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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我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作用，领导讲了就是领导的，跟你无关，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领导看演出，记者基本不能看演出!”
因为演出一开始，灯光就熄了，灯光熄了，记者还怎么写稿呢——那时可没有笔记本电脑。于是就拿着一个节目单，呆在有灯的地方，“根据节目单想，这可能是一个什么节目?是歌舞?还是京剧折子戏?唱的又是哪一段?”笔在纸上飞快地走着：“比如青年演员一定是‘生龙活虎的’，而名家又一定是……”
呵呵。
朱幼棣自己笑了。
灯亮了，演出结束。你进场，看领导有没有“和演员一一握手”。甚至有没有发表讲话。如果有，你必须跟上去，一边听，一边把讲话补充到早已留好的空白处。
“必须几分钟搞定，在领导走之前把稿子交给他。”
所以，基本上，有笔记本电脑恐怕也没用。
演出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钟，领导和领导的秘书都该回去休息了，他们一走，你去找谁呢?
所幸你及时交了稿。
领导匆匆看一眼，说，我就审这一段，其他的，你交给文化部长吧。
等部长审定，签上名。今晚的采访，便告一段落。
没有发过一次更正
198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朱幼棣进了新华社国内部。国内部的新人，少不了要先当“一读”，所谓一读，即稿件的第一读者，带点校对的意思。因为稿子写得好，朱幼棣直接跳过了这道程序，并且，“很快就提了”。
1983年，他被选拔到陕西分社锻炼一年，接着成为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1985年从南极回来不久，他当上了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编。接着是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党委委员，然后成为“常备名单记者”——进入这一名单，意味着你能够采访中央政治局领导了。很快，1987年，经过中央警卫局的政审，他又成为“常委名单记者”。对于“常委名单记者”来说，进出中南海甚至不需要证件，“报一下名字就可以”。
朱幼棣每周要跑三四次中南海，“那时工业部门多，领导要开各种经济会议，还要看展览。”1992年，朱幼棣开始担任教科文编辑室主任，这一时期，他的报道主要是领导看演出，年底还要看望老科学家。1995年，他任政治室主任，也即“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
“我比较可以说得过去的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发过一次更正。”朱幼棣说。事实上，曾有领导的秘书，当着众记者的面，对他说朱幼棣啊，你一来我们就放心啦!
与共和国同龄的朱幼棣解释，这是因为他分寸把握得好。不过，他的一些同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20年前，有记者写了“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阻挡”——这句话今天读来无比正确，结果导致他所在的报社很长一段时间被排除在重大会议之外。因为每一篇报道都有具体的场合和内容，是不是还有“弦外之音”，谁是改革开放的阻挡者?而朱幼棣亲眼所见，他的另一位同行，因为字写得不好，“看起来费劲”。被领导办公室的一个电话直接喝回：以后不要派这个记者来采访了。
“很难很难。”即便是回忆，你也可以看见朱幼棣额上的细小汗珠。“那个时候没有手机，BP机24小时都得开着，不能离开北京……也确实是锻炼，有一次，一个打击走私的展览会，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但又不是同时去的，往往两个人前后隔上四五十米，他们讲话你也都能听得见，这就很麻烦。第一个采访完马上去下一个，你要不断问他们的秘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你还要根据领导的身份，主要领导比如写300字，再下面的就是200字，下面的每一位都要有一两句话……”
有时候首长恰巧没有讲话，可是按他的级别又该上《人民日报》报眼，“这也很难办，就得请领导的秘书问，是不是要讲几句话?”有时候呢，领导讲得又特别具体，或者说“敏感”。仍是将近20年前，“那时候领导每次会议都谈很多，你能都写吗?就根据他们的精神写。”于是具体问题被归纳为“谈治理整顿，整顿经济秩序”。
“就是报道分寸问题。你要是不懂得，就不能够把握，”朱幼棣说，“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没有写很左的或者很右的东西。”
如履薄冰中也有坚持。1980年代，一位高层领导曾提出“有矿快采，有水快流”，而新华社认为，鼓励发展小煤窑，造成滥采滥挖，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一位记者还写了篇内参反映小煤窑的问题，结果受到严厉批评：没想到半途又杀出来一股黑风!
当时的内参编辑室主任，不能继续工作了，被安排到朱幼棣所在的编辑室任副职，“老同志因此一直比较郁闷，后来还得了脑溢m。”朱幼棣唏嘘。尽管如此，编辑们仍达成了共识：不和领导唱反调，但公开报道里不提“有水快流”。
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
朱幼棣讲新闻纪律，他对坊间流传的一些所谓“秘闻”嗤之以鼻，“有人进一次中南海，就敢写什么‘红墙内外’……”
朱幼棣看不惯一些记者在官员面前的谄媚，“记者谄媚，关键是自己不自信。你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你首先要觉得，我是可以和你做朋友的。”
朱幼棣浙江人，与方孝孺同乡，他曾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当时的《报告文学》连续两期刊载，影响颇大，结果一位部长找到他，跟他讨论如何发展民营经济，如何走向市场的问题。
“和部长交流，你要考虑，你有没有和他交流的政治智慧和水平，”朱幼棣说，“人当官当到部长以上了，周围大部分人都会多少有点像拍马屁一样，他就会觉得很孤独。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因为部里面都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我又不想要他什么东西，他才真把你当朋友。”
于是朱幼棣有了不少“无话不谈”的部长朋友。
1993年，水利部和环保总局在治理淮河污染上产生争执，时任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问朱幼棣意见，朱幼棣答：关不关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事，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关键的断面建立监测，定期发布污染通报，这样便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于是有了水污染监测报告，接着又有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最先在10个城市搞，当时北京不参加，慢慢搞起来，北京就有压力了，你空气质量不好还不公布，人家大使馆也是知道的……结果后来北京也进来了。”朱幼棣微笑。
离政治远一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幼棣白天跟领导跑，写新闻稿，晚上在家写书。写环保，写文化。写历史，甚至还写过一本《珠宝王国探秘》，这是他的兴趣，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跑中央跑了10年，我就想离政治远一点。我也不大善于和人家交往，媒体也好，官场也好，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也没有更大的政治抱负。”
所以，当问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记 者这个职业有点意思”的时候，他选择从侧面回答：“我始终就没有停止写其他的东西，没有停止写小说，没有停止写报告文学，包括论文。”
“有些记者比较笨，不知道利用出差机会，”支撑朱幼棣夜间写作的材料，多半源于他“千方百计”的抽取。当年地矿部在新疆开西北找水会议，会期一共三天，朱幼棣第一天写了篇稿子报道领导出行计划，接着把黑鹰直升机的座位让给一位工程师，换了坐越野车返回库尔勒的机会，在路上看了大半天塔里木河；第二天晚上回到驻地，提前拿到部长的讲话稿，发了，第三天便直奔心仪已久的焉耆古城去了。三天采访结束，该发的稿子发了，还抱着厚厚的几本州志——这是他花了300块钱淘的——回到了北京。“人家都说西北沙漠化，没想到去了焉耆古城才知道西北也有水太多造成盐碱化的问题，这就是灌溉时不注意排水造成的，结果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朱幼棣很有些得意。
今年1月，朱幼棣的这些“夜间习作”结集出版，在这本《后望书》中，他带我们沿着中国的水脉，游览了那些被“建设”掉的风景。
如书中所述，“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朱幼棣试图用他的经历，还原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对这片土地的改变。
政府工作报告
我只是很小一部分
1999年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朱幼棣渐渐淡出记者圈子，他曾去山西，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那是有实权的日子，但他一到周末，就会问省委书记有没有事，“如果没有，我就找个车，到各地去搞一些文物古迹的调查。连日本人都写了一本山西古迹志，我们怎么不能写呢?我就一个一个跑嘛。也不要政府接待，就到路边的小饭馆吃饭，住也住小旅馆。否则你应酬很多，要吃饭，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你这里来拜拜码头，那不是跟黑社会一样么……”
朱幼棣对一些饭局很头疼，“老是想着做官，吃饭时就没什么可说的，总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个位置，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谈论这个东西!也不谈论工作。”
省委书记讲完话，有人跑过来拍马屁：书记啊今天你讲话讲得太好了，人家鼓掌鼓了15次!“我听了就很不舒服，书记问我讲得怎么样，我说，好是好，但这个话不该由你来讲。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你书记来讲……书记听了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说得有道理。”
不久，朱幼棣又随那位领导调回北京，在扶贫办工作一年后，2001年，他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对于这个新“饭碗”，朱幼棣解释说，我们研究室主要就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
人在中南海工作、研究报告可直达总理，难免被冠上“文胆”“高参”的帽子。朱幼棣比较坦率：“我觉得这些称呼都是有些人自己吹的。有些人去了趟中南海回来就吹，中央首长只是要听听你的意见，报告中一句话不用你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分量，个人力量还是很渺小的，是集体的努力。”
“政府工作报告我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作用，领导讲了就是领导的，跟你无关，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总觉得，你提的意见建议太超前或太专业，也未必就到领导的兴奋点，领导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你的意见不一定能进入他当前重视的那个视角。”
“我们研究也是，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以前穆青讲过嘛，有时候我们送给领导看的东西，就像做广告一样，你不停地送，最后领导就会觉得‘味道好极啦’!”
从1980年代起到现在，历经四位总理，朱幼棣其实故事很多，用他表弟的话讲，他是座“新闻富矿”，我们问他，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撰写回忆文章的打算，他笑着摇头。
写书倒会继续，也许下一本书的名字会叫“一个人的旅程”，“还是关于文化历史的。”
“也和政治无关。”
“领导看演出，记者基本不能看演出!”
因为演出一开始，灯光就熄了，灯光熄了，记者还怎么写稿呢——那时可没有笔记本电脑。于是就拿着一个节目单，呆在有灯的地方，“根据节目单想，这可能是一个什么节目?是歌舞?还是京剧折子戏?唱的又是哪一段?”笔在纸上飞快地走着：“比如青年演员一定是‘生龙活虎的’，而名家又一定是……”
呵呵。
朱幼棣自己笑了。
灯亮了，演出结束。你进场，看领导有没有“和演员一一握手”。甚至有没有发表讲话。如果有，你必须跟上去，一边听，一边把讲话补充到早已留好的空白处。
“必须几分钟搞定，在领导走之前把稿子交给他。”
所以，基本上，有笔记本电脑恐怕也没用。
演出结束已是晚上10点多钟，领导和领导的秘书都该回去休息了，他们一走，你去找谁呢?
所幸你及时交了稿。
领导匆匆看一眼，说，我就审这一段，其他的，你交给文化部长吧。
等部长审定，签上名。今晚的采访，便告一段落。
没有发过一次更正
1982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朱幼棣进了新华社国内部。国内部的新人，少不了要先当“一读”，所谓一读，即稿件的第一读者，带点校对的意思。因为稿子写得好，朱幼棣直接跳过了这道程序，并且，“很快就提了”。
1983年，他被选拔到陕西分社锻炼一年，接着成为走上南极大陆的中国记者第一人，1985年从南极回来不久，他当上了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编。接着是国内工业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党委委员，然后成为“常备名单记者”——进入这一名单，意味着你能够采访中央政治局领导了。很快，1987年，经过中央警卫局的政审，他又成为“常委名单记者”。对于“常委名单记者”来说，进出中南海甚至不需要证件，“报一下名字就可以”。
朱幼棣每周要跑三四次中南海，“那时工业部门多，领导要开各种经济会议，还要看展览。”1992年，朱幼棣开始担任教科文编辑室主任，这一时期，他的报道主要是领导看演出，年底还要看望老科学家。1995年，他任政治室主任，也即“中央组组长”，开始跟着领导去外地考察。
“我比较可以说得过去的是，这么多年我没有发过一次更正。”朱幼棣说。事实上，曾有领导的秘书，当着众记者的面，对他说朱幼棣啊，你一来我们就放心啦!
与共和国同龄的朱幼棣解释，这是因为他分寸把握得好。不过，他的一些同行，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将近20年前，有记者写了“改革开放的趋势不可阻挡”——这句话今天读来无比正确，结果导致他所在的报社很长一段时间被排除在重大会议之外。因为每一篇报道都有具体的场合和内容，是不是还有“弦外之音”，谁是改革开放的阻挡者?而朱幼棣亲眼所见，他的另一位同行，因为字写得不好，“看起来费劲”。被领导办公室的一个电话直接喝回：以后不要派这个记者来采访了。
“很难很难。”即便是回忆，你也可以看见朱幼棣额上的细小汗珠。“那个时候没有手机，BP机24小时都得开着，不能离开北京……也确实是锻炼，有一次，一个打击走私的展览会，几位主要领导都去了，但又不是同时去的，往往两个人前后隔上四五十米，他们讲话你也都能听得见，这就很麻烦。第一个采访完马上去下一个，你要不断问他们的秘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首长刚才讲什么啦……你还要根据领导的身份，主要领导比如写300字，再下面的就是200字，下面的每一位都要有一两句话……”
有时候首长恰巧没有讲话，可是按他的级别又该上《人民日报》报眼，“这也很难办，就得请领导的秘书问，是不是要讲几句话?”有时候呢，领导讲得又特别具体，或者说“敏感”。仍是将近20年前，“那时候领导每次会议都谈很多，你能都写吗?就根据他们的精神写。”于是具体问题被归纳为“谈治理整顿，整顿经济秩序”。
“就是报道分寸问题。你要是不懂得，就不能够把握，”朱幼棣说，“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都是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没有写很左的或者很右的东西。”
如履薄冰中也有坚持。1980年代，一位高层领导曾提出“有矿快采，有水快流”，而新华社认为，鼓励发展小煤窑，造成滥采滥挖，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一位记者还写了篇内参反映小煤窑的问题，结果受到严厉批评：没想到半途又杀出来一股黑风!
当时的内参编辑室主任，不能继续工作了，被安排到朱幼棣所在的编辑室任副职，“老同志因此一直比较郁闷，后来还得了脑溢m。”朱幼棣唏嘘。尽管如此，编辑们仍达成了共识：不和领导唱反调，但公开报道里不提“有水快流”。
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
朱幼棣讲新闻纪律，他对坊间流传的一些所谓“秘闻”嗤之以鼻，“有人进一次中南海，就敢写什么‘红墙内外’……”
朱幼棣看不惯一些记者在官员面前的谄媚，“记者谄媚，关键是自己不自信。你和采访对象是平等的，你首先要觉得，我是可以和你做朋友的。”
朱幼棣浙江人，与方孝孺同乡，他曾写过一个长篇报告文学《温州大爆发》，当时的《报告文学》连续两期刊载，影响颇大，结果一位部长找到他，跟他讨论如何发展民营经济，如何走向市场的问题。
“和部长交流，你要考虑，你有没有和他交流的政治智慧和水平，”朱幼棣说，“人当官当到部长以上了，周围大部分人都会多少有点像拍马屁一样，他就会觉得很孤独。一把手其实不好交流。因为部里面都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我又不想要他什么东西，他才真把你当朋友。”
于是朱幼棣有了不少“无话不谈”的部长朋友。
1993年，水利部和环保总局在治理淮河污染上产生争执，时任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问朱幼棣意见，朱幼棣答：关不关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的事，环保局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关键的断面建立监测，定期发布污染通报，这样便起到社会监督的作用。
于是有了水污染监测报告，接着又有了人们更为熟悉的空气污染指数报告。“最先在10个城市搞，当时北京不参加，慢慢搞起来，北京就有压力了，你空气质量不好还不公布，人家大使馆也是知道的……结果后来北京也进来了。”朱幼棣微笑。
离政治远一点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朱幼棣白天跟领导跑，写新闻稿，晚上在家写书。写环保，写文化。写历史，甚至还写过一本《珠宝王国探秘》，这是他的兴趣，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跑中央跑了10年，我就想离政治远一点。我也不大善于和人家交往，媒体也好，官场也好，除了搞好本职工作外，也没有更大的政治抱负。”
所以，当问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记 者这个职业有点意思”的时候，他选择从侧面回答：“我始终就没有停止写其他的东西，没有停止写小说，没有停止写报告文学，包括论文。”
“有些记者比较笨，不知道利用出差机会，”支撑朱幼棣夜间写作的材料，多半源于他“千方百计”的抽取。当年地矿部在新疆开西北找水会议，会期一共三天，朱幼棣第一天写了篇稿子报道领导出行计划，接着把黑鹰直升机的座位让给一位工程师，换了坐越野车返回库尔勒的机会，在路上看了大半天塔里木河；第二天晚上回到驻地，提前拿到部长的讲话稿，发了，第三天便直奔心仪已久的焉耆古城去了。三天采访结束，该发的稿子发了，还抱着厚厚的几本州志——这是他花了300块钱淘的——回到了北京。“人家都说西北沙漠化，没想到去了焉耆古城才知道西北也有水太多造成盐碱化的问题，这就是灌溉时不注意排水造成的，结果我又写了一篇文章。”朱幼棣很有些得意。
今年1月，朱幼棣的这些“夜间习作”结集出版，在这本《后望书》中，他带我们沿着中国的水脉，游览了那些被“建设”掉的风景。
如书中所述，“任何一项重大工程的决策，往往都可以追溯到久远。中间反反复复，曲曲折折，难以尽述。但在关键处、转折处，又常显仓促、紧迫与窘迫。这时，各种因素突然的集合，其中某一因素起了主导作用，天平猛地倾斜了，便急转直下，如同飞机进入了跑道，开始了滑翔加速，势如离弦之箭，想要阻止和停下，已经不可能了。”朱幼棣试图用他的经历，还原这些“因素”，以及它们对这片土地的改变。
政府工作报告
我只是很小一部分
1999年以后，因为身体原因，朱幼棣渐渐淡出记者圈子，他曾去山西，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那是有实权的日子，但他一到周末，就会问省委书记有没有事，“如果没有，我就找个车，到各地去搞一些文物古迹的调查。连日本人都写了一本山西古迹志，我们怎么不能写呢?我就一个一个跑嘛。也不要政府接待，就到路边的小饭馆吃饭，住也住小旅馆。否则你应酬很多，要吃饭，各种各样的人都到你这里来拜拜码头，那不是跟黑社会一样么……”
朱幼棣对一些饭局很头疼，“老是想着做官，吃饭时就没什么可说的，总是说这个地方还有个位置，那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谈论这个东西!也不谈论工作。”
省委书记讲完话，有人跑过来拍马屁：书记啊今天你讲话讲得太好了，人家鼓掌鼓了15次!“我听了就很不舒服，书记问我讲得怎么样，我说，好是好，但这个话不该由你来讲。高速公路乱收费是省长管的，不该你书记来讲……书记听了不高兴，但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说得有道理。”
不久，朱幼棣又随那位领导调回北京，在扶贫办工作一年后，2001年，他任国务院研究院社会发展司司长。
对于这个新“饭碗”，朱幼棣解释说，我们研究室主要就是给国务院领导起草讲话，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这是最主要的。
人在中南海工作、研究报告可直达总理，难免被冠上“文胆”“高参”的帽子。朱幼棣比较坦率：“我觉得这些称呼都是有些人自己吹的。有些人去了趟中南海回来就吹，中央首长只是要听听你的意见，报告中一句话不用你的也是可能的，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地位和分量，个人力量还是很渺小的，是集体的努力。”
“政府工作报告我只是很小一部分，不能说是你自己的作用，领导讲了就是领导的，跟你无关，因为你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总觉得，你提的意见建议太超前或太专业，也未必就到领导的兴奋点，领导要关注的事情太多，你的意见不一定能进入他当前重视的那个视角。”
“我们研究也是，你不能保证每篇(报告)都有效果，你写十个有一个有效果就行。以前穆青讲过嘛，有时候我们送给领导看的东西，就像做广告一样，你不停地送，最后领导就会觉得‘味道好极啦’!”
从1980年代起到现在，历经四位总理，朱幼棣其实故事很多，用他表弟的话讲，他是座“新闻富矿”，我们问他，改革开放30年，有没有撰写回忆文章的打算，他笑着摇头。
写书倒会继续，也许下一本书的名字会叫“一个人的旅程”，“还是关于文化历史的。”
“也和政治无关。”