大。对国际投资者来说，了解世界经济的关键问题是美中经济。美国经济走势主要看房地产，2012年年终以前加息的可能性不大。美国的债务问题并不比欧洲轻松，一些州的规模远远超过欧洲小国，2011年财政赤字仍然很高。今年人民币升值压力不会减轻，美国经济好则中国顺差会重新反弹，美国经济不好则失业率上升，从而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先生将金融危机比作一场大地震，目前世界处于灾后重建过程，尽管会有很多余震，但是缓慢复苏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美欧货币政策提前退出的可能性较大，这会引起全球资金从新兴国家回流到发达经济体，从而对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任若恩教授引用了美国的著名财政经济学家Kotlikoff的研究，他们2005年的文章利用仿真方法证明美国、日本、欧洲都会爆发财政危机，而中国可以救助他们，因为中国居民储蓄率非常高。任若恩认为，传统的流量指标对于判断经济状况是不够的，还需要其他的分析方法，特别是存量指标，比如居民、国家和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变化。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没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说明许多经济学理论模型往往建立在错误的假设上；现有判断“黑天鹅”事件所使用的传统评估方法和手段是有巨大缺陷的。经济危机也是经济学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