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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1923年，在当时学术界与社会影响力都甚为巨大的留欧学生丁文江，当选为留美学生创建的中国科学社社长。这是中国科学社搬迁回国后，寻求社会支持、走出困境、扩展社务与扩大社会影响力。进而融入国内学术界与社会的重要举措之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科学社的发展。但丁文江后来亦曾有不利于中国科学社发展的举措，并引起了双方的摩擦与矛盾。
科学社归国，寻求生存之道
唐钺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社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年10月18日，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的唐钺，致函中国科学社核心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科学》编辑工作的杨杏佛说：
顷闻丁君在君欲辞科学社社长之职。吾个人意见以为本社须极力挽留，不能听其辞却。本社成立许久，活动者不过限于极少数人，不特内部难望发展，即外人亦怀猜疑，及今添换新人实为必要，望足下及其他理事极力劝丁君就职，社员亦必表同情也。吾发表此意纯为大局计，对于各个人绝无轩轻之见，想足下定不误会。
唐钺认为中国科学社虽然成立时间不短，但热心社务者仅仅限于极少数人，不仅内部无法得到发展，也引起外人“猜疑”，有陷入“小圈子”的危险。这自然与中国科学社“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宗旨相背离。因此，他呼吁“添换新人”，希望杨杏佛与其他理事力促丁文江就任社长。
中国科学社虽是一个综合性学术社团，1918年搬迁回国时也有社员400人左右，但毕竟是一个由留美学生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成员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入社时多为留美学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有闯劲也有干劲；但也有劣势，事业大多无成，回国后首先要找工作，结婚生子，不免受到家庭与社会的羁绊。刚搬迁回国时，中国科学社面临新人社社员急剧下降，经费奇缺，旗帜《科学》稿源缺乏以致无米下炊，没有固定的社所等现实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国内政局不宁，社会不稳，留学归国者显身手的舞台极其狭窄，真正能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社内社友对社务缺乏热情，社务发展缺乏经费，社外环境又是如此窘迫，中国科学社回国之初可谓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非常幸运的是，中国科学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逐步解决了生存的困难。
无论是留欧学生、留美学生，还是留日学生，留学期间都曾创有不少学术团体，但归国后大都未能得以发展，慢慢归于沉寂，最终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自我封闭，不能自行调适以适应与留学地域完全不同的国内环境。在积极寻求生存的同时，中国科学社领导人也不断调适，寻找发展途径。
首先，修改社章，并于1922年7月在南通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新社章将原来执掌社务的董事会改名为理事会：设立全新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名誉性董事会，专门进行基金捐款与管理，并选举张謇、马相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等9人为第一届董事。新董事会既有实力派人物如张謇，也有政坛文化“双栖明星”梁启超、熊希龄；既有亦政亦教的严修、范源濂、蔡元培，也有专办教育的马相伯、胡敦复，更有未来政权领袖汪精卫。可以说，董事会汇聚了各派力量，为社务发展提供帮助。
新董事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社适应中国社会的一次尝试，在经费募集与筹集上给社务带来极大的影响。但董事会是名誉性组织，其成员并非学术中人，真正能影响中国科学社发展方向的，是由学人组成的理事会。中国科学社成立后，成为一个以留美学生为活动核心的社团组织。因此，打破壁垒，突破留学藩篱，开放与分享权力，团结国内学术界领军人物，选举他们进入领导层，将中国科学社办成真正的、综合性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也成为中国科学社的重要举措之一。
1919年8月在杭州举行的国内第一次年会上，选举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时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中国水利事业创始人之一的李协为董事，开启了中国科学社吸引国内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幕，其后张准、王伯秋、丁文江、秦汾、翁文灏等一批或早先留美归国已在国内取得相当成就，或留学欧洲的国内学界领军人物相继当选为董事或理事，丁文江更在19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第二任社长。
丁文江被推举为社长
江苏泰兴人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早年留学日本。后转赴英国求学于格拉斯哥大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回国后致力于开创中国地质学事业，创建近代中国最著名、影响最大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不仅取得了举世闻名的科研成就，更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被誉为“有办事才的科学家”，“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面临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丁文江提倡“少数人的责任”，鼓吹好人政府，并挑起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论争，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分子。
丁文江何时入社，谁介绍他人社现还不清楚，只知他入社号为619。他与中国科学社领导层任鸿隽等人的交往，胡适大概是中间人。1920年3月，胡适日记中已有与丁文江交往的记录。此后，丁文江就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20年8月在南京社所召开第五次年会，筹备委员会曾预告年会论文征集情况，宣称当年“成绩尤极有希望”，已征集论文8篇，第一篇即为丁文江《中国之矿业》，分为“中国矿产之储量”、“中国矿业之统计”、“近三年之进步”、“将来之希望”四个部分。但最终丁文江未能与会，其论文也没有宣读。
1920年10月3日，中国科学社北京社友会开会，丁文江与会。与金邦正等5人当选为筹款委员，与任鸿隽等4人当选为人才调查委员。11月14日，社友会再次开会，丁文江演讲《云南人种之研究》。1921年9月1-3日，中国科学社第6次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丁文江第一次参加年会。曾主持科学教育讨论会，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并提议由年会函请教育当局公布高等教育情形。也代因病不能赴会的翁文灏宣读论文《甘肃地震考》，并以幻灯影片讲演《云南人种之研究》，“学理经验，皆极丰富”，闻者“皆叹为闻所未闻”。还在社务会上当选筹备募集基金委员。年会后，被推举为《科学》编辑部编辑。 可见，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科学社非常活跃的社友，其在社内担当的角色已经比一些并不热心社务的董事还重要，也具备了当选董事的条件。1922年4月，丁文江途径南京。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以丁文江“对于吾国地质学贡献甚多，对于社务又异常热心赞助”，于8日在文德里社所开欢迎会。丁文江演讲，声称空言无益。鼓励社友们从事研究：“说者谓在中国研究科学綦难。不知科学材料，出门便是。学者如能研究，则不但于本国有益，且于世界亦有贡献。”当年7月丁文江参加南通第7次年会，当选为董事，正式成为中国科学社领导层一员。并代表中国科学社答谢当晚张謇父子的宴会。说张謇与中国科学社社友都是书呆子，但这些书呆子能为人所不为、能言人所不言，只要社会给予机会，“社员必皆能抱奋斗之决心”，决不“负此机会”。宣读其论文《云南之东部地质结构》，指出云南与贵州交界处富藏铜矿，“本其所亲历情形而撰成论文，故愈觉真切有味”。演讲其名作《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指出北宋以前北方人才较多，南宋以后南方人才较多；影响因素大致有“建都地点之吸收”，“避乱士民之迁移”，“水利通畅、农业振兴、社会之经济发展”，“气候变迁”等。
进入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后，丁文江似乎对社务并没有产生格外的兴趣，没有参加在南京社所召开的多次董事会例会。当时他正与胡适、任鸿隽等发起成立“努力会”，发刊《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更是掀起“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他没有出席1923年8月在杭州举行的第8次年会，而正是在这次年会上，任鸿隽、胡明复和杨铨有感于“科学社的精神日渐退化”，理事会的职员选举，年年几乎固定他们三人，于是商量同时坚决表示以后不再担任理事会职员。因此。当年年会后，新组成的理事会职员选举，社长一职丁文江自然是众望所归，书记由竺可桢代替杨铨，会计由秦汾代替胡明复，但丁文江和秦汾似乎都不情愿，因此就有了唐钺致函杨杏佛一事。秦汾也曾致函杨铨，提出“会计一职万难遥领，为社务计，是以另请他人为宜”。
1923年10月21日，中国科学社召开理事会第一次大会，出席会议有理事任鸿隽（字叔永）、丁文江、秦汾（由杨铨代）、胡明复、竺可桢、秉志、孙洪芬、王琏、胡刚复、杨铨和驻宁会计兼社所管理委员过探先。因新旧职员互相推让。丁文江提议“重行投票，此次举定不得再有推让”。结果丁文江七票当选社长、竺可桢八票当选书记、胡明复五票当选会计、王珊三票当选副会计。丁文江再次被举为社长，他自己有言在先，自然也就不好再次推辞，只得担当起社长的责任来。
社长任上的丁文江
被举为社长后，丁文江就在当次理事大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议与意见。主张中国科学社以科学研究为重点，其他事业为辅，“研究则以择他机关所未作而易见功效者着手，如生物研究之类”，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动议组建南京社所建屋委员会，增设资助李济从事古生物与人类学研究临时费600元，推定翁文灏、王琎、秦汾、秉志（字农山）、胡刚复、饶毓泰、张准组成科学教育委员会，孙洪芬、竺可桢、过探先组成学术委员会。胡明复曾致函杨铨说此次理事大会“结果甚佳”：“惟在君之政策微嫌大意，且不图进取。弟意与兄大略相同，第一须求独立，第二须不可失发展之机会，故募款扩张仍宜积极进行。”另外，理事大会上可能提出过除名不缴费社员的动议，因此胡明复还说：“关于社员除名问题，自不便一概以付款为标准。弟意暂取折中办法，其于社事久不热心者不妨去之，其余暂留，若遇事严格人数骤减，反以示弱又寒社员之心也。……新官上任有一二事迎合社员心理，于社员之精神大有关系。”这是长期浸润于社务的胡明复对新任领导人的看法，说明丁文江在社长任上的“初次表演”获得了承认。会后丁文江也致函胡适说：“我在南京住了三天，把‘科学社’的事弄明白了。社长虽然仍套在我头上，叔永将来要做董事会的书记，仍然可以分去一部分责任。会计仍旧是明复。大约于进行可以没有甚么妨碍了。”
丁文江社长任内，中国科学社社务中心在南京，这里不仅有成贤街社所、生物研究所和图书馆，理事会大多数成员都在这里工作。这一时期丁文江担任天津北票煤矿总经理，主要活动在天津和北京一线。因此，作为社长，他大致处于“遥领”状态。任内中国科学社共召开了49次理事会，他与会次数寥寥无几。第一次理事大会后。直到1924年7月1-5日在南京召开第九次年会暨中国科学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他才到南京，出席了7月3日和7月6日的第25次和26次理事会。
在1日下午五时的年会开幕式上，丁文江提请理事会书记竺可桢为主席主持会议。2日上午在金陵女子大学中央礼堂举行的十周年庆典上，当各位应邀嘉宾演讲后，丁文江作为社长答谢：“大致谓本社成立，蒙督军省长赞助为多，我们是沿门托钵和尚，亦是刻苦修行的和尚。人须受科学教育，做人方有条理。现在研究学问之人，每因经费困难，多不免悲观。其实不怕无公道。只怕不努力。”下午丁文江主持社务会，并以社长身份做社务总报告。3日下午理事会，丁文江主持会议，讨论明年年会地点，推定下年度查账员，下届司选委员等。丁文江还提议秦汾担任调查苏省科学教育及测量经纬度执行委员。提议推举杨铨起草中国科学社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使用宣言书。7月6日的理事会上，议决加推叶企孙、赵承嘏、任鸿隽三人为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设立征求委员会，物色新社员入社；生物所购买装订书籍杂志机器。司选委员报告理事选举结果，丁文江以第二高票再次当选理事。
1925年3月26日，丁文江出席在社所召开的第39次理事会，决议当年年会地点为北京，时间为8月下旬。以及生物所著作向中基会请款出版等事项。丁文江出席了当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0次年会。24日欧美同学会开幕式上，丁文江作为社长讲话，报告中国科学社成立略史及成绩。下午主持召开第一次社务会。第二天中午北大宴请，校长蒋梦麟致词后，丁文江致答谢词。下午五点半在中央公园开第49次理事会，这也是丁文江作为社长参加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会上丁文江提议将《科学》编辑部移往北京，推任鸿隽为编辑部长，秉志、王珊、赵元任、竺可桢、翁文灏、叶企孙、叶元龙、鲍国宝8人为编辑。与会理事以“向例”编辑部编辑由社务会推举，部长由编辑选举予以反对，他只得提议27日社务会讨论。27日上午论文宣读会上，丁文江宣读《前清人物与地理关系》。下午主持社务会，讨论社章修订等议案，社务会推举了《科学》编辑24人，远远超过丁文江提议的8人，编辑部自然也不能移往北京，完全推翻了丁文江的议案。 当然，作为社长虽然不能常常参加理事会，但理事会每有重大决议都会向他报告，理事会决议中，也有不少与丁文江相关。1923年12月15日第6次理事会，任鸿隽提议请地质调查所赠送古生物、矿物岩石标本全份作为博物馆陈列用，全体通过。20日，书记竺可桢专门致函丁文江请求鼎力促成。因江苏省政府削减中国科学社津贴，12月28日理事会议决一方面由杨铨赴上海请其岳父赵凤昌与史量才接洽，一方面请丁文江与黄炎培接洽，因史、黄两人参与主持江苏省财政核减事宜。1924年4月13日第18次理事会，因日本庚款问题，决议在北京的丁文江、秦汾两位理事代表中国科学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团体会议，讨论日本庚款用途。会后，竺可桢致函丁文江说：“本社业与各团体组织一会，定名为‘中国对日退款文化事业协会’，现在京师召集会议。兹经同人等公推先生出席。”1925年4月24日第41次理事会，推举丁文江与翁文灏、饶毓泰等5人为年会委员。5月20日第44次理事会推定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等7人为年会会程委员。7月18日第48次理事会上，讨论了丁文江从天津来函称尚志学社津贴生物所费用2000元，议决交会计胡明复。
与社内其他领导人关注科学研究之外，也大力宣传中国科学社以扩大影响不同，丁文江一再强调中国科学社专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24年5月24日，丁文江致函胡适，谈到中国科学社欲向美庚款筹款时说：“我个人对于筹款的事，当然不能反对，然而我总觉得社中的同人，注意于宣传的多，尽力于研究的少，似乎是根本错误。十篇英文的‘成绩说明书’。不如一篇真正的成绩。现在社中经费不可说完全没有，而社友能从事研究的人，实在太少。将来进行，似应从这种方面着手，才有希望。你有信去的时候，请你把这种意见鼓吹鼓吹！我已经说得叫他们讨厌了。”他还以社长名义曾致函财政部长，请求将南京成贤街社所无偿拨付给中国科学社：
窃敝社于民国八年冬间因创办科学图书馆亟需社所，于是年十二月呈准大部借用江宁县城内文德里官房不收租金。嗣因借用期限无定，复呈准大部定为借用六年。敝社自民国九年三月迁入新屋后即开办科学图书馆，十一年复就社所南屋设立生物研究所。五年以来，因有永久社所，社务日益发达。社员由四百余人增至六百余人，图书馆藏书由一千余册增至万五千余册，生物研究所成立虽仅两年，采集动植物标本已历五省，研究报告付印者已达十二种，自制标本陈列者动植物各达数千种。虽年来大局不靖。百业废弛，同人努力科学之志未敢稍懈。近因图书馆书籍增多。旧屋不敷应用，研究所标本陈列室亦重柜叠架。更无隙地可容。欲将现有房屋加以添改，又虑与借用公产章程抵触，且原定借用期限转瞬将终，尤不能无事业中断之惧。因念科学研究本百年树人之业，世界文化之基，大部既准予借用公产，提倡奖掖于前，必不忍加以限制，使之中道停顿，前功尽弃。拟恳将现在借用之江宁县城内文德里官房准予改为敝社永久管业，以便扩充而利研究。
呈文虽词意恳切，理由充分，但财政部却以“核与定案仍难变通，应准租用期满续租四年，仍免租金”。直到四年之后，竺可桢社长任内，才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与科学社的摩擦
1925年8月北京年会后，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换届选举，理事会选举翁文灏为社长，丁文江卸任。此后，丁文江还曾以理事身份出席过一次理事会，即1926年6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第53次理事会，被推举为中国科学社考察江苏中学、师范科学教育现状与改良委员会地矿部委员。随后在广州举行的年会上第三次当选理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曾任孙传芳治下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的丁文江传闻被通缉，只得暂时避居大连。1928年年会上没有再次当选理事，也没有出席1929年北平第14次年会。
从领导层退出并不表明丁文江不关心中国科学社的发展。1929年5月21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就生物所向中基会申请资助出谋划策：
我另外有一件事托你。秉农山新从北平回去，甚是牢骚。南京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每年仅仅乎有文化基金会的一万五千元补助费，生活异常之苦。……秉把他收入的半数也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有时坐三等。南京的同事大概不能如他这样刻苦，如没有他方补助，或是文化基金会的款不能增加。恐怕南京的机关不能维持，农山也必出于辞职的了。
他现在最希望本年文化基金会开会增加补助费。我告诉他叔永方面不成问题，但是必须向蔡先生方面疏通。第一，蔡先生要在南京办博物院的，要告诉他生物研究所是博物院的根本。第二，要说明研究所、博物、院又是两件事，不能合并的（这是农山的意思）。我给他出主意，亲到上海给蔡先生谈谈。他到时一定来找你，请你帮他说话，希望万万不要推辞。
在丁文江、胡适和蔡元培等的帮助下，1929-1931年度，中基会不仅补助生物所经常费4万元，超过秉志期望的3万元，而且还直接拨助2万元的研究所建筑经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丁文江重新回归。1931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16次年会在江苏省省会镇江举行，丁文江未能与会，但他与翁文灏、赵元任、胡适、任鸿隽自北平发电祝贺。1932年在西安举行的年会上，他高票当选理事。随着丁文江担任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他的一些举措对中国科学社生物所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自然影响到中国科学社对他的认知。
1934年6月，丁文江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先欲将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并人中央博物院，“则地质、生物、人类、考古等均可供给材料，以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生物研究所经费集中于馆”，年经费18万元以上作为基本费用，开办费由英庚款拨充，若不足还可由中研院担负。这个计划因牵涉方面众多无法实现，但他以国家强力对民间学术机构进行整顿，以发展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计划却在稳步进行。
首先。他以“避免重复、增进效益”为由，将中基会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虽演成不小的风波，但最终获得成功。然后他也想依样画葫芦，将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并早早宣布自然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后由秉志一手培养的王家楫担任所长。而且他以秉志不擅长行政为由，提出生物所所长也由王家楫担任。生物所同人与中国科学社同人自然洞烛其吞并生物所计划，计划一出即激起强烈反抗。生物所同人钱崇澍、王家楫（号仲济）、裴鉴、王以康、张孟闻、郑万钧、周蔚成、方文培、倪达书等曾致函时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斥责丁文江说： 丁在君先生以为农山先生不宜于行政而极赞成仲济，渠拟一办法云农山辞去所长以仲济继之，同时仲济兼任博物馆馆长之职。不解此间行政事宜在君先生以何资格可以作此提议？渠欲仲济任馆长尽可商量，何以必须涉及本所之事？此间事业可谓是农山先生一人手创，十余年来几经困苦，略有成就。吾侪断不能见利忘义谢创业者而他求。且一所卅余人合心一德，坚奋向学，试问国内更有其他机关如此间之谐和无间者乎？则如何谓农山先生不宜于行政耶？籍日不宜于行政。亦无与丁文江之事。在君先生今日欲并吞此间，视科学社若无人，遂敢倡两处一长之说，以合作之名图吞并之实。此间同人既已洞烛其谋，又爱护本社之惟一研究机关，有玉碎之决心，无瓦全之委随。
丁文江的合并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丁文江这一举动无疑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1935年2月，生物所申请中基会资助，丁文江是中基会非常有力的人物。为此，秉志与刘咸商量，请董事汪精卫、孙科等在事前发表谈话，甚至通过结交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这样强力人物言明捐款。
1934年丁文江中国科学社理事任期届满，是年8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国科学社、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举行的年会上，丁文江并没有如其他理事一样继续当选。1935年8月在广西举行的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另有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化学会加入），丁文江也未能当选理事。这样，作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国立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主持人（院长蔡元培以无为而治著称）的丁文江，却远离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学术团体年会，即与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活动相疏离，这对当时中国学术发展来说，不能不说是遗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丁文江担任社长期间，地质学与生物学研究论文成为科学社年会亮点，似乎表明生物学与地质学两大学术共同体已经联合而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丁文江1925年不再担任社长后，地质学论文几乎从中国科学社年会消失。其间原因是否与丁文江相关，有待进一步查证。
1936年1月，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气中毒而不治身亡，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可以指导学术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胡先啸致函刘咸说丁文江“固今日有为之人才，中道殂丧乃国家之损失”后，又说他“然在某方面亦为一种障碍”。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丁文江曾给予科学社的科研机构压力之大。
（本文题头图为丁文江遗像，蔡元培于1936年在其上题词说丁文江“以地质学名于世，兼治地理人种历史诸科学，近以探矿得病，本年一月五日卒子长沙，年仅四十有九，深为吾国学术界惜之”。）
科学社归国，寻求生存之道
唐钺是中国近代心理学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社早期领导人之一。1923年10月18日，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哲学教育部主任的唐钺，致函中国科学社核心领导人之一、长期主持《科学》编辑工作的杨杏佛说：
顷闻丁君在君欲辞科学社社长之职。吾个人意见以为本社须极力挽留，不能听其辞却。本社成立许久，活动者不过限于极少数人，不特内部难望发展，即外人亦怀猜疑，及今添换新人实为必要，望足下及其他理事极力劝丁君就职，社员亦必表同情也。吾发表此意纯为大局计，对于各个人绝无轩轻之见，想足下定不误会。
唐钺认为中国科学社虽然成立时间不短，但热心社务者仅仅限于极少数人，不仅内部无法得到发展，也引起外人“猜疑”，有陷入“小圈子”的危险。这自然与中国科学社“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的宗旨相背离。因此，他呼吁“添换新人”，希望杨杏佛与其他理事力促丁文江就任社长。
中国科学社虽是一个综合性学术社团，1918年搬迁回国时也有社员400人左右，但毕竟是一个由留美学生发起成立的民间组织，成员大多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入社时多为留美学生。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优势，有闯劲也有干劲；但也有劣势，事业大多无成，回国后首先要找工作，结婚生子，不免受到家庭与社会的羁绊。刚搬迁回国时，中国科学社面临新人社社员急剧下降，经费奇缺，旗帜《科学》稿源缺乏以致无米下炊，没有固定的社所等现实困难。更为重要的是，当时国内政局不宁，社会不稳，留学归国者显身手的舞台极其狭窄，真正能开展科学研究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这样，社内社友对社务缺乏热情，社务发展缺乏经费，社外环境又是如此窘迫，中国科学社回国之初可谓处于生死存亡的境地。非常幸运的是，中国科学社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群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逐步解决了生存的困难。
无论是留欧学生、留美学生，还是留日学生，留学期间都曾创有不少学术团体，但归国后大都未能得以发展，慢慢归于沉寂，最终消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自我封闭，不能自行调适以适应与留学地域完全不同的国内环境。在积极寻求生存的同时，中国科学社领导人也不断调适，寻找发展途径。
首先，修改社章，并于1922年7月在南通召开的第七次年会上通过。新社章将原来执掌社务的董事会改名为理事会：设立全新的由社会名流组成的名誉性董事会，专门进行基金捐款与管理，并选举张謇、马相伯、蔡元培、汪精卫、熊希龄、梁启超、严修、范源濂、胡敦复等9人为第一届董事。新董事会既有实力派人物如张謇，也有政坛文化“双栖明星”梁启超、熊希龄；既有亦政亦教的严修、范源濂、蔡元培，也有专办教育的马相伯、胡敦复，更有未来政权领袖汪精卫。可以说，董事会汇聚了各派力量，为社务发展提供帮助。
新董事会的成立是中国科学社适应中国社会的一次尝试，在经费募集与筹集上给社务带来极大的影响。但董事会是名誉性组织，其成员并非学术中人，真正能影响中国科学社发展方向的，是由学人组成的理事会。中国科学社成立后，成为一个以留美学生为活动核心的社团组织。因此，打破壁垒，突破留学藩篱，开放与分享权力，团结国内学术界领军人物，选举他们进入领导层，将中国科学社办成真正的、综合性的，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学术社团。也成为中国科学社的重要举措之一。
1919年8月在杭州举行的国内第一次年会上，选举留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时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授、中国水利事业创始人之一的李协为董事，开启了中国科学社吸引国内学术界领军人物的大幕，其后张准、王伯秋、丁文江、秦汾、翁文灏等一批或早先留美归国已在国内取得相当成就，或留学欧洲的国内学界领军人物相继当选为董事或理事，丁文江更在192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社成立以来第二任社长。
丁文江被推举为社长
江苏泰兴人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早年留学日本。后转赴英国求学于格拉斯哥大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回国后致力于开创中国地质学事业，创建近代中国最著名、影响最大的科研机构——地质调查所，不仅取得了举世闻名的科研成就，更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被誉为“有办事才的科学家”，“新时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国之代表”、“抹杀主观，为学术为社会为国家服务者，为公众之进步及幸福而服务者”。面临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的局面，丁文江提倡“少数人的责任”，鼓吹好人政府，并挑起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论争，是当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科学知识分子。
丁文江何时入社，谁介绍他人社现还不清楚，只知他入社号为619。他与中国科学社领导层任鸿隽等人的交往，胡适大概是中间人。1920年3月，胡适日记中已有与丁文江交往的记录。此后，丁文江就积极参与中国科学社的活动。1920年8月在南京社所召开第五次年会，筹备委员会曾预告年会论文征集情况，宣称当年“成绩尤极有希望”，已征集论文8篇，第一篇即为丁文江《中国之矿业》，分为“中国矿产之储量”、“中国矿业之统计”、“近三年之进步”、“将来之希望”四个部分。但最终丁文江未能与会，其论文也没有宣读。
1920年10月3日，中国科学社北京社友会开会，丁文江与会。与金邦正等5人当选为筹款委员，与任鸿隽等4人当选为人才调查委员。11月14日，社友会再次开会，丁文江演讲《云南人种之研究》。1921年9月1-3日，中国科学社第6次年会在清华学校举行，丁文江第一次参加年会。曾主持科学教育讨论会，发表演讲，指出中国科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建议，并提议由年会函请教育当局公布高等教育情形。也代因病不能赴会的翁文灏宣读论文《甘肃地震考》，并以幻灯影片讲演《云南人种之研究》，“学理经验，皆极丰富”，闻者“皆叹为闻所未闻”。还在社务会上当选筹备募集基金委员。年会后，被推举为《科学》编辑部编辑。 可见，丁文江已经成为中国科学社非常活跃的社友，其在社内担当的角色已经比一些并不热心社务的董事还重要，也具备了当选董事的条件。1922年4月，丁文江途径南京。中国科学社南京社友会以丁文江“对于吾国地质学贡献甚多，对于社务又异常热心赞助”，于8日在文德里社所开欢迎会。丁文江演讲，声称空言无益。鼓励社友们从事研究：“说者谓在中国研究科学綦难。不知科学材料，出门便是。学者如能研究，则不但于本国有益，且于世界亦有贡献。”当年7月丁文江参加南通第7次年会，当选为董事，正式成为中国科学社领导层一员。并代表中国科学社答谢当晚张謇父子的宴会。说张謇与中国科学社社友都是书呆子，但这些书呆子能为人所不为、能言人所不言，只要社会给予机会，“社员必皆能抱奋斗之决心”，决不“负此机会”。宣读其论文《云南之东部地质结构》，指出云南与贵州交界处富藏铜矿，“本其所亲历情形而撰成论文，故愈觉真切有味”。演讲其名作《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指出北宋以前北方人才较多，南宋以后南方人才较多；影响因素大致有“建都地点之吸收”，“避乱士民之迁移”，“水利通畅、农业振兴、社会之经济发展”，“气候变迁”等。
进入中国科学社领导层后，丁文江似乎对社务并没有产生格外的兴趣，没有参加在南京社所召开的多次董事会例会。当时他正与胡适、任鸿隽等发起成立“努力会”，发刊《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更是掀起“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他没有出席1923年8月在杭州举行的第8次年会，而正是在这次年会上，任鸿隽、胡明复和杨铨有感于“科学社的精神日渐退化”，理事会的职员选举，年年几乎固定他们三人，于是商量同时坚决表示以后不再担任理事会职员。因此。当年年会后，新组成的理事会职员选举，社长一职丁文江自然是众望所归，书记由竺可桢代替杨铨，会计由秦汾代替胡明复，但丁文江和秦汾似乎都不情愿，因此就有了唐钺致函杨杏佛一事。秦汾也曾致函杨铨，提出“会计一职万难遥领，为社务计，是以另请他人为宜”。
1923年10月21日，中国科学社召开理事会第一次大会，出席会议有理事任鸿隽（字叔永）、丁文江、秦汾（由杨铨代）、胡明复、竺可桢、秉志、孙洪芬、王琏、胡刚复、杨铨和驻宁会计兼社所管理委员过探先。因新旧职员互相推让。丁文江提议“重行投票，此次举定不得再有推让”。结果丁文江七票当选社长、竺可桢八票当选书记、胡明复五票当选会计、王珊三票当选副会计。丁文江再次被举为社长，他自己有言在先，自然也就不好再次推辞，只得担当起社长的责任来。
社长任上的丁文江
被举为社长后，丁文江就在当次理事大会上提出了不少建议与意见。主张中国科学社以科学研究为重点，其他事业为辅，“研究则以择他机关所未作而易见功效者着手，如生物研究之类”，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动议组建南京社所建屋委员会，增设资助李济从事古生物与人类学研究临时费600元，推定翁文灏、王琎、秦汾、秉志（字农山）、胡刚复、饶毓泰、张准组成科学教育委员会，孙洪芬、竺可桢、过探先组成学术委员会。胡明复曾致函杨铨说此次理事大会“结果甚佳”：“惟在君之政策微嫌大意，且不图进取。弟意与兄大略相同，第一须求独立，第二须不可失发展之机会，故募款扩张仍宜积极进行。”另外，理事大会上可能提出过除名不缴费社员的动议，因此胡明复还说：“关于社员除名问题，自不便一概以付款为标准。弟意暂取折中办法，其于社事久不热心者不妨去之，其余暂留，若遇事严格人数骤减，反以示弱又寒社员之心也。……新官上任有一二事迎合社员心理，于社员之精神大有关系。”这是长期浸润于社务的胡明复对新任领导人的看法，说明丁文江在社长任上的“初次表演”获得了承认。会后丁文江也致函胡适说：“我在南京住了三天，把‘科学社’的事弄明白了。社长虽然仍套在我头上，叔永将来要做董事会的书记，仍然可以分去一部分责任。会计仍旧是明复。大约于进行可以没有甚么妨碍了。”
丁文江社长任内，中国科学社社务中心在南京，这里不仅有成贤街社所、生物研究所和图书馆，理事会大多数成员都在这里工作。这一时期丁文江担任天津北票煤矿总经理，主要活动在天津和北京一线。因此，作为社长，他大致处于“遥领”状态。任内中国科学社共召开了49次理事会，他与会次数寥寥无几。第一次理事大会后。直到1924年7月1-5日在南京召开第九次年会暨中国科学社成立十周年纪念会，他才到南京，出席了7月3日和7月6日的第25次和26次理事会。
在1日下午五时的年会开幕式上，丁文江提请理事会书记竺可桢为主席主持会议。2日上午在金陵女子大学中央礼堂举行的十周年庆典上，当各位应邀嘉宾演讲后，丁文江作为社长答谢：“大致谓本社成立，蒙督军省长赞助为多，我们是沿门托钵和尚，亦是刻苦修行的和尚。人须受科学教育，做人方有条理。现在研究学问之人，每因经费困难，多不免悲观。其实不怕无公道。只怕不努力。”下午丁文江主持社务会，并以社长身份做社务总报告。3日下午理事会，丁文江主持会议，讨论明年年会地点，推定下年度查账员，下届司选委员等。丁文江还提议秦汾担任调查苏省科学教育及测量经纬度执行委员。提议推举杨铨起草中国科学社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使用宣言书。7月6日的理事会上，议决加推叶企孙、赵承嘏、任鸿隽三人为科学教育委员会委员；设立征求委员会，物色新社员入社；生物所购买装订书籍杂志机器。司选委员报告理事选举结果，丁文江以第二高票再次当选理事。
1925年3月26日，丁文江出席在社所召开的第39次理事会，决议当年年会地点为北京，时间为8月下旬。以及生物所著作向中基会请款出版等事项。丁文江出席了当年8月在北京举行的第10次年会。24日欧美同学会开幕式上，丁文江作为社长讲话，报告中国科学社成立略史及成绩。下午主持召开第一次社务会。第二天中午北大宴请，校长蒋梦麟致词后，丁文江致答谢词。下午五点半在中央公园开第49次理事会，这也是丁文江作为社长参加的最后一次理事会。会上丁文江提议将《科学》编辑部移往北京，推任鸿隽为编辑部长，秉志、王珊、赵元任、竺可桢、翁文灏、叶企孙、叶元龙、鲍国宝8人为编辑。与会理事以“向例”编辑部编辑由社务会推举，部长由编辑选举予以反对，他只得提议27日社务会讨论。27日上午论文宣读会上，丁文江宣读《前清人物与地理关系》。下午主持社务会，讨论社章修订等议案，社务会推举了《科学》编辑24人，远远超过丁文江提议的8人，编辑部自然也不能移往北京，完全推翻了丁文江的议案。 当然，作为社长虽然不能常常参加理事会，但理事会每有重大决议都会向他报告，理事会决议中，也有不少与丁文江相关。1923年12月15日第6次理事会，任鸿隽提议请地质调查所赠送古生物、矿物岩石标本全份作为博物馆陈列用，全体通过。20日，书记竺可桢专门致函丁文江请求鼎力促成。因江苏省政府削减中国科学社津贴，12月28日理事会议决一方面由杨铨赴上海请其岳父赵凤昌与史量才接洽，一方面请丁文江与黄炎培接洽，因史、黄两人参与主持江苏省财政核减事宜。1924年4月13日第18次理事会，因日本庚款问题，决议在北京的丁文江、秦汾两位理事代表中国科学社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团体会议，讨论日本庚款用途。会后，竺可桢致函丁文江说：“本社业与各团体组织一会，定名为‘中国对日退款文化事业协会’，现在京师召集会议。兹经同人等公推先生出席。”1925年4月24日第41次理事会，推举丁文江与翁文灏、饶毓泰等5人为年会委员。5月20日第44次理事会推定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等7人为年会会程委员。7月18日第48次理事会上，讨论了丁文江从天津来函称尚志学社津贴生物所费用2000元，议决交会计胡明复。
与社内其他领导人关注科学研究之外，也大力宣传中国科学社以扩大影响不同，丁文江一再强调中国科学社专注科学研究的重要性。1924年5月24日，丁文江致函胡适，谈到中国科学社欲向美庚款筹款时说：“我个人对于筹款的事，当然不能反对，然而我总觉得社中的同人，注意于宣传的多，尽力于研究的少，似乎是根本错误。十篇英文的‘成绩说明书’。不如一篇真正的成绩。现在社中经费不可说完全没有，而社友能从事研究的人，实在太少。将来进行，似应从这种方面着手，才有希望。你有信去的时候，请你把这种意见鼓吹鼓吹！我已经说得叫他们讨厌了。”他还以社长名义曾致函财政部长，请求将南京成贤街社所无偿拨付给中国科学社：
窃敝社于民国八年冬间因创办科学图书馆亟需社所，于是年十二月呈准大部借用江宁县城内文德里官房不收租金。嗣因借用期限无定，复呈准大部定为借用六年。敝社自民国九年三月迁入新屋后即开办科学图书馆，十一年复就社所南屋设立生物研究所。五年以来，因有永久社所，社务日益发达。社员由四百余人增至六百余人，图书馆藏书由一千余册增至万五千余册，生物研究所成立虽仅两年，采集动植物标本已历五省，研究报告付印者已达十二种，自制标本陈列者动植物各达数千种。虽年来大局不靖。百业废弛，同人努力科学之志未敢稍懈。近因图书馆书籍增多。旧屋不敷应用，研究所标本陈列室亦重柜叠架。更无隙地可容。欲将现有房屋加以添改，又虑与借用公产章程抵触，且原定借用期限转瞬将终，尤不能无事业中断之惧。因念科学研究本百年树人之业，世界文化之基，大部既准予借用公产，提倡奖掖于前，必不忍加以限制，使之中道停顿，前功尽弃。拟恳将现在借用之江宁县城内文德里官房准予改为敝社永久管业，以便扩充而利研究。
呈文虽词意恳切，理由充分，但财政部却以“核与定案仍难变通，应准租用期满续租四年，仍免租金”。直到四年之后，竺可桢社长任内，才最终解决这一问题。
与科学社的摩擦
1925年8月北京年会后，中国科学社理事会换届选举，理事会选举翁文灏为社长，丁文江卸任。此后，丁文江还曾以理事身份出席过一次理事会，即1926年6月4日在上海召开的第53次理事会，被推举为中国科学社考察江苏中学、师范科学教育现状与改良委员会地矿部委员。随后在广州举行的年会上第三次当选理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曾任孙传芳治下淞沪督办公署总办的丁文江传闻被通缉，只得暂时避居大连。1928年年会上没有再次当选理事，也没有出席1929年北平第14次年会。
从领导层退出并不表明丁文江不关心中国科学社的发展。1929年5月21日丁文江致信胡适，就生物所向中基会申请资助出谋划策：
我另外有一件事托你。秉农山新从北平回去，甚是牢骚。南京科学社的生物研究所每年仅仅乎有文化基金会的一万五千元补助费，生活异常之苦。……秉把他收入的半数也贴在里边。往来北平、南京多坐二等车，有时坐三等。南京的同事大概不能如他这样刻苦，如没有他方补助，或是文化基金会的款不能增加。恐怕南京的机关不能维持，农山也必出于辞职的了。
他现在最希望本年文化基金会开会增加补助费。我告诉他叔永方面不成问题，但是必须向蔡先生方面疏通。第一，蔡先生要在南京办博物院的，要告诉他生物研究所是博物院的根本。第二，要说明研究所、博物、院又是两件事，不能合并的（这是农山的意思）。我给他出主意，亲到上海给蔡先生谈谈。他到时一定来找你，请你帮他说话，希望万万不要推辞。
在丁文江、胡适和蔡元培等的帮助下，1929-1931年度，中基会不仅补助生物所经常费4万元，超过秉志期望的3万元，而且还直接拨助2万元的研究所建筑经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丁文江重新回归。1931年8月，中国科学社第16次年会在江苏省省会镇江举行，丁文江未能与会，但他与翁文灏、赵元任、胡适、任鸿隽自北平发电祝贺。1932年在西安举行的年会上，他高票当选理事。随着丁文江担任最大的国立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他的一些举措对中国科学社生物所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自然影响到中国科学社对他的认知。
1934年6月，丁文江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先欲将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并人中央博物院，“则地质、生物、人类、考古等均可供给材料，以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组、生物研究所经费集中于馆”，年经费18万元以上作为基本费用，开办费由英庚款拨充，若不足还可由中研院担负。这个计划因牵涉方面众多无法实现，但他以国家强力对民间学术机构进行整顿，以发展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的计划却在稳步进行。
首先。他以“避免重复、增进效益”为由，将中基会北平社会调查所合并到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虽演成不小的风波，但最终获得成功。然后他也想依样画葫芦，将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合并到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并早早宣布自然博物馆改组为动植物研究所后由秉志一手培养的王家楫担任所长。而且他以秉志不擅长行政为由，提出生物所所长也由王家楫担任。生物所同人与中国科学社同人自然洞烛其吞并生物所计划，计划一出即激起强烈反抗。生物所同人钱崇澍、王家楫（号仲济）、裴鉴、王以康、张孟闻、郑万钧、周蔚成、方文培、倪达书等曾致函时任中国科学社总干事杨孝述斥责丁文江说： 丁在君先生以为农山先生不宜于行政而极赞成仲济，渠拟一办法云农山辞去所长以仲济继之，同时仲济兼任博物馆馆长之职。不解此间行政事宜在君先生以何资格可以作此提议？渠欲仲济任馆长尽可商量，何以必须涉及本所之事？此间事业可谓是农山先生一人手创，十余年来几经困苦，略有成就。吾侪断不能见利忘义谢创业者而他求。且一所卅余人合心一德，坚奋向学，试问国内更有其他机关如此间之谐和无间者乎？则如何谓农山先生不宜于行政耶？籍日不宜于行政。亦无与丁文江之事。在君先生今日欲并吞此间，视科学社若无人，遂敢倡两处一长之说，以合作之名图吞并之实。此间同人既已洞烛其谋，又爱护本社之惟一研究机关，有玉碎之决心，无瓦全之委随。
丁文江的合并计划最终未能实现。丁文江这一举动无疑留下了不小的后遗症。1935年2月，生物所申请中基会资助，丁文江是中基会非常有力的人物。为此，秉志与刘咸商量，请董事汪精卫、孙科等在事前发表谈话，甚至通过结交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这样强力人物言明捐款。
1934年丁文江中国科学社理事任期届满，是年8月在庐山举行的中国科学社、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地理学会联合举行的年会上，丁文江并没有如其他理事一样继续当选。1935年8月在广西举行的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另有中国工程学会、中国化学会加入），丁文江也未能当选理事。这样，作为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国立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实际主持人（院长蔡元培以无为而治著称）的丁文江，却远离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学术团体年会，即与当时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活动相疏离，这对当时中国学术发展来说，不能不说是遗憾。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丁文江担任社长期间，地质学与生物学研究论文成为科学社年会亮点，似乎表明生物学与地质学两大学术共同体已经联合而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丁文江1925年不再担任社长后，地质学论文几乎从中国科学社年会消失。其间原因是否与丁文江相关，有待进一步查证。
1936年1月，丁文江在勘探途中因煤气中毒而不治身亡，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位可以指导学术发展方向的领军人物。胡先啸致函刘咸说丁文江“固今日有为之人才，中道殂丧乃国家之损失”后，又说他“然在某方面亦为一种障碍”。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丁文江曾给予科学社的科研机构压力之大。
（本文题头图为丁文江遗像，蔡元培于1936年在其上题词说丁文江“以地质学名于世，兼治地理人种历史诸科学，近以探矿得病，本年一月五日卒子长沙，年仅四十有九，深为吾国学术界惜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